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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据汉代文献记录，中国有丝绸沿海路传播。此后丝绸沿海路传播的记录不断增加。学者们称海上丝绸传播线路为海上丝绸之路。宋代开始又有大量陶瓷沿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又有学者提出陶瓷之路的概念。为弄清茶的海路传播情况。笔者多年来沿早期海上丝绸之路考察了一些枢纽地带，包括广州、澳门、台湾、厦门、泉州、福州、海南、北海、宁波、舟山、日照、崂山、莱州、烟台、大连，以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越南的相关海湾地带，发现海路上茶的传播最初总是伴随佛教的传播。茶与佛共生，并借助佛僧的文字文本，极大地推动了早期丝绸之路海路的发展，形成佛茶海路。佛茶海路为茶马古道之海路延伸。
中国早期海路：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很早已经有海路出现。《尚书·禹贡》有海岛民族顺江、河来交流的记录：
“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
“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在众多的文化交流中，丝绸文化是最有代表性的文化之一。至迟到殷商，已经有丝绸文化外传。养蚕纺丝的丝绸文化传入朝鲜是证据之一。《汉书·地理志》第八下：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
迄今在朝鲜平壤一带发现了上千座汉墓，出土大量文物，包括丝织品。
古代由东海、北海去朝鲜、日本的海路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支。与东支线路相反，由中国南海去东南亚、印度的海路为海上丝绸之路西支。
海上丝绸之路西支《汉书》也有记录。《汉书·地理志》提到了连接广西、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印度一线的海路，并提到了主要货物：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一带）；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巿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景佑、殿本作“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今广西合浦一带多有汉墓，出土了大量文物，可为海上丝绸之路西支繁荣的证据。
海上佛教传播线路的形成
佛教与茶文化在中国兴起以前，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传播物是丝绸。丝绸是一种畅销品。面对恶劣的海上风浪和凶险的海盗，海路是否畅通取决于经济利益是否抵消商人冒险的损失。随着佛教的兴起，海路的性质产生了根本的转变，因为佛教不是畅销品，而是精神必需品，或者说是信仰的依赖品，无论海上环境有多恶劣，佛僧求佛传佛的行为必须进行。如果陆路受阻，更须取道海路。鉴真六次东渡典型地说明了这种传佛求佛的精神必须在海路远征中实现。作为僧侣的精神必需品，传佛和求佛使得大量僧人踏上远征的道路，走海路传佛、求佛和走陆路传佛求佛形成两大线路。这时的海上通道有了传播的必要文化因子：佛。
海路必要文化因子的形成使海路的性质发生了另一个根本性转变，这就是海路上人与物的远征性同时存在，无论海路的环境有多恶劣，求佛、传佛的远征行为必须要进行，僧人的远征求佛、传佛一般是从起点到终点。而早期丝绸等商品物质的传播，商人不必从起点到终点，丝绸等商品往往可以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完成远征。
佛僧远征始于东晋高僧法显。法显去印度走陆路，返回走海路。此后走海路求佛的高僧不断增加。义净海路西行和鉴真东渡日本，历尽艰辛在所不辞，为海路求佛的代表。
佛教传播的海路转向
另一件大事加速了海上丝绸之路性质变化。这就是佛教传播路线由北方丝绸之路向海路和西南茶马古道的大转向。7世纪30年代，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取得统治地位，随其信奉者阿拉伯帝国（大食）进入中亚、南亚和欧洲的东罗马帝国（拂菻，即拜占廷帝国），并开始向东扩展。《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传》较早地记录了这一事实：
“龙朔（公元661-663年）初，（大食）击破波斯，又破拂菻，始有米面之属。又将兵南侵婆罗门，吞并诸胡国，胜兵四十余万。”
随着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北方丝绸之路上的佛教传播开始受阻。《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录玄照法师第二次到印度取道唐蕃尼道，时间是麟德二年或乾封元年（公元665年或666年），根据《旧唐书》关于阿拉伯帝国已经进入中亚和印度一带的记载，玄照法师取道唐蕃尼道而不走丝绸之路，理由应该就是丝绸之路受阻。《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录玄照法师第二次到印度未归的理由时，进一步证实了丝绸之路受阻的情况。由于北方丝绸之路受阻，佛僧纷纷踏上海路或茶马古道，踏上海路的佛僧对海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由此形成了东西两支重要的汉传佛教海路，东支向朝鲜半岛、日本传播，西支向越南、马来半岛等地区传播。
茶禅行为的形成
中国佛教的兴起早于茶的兴起，但佛与茶几乎同时在唐代繁荣昌盛，同时茶马古道也在唐代兴起，藏传佛教也在青藏高原上繁荣起来。佛与茶存在共生性。
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汉传佛教，禅宗成为最有代表性的汉传佛教支系。释迦牟尼的四谛是佛教的核心，其中的一谛是禅（梵文dhyāna英文meditation）。佛教传播到中国，禅被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形成禅宗。禅宗几乎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中国佛教更注重禅定（meditation）而不是经文和原来的教义，这是佛教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佛教发展历史的一次大转向。如何获得禅定的状态，除了僧人的修炼，中国茶文化的兴起为获得禅定的状态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茶有持续静心的作用，于是茶文化进入佛寺，茶成为佛僧的必需品。茶和佛形成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茶是坐禅（冥思）的重要物质条件。（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已有记录： “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
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赵贞信校注本，P51页）”
茶与禅的结合不仅是佛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时也是海上交通的重大事件。中国佛教高度重视禅定，禅定与茶密不可分，这一佛教行为对接受汉传佛教的朝鲜、日本和东南亚有重大影响。从此海路上必需品不仅有佛教这种精神上的依赖，也有僧人禅定所需要的茶这种物质依赖。我们对茶马古道和部分海路的调查显示，海路和陆路一样，能否存在的必要条件不是畅销商品，而是精神或物质上的必需品。佛与茶存活了海路，而丝绸、陶瓷传播利益驱动使海路更有活力。佛与茶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必需品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陆羽《茶经·八茶之出》列举了我国出产茶的一些州县：
“山南以峡州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淮南以光州上，义阳郡、舒州次，寿州下，蕲州、黄州又下。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剑南以彭州上，绵州、蜀州次，卭州次，雅州、泸州下，眉州、汉州又下。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黔中生恩州、播州、费州、夷州。江南生鄂州、袁州、吉州。岭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
这些产茶区都集中在南方，而佛寺也大量集中在这些产茶区。京城地区一般不产茶，也集中了很多重要佛寺，这些佛寺都需要调集南方茶叶。由于云南为南诏统辖，所以陆羽没有云南的详细资料。云南是中国最早的产茶区，佛与茶在云南也存在共生性。
禅茶行为在日本的出现
根据史书，最初把茶带入日本的都是僧人。《日本书纪》（にほんしょき、やまとぶみ）弘仁六年（815年）四月的一项记录说佛僧永忠自煎茶奉御。《日吉神道秘密记》记载，公元805年，日本僧人最澄从中国带茶种到日本，植于日吉神社旁（现日吉茶园）。
日本僧人空海（774-835）的《空海奉献表》里，有现存最早的日本饮茶记录，时间为公元815年（弘仁四年）闰7月28。到中国留学回归日本的空海，将梵学悉昙字母和其释义文章十卷呈献给了嵯峨天皇，在附表里（《空海奉献表》），空海写下了自己的日常生活情况：
“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海空《性灵集》卷4）
这段记录反映了茶和佛的密切关系，显示日本僧人已经开始学会喝茶。这一行为也可能记录的是海空在中国的生活方式。
公元816年，日本僧人空海在高野山开辟真言宗道场后，日本嵯峨天皇专门给空海写过一首《与海公饮茶送归山》诗：“道俗相分经数年，今秋晤语亦良缘。香茶酌罢日云暮，稽首伤离望云烟。”这是比较早的也有一定可信度的日本僧人饮茶记录。
从唐宋时期朝鲜、日本茶文化的性质看，饮茶主要集中在佛寺，是佛茶共生的又一证据。
佛茶字三位一体： 佛茶海路的形成
和商人不同，踏上海路的佛僧都有很高的文字能力和地理文化知识。在整个亚太区域，佛教的传播也伴随文字文本的传播，其中以汉语文字文本为经典的汉传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也把汉字和汉文本带到东亚和东南亚，这不仅把汉文明带到了东亚和东南亚，而且为用文字记录海路的线路和环境提供了重要条件。汉传佛教高僧通常都会把海路的具体线路及沿途人文地理环境详细地通过线路图和文字描述记录下来。佛僧的这一行为极大地推动了海路的发展。一旦具备这些线路图和沿途人文地理知识，佛僧以及商人的远征行为就能得到保证和实现。法显著《法显传》，义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都是记录航海线路和认识环境的典范。
法显是中国东晋时代的僧人，是中国史书上记载的第一位由西域道或丝绸之路到达印度本土的中国僧人，也是第一个从印度、斯里兰卡经海路回到本土（崂山）的中国僧人。法显回国后写成了记载自己求法经历和所走路线的《法显传》。法显从长安出发，度陇山（六盘山南段），经张掖、敦煌，度流沙，经鄯善（今新疆若羌境）、乌夷（国都为今新疆焉耆）、向南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于阗（今新疆和田），然后翻越葱岭，入北天竺，游历天竺诸国后，由海路返回。
法显的记录行为为后来很多高僧远征所效仿。比如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玄逵行程：
“从羯荼（Kedah）北行十日余，至裸人国。向东望岸，可一二里许，但见椰子树槟榔林森然可爱。彼见舶至，争乘小艇，有盈百数，皆将椰子、芭蕉及藤竹器来求市易。其所爱者，但唯铁焉，大如两指，得椰子或五或十。丈夫悉皆露体，妇女以片叶遮形。商人戏授其衣，即便摇手不用。传闻斯国当蜀川西南界矣。”（王邦维校注版，P152页）
据方国瑜（1941），羯荼在马来半岛西岸，裸人国在翠蓝屿。
高僧的这些记录对海路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高僧海路远征的记录也为后代很多地理学家所引用，比如郦道元《水经注》就大量引用过法显的记录。
结合法显、义净等高僧的记录和早期文献的记录，当时已经知道远征的海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南海线，一条是东海线，即前面提到的东支和西支。南海线路主要走南海，过马六甲海峡去印度洋，或在河内登陆去东南亚。东海线主要过黄海，去韩国、日本。随着宋代紧压茶的出现，茶的远征运输有了保证，海路更有了活力。海路上佛、茶和汉字三位一体，佛茶海路开始形成。
佛禅海路： 茶马古道向海路的延伸
随着佛与茶作为必需品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兴起，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转型为以佛与茶为主要特征的海路。再借助僧人对文字掌握的优势，海路的航行路况得到记录或描述。线路图和线路描述文本的出现极大地推进了航海行为，海路得以更充分地发展。在陆路茶马古道借助高原民族恃茶行为和佛寺僧人恃茶行为得到繁荣发展的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因为佛与茶的传播而成为名副其实的远征线路，早期丝绸之路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唐代开始，东海、南海形成了佛茶海路。随着佛茶海路的出现，海路的东支和西支都得到了精神必需品和物质必需品的支持，海路更为必要，丝绸、陶瓷这样的畅销商品也有了更多的传播机会，商船反过来也为茶的传播和僧人远洋求佛提供了有利条件。
佛茶海路可以看成是茶马古道向海路的延伸，佛茶海路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为后来的陶瓷之路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佛茶海路不仅是佛茶文化的传播海路，大批佛茶文化的携带者也沿着佛茶海路迁移，使基于汉字文本的佛茶文化乃至中华文明在整个亚太地区得以广泛传播，汉字文化圈得以形成。
参考文献
王邦维，1988，《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王邦维校注，中华书局1988。
严耕望，1968，《唐史研究丛稿》，新亚研究所。
赵贞信，1958，《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版。
滕军，1992，《日本茶道文化概论》，东方出版社。
注释
1.陈保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中心主任。本项目得到以下项目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严格语音对应的汉语与民族语关系字专题研究，批准号13AZD05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于系统语音对应的核心词分阶及建模研究，批准号11JJD740004。
据汉代文献记录，中国有丝绸沿海路传播。此后丝绸沿海路传播的记录不断增加。学者们称海上丝绸传播线路为海上丝绸之路。宋代开始又有大量陶瓷沿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又有学者提出陶瓷之路的概念。为弄清茶的海路传播情况。笔者多年来沿早期海上丝绸之路考察了一些枢纽地带，包括广州、澳门、台湾、厦门、泉州、福州、海南、北海、宁波、舟山、日照、崂山、莱州、烟台、大连，以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越南的相关海湾地带，发现海路上茶的传播最初总是伴随佛教的传播。茶与佛共生，并借助佛僧的文字文本，极大地推动了早期丝绸之路海路的发展，形成佛茶海路。佛茶海路为茶马古道之海路延伸。
中国早期海路：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很早已经有海路出现。《尚书·禹贡》有海岛民族顺江、河来交流的记录：
“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
“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在众多的文化交流中，丝绸文化是最有代表性的文化之一。至迟到殷商，已经有丝绸文化外传。养蚕纺丝的丝绸文化传入朝鲜是证据之一。《汉书·地理志》第八下：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
迄今在朝鲜平壤一带发现了上千座汉墓，出土大量文物，包括丝织品。
古代由东海、北海去朝鲜、日本的海路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支。与东支线路相反，由中国南海去东南亚、印度的海路为海上丝绸之路西支。
海上丝绸之路西支《汉书》也有记录。《汉书·地理志》提到了连接广西、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印度一线的海路，并提到了主要货物：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一带）；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巿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景佑、殿本作“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今广西合浦一带多有汉墓，出土了大量文物，可为海上丝绸之路西支繁荣的证据。
海上佛教传播线路的形成
佛教与茶文化在中国兴起以前，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传播物是丝绸。丝绸是一种畅销品。面对恶劣的海上风浪和凶险的海盗，海路是否畅通取决于经济利益是否抵消商人冒险的损失。随着佛教的兴起，海路的性质产生了根本的转变，因为佛教不是畅销品，而是精神必需品，或者说是信仰的依赖品，无论海上环境有多恶劣，佛僧求佛传佛的行为必须进行。如果陆路受阻，更须取道海路。鉴真六次东渡典型地说明了这种传佛求佛的精神必须在海路远征中实现。作为僧侣的精神必需品，传佛和求佛使得大量僧人踏上远征的道路，走海路传佛、求佛和走陆路传佛求佛形成两大线路。这时的海上通道有了传播的必要文化因子：佛。
海路必要文化因子的形成使海路的性质发生了另一个根本性转变，这就是海路上人与物的远征性同时存在，无论海路的环境有多恶劣，求佛、传佛的远征行为必须要进行，僧人的远征求佛、传佛一般是从起点到终点。而早期丝绸等商品物质的传播，商人不必从起点到终点，丝绸等商品往往可以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完成远征。
佛僧远征始于东晋高僧法显。法显去印度走陆路，返回走海路。此后走海路求佛的高僧不断增加。义净海路西行和鉴真东渡日本，历尽艰辛在所不辞，为海路求佛的代表。
佛教传播的海路转向
另一件大事加速了海上丝绸之路性质变化。这就是佛教传播路线由北方丝绸之路向海路和西南茶马古道的大转向。7世纪30年代，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取得统治地位，随其信奉者阿拉伯帝国（大食）进入中亚、南亚和欧洲的东罗马帝国（拂菻，即拜占廷帝国），并开始向东扩展。《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传》较早地记录了这一事实：
“龙朔（公元661-663年）初，（大食）击破波斯，又破拂菻，始有米面之属。又将兵南侵婆罗门，吞并诸胡国，胜兵四十余万。”
随着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北方丝绸之路上的佛教传播开始受阻。《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录玄照法师第二次到印度取道唐蕃尼道，时间是麟德二年或乾封元年（公元665年或666年），根据《旧唐书》关于阿拉伯帝国已经进入中亚和印度一带的记载，玄照法师取道唐蕃尼道而不走丝绸之路，理由应该就是丝绸之路受阻。《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录玄照法师第二次到印度未归的理由时，进一步证实了丝绸之路受阻的情况。由于北方丝绸之路受阻，佛僧纷纷踏上海路或茶马古道，踏上海路的佛僧对海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由此形成了东西两支重要的汉传佛教海路，东支向朝鲜半岛、日本传播，西支向越南、马来半岛等地区传播。
茶禅行为的形成
中国佛教的兴起早于茶的兴起，但佛与茶几乎同时在唐代繁荣昌盛，同时茶马古道也在唐代兴起，藏传佛教也在青藏高原上繁荣起来。佛与茶存在共生性。
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汉传佛教，禅宗成为最有代表性的汉传佛教支系。释迦牟尼的四谛是佛教的核心，其中的一谛是禅（梵文dhyāna英文meditation）。佛教传播到中国，禅被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形成禅宗。禅宗几乎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中国佛教更注重禅定（meditation）而不是经文和原来的教义，这是佛教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佛教发展历史的一次大转向。如何获得禅定的状态，除了僧人的修炼，中国茶文化的兴起为获得禅定的状态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茶有持续静心的作用，于是茶文化进入佛寺，茶成为佛僧的必需品。茶和佛形成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茶是坐禅（冥思）的重要物质条件。（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已有记录： “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
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赵贞信校注本，P51页）”
茶与禅的结合不仅是佛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时也是海上交通的重大事件。中国佛教高度重视禅定，禅定与茶密不可分，这一佛教行为对接受汉传佛教的朝鲜、日本和东南亚有重大影响。从此海路上必需品不仅有佛教这种精神上的依赖，也有僧人禅定所需要的茶这种物质依赖。我们对茶马古道和部分海路的调查显示，海路和陆路一样，能否存在的必要条件不是畅销商品，而是精神或物质上的必需品。佛与茶存活了海路，而丝绸、陶瓷传播利益驱动使海路更有活力。佛与茶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必需品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陆羽《茶经·八茶之出》列举了我国出产茶的一些州县：
“山南以峡州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淮南以光州上，义阳郡、舒州次，寿州下，蕲州、黄州又下。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剑南以彭州上，绵州、蜀州次，卭州次，雅州、泸州下，眉州、汉州又下。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黔中生恩州、播州、费州、夷州。江南生鄂州、袁州、吉州。岭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
这些产茶区都集中在南方，而佛寺也大量集中在这些产茶区。京城地区一般不产茶，也集中了很多重要佛寺，这些佛寺都需要调集南方茶叶。由于云南为南诏统辖，所以陆羽没有云南的详细资料。云南是中国最早的产茶区，佛与茶在云南也存在共生性。
禅茶行为在日本的出现
根据史书，最初把茶带入日本的都是僧人。《日本书纪》（にほんしょき、やまとぶみ）弘仁六年（815年）四月的一项记录说佛僧永忠自煎茶奉御。《日吉神道秘密记》记载，公元805年，日本僧人最澄从中国带茶种到日本，植于日吉神社旁（现日吉茶园）。
日本僧人空海（774-835）的《空海奉献表》里，有现存最早的日本饮茶记录，时间为公元815年（弘仁四年）闰7月28。到中国留学回归日本的空海，将梵学悉昙字母和其释义文章十卷呈献给了嵯峨天皇，在附表里（《空海奉献表》），空海写下了自己的日常生活情况：
“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海空《性灵集》卷4）
这段记录反映了茶和佛的密切关系，显示日本僧人已经开始学会喝茶。这一行为也可能记录的是海空在中国的生活方式。
公元816年，日本僧人空海在高野山开辟真言宗道场后，日本嵯峨天皇专门给空海写过一首《与海公饮茶送归山》诗：“道俗相分经数年，今秋晤语亦良缘。香茶酌罢日云暮，稽首伤离望云烟。”这是比较早的也有一定可信度的日本僧人饮茶记录。
从唐宋时期朝鲜、日本茶文化的性质看，饮茶主要集中在佛寺，是佛茶共生的又一证据。
佛茶字三位一体： 佛茶海路的形成
和商人不同，踏上海路的佛僧都有很高的文字能力和地理文化知识。在整个亚太区域，佛教的传播也伴随文字文本的传播，其中以汉语文字文本为经典的汉传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也把汉字和汉文本带到东亚和东南亚，这不仅把汉文明带到了东亚和东南亚，而且为用文字记录海路的线路和环境提供了重要条件。汉传佛教高僧通常都会把海路的具体线路及沿途人文地理环境详细地通过线路图和文字描述记录下来。佛僧的这一行为极大地推动了海路的发展。一旦具备这些线路图和沿途人文地理知识，佛僧以及商人的远征行为就能得到保证和实现。法显著《法显传》，义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都是记录航海线路和认识环境的典范。
法显是中国东晋时代的僧人，是中国史书上记载的第一位由西域道或丝绸之路到达印度本土的中国僧人，也是第一个从印度、斯里兰卡经海路回到本土（崂山）的中国僧人。法显回国后写成了记载自己求法经历和所走路线的《法显传》。法显从长安出发，度陇山（六盘山南段），经张掖、敦煌，度流沙，经鄯善（今新疆若羌境）、乌夷（国都为今新疆焉耆）、向南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于阗（今新疆和田），然后翻越葱岭，入北天竺，游历天竺诸国后，由海路返回。
法显的记录行为为后来很多高僧远征所效仿。比如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玄逵行程：
“从羯荼（Kedah）北行十日余，至裸人国。向东望岸，可一二里许，但见椰子树槟榔林森然可爱。彼见舶至，争乘小艇，有盈百数，皆将椰子、芭蕉及藤竹器来求市易。其所爱者，但唯铁焉，大如两指，得椰子或五或十。丈夫悉皆露体，妇女以片叶遮形。商人戏授其衣，即便摇手不用。传闻斯国当蜀川西南界矣。”（王邦维校注版，P152页）
据方国瑜（1941），羯荼在马来半岛西岸，裸人国在翠蓝屿。
高僧的这些记录对海路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高僧海路远征的记录也为后代很多地理学家所引用，比如郦道元《水经注》就大量引用过法显的记录。
结合法显、义净等高僧的记录和早期文献的记录，当时已经知道远征的海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南海线，一条是东海线，即前面提到的东支和西支。南海线路主要走南海，过马六甲海峡去印度洋，或在河内登陆去东南亚。东海线主要过黄海，去韩国、日本。随着宋代紧压茶的出现，茶的远征运输有了保证，海路更有了活力。海路上佛、茶和汉字三位一体，佛茶海路开始形成。
佛禅海路： 茶马古道向海路的延伸
随着佛与茶作为必需品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兴起，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转型为以佛与茶为主要特征的海路。再借助僧人对文字掌握的优势，海路的航行路况得到记录或描述。线路图和线路描述文本的出现极大地推进了航海行为，海路得以更充分地发展。在陆路茶马古道借助高原民族恃茶行为和佛寺僧人恃茶行为得到繁荣发展的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因为佛与茶的传播而成为名副其实的远征线路，早期丝绸之路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唐代开始，东海、南海形成了佛茶海路。随着佛茶海路的出现，海路的东支和西支都得到了精神必需品和物质必需品的支持，海路更为必要，丝绸、陶瓷这样的畅销商品也有了更多的传播机会，商船反过来也为茶的传播和僧人远洋求佛提供了有利条件。
佛茶海路可以看成是茶马古道向海路的延伸，佛茶海路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为后来的陶瓷之路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佛茶海路不仅是佛茶文化的传播海路，大批佛茶文化的携带者也沿着佛茶海路迁移，使基于汉字文本的佛茶文化乃至中华文明在整个亚太地区得以广泛传播，汉字文化圈得以形成。
参考文献
王邦维，1988，《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王邦维校注，中华书局1988。
严耕望，1968，《唐史研究丛稿》，新亚研究所。
赵贞信，1958，《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版。
滕军，1992，《日本茶道文化概论》，东方出版社。
注释
1.陈保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中心主任。本项目得到以下项目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严格语音对应的汉语与民族语关系字专题研究，批准号13AZD05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于系统语音对应的核心词分阶及建模研究，批准号11JJD74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