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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曼(J·Ziman)教授的《真科学》并不是一本容易把握的书，不仅因为其较长的篇幅，更在其思想的综合性。他既承认科学的社会建构一面，同时仍试图表现科学家们为了达致“客观”所进行的种种努力。于是他借用了“地图”(map)这一喻体来对应科学。这正是齐曼教授在这本新著中的关键所在。
李义天(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作为对地形的模仿，地图并不能等同于实际地理的客观状况。如果说地形是客观实存的感性世界，那么地图就只是以之为基础的形式描述。后者虽然不能算作感性的世界本身，但也绝不是纯粹主观的臆断或胡诌。但是，既然作者认为科学理论像地图这样不能完全同经验世界本身画等号，而只是模仿性的叙述，那么从这种社会学角度来考察科学知识，就有很明显的建构主义倾向。
与建构主义一样，作者也认为我们所采用的工具，都是既有的某种理论的具象化。工具所遵循的度量衡、它对于对象的作用层面，以及通过它反馈出来的量化结果，都负载了已接受的理论框架。采用这样的工具，将同时限定了我们如何切入待研究的对象，我们会用怎样理论视角观察那些“能被观察到”的因素，而同时忽视那些“不能被观察到”的因素。同时，得到的实验报告总会使用既定语词来描述，并且首先将接受既有的理论框架的解释。这就好比规制地图时，．由于测量技术的限制和测量者的选择，并不是所有的建筑物会被刻画出来，我们得到的地图总是有所取舍的。
通过解释之后，一条新命题(或理论)才能是“说得通的”。犹如我们开辟的一条新路，它必须是同原有的路网有所关联的，而不能是独立的两端紧塞的“死路”。当然我们发现不可能出现两段皆处于封闭状态的“路”——我们不称其为“路”。而这正是因为，我们所用以拓展路径的理论出发点和工具，如上文所述，本来就是从既有的理论路网中衍生出来的。但另一方面，仅仅被发现者(或提出者)解释是不够的，无论是“说得通”还是“走得通”，都在暗示着“交流”这个概念。一条新理论必须参与到理论共同体的交流之中，由此完成它的意义生成和功能界定，即在交流中获得其含义能被接受的共同基础，并定义出它的作用范围和主导方向。这就好比必须将一条新拓展的路涵盖至整个路网中，必须允许人车通过，才可以考察其在交通流动全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否与周遭融洽并对现有路网有所促进。
每个人进入科学认知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阅读地图和实地行走同时发生的过程。当我们初始面对世界的时候，除了目之所及的有限信息，我们手中还拥有前人传承下来的地图，它使我们明白身处何方，以及能够如何行走。而阅读地图就是接受教育的环节。在地图的帮助下，我们通过实地行走来体验和检验前人的对错。由于每个人的行走方式并不一样，因此每个人形成了自己的个体认知模型，即形成了个人地图，换言之，每个人拥有了自己关于世界的认知图式。但是这种个体地图并非两两之间格格不入，因为我们的行走都是基于前人的地图的指导之下，这就具备了主体间做进一步交流的可能性。就其反面而言，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文化共同体的人们如此难以深层、便利地交流——因为从一开始他们接受的就是不同前人的不同地图。 但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内，这个问题不太明显，因为虽然自然语言对普遍主义提出了挑战，然而科学共同体内部却拥有一套更为优越的数学语言或逻辑语言。于是我们的个体地图虽会逐渐趋于分散，但一旦展开交流，便能够迅速地发现可共通之处——从个人的意见中过滤，得到可重复的、可操作的、可检验的共识，这便是科学理论。作为一份共同的地图，它是对个体地图的，也是对原来的共同地图的继承和修正。然而这只说明了我们从旧的共识走向了新的共识，并不意味着除此之外，我们就放弃了个体地图。每个人仍是在共同地图下以主体身份独自行走，仍不断形成新的个体地图。这些个体地图中尚没有进入共同地图的部分，有待共同体通过交流来加以判定。如果一条线路被证实，那么就被添加到现有路网中来，成为“公有的”，参与新的共同地图的建构，反之则被抛弃。所以。共同地图是个体地图的形成基础，而个体地图是共同地图得以扩展的必要条件。
整个自然科学体系如同一套“三维地图”，不同的学科(物理、化学、生物等等)则是这套三维地图的不同层面的呈现。进入一定学科的人，总以一定的视角考察作为整体的自然。于是物理学家看到的是物理地图，生物学家看到的是生物地图。它们只是同一张地图的不同维度的描述，就像一座城市的供水网图、输电网图、商业网图的关系。于是，对于一个特定学科的研究者而言，与他的个体地图相作用的共同地图，主要是在这个学科维度上形成的共同地图。但是这并不代表不同维度的地图就不可通约，因为它们面对的对象——自然界——是相同的，并且它们都处于数学逻辑语言地图之上。
地图虽然并不是地形本身，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科学知识也不能被证明是同世界完全贴切。但是否如此，就以之为虚妄的神话而置于信任抄1)呢?就如同撕毁所有的地图，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1：1的反映实际地貌呢?其实我们不妨反过来想一想：存在1：1的地图是否可能?很明显，作为地图，1：1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那么就科学知识而言，它既然是“知识”那就不是“世界本身”——如果它就是“世界本身”，那么“知识”这个概念就是多余的。同时，经验的人的有限性，也导致了科学知识无法同世界本身完全匹配。然而关键在于，不能完全匹配并不意味着另一个极端——知识的建构是主观的臆断。齐曼通过对默顿的四个规范的逐一修正，试图表明现代科学仍是试图贴近“世界本身”的一种可信的活动，自然科学家依然是一个努力使科学知识摒弃偏见、达成共识的群体。
正如前文所述，自然语言对普遍主义构成了挑战，但科学家的活动却是以数学语言和逻辑语言为基础，通过量化的方式来尽量地减少个体的主观因素。无论是数学还是逻辑，他们一方面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语言，另一方面也是植根于客观世界的语言。前者使科学共同体中的共同交流平台得以存在，科学家们能够共同遵循着逻辑的推理方式和量化的操作方式；后者则体现了知识世界的经验性基础。
科学家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来自个人的和社会的“前有”负载，但他们的行动仍然是在尽力地排除这些非客观的因素。起码是在具体的操作和规范层面，依然要保证科学理论的可证实(伪)性、可重复性，依然要进入共同体的交流之中接受怀疑，而这些怀疑同样必须遵循已有的科学规范和科学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自然科学的理论都不能是纯粹主观臆造的，共同体中存在着一套不依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约束”。
当然从哲学上来讲，任何研究规范或约束都无法保证我们完全确凿地认知世界，但这种“客观约束”毕竟是目前能够贴近世界的最佳策略。在人可以作用的领域内，我们应把主观因素降至最低，测量更精确、计算更严密、描述更中性。当然，即使这样，也不能消除人的种种局限性，因为这些“局限”并不是别的，仅仅由于我们是作为一个经验的、有限的“人”而存在。
(《真科学》，[英]约翰·齐曼著，曾国屏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32．40元)
李义天(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作为对地形的模仿，地图并不能等同于实际地理的客观状况。如果说地形是客观实存的感性世界，那么地图就只是以之为基础的形式描述。后者虽然不能算作感性的世界本身，但也绝不是纯粹主观的臆断或胡诌。但是，既然作者认为科学理论像地图这样不能完全同经验世界本身画等号，而只是模仿性的叙述，那么从这种社会学角度来考察科学知识，就有很明显的建构主义倾向。
与建构主义一样，作者也认为我们所采用的工具，都是既有的某种理论的具象化。工具所遵循的度量衡、它对于对象的作用层面，以及通过它反馈出来的量化结果，都负载了已接受的理论框架。采用这样的工具，将同时限定了我们如何切入待研究的对象，我们会用怎样理论视角观察那些“能被观察到”的因素，而同时忽视那些“不能被观察到”的因素。同时，得到的实验报告总会使用既定语词来描述，并且首先将接受既有的理论框架的解释。这就好比规制地图时，．由于测量技术的限制和测量者的选择，并不是所有的建筑物会被刻画出来，我们得到的地图总是有所取舍的。
通过解释之后，一条新命题(或理论)才能是“说得通的”。犹如我们开辟的一条新路，它必须是同原有的路网有所关联的，而不能是独立的两端紧塞的“死路”。当然我们发现不可能出现两段皆处于封闭状态的“路”——我们不称其为“路”。而这正是因为，我们所用以拓展路径的理论出发点和工具，如上文所述，本来就是从既有的理论路网中衍生出来的。但另一方面，仅仅被发现者(或提出者)解释是不够的，无论是“说得通”还是“走得通”，都在暗示着“交流”这个概念。一条新理论必须参与到理论共同体的交流之中，由此完成它的意义生成和功能界定，即在交流中获得其含义能被接受的共同基础，并定义出它的作用范围和主导方向。这就好比必须将一条新拓展的路涵盖至整个路网中，必须允许人车通过，才可以考察其在交通流动全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否与周遭融洽并对现有路网有所促进。
每个人进入科学认知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阅读地图和实地行走同时发生的过程。当我们初始面对世界的时候，除了目之所及的有限信息，我们手中还拥有前人传承下来的地图，它使我们明白身处何方，以及能够如何行走。而阅读地图就是接受教育的环节。在地图的帮助下，我们通过实地行走来体验和检验前人的对错。由于每个人的行走方式并不一样，因此每个人形成了自己的个体认知模型，即形成了个人地图，换言之，每个人拥有了自己关于世界的认知图式。但是这种个体地图并非两两之间格格不入，因为我们的行走都是基于前人的地图的指导之下，这就具备了主体间做进一步交流的可能性。就其反面而言，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文化共同体的人们如此难以深层、便利地交流——因为从一开始他们接受的就是不同前人的不同地图。 但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内，这个问题不太明显，因为虽然自然语言对普遍主义提出了挑战，然而科学共同体内部却拥有一套更为优越的数学语言或逻辑语言。于是我们的个体地图虽会逐渐趋于分散，但一旦展开交流，便能够迅速地发现可共通之处——从个人的意见中过滤，得到可重复的、可操作的、可检验的共识，这便是科学理论。作为一份共同的地图，它是对个体地图的，也是对原来的共同地图的继承和修正。然而这只说明了我们从旧的共识走向了新的共识，并不意味着除此之外，我们就放弃了个体地图。每个人仍是在共同地图下以主体身份独自行走，仍不断形成新的个体地图。这些个体地图中尚没有进入共同地图的部分，有待共同体通过交流来加以判定。如果一条线路被证实，那么就被添加到现有路网中来，成为“公有的”，参与新的共同地图的建构，反之则被抛弃。所以。共同地图是个体地图的形成基础，而个体地图是共同地图得以扩展的必要条件。
整个自然科学体系如同一套“三维地图”，不同的学科(物理、化学、生物等等)则是这套三维地图的不同层面的呈现。进入一定学科的人，总以一定的视角考察作为整体的自然。于是物理学家看到的是物理地图，生物学家看到的是生物地图。它们只是同一张地图的不同维度的描述，就像一座城市的供水网图、输电网图、商业网图的关系。于是，对于一个特定学科的研究者而言，与他的个体地图相作用的共同地图，主要是在这个学科维度上形成的共同地图。但是这并不代表不同维度的地图就不可通约，因为它们面对的对象——自然界——是相同的，并且它们都处于数学逻辑语言地图之上。
地图虽然并不是地形本身，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科学知识也不能被证明是同世界完全贴切。但是否如此，就以之为虚妄的神话而置于信任抄1)呢?就如同撕毁所有的地图，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1：1的反映实际地貌呢?其实我们不妨反过来想一想：存在1：1的地图是否可能?很明显，作为地图，1：1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那么就科学知识而言，它既然是“知识”那就不是“世界本身”——如果它就是“世界本身”，那么“知识”这个概念就是多余的。同时，经验的人的有限性，也导致了科学知识无法同世界本身完全匹配。然而关键在于，不能完全匹配并不意味着另一个极端——知识的建构是主观的臆断。齐曼通过对默顿的四个规范的逐一修正，试图表明现代科学仍是试图贴近“世界本身”的一种可信的活动，自然科学家依然是一个努力使科学知识摒弃偏见、达成共识的群体。
正如前文所述，自然语言对普遍主义构成了挑战，但科学家的活动却是以数学语言和逻辑语言为基础，通过量化的方式来尽量地减少个体的主观因素。无论是数学还是逻辑，他们一方面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语言，另一方面也是植根于客观世界的语言。前者使科学共同体中的共同交流平台得以存在，科学家们能够共同遵循着逻辑的推理方式和量化的操作方式；后者则体现了知识世界的经验性基础。
科学家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来自个人的和社会的“前有”负载，但他们的行动仍然是在尽力地排除这些非客观的因素。起码是在具体的操作和规范层面，依然要保证科学理论的可证实(伪)性、可重复性，依然要进入共同体的交流之中接受怀疑，而这些怀疑同样必须遵循已有的科学规范和科学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自然科学的理论都不能是纯粹主观臆造的，共同体中存在着一套不依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约束”。
当然从哲学上来讲，任何研究规范或约束都无法保证我们完全确凿地认知世界，但这种“客观约束”毕竟是目前能够贴近世界的最佳策略。在人可以作用的领域内，我们应把主观因素降至最低，测量更精确、计算更严密、描述更中性。当然，即使这样，也不能消除人的种种局限性，因为这些“局限”并不是别的，仅仅由于我们是作为一个经验的、有限的“人”而存在。
(《真科学》，[英]约翰·齐曼著，曾国屏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32．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