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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世纪以来，杂文被边缘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杂文先驱鲁迅的遗风也逐渐忽视，这导致新世纪杂文虽然还有一脉鲁迅遗风，但是也呈现出各种问题：批判的隔靴搔痒、社会关怀的缺失、自我反思的不足等等。这些问题的发现和改变都是新世纪杂文复兴的关键。
关键词：鲁迅；新世纪；杂文
新世纪已过去整整十七年，距离当年鲁迅杂文盛行的时代已足足一个世纪。时代已翻到了另一页天地，那么新文学的白话杂文在历经百年的发展之后，在新世纪是否依然蓬蓬勃勃，延续着先驱者的精神呢？当然，鲁迅遗风依然存在于新世纪的杂文之中，但是当下杂文中的鲁迅遗风已经被稀释，杂文处境不容乐观。虽然鲁迅在整个文学史上的价值不可撼动，但是学界的关注点却主要在他为数不多的小说和散文上，对于他的杂文创作以及鲁迅杂文创作对新世纪杂文写作的影响都缺少足够的重视。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鲁迅的杂文创作变成了佐证鲁迅小说和散文思想的工具，借此认识鲁迅，认识“鲁迅的时代”，而鲁迅在杂文这个文体上做出的贡献却被一笔带过。这直接影响了新世纪的杂文创作，使得新世纪杂文创作的推力不足。所以，即使新的“时代为杂文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但是新世纪的杂文依然没有表现出一个开放新时代应该有的繁荣景象。在这一点上，笔者与王光东教授的分歧在于，笔者认为，一方面，正是在“思想的力量”上，新世纪杂文表现出了许多不足之处；另一方面，对于鲁迅存在的当下意义认识的不足也是鲁迅精神的光芒没有极大地影响新世纪杂文作家的原因之一。如果在“鲁迅已失去当下意义”的妄论下抛弃鲁迅，那么这将是民族精神的一场浩劫。
所以，我们有必要在当下各种论说纷杂的情况下，将鲁迅的精神和当下新世纪的杂文创作联系在一起考察，重申鲁迅精神的价值，尤其是在新世纪的新价值。发现新世纪杂文对于鲁迅精神的继承，同时更多地诊断出其存在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微弱的建议，希望能为新世纪杂文重新输入一些勇气，也希望能给仍然坚持着“杂文精神”的优秀杂文家一些鼓励。
一
对于新世纪杂文的现状，当下评论界不多的几篇研究成果大都认为新世纪杂文“在承传过去创作经验的同时，与时俱进，呈现出了一派新的景象”[2]，但是这些论断也许因为断论于新世纪初期的缘故，视野上不够开阔，已不能反映新世纪的全景。当下，新世纪已有十七年的积淀，杂文的总体境况却并不乐观。
诚然，新世纪的杂文创作数量确实不少，也有不少期刊依然在坚持着，但是杂文越来越被边缘化却是不争的事实。与小说、诗歌相比散文已经相对不受重视，但是散文的文学价值却也不容置疑，相反，散文中的杂文却几乎被推出文学的边缘。文学界对于杂文的关注度和认可度远远不及小说、诗歌，这使得杂文的创作量相比于其他文体要薄弱得多。文学界对于杂文的不重视背后其实是对杂文文学性的质疑。甚至我们的鲁迅文学奖散文类的奖项也从第一届的“报告文学、散文杂文”三类，逐渐变成“报告文学、散文杂文”两类，最终变为“报告文学、散文”，可以看到，报告文学作为散文的一种，并且是一种半文学性的存在，鲁迅文学奖里一直有它的独立位置，而杂文作为一种文学性比报告文学更强的一种散文文体，却逐渐淡出了我们的鲁迅文学奖。杂文是鲁迅创作最多、意义最为深刻、也最能体现鲁迅精神的文体，然而现在以他命名的奖项却没有了杂文的身影。这其中的原因众多，有评奖机制的，也有创作者的，当然也有杂文文体定义方面的原因，但无论如何这都是极为荒谬的现象。杂文的文学性是毋庸置疑的，批评界应当做的不是有意无意地质疑新世纪的杂文具有多少文学性以及文体本身的独立存在是否依然具有价值，而是如何引导和鼓励出现更多具有文学性的优秀杂文。
其次，如果说，仅仅谈论大陸新世纪的杂文情况还不足以引起学界的重视，那么与台湾比较一下，我们或许就能发现，大陆与台湾两地杂文发展迥然不同的境况，由此生出对大陆杂文创作情况的危机感。新世纪以来，畅销的杂文跟小说和各类网络软文相比实在太少了，最红火的莫过于台湾的龙应台和大陆的韩寒。龙应台凭借杂文集《野火集》在台湾引起了“龙卷风”之后，同时也在大陆引起了大的反响，一时间畅销不已，而韩寒少年成名，长期以来他的追捧者也不在少数。两个人都以笔锋犀利、具有强烈社会批判性的杂文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关注，当然，两个人也同样都引起了不小的社会论争，并且其作品畅销的背后都有媒体的作用。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到龙应台和韩寒的不同之处。龙应台的杂文有着更专业化的论证，批判更为理性，作品文本的文学性和深度都远胜于韩寒。在龙应台的《野火集》畅销二十年后，龙应台即使看到了依旧是问题重重的社会，感觉到个人力量的薄弱，以及杂文的批判所能对社会改造带来的影响何其微弱的事实之后，《野火集》再版时龙应台仍然在坚持逼视这个社会，而且有了更深的思考和质疑：“二十年前写‘野火’时，我知不知道‘我们在失去什么’？我知不知道，我所追求的自由，会邀来另一种敌人，一种以庸俗浅薄为时尚、以‘绝对娱乐’为目的，以行销消费为最高指导原则的生活哲学”[3]。龙应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受到了台湾文坛的重视和认可。然而反观大陆，韩寒当年畅销的杂文稚气未脱，深度不够，毕竟阅历所限，大陆的学界几乎一致地批判韩寒，甚至连基本的对文本的尊重都没有，仅仅是一种意气的批评，文坛对韩寒是不认可的，这种不认可是建立在完全忽视韩寒杂文中那种敢于批判的勇气的基础上的，而且也不愿意承认韩寒在十多年后的成长。韩寒在2013年出版的杂文集《我所理解的生活》中保持着一贯的批评精神，但是对于社会的批判深度以及杂文写作的出发点都已经比世纪初写作《零下一度》的韩寒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大陆的批评界依然没有给予韩寒这种与鲁迅遥相呼应的批判精神最基本的认可。
在文学界的不认可以及杂文文体本身的鉴定不清等种种原因之下，杂文创作的热度更加低迷，这又反过来影响文学界。于是整个杂文的大环境就呈现出一种恶性循环，使得杂文创作总体上创作者不多、缺少杂文精品。更令人忧心的是新世纪畅销的批判性杂文越来越少，杂文即使获得学界的重视，是否能出现优秀的杂文是一个问题，优秀的杂文能否在大众当中“畅销”，充分发挥杂文的社会影响力，又是一个问题，而这些问题都需要回到鲁迅那里寻找答案。文学界如何在过于看重鲁迅小说价值的情况下，认识到鲁迅杂文与当下社会发展的意义，和杂文在文坛的复兴的可能性。同时，杂文的写作者们能否真正领会并习得鲁迅杂文的优质，以一颗博大的心创作出同样具有永恒价值的杂文，唤醒杂文的社会价值，则是新世纪杂文“真正繁荣”的关键所在。学者章妮曾在她的一篇题为《台湾当代杂文中的鲁迅遗风》的论文中谈到，她认为台湾的杂文创作对于鲁迅的继承“在自我意识、理性批判精神和情感透视方面，最能体现他们的继承精神”[4]，章妮在此提到的三个方面与笔者认为的鲁迅精神的关键所在不谋而合。新世纪杂文需要向鲁迅继承的正是他强烈的、不留余地的批判精神，对民众、民族、人类的博大关怀以及自我的反思和拷问，本文也正是从这三个层面探察新世纪大陆杂文中表现出来的鲁迅精神，并以此为标杆诊断当下杂文创作的问题。
龙应台心目中好的杂文标准与许多读者心目中鲁迅式的“一个也不可饶恕”的杂文观念非常不同。在她心中，好的杂文首先在于它的文字，龙应台说：“它如果是艺术，而不是牢骚的发表和宣泄的话，才能够得上文学的水准，所以第一条件是文字的精炼。”在龙应台看来，当年她的杂文集《野火集》在台湾省烧起一片大火，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如今看来，《野火集》这样的杂文一点也不稀奇。在民主社会，杂文在每天的社论、报纸、网络上都有，只不过写作主体从作家变成了记者。记者写的东西不是文学的东西，杂文批判现实的功能已经被新世纪的媒体所承担。
二
鲁迅有着永恒性的意义。在新世纪，他的许多论述依然适用，而他的精神更是新世纪所需要的。先撇开杂文的文体不谈，对于新世纪的杂文而言，杂文创作的精神就急需鲁迅的精神指导，鲁迅不惮各方权威，对社会强烈批判，他之所以弃医从文，弃小说写杂文，都是因为他对于民众生存状态的博大关怀；他反向自我的思考和批判，对于自我的检视和体认，这三种鲁迅特质都是新世纪杂文所需要学习、继承的。值得庆幸，新世纪的杂文还有鲁迅遗风的气骨，但是随着杂文的边缘化，具有鲁迅遗风的杂文创作在为数不多的杂文中更是少之又少，这正是新世纪杂文的病症所在，有必要发现新世纪杂文中的优秀精品，也对存在的病症一一正视。
在鲁迅十六卷的杂文中，最为鲜明、也最具光辉的是鲁迅的批判精神。鲁迅的杂文充满着他锐利的思想，凡他所发现的问题，不论是传统文化中的节烈观，还是权威政府血腥镇压，他都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这也正体现出鲁迅对于自身、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即“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果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5]。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能真正地“风清弊绝”，新世纪的中国快速发展，更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各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有知识、有识见的知识分子去察觉，然后发声，这种批判正是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的表现，也是为国家发展作出的一个公民应当尽的义务。如果连知识分子都不发声，那么社会就缺少了一把前进的利器，而各种社会问题就被压抑着，堆积出更多更加严重的问题。新世纪确实有部分杂文作者仍然继承着鲁迅的批判精神，使新世纪杂文留住了一脉鲁迅遗风，发挥着杂文褒贬时事的作用。前文提到的韩寒便是如此，十年后的韩寒对于社会问题有了更深的看法，不再局限于当年的学校教育和个人的直观感受，而是将他批判的目光移到了社会背景中民众的个人素养，比如他的《太平洋的风》；又比如他的《已来的主人翁》。在批判权威政府对待民众的问题上，他也同时开始反思民众方存在的问题。韩寒的批判比以前更加强烈，更有深度。出离了《零下一度》稚气青春写作的韩寒，有望借助他的社会影响力支撑他批判社会弊病的勇气，同时引起更多人对于我们生活的思考。所以，媒体对韩寒成名的影响是一方面的问题，但是韩寒反过来利用媒体力量彰显他对于新世纪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勇敢批判，这才是发扬了媒体的真正价值。因此说，韩寒的杂文不失为有价值的文学创作。如果一定要说畅销界的韩寒只是将“批判”当作一种畅销工具，那么还有李昌平。李昌平的《孙志刚替我而死》直接批判了社会的收容遣送制度，同时也表现出较深的批判眼光——“我们这个社会正在破碎成无数个政治经济权益体，少数人成为政治、经济利益的既得利益者后，就利用法律、條例、制度、职权、国家机器，维护、扩大自己的既得私利”[6]。作者在批判时事表面问题的同时，也看到了造成这种情况背后的制度问题以及人对于制度的利用，将批判上升到对于人性的本质问题，向每一个社会人提出质疑。所以，我们可以说，新世纪杂文针砭时弊，确实表现出了鲁迅的遗风，至少批判现实这一鲁迅遗风依然继承在新世纪的杂文中，我们依然有“感受着痛苦”的现实的真知识分子精神。
但是，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忽视了新世纪杂文中批判精神缺失，并且批判性杂文也存在着许多不足的问题。首先，是批判而无关痛痒，一篇杂文看似批判，实际上打的是“空拳”，批判的尽是古往今来人所共知的老道理，比如批判腐败，大谈宽容，都是看来正确无比的空问题，导致杂文训教色彩浓厚而实际价值全无。这正合着鲁迅所批判的“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7]。讨论人所共知的主题观念，那么杂文对于社会芸芸大众的警醒意义又在何处？事实上，杂文唯其醍醐灌顶，一语惊醒梦中人，才显出其深刻之处。其次，是批判而顾虑不周，仅仅看到一方面的问题，却没有顾虑到改变后的新问题，这便使得杂文的批判无法立论，批判的价值被自身消解，意义全无。高峡的《这个字该由谁签》一文便是典型，该文批判了当下通行的病患手术前要求家属签署保证书的规定，认为这是对本已焦虑重重的家属进行的另一种折磨，相反有专业知识的医生签署确是一种负责任的人道主义行为。这样的批判看似正确，但是事实上却并不实际。再者，是批判而现实指向不明，杂文本是以针砭时弊为己任的，但是有些杂文作家在投出杂文这把“匕首”的同时，又将“腕力”收了一收，批判社会弊病，但又模糊事情的现实性，架空事件的现实所向，大大降低了杂文的批判力度。郭庆晨的《“政绩”统计法》便是这个问题，可以看出作者一直关注时事，对于社会问题存在不满，也有自己独到的眼光，本可以写成一篇极具批判性的杂文，但可惜的是，作者在论证时全部抹去了现实指向，采用了“一个部门”、“某地”、“某单位”等被“打了马赛克”的对象，看似更有普遍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杂文的真实性，削弱了批判的力度。这不仅仅是“可惜”的问题，这种不敢用力投出“匕首”的心理后面有着许多因素，实际上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这些杂文至少还在批判，实际上，还有一些声音表示杂文这一批判性的文体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这样的谬论更加值得警惕，“杂文如果没有胆识，没有讽喻，没有尖刻，失去了战斗性，那就等于宣告：杂文的灭亡”[8]。 在鲁迅针砭时弊的各种论文中，他对于小至个人，大至民族、人类的博大的关怀深深地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这种压入批判底部的深沉的“温爱”更令人动容，鲁迅的这种大情怀是他坚持写作杂文，批判现实的情感源泉。正是鲁迅对于民众的关怀，才让他写出了《娜拉走后怎样》，关心女性的生存状态，希望她们自由，又担心于她们的奋斗，谈到“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9]之语，都是对于“人”的尊重和整体性的关爱，不失称为一种“大爱”。这不过是其中一例，鲁迅的大爱是融合在他各篇杂文中的，哪怕是他笔下的批判强烈到被人批评为“只会骂人”的杂文，背后也有他所关怀的有价值的精神品质，包含着他对于社会、民众另一角度的希望。鲁迅对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的大力批判的背后，便是他对于这些麻木的民众最深重的爱和关怀。这种伟大的情怀更是新世纪的发展最为缺乏和期待的，只有这种情怀长存于知识分子的心中，“未来如何”、“人类如何”、“中华民族如何”等追问才会萦绕在知识分子的脑海，帮助他们看到新世纪中尚需改进的方面，指导他们摒除私欲，在更大的视野下追求更好的社会环境。柴静作为一名有着公众性话语影响力的杂文作者，她的杂文和她的报道一样表现出她对于社会的关怀，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值得一提的是，新世纪的公众人物有勇气借助媒体来扩大批判力度的并不多，因此柴静具有这样的关怀就更显得难能可贵。她的博客文章《没底的杯子？》关注慈善事业，关怀社会中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书写出他们真实的苦难生活，在表达她的个人关怀之外，文本本身还有另一种目的，就是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些弱势群体的存在，于是个人关怀就放大了。文末，柴静不忘指出慈善事业的关键不仅是经济，还有权利层面的。她的另一篇杂文《我只是讨厌屈服》讲述郝劲松因发票、五毛钱的厕所费等原因多次和地铁公司、铁道部这样的部门打官司，这篇文章表现了郝劲松的公民态度，批判的是除了这些公司、部门本身的问题，还有普通民众公民意识的缺失——“我停顿了一下，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34岁的年轻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10]”这样的批判文字里隐含着柴静对于“公民”未来的关怀，正是这样的杂文作者使得新世纪的杂文在作者情怀的层面上与鲁迅相通，呈现出鲁迅遗风。
但是，柴静这样的有社会关怀、并且敢于以杂文为“投枪”，表达自己对于弱者、对于整个人类发展的担忧的杂文写作者寥寥可数。敢于批判是一种勇气，但是关怀则是一种品质。新世纪的许多杂文缺少关怀，为写杂文而写杂文，或者表现出一种油滑的腔调，玩弄杂文，以新颖的形式套虚空的言论，或者脱离现实生活，罔顾杂文的现实价值，都是新世纪杂文创作需要警惕和避免的。更重要的是，缺少社会关怀正是新世纪缺少真正优秀的杂文写作的一大原因。
虽然杂文以针砭时弊为特点，但是鲁迅的杂文时不时地反观自己，他的批判同时也是指向自我的。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他对于知识分子的期待其实也是对自己的内在要求，并且他终其一生都在践行着。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鲁迅在表达对于“左联五烈士”的怀念，对于政权的批判的同时，他反复以烈士之死去对比自身的安好，隐隐表达出他自己的愧意。作家的自我反思在任何时候都是有价值的，在杂文之中更是如此，作家的自我指向可以避免杂文的空谈大话。新世纪是一个网络的世纪，任何人都可以匿名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批判，然而这一类人更多的是以“键盘侠”的身份而存在，个人的言行不能一致，对人对己采用的是双重标准。新世纪中“反思自我”的精神是极度匮乏的。同样，新世纪杂文在这一点的继承上也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少数几篇杂文能在批判他人的同时，反思自己是否存在自己所批判的问题，或者在批判的背后隐含着对自身的要求，比如韩少功的《面子》一文，他在批判政府部门欺上瞒下，民众懦弱屈服的同时，也反思到自己“站着说话不腰疼”。相比于韩少功仅仅一笔的反思，朱铁志的《如果我死……》一文透露出作者对自我的体认，以对自己的要求来带动社会的除弊。能有反思自我的意识，在新世纪的杂文作家中就已属罕见，大部分的作者单纯地将杂文視为批判的工具，将杂文写作当作指向批判对象的食指，殊不知在食指指向对方的时候，还有握拳的四指是指向自己的。在这一点上，新世纪的杂文几乎是缺席的。诚然，杂文最主要功能是批判，但是如果杂文作者群体只知批判，而不知反向拷问自己的灵魂，那么就极易陷入鲁迅所批判的境地——现下的批判只是因为于己无益，一旦自己到了那个位子，有了权力和利益，那将完全是此时自己批判的做法。所以，如果新世纪的杂文想要走得更远，立得更稳，那么最终指向自身就是必须被包含的价值取向，新世纪的杂文创作必须注意到对这一问题的回应。
三
可以看到，新世纪的杂文虽然仍旧继承着一脉鲁迅精神，但是问题众多，杂文整体创作情况堪忧，而分析新世纪整个杂文创作的大环境，我们发现导致这种种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方面，杂文的创作者缺少鲁迅的精神气质和追求，面对现实中发现的问题缺少言说的勇气，对于现实的苦难缺少一种怜悯的情怀，又或者说符合鲁迅要求的“真知识分子”太少。没有大的关怀就很难发现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没有勇气就不敢直面人生，更不可能为他人、向社会大声疾呼。另外，杂文作者缺少反观自身的意识，这样的杂文永远都只能是一种向外的“硬力”的呈现。所以，这就要求杂文写作者作为时代的智识阶层和执笔者，要有时代的责任感，有足够的勇气，写出批判力度足够大的杂文，以期杂文在社会上产生大的效应，发挥出杂文应有的社会作用。关注社会，有一颗爱和怜悯的心，留心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忧心社会存在的不利于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培养自己对社会现象的“多疑”，“怀疑性思维的运用，使得鲁迅对事物的思考达到了惊人的深度。正是从这种怀疑性出发，鲁迅又常常能从人们习以为常、习焉不察的事物中发现问题”[11]。当然，还要有自我反思意识，批判的同时反思自我，以同样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总之，在这一点上，杂文作家需要努力学习鲁迅，阅读鲁迅的作品，包括杂文、小说和散文，充分感受鲁迅的精神力量，这是复活鲁迅遗风的关键。忽视鲁迅精神，则极易成为被批判的“无特操的各类文人学士”。同时，媒体和期刊报纸要大力推动杂文的刊发和出版，并且在刊登杂文作品的时候，需要更严厉的删选，对于杂文创作态度不正确的作品予以否决，对于优秀的对社会有进步价值的作品予以认可，以此来引导新世纪杂文创作的走向。 另一方面，众多的外因也是导致鲁迅遗风衰微不可忽视的问题。首先，整个杂文写作和发表的大环境作为“批判空间限制了它的壮大”[12]，杂文作者焦国标也表示写作杂文的隐痛在于“别人做得，我写不得”[13]。确实，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政权出于社会稳定等种种原因的考虑，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批判设置限度。但是，因为这一障碍性的存在，新世纪的杂文就彻底无法突破了吗？这个障碍对于杂文写作的影响大到什么程度呢？事实上，杂文当下的许多问题在“批判空间”问题之外。鲁迅的杂文并不都是指向政治的，国民性弱点、传统文化的糟粕、封建制度和观念等都是他批判的对象，但是对于政治存在的问题，鲁迅也不惮于批判。而“批判空间”在新世纪政治环境的逐步发展以及网络的快速普及中也表现出越加宽松的状态。
其次，杂文的文体鉴定不清是使得杂文这个文体具有争议性和不被文学界重视的原因之一，而这对于新世纪杂文的发展和繁荣极为重要。所以，文学批评界需要重新重视鲁迅精神，继而提高对于杂文文体的重视的，尽快廓清杂文的文体定义，认清杂文的新世纪价值，继而大力推动杂文的创作，完善杂文的相关理论。
再者，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商业化现象极为突出，网络的普及更是放大了文学创作的商业化。商业化介入文学，小说更加受宠于市场，使得愿意写作杂文的人越来越少，这也加快了杂文的边缘化。针对这一点，需要重新拾起网络博客的社会作用，不管是韩寒还是柴静，他们都借助了网络博客扩大自己的批判性杂文在社会上的影响力，真正地践行了杂文的实际意义。而文学商业化的问题需要整体性阅读品味的调整，这就更需要对于杂文的大力提倡。另外如何利用文学的商业化推动杂文市场的繁荣也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学出版商应当思考的问题。
鲁迅的杂文在反映时代、揭示民族心理、批判社会、为普通大众鸣不平等方面的深刻是后人甚难企及的，但是不断体悟和学习却是新世纪知识分子必须坚持的。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夏衍就曾提出“文艺复兴，杂文复兴，我认为首先是要学鲁迅”[14]。新世纪杂文虽然仍然继承着鲁迅遗风，但总体上呈现出鲁迅精神的逐步衰退，然而杂文在新世纪却是一个可以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的思想武器，社会和文学界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拿出相应的鼓励政策，而不是一味地边缘化杂文，这也是新世纪杂文应有的气度和风貌。本文仅就杂文的鲁迅遗风探察了新世纪杂文在思想力度方面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其实新世纪杂文在文学性上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许多杂文在形式上一味地求新，形式多變本是文学多样性的体现，也能更好地表达杂文所要批判的问题，但是如果一味求新，陷入对于文体形式的玩弄中，杂文就会表现出一种油滑，在另一个层面上忽视甚至伤害了杂文的鲁迅精神，这却是需要我们新世纪的杂文创作者警惕的。相反，在文体形式和文本内容表达上，杂文作者若能在问题的分析和思考上学习鲁迅杂文的理路，像鲁迅一样从中国古代散文和外国优秀散文中汲取营养，新世纪的杂文也必能更上层楼。本文对于新世纪杂文中鲁迅遗风的讨论尚显浅薄，但仍希望能给新世纪杂文的新走向带来一些参考。
注释：
[1]王光东.论新世纪以来的杂文.文艺争鸣[J]，2014（9）：102.
[2]吴隐林.新世纪的杂文创作.广西师范学院学报[J]，2004（3）：80.
[3]龙应台.野火集二十周年纪念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7.
[4]章妮.台湾当代杂文中的鲁迅遗风[J].漳州职业大学学报，2002（2）：74.
[5]鲁迅. 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M].《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26-227.
[6]李昌平.孙志刚替我而死[D].刘成信，王芳主编.生命的尊严——《杂文选刊》：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笔记.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104.
[7]鲁迅. 三闲集·铲共大观[M].《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07.
[8]舒展.论尖刻[D].刘成信，李君，王芳选编.解读杂文2版.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3.
[9]鲁迅. 坟·娜拉走后怎样[M].《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0.
[10]柴静.我只是讨厌屈服[D].王光东主编.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杂文卷.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11.
[11]朱晓进，杨洪承，唐纪如编.鲁迅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1：23.
[12]王彬彬.我谈杂文[D].刘成信，李君，王芳选编.解读杂文2版.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05.
[13]焦国标.七问七答[D].刘成信，李君，王芳选编.解读杂文2版.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87.
[14]夏衍.杂文复兴首先要学鲁迅[D].刘成信，李君，王芳选编.解读杂文2版.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
关键词：鲁迅；新世纪；杂文
新世纪已过去整整十七年，距离当年鲁迅杂文盛行的时代已足足一个世纪。时代已翻到了另一页天地，那么新文学的白话杂文在历经百年的发展之后，在新世纪是否依然蓬蓬勃勃，延续着先驱者的精神呢？当然，鲁迅遗风依然存在于新世纪的杂文之中，但是当下杂文中的鲁迅遗风已经被稀释，杂文处境不容乐观。虽然鲁迅在整个文学史上的价值不可撼动，但是学界的关注点却主要在他为数不多的小说和散文上，对于他的杂文创作以及鲁迅杂文创作对新世纪杂文写作的影响都缺少足够的重视。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鲁迅的杂文创作变成了佐证鲁迅小说和散文思想的工具，借此认识鲁迅，认识“鲁迅的时代”，而鲁迅在杂文这个文体上做出的贡献却被一笔带过。这直接影响了新世纪的杂文创作，使得新世纪杂文创作的推力不足。所以，即使新的“时代为杂文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但是新世纪的杂文依然没有表现出一个开放新时代应该有的繁荣景象。在这一点上，笔者与王光东教授的分歧在于，笔者认为，一方面，正是在“思想的力量”上，新世纪杂文表现出了许多不足之处；另一方面，对于鲁迅存在的当下意义认识的不足也是鲁迅精神的光芒没有极大地影响新世纪杂文作家的原因之一。如果在“鲁迅已失去当下意义”的妄论下抛弃鲁迅，那么这将是民族精神的一场浩劫。
所以，我们有必要在当下各种论说纷杂的情况下，将鲁迅的精神和当下新世纪的杂文创作联系在一起考察，重申鲁迅精神的价值，尤其是在新世纪的新价值。发现新世纪杂文对于鲁迅精神的继承，同时更多地诊断出其存在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微弱的建议，希望能为新世纪杂文重新输入一些勇气，也希望能给仍然坚持着“杂文精神”的优秀杂文家一些鼓励。
一
对于新世纪杂文的现状，当下评论界不多的几篇研究成果大都认为新世纪杂文“在承传过去创作经验的同时，与时俱进，呈现出了一派新的景象”[2]，但是这些论断也许因为断论于新世纪初期的缘故，视野上不够开阔，已不能反映新世纪的全景。当下，新世纪已有十七年的积淀，杂文的总体境况却并不乐观。
诚然，新世纪的杂文创作数量确实不少，也有不少期刊依然在坚持着，但是杂文越来越被边缘化却是不争的事实。与小说、诗歌相比散文已经相对不受重视，但是散文的文学价值却也不容置疑，相反，散文中的杂文却几乎被推出文学的边缘。文学界对于杂文的关注度和认可度远远不及小说、诗歌，这使得杂文的创作量相比于其他文体要薄弱得多。文学界对于杂文的不重视背后其实是对杂文文学性的质疑。甚至我们的鲁迅文学奖散文类的奖项也从第一届的“报告文学、散文杂文”三类，逐渐变成“报告文学、散文杂文”两类，最终变为“报告文学、散文”，可以看到，报告文学作为散文的一种，并且是一种半文学性的存在，鲁迅文学奖里一直有它的独立位置，而杂文作为一种文学性比报告文学更强的一种散文文体，却逐渐淡出了我们的鲁迅文学奖。杂文是鲁迅创作最多、意义最为深刻、也最能体现鲁迅精神的文体，然而现在以他命名的奖项却没有了杂文的身影。这其中的原因众多，有评奖机制的，也有创作者的，当然也有杂文文体定义方面的原因，但无论如何这都是极为荒谬的现象。杂文的文学性是毋庸置疑的，批评界应当做的不是有意无意地质疑新世纪的杂文具有多少文学性以及文体本身的独立存在是否依然具有价值，而是如何引导和鼓励出现更多具有文学性的优秀杂文。
其次，如果说，仅仅谈论大陸新世纪的杂文情况还不足以引起学界的重视，那么与台湾比较一下，我们或许就能发现，大陆与台湾两地杂文发展迥然不同的境况，由此生出对大陆杂文创作情况的危机感。新世纪以来，畅销的杂文跟小说和各类网络软文相比实在太少了，最红火的莫过于台湾的龙应台和大陆的韩寒。龙应台凭借杂文集《野火集》在台湾引起了“龙卷风”之后，同时也在大陆引起了大的反响，一时间畅销不已，而韩寒少年成名，长期以来他的追捧者也不在少数。两个人都以笔锋犀利、具有强烈社会批判性的杂文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关注，当然，两个人也同样都引起了不小的社会论争，并且其作品畅销的背后都有媒体的作用。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到龙应台和韩寒的不同之处。龙应台的杂文有着更专业化的论证，批判更为理性，作品文本的文学性和深度都远胜于韩寒。在龙应台的《野火集》畅销二十年后，龙应台即使看到了依旧是问题重重的社会，感觉到个人力量的薄弱，以及杂文的批判所能对社会改造带来的影响何其微弱的事实之后，《野火集》再版时龙应台仍然在坚持逼视这个社会，而且有了更深的思考和质疑：“二十年前写‘野火’时，我知不知道‘我们在失去什么’？我知不知道，我所追求的自由，会邀来另一种敌人，一种以庸俗浅薄为时尚、以‘绝对娱乐’为目的，以行销消费为最高指导原则的生活哲学”[3]。龙应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受到了台湾文坛的重视和认可。然而反观大陆，韩寒当年畅销的杂文稚气未脱，深度不够，毕竟阅历所限，大陆的学界几乎一致地批判韩寒，甚至连基本的对文本的尊重都没有，仅仅是一种意气的批评，文坛对韩寒是不认可的，这种不认可是建立在完全忽视韩寒杂文中那种敢于批判的勇气的基础上的，而且也不愿意承认韩寒在十多年后的成长。韩寒在2013年出版的杂文集《我所理解的生活》中保持着一贯的批评精神，但是对于社会的批判深度以及杂文写作的出发点都已经比世纪初写作《零下一度》的韩寒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大陆的批评界依然没有给予韩寒这种与鲁迅遥相呼应的批判精神最基本的认可。
在文学界的不认可以及杂文文体本身的鉴定不清等种种原因之下，杂文创作的热度更加低迷，这又反过来影响文学界。于是整个杂文的大环境就呈现出一种恶性循环，使得杂文创作总体上创作者不多、缺少杂文精品。更令人忧心的是新世纪畅销的批判性杂文越来越少，杂文即使获得学界的重视，是否能出现优秀的杂文是一个问题，优秀的杂文能否在大众当中“畅销”，充分发挥杂文的社会影响力，又是一个问题，而这些问题都需要回到鲁迅那里寻找答案。文学界如何在过于看重鲁迅小说价值的情况下，认识到鲁迅杂文与当下社会发展的意义，和杂文在文坛的复兴的可能性。同时，杂文的写作者们能否真正领会并习得鲁迅杂文的优质，以一颗博大的心创作出同样具有永恒价值的杂文，唤醒杂文的社会价值，则是新世纪杂文“真正繁荣”的关键所在。学者章妮曾在她的一篇题为《台湾当代杂文中的鲁迅遗风》的论文中谈到，她认为台湾的杂文创作对于鲁迅的继承“在自我意识、理性批判精神和情感透视方面，最能体现他们的继承精神”[4]，章妮在此提到的三个方面与笔者认为的鲁迅精神的关键所在不谋而合。新世纪杂文需要向鲁迅继承的正是他强烈的、不留余地的批判精神，对民众、民族、人类的博大关怀以及自我的反思和拷问，本文也正是从这三个层面探察新世纪大陆杂文中表现出来的鲁迅精神，并以此为标杆诊断当下杂文创作的问题。
龙应台心目中好的杂文标准与许多读者心目中鲁迅式的“一个也不可饶恕”的杂文观念非常不同。在她心中，好的杂文首先在于它的文字，龙应台说：“它如果是艺术，而不是牢骚的发表和宣泄的话，才能够得上文学的水准，所以第一条件是文字的精炼。”在龙应台看来，当年她的杂文集《野火集》在台湾省烧起一片大火，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如今看来，《野火集》这样的杂文一点也不稀奇。在民主社会，杂文在每天的社论、报纸、网络上都有，只不过写作主体从作家变成了记者。记者写的东西不是文学的东西，杂文批判现实的功能已经被新世纪的媒体所承担。
二
鲁迅有着永恒性的意义。在新世纪，他的许多论述依然适用，而他的精神更是新世纪所需要的。先撇开杂文的文体不谈，对于新世纪的杂文而言，杂文创作的精神就急需鲁迅的精神指导，鲁迅不惮各方权威，对社会强烈批判，他之所以弃医从文，弃小说写杂文，都是因为他对于民众生存状态的博大关怀；他反向自我的思考和批判，对于自我的检视和体认，这三种鲁迅特质都是新世纪杂文所需要学习、继承的。值得庆幸，新世纪的杂文还有鲁迅遗风的气骨，但是随着杂文的边缘化，具有鲁迅遗风的杂文创作在为数不多的杂文中更是少之又少，这正是新世纪杂文的病症所在，有必要发现新世纪杂文中的优秀精品，也对存在的病症一一正视。
在鲁迅十六卷的杂文中，最为鲜明、也最具光辉的是鲁迅的批判精神。鲁迅的杂文充满着他锐利的思想，凡他所发现的问题，不论是传统文化中的节烈观，还是权威政府血腥镇压，他都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这也正体现出鲁迅对于自身、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即“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果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5]。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能真正地“风清弊绝”，新世纪的中国快速发展，更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各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有知识、有识见的知识分子去察觉，然后发声，这种批判正是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的表现，也是为国家发展作出的一个公民应当尽的义务。如果连知识分子都不发声，那么社会就缺少了一把前进的利器，而各种社会问题就被压抑着，堆积出更多更加严重的问题。新世纪确实有部分杂文作者仍然继承着鲁迅的批判精神，使新世纪杂文留住了一脉鲁迅遗风，发挥着杂文褒贬时事的作用。前文提到的韩寒便是如此，十年后的韩寒对于社会问题有了更深的看法，不再局限于当年的学校教育和个人的直观感受，而是将他批判的目光移到了社会背景中民众的个人素养，比如他的《太平洋的风》；又比如他的《已来的主人翁》。在批判权威政府对待民众的问题上，他也同时开始反思民众方存在的问题。韩寒的批判比以前更加强烈，更有深度。出离了《零下一度》稚气青春写作的韩寒，有望借助他的社会影响力支撑他批判社会弊病的勇气，同时引起更多人对于我们生活的思考。所以，媒体对韩寒成名的影响是一方面的问题，但是韩寒反过来利用媒体力量彰显他对于新世纪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勇敢批判，这才是发扬了媒体的真正价值。因此说，韩寒的杂文不失为有价值的文学创作。如果一定要说畅销界的韩寒只是将“批判”当作一种畅销工具，那么还有李昌平。李昌平的《孙志刚替我而死》直接批判了社会的收容遣送制度，同时也表现出较深的批判眼光——“我们这个社会正在破碎成无数个政治经济权益体，少数人成为政治、经济利益的既得利益者后，就利用法律、條例、制度、职权、国家机器，维护、扩大自己的既得私利”[6]。作者在批判时事表面问题的同时，也看到了造成这种情况背后的制度问题以及人对于制度的利用，将批判上升到对于人性的本质问题，向每一个社会人提出质疑。所以，我们可以说，新世纪杂文针砭时弊，确实表现出了鲁迅的遗风，至少批判现实这一鲁迅遗风依然继承在新世纪的杂文中，我们依然有“感受着痛苦”的现实的真知识分子精神。
但是，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忽视了新世纪杂文中批判精神缺失，并且批判性杂文也存在着许多不足的问题。首先，是批判而无关痛痒，一篇杂文看似批判，实际上打的是“空拳”，批判的尽是古往今来人所共知的老道理，比如批判腐败，大谈宽容，都是看来正确无比的空问题，导致杂文训教色彩浓厚而实际价值全无。这正合着鲁迅所批判的“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7]。讨论人所共知的主题观念，那么杂文对于社会芸芸大众的警醒意义又在何处？事实上，杂文唯其醍醐灌顶，一语惊醒梦中人，才显出其深刻之处。其次，是批判而顾虑不周，仅仅看到一方面的问题，却没有顾虑到改变后的新问题，这便使得杂文的批判无法立论，批判的价值被自身消解，意义全无。高峡的《这个字该由谁签》一文便是典型，该文批判了当下通行的病患手术前要求家属签署保证书的规定，认为这是对本已焦虑重重的家属进行的另一种折磨，相反有专业知识的医生签署确是一种负责任的人道主义行为。这样的批判看似正确，但是事实上却并不实际。再者，是批判而现实指向不明，杂文本是以针砭时弊为己任的，但是有些杂文作家在投出杂文这把“匕首”的同时，又将“腕力”收了一收，批判社会弊病，但又模糊事情的现实性，架空事件的现实所向，大大降低了杂文的批判力度。郭庆晨的《“政绩”统计法》便是这个问题，可以看出作者一直关注时事，对于社会问题存在不满，也有自己独到的眼光，本可以写成一篇极具批判性的杂文，但可惜的是，作者在论证时全部抹去了现实指向，采用了“一个部门”、“某地”、“某单位”等被“打了马赛克”的对象，看似更有普遍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杂文的真实性，削弱了批判的力度。这不仅仅是“可惜”的问题，这种不敢用力投出“匕首”的心理后面有着许多因素，实际上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这些杂文至少还在批判，实际上，还有一些声音表示杂文这一批判性的文体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这样的谬论更加值得警惕，“杂文如果没有胆识，没有讽喻，没有尖刻，失去了战斗性，那就等于宣告：杂文的灭亡”[8]。 在鲁迅针砭时弊的各种论文中，他对于小至个人，大至民族、人类的博大的关怀深深地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这种压入批判底部的深沉的“温爱”更令人动容，鲁迅的这种大情怀是他坚持写作杂文，批判现实的情感源泉。正是鲁迅对于民众的关怀，才让他写出了《娜拉走后怎样》，关心女性的生存状态，希望她们自由，又担心于她们的奋斗，谈到“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9]之语，都是对于“人”的尊重和整体性的关爱，不失称为一种“大爱”。这不过是其中一例，鲁迅的大爱是融合在他各篇杂文中的，哪怕是他笔下的批判强烈到被人批评为“只会骂人”的杂文，背后也有他所关怀的有价值的精神品质，包含着他对于社会、民众另一角度的希望。鲁迅对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的大力批判的背后，便是他对于这些麻木的民众最深重的爱和关怀。这种伟大的情怀更是新世纪的发展最为缺乏和期待的，只有这种情怀长存于知识分子的心中，“未来如何”、“人类如何”、“中华民族如何”等追问才会萦绕在知识分子的脑海，帮助他们看到新世纪中尚需改进的方面，指导他们摒除私欲，在更大的视野下追求更好的社会环境。柴静作为一名有着公众性话语影响力的杂文作者，她的杂文和她的报道一样表现出她对于社会的关怀，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值得一提的是，新世纪的公众人物有勇气借助媒体来扩大批判力度的并不多，因此柴静具有这样的关怀就更显得难能可贵。她的博客文章《没底的杯子？》关注慈善事业，关怀社会中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书写出他们真实的苦难生活，在表达她的个人关怀之外，文本本身还有另一种目的，就是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些弱势群体的存在，于是个人关怀就放大了。文末，柴静不忘指出慈善事业的关键不仅是经济，还有权利层面的。她的另一篇杂文《我只是讨厌屈服》讲述郝劲松因发票、五毛钱的厕所费等原因多次和地铁公司、铁道部这样的部门打官司，这篇文章表现了郝劲松的公民态度，批判的是除了这些公司、部门本身的问题，还有普通民众公民意识的缺失——“我停顿了一下，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34岁的年轻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10]”这样的批判文字里隐含着柴静对于“公民”未来的关怀，正是这样的杂文作者使得新世纪的杂文在作者情怀的层面上与鲁迅相通，呈现出鲁迅遗风。
但是，柴静这样的有社会关怀、并且敢于以杂文为“投枪”，表达自己对于弱者、对于整个人类发展的担忧的杂文写作者寥寥可数。敢于批判是一种勇气，但是关怀则是一种品质。新世纪的许多杂文缺少关怀，为写杂文而写杂文，或者表现出一种油滑的腔调，玩弄杂文，以新颖的形式套虚空的言论，或者脱离现实生活，罔顾杂文的现实价值，都是新世纪杂文创作需要警惕和避免的。更重要的是，缺少社会关怀正是新世纪缺少真正优秀的杂文写作的一大原因。
虽然杂文以针砭时弊为特点，但是鲁迅的杂文时不时地反观自己，他的批判同时也是指向自我的。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他对于知识分子的期待其实也是对自己的内在要求，并且他终其一生都在践行着。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鲁迅在表达对于“左联五烈士”的怀念，对于政权的批判的同时，他反复以烈士之死去对比自身的安好，隐隐表达出他自己的愧意。作家的自我反思在任何时候都是有价值的，在杂文之中更是如此，作家的自我指向可以避免杂文的空谈大话。新世纪是一个网络的世纪，任何人都可以匿名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批判，然而这一类人更多的是以“键盘侠”的身份而存在，个人的言行不能一致，对人对己采用的是双重标准。新世纪中“反思自我”的精神是极度匮乏的。同样，新世纪杂文在这一点的继承上也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少数几篇杂文能在批判他人的同时，反思自己是否存在自己所批判的问题，或者在批判的背后隐含着对自身的要求，比如韩少功的《面子》一文，他在批判政府部门欺上瞒下，民众懦弱屈服的同时，也反思到自己“站着说话不腰疼”。相比于韩少功仅仅一笔的反思，朱铁志的《如果我死……》一文透露出作者对自我的体认，以对自己的要求来带动社会的除弊。能有反思自我的意识，在新世纪的杂文作家中就已属罕见，大部分的作者单纯地将杂文視为批判的工具，将杂文写作当作指向批判对象的食指，殊不知在食指指向对方的时候，还有握拳的四指是指向自己的。在这一点上，新世纪的杂文几乎是缺席的。诚然，杂文最主要功能是批判，但是如果杂文作者群体只知批判，而不知反向拷问自己的灵魂，那么就极易陷入鲁迅所批判的境地——现下的批判只是因为于己无益，一旦自己到了那个位子，有了权力和利益，那将完全是此时自己批判的做法。所以，如果新世纪的杂文想要走得更远，立得更稳，那么最终指向自身就是必须被包含的价值取向，新世纪的杂文创作必须注意到对这一问题的回应。
三
可以看到，新世纪的杂文虽然仍旧继承着一脉鲁迅精神，但是问题众多，杂文整体创作情况堪忧，而分析新世纪整个杂文创作的大环境，我们发现导致这种种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方面，杂文的创作者缺少鲁迅的精神气质和追求，面对现实中发现的问题缺少言说的勇气，对于现实的苦难缺少一种怜悯的情怀，又或者说符合鲁迅要求的“真知识分子”太少。没有大的关怀就很难发现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没有勇气就不敢直面人生，更不可能为他人、向社会大声疾呼。另外，杂文作者缺少反观自身的意识，这样的杂文永远都只能是一种向外的“硬力”的呈现。所以，这就要求杂文写作者作为时代的智识阶层和执笔者，要有时代的责任感，有足够的勇气，写出批判力度足够大的杂文，以期杂文在社会上产生大的效应，发挥出杂文应有的社会作用。关注社会，有一颗爱和怜悯的心，留心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忧心社会存在的不利于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培养自己对社会现象的“多疑”，“怀疑性思维的运用，使得鲁迅对事物的思考达到了惊人的深度。正是从这种怀疑性出发，鲁迅又常常能从人们习以为常、习焉不察的事物中发现问题”[11]。当然，还要有自我反思意识，批判的同时反思自我，以同样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总之，在这一点上，杂文作家需要努力学习鲁迅，阅读鲁迅的作品，包括杂文、小说和散文，充分感受鲁迅的精神力量，这是复活鲁迅遗风的关键。忽视鲁迅精神，则极易成为被批判的“无特操的各类文人学士”。同时，媒体和期刊报纸要大力推动杂文的刊发和出版，并且在刊登杂文作品的时候，需要更严厉的删选，对于杂文创作态度不正确的作品予以否决，对于优秀的对社会有进步价值的作品予以认可，以此来引导新世纪杂文创作的走向。 另一方面，众多的外因也是导致鲁迅遗风衰微不可忽视的问题。首先，整个杂文写作和发表的大环境作为“批判空间限制了它的壮大”[12]，杂文作者焦国标也表示写作杂文的隐痛在于“别人做得，我写不得”[13]。确实，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政权出于社会稳定等种种原因的考虑，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批判设置限度。但是，因为这一障碍性的存在，新世纪的杂文就彻底无法突破了吗？这个障碍对于杂文写作的影响大到什么程度呢？事实上，杂文当下的许多问题在“批判空间”问题之外。鲁迅的杂文并不都是指向政治的，国民性弱点、传统文化的糟粕、封建制度和观念等都是他批判的对象，但是对于政治存在的问题，鲁迅也不惮于批判。而“批判空间”在新世纪政治环境的逐步发展以及网络的快速普及中也表现出越加宽松的状态。
其次，杂文的文体鉴定不清是使得杂文这个文体具有争议性和不被文学界重视的原因之一，而这对于新世纪杂文的发展和繁荣极为重要。所以，文学批评界需要重新重视鲁迅精神，继而提高对于杂文文体的重视的，尽快廓清杂文的文体定义，认清杂文的新世纪价值，继而大力推动杂文的创作，完善杂文的相关理论。
再者，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商业化现象极为突出，网络的普及更是放大了文学创作的商业化。商业化介入文学，小说更加受宠于市场，使得愿意写作杂文的人越来越少，这也加快了杂文的边缘化。针对这一点，需要重新拾起网络博客的社会作用，不管是韩寒还是柴静，他们都借助了网络博客扩大自己的批判性杂文在社会上的影响力，真正地践行了杂文的实际意义。而文学商业化的问题需要整体性阅读品味的调整，这就更需要对于杂文的大力提倡。另外如何利用文学的商业化推动杂文市场的繁荣也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学出版商应当思考的问题。
鲁迅的杂文在反映时代、揭示民族心理、批判社会、为普通大众鸣不平等方面的深刻是后人甚难企及的，但是不断体悟和学习却是新世纪知识分子必须坚持的。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夏衍就曾提出“文艺复兴，杂文复兴，我认为首先是要学鲁迅”[14]。新世纪杂文虽然仍然继承着鲁迅遗风，但总体上呈现出鲁迅精神的逐步衰退，然而杂文在新世纪却是一个可以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的思想武器，社会和文学界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拿出相应的鼓励政策，而不是一味地边缘化杂文，这也是新世纪杂文应有的气度和风貌。本文仅就杂文的鲁迅遗风探察了新世纪杂文在思想力度方面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其实新世纪杂文在文学性上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许多杂文在形式上一味地求新，形式多變本是文学多样性的体现，也能更好地表达杂文所要批判的问题，但是如果一味求新，陷入对于文体形式的玩弄中，杂文就会表现出一种油滑，在另一个层面上忽视甚至伤害了杂文的鲁迅精神，这却是需要我们新世纪的杂文创作者警惕的。相反，在文体形式和文本内容表达上，杂文作者若能在问题的分析和思考上学习鲁迅杂文的理路，像鲁迅一样从中国古代散文和外国优秀散文中汲取营养，新世纪的杂文也必能更上层楼。本文对于新世纪杂文中鲁迅遗风的讨论尚显浅薄，但仍希望能给新世纪杂文的新走向带来一些参考。
注释：
[1]王光东.论新世纪以来的杂文.文艺争鸣[J]，2014（9）：102.
[2]吴隐林.新世纪的杂文创作.广西师范学院学报[J]，2004（3）：80.
[3]龙应台.野火集二十周年纪念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7.
[4]章妮.台湾当代杂文中的鲁迅遗风[J].漳州职业大学学报，2002（2）：74.
[5]鲁迅. 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M].《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26-227.
[6]李昌平.孙志刚替我而死[D].刘成信，王芳主编.生命的尊严——《杂文选刊》：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笔记.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104.
[7]鲁迅. 三闲集·铲共大观[M].《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07.
[8]舒展.论尖刻[D].刘成信，李君，王芳选编.解读杂文2版.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3.
[9]鲁迅. 坟·娜拉走后怎样[M].《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0.
[10]柴静.我只是讨厌屈服[D].王光东主编.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杂文卷.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11.
[11]朱晓进，杨洪承，唐纪如编.鲁迅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1：23.
[12]王彬彬.我谈杂文[D].刘成信，李君，王芳选编.解读杂文2版.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05.
[13]焦国标.七问七答[D].刘成信，李君，王芳选编.解读杂文2版.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87.
[14]夏衍.杂文复兴首先要学鲁迅[D].刘成信，李君，王芳选编.解读杂文2版.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