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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对于任职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吴宓教授来说,有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就是编辑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文学副刊》。
因为《大公报·文学副刊》,生活在吴宓的面前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吴宓的性格中,有特别执著的一面。他的勤勉用力和严谨,有时几近刻板——不管是过去编辑《学衡》杂志,还是教学、上课。据钱穆先生回忆,西南联大南迁之时,抗战初期,办学条件简陋,吴宓与钱穆、闻一多、沉有鼎四人合居一室。“雨生(按:吴宓字雨生)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又有合并,有增加,写成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翌晨,雨生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雨生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吴宓教授上课,对于引用的原文,别的教授都是打开讲义念念,而他不管引文有多长,从来都是一字一句地背诵——像有些西方学术著作,即便看着原文读,都已相当费力。他认为这是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所以学生温源宁说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中士一样……”(《吴宓先生》)
他的这种认真和执著,在编辑《大公报·文学副刊》时亦有充分体现。
但是有一事件,涉及如日中天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胡适之,却展露出吴宓的另外一面——
在第10期《文学副刊》出版后,吴宓发现《胡适评注词选》一条,竟排为4号字,开前所未有之例。他认为,显然是报馆欲借名流以自重,有意“献媚于胡适”。于是,他“愧愤异常”,即致函报馆负责人张季鸾责问此事;若果如此,“宓即请辞职”。好在很快真相大白,张复函吴宓,并附上原稿。原来,《词选》排4号字,乃吴宓本人用红笔标明的。
倒是由此可以看出,吴宓与新文学人物“不共戴天”的真实心态。
对于新文学、对于新文化运动,他一直站在对立面,甚至是完全敌视的态度。
“曲高和寡”也好,“文化保守主义”也罢,作为《文学副刊》编辑的吴宓最终还是被风格、做派、知识结构全然不同的新文学人物取而代之。他们是:杨振声、沈从文。
1932年,杨振声受命赴教育部,担负起为华北学生编写中小学课本的任务。同他一起进京的还有沈从文夫妇。在北京期间,他们遇到了为《文学副刊》物色编辑的《大公报》负责人胡政之。
沈从文对办刊并不陌生,1928年他在上海曾和挚友胡也频、丁玲合办《红黑》杂志。更联系着一大批二三十年代成名的青年作家;而杨更是新文学的元老级人物,在文坛有着更广泛的人脉。他们很快确定了《文学副刊》新的编辑思路:首先,要办成纯粹的新文学刊物。其次,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体兼备;要开辟书评栏目;还要突出“京味”,把北京的作家组织起来,并非要闭关自锁;同时在立足北京的基础上,打破门户之见,不管派别和主义,不管北方和南方,不管是左还是右,只看作品本身。可以说,这一思路跟《大公报》一向主张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理念不谋而合。
为了区别于以往的吴氏风格,他们将该副刊改名为《文艺副刊》。
1933年9月23日,改版后的第一期《文艺副刊》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该期刊发的文章包括:周作人的小品文《猪鹿狸》(署名:岂明)、林徽因的小说《惟其是脆嫩》、卞之琳的诗歌《倦》、杨振声的杂文《乞雨》,以及沈从文的回忆散文《记丁玲女士·跋》。文章全部使用白话文,全部采用新式标点,这样排出来的文章看上去疏朗有致、美观大方,颇具时代气息。
其中,杨振声的《乞雨》一文,可以看做是该刊的“宣言”。作者把当时的文坛比作等待甘霖滋润的田野。他认为,第一需要的是思想的甘霖;作者缺乏自己的思想,盲目追赶潮流,机械地相互模仿。他呼吁作者要对人生社会有真正的体验。第二,文坛需要血泪的灌溉,他认为好作品要体察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例如天灾、剥削和战争带给人们的苦难。第三,文坛这片干旱的土地,更需要具有实干精神的园丁,即踏踏实实低头写作的作家。
当然,《文艺副刊》从创办起,大量的日常编辑皆由沈从文承担。而他的认真和严谨绝不亚于“前任”吴宓。一次,巴金为该刊写了一篇散文,是用钢笔写的,笔迹有些浅淡,为了便于报馆的排字工人排版,沈从文就用毛笔逐字逐句地描了一遍。平时,只要是决定采用的稿件,只要笔迹不够清晰的,他都要自己动手重新抄一遍。然后,严格按照出版时间,一期期编定的稿件从北京寄往天津。
为了便于组稿和从总体上对该刊编辑思路的把握,每隔一两个月,沈从文就要选一些地方,定期举办一些作者座谈会和聚餐会。他亲自写邀请信,自己做东,请大家喝喝茶,吃吃点心。通过这种聚会,沈从文为《文艺副刊》联系到一大批优秀的作者。朱自清、周作人、朱光潜等名家,也有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萧乾等文坛新秀,更多的则是不知名的年轻作者。而且,因为该刊沈从文的一篇文章,有关“京派”与“海派”一时成为当时文坛最热门的话题,就连鲁迅也写了《“京派”与“海派”》参与进来。
1935年8月,《文艺副刊》编辑到第166期时,就把萧乾主持的副刊《小公园》正式合并进来,随之更名为《文艺》。更名之后,该刊每周竟出版四期之多,分别是周一、周三、周五、周日出版,达一时之盛。
当时的青年作者姚雪垠,后来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在北京的年轻一代的‘京派’代表是沈从文同志,他在当时地位之高,今日的读者知道的很少。他为人诚恳朴实,创作上有特色,作品多产,主编刊物,奖掖后进,后来又是《大公报》文艺奖金的主持人,所以他能够成为当时北平文学的重镇。”
(作者单位: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编校:施宇
因为《大公报·文学副刊》,生活在吴宓的面前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吴宓的性格中,有特别执著的一面。他的勤勉用力和严谨,有时几近刻板——不管是过去编辑《学衡》杂志,还是教学、上课。据钱穆先生回忆,西南联大南迁之时,抗战初期,办学条件简陋,吴宓与钱穆、闻一多、沉有鼎四人合居一室。“雨生(按:吴宓字雨生)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又有合并,有增加,写成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翌晨,雨生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雨生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吴宓教授上课,对于引用的原文,别的教授都是打开讲义念念,而他不管引文有多长,从来都是一字一句地背诵——像有些西方学术著作,即便看着原文读,都已相当费力。他认为这是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所以学生温源宁说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中士一样……”(《吴宓先生》)
他的这种认真和执著,在编辑《大公报·文学副刊》时亦有充分体现。
但是有一事件,涉及如日中天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胡适之,却展露出吴宓的另外一面——
在第10期《文学副刊》出版后,吴宓发现《胡适评注词选》一条,竟排为4号字,开前所未有之例。他认为,显然是报馆欲借名流以自重,有意“献媚于胡适”。于是,他“愧愤异常”,即致函报馆负责人张季鸾责问此事;若果如此,“宓即请辞职”。好在很快真相大白,张复函吴宓,并附上原稿。原来,《词选》排4号字,乃吴宓本人用红笔标明的。
倒是由此可以看出,吴宓与新文学人物“不共戴天”的真实心态。
对于新文学、对于新文化运动,他一直站在对立面,甚至是完全敌视的态度。
“曲高和寡”也好,“文化保守主义”也罢,作为《文学副刊》编辑的吴宓最终还是被风格、做派、知识结构全然不同的新文学人物取而代之。他们是:杨振声、沈从文。
1932年,杨振声受命赴教育部,担负起为华北学生编写中小学课本的任务。同他一起进京的还有沈从文夫妇。在北京期间,他们遇到了为《文学副刊》物色编辑的《大公报》负责人胡政之。
沈从文对办刊并不陌生,1928年他在上海曾和挚友胡也频、丁玲合办《红黑》杂志。更联系着一大批二三十年代成名的青年作家;而杨更是新文学的元老级人物,在文坛有着更广泛的人脉。他们很快确定了《文学副刊》新的编辑思路:首先,要办成纯粹的新文学刊物。其次,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体兼备;要开辟书评栏目;还要突出“京味”,把北京的作家组织起来,并非要闭关自锁;同时在立足北京的基础上,打破门户之见,不管派别和主义,不管北方和南方,不管是左还是右,只看作品本身。可以说,这一思路跟《大公报》一向主张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理念不谋而合。
为了区别于以往的吴氏风格,他们将该副刊改名为《文艺副刊》。
1933年9月23日,改版后的第一期《文艺副刊》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该期刊发的文章包括:周作人的小品文《猪鹿狸》(署名:岂明)、林徽因的小说《惟其是脆嫩》、卞之琳的诗歌《倦》、杨振声的杂文《乞雨》,以及沈从文的回忆散文《记丁玲女士·跋》。文章全部使用白话文,全部采用新式标点,这样排出来的文章看上去疏朗有致、美观大方,颇具时代气息。
其中,杨振声的《乞雨》一文,可以看做是该刊的“宣言”。作者把当时的文坛比作等待甘霖滋润的田野。他认为,第一需要的是思想的甘霖;作者缺乏自己的思想,盲目追赶潮流,机械地相互模仿。他呼吁作者要对人生社会有真正的体验。第二,文坛需要血泪的灌溉,他认为好作品要体察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例如天灾、剥削和战争带给人们的苦难。第三,文坛这片干旱的土地,更需要具有实干精神的园丁,即踏踏实实低头写作的作家。
当然,《文艺副刊》从创办起,大量的日常编辑皆由沈从文承担。而他的认真和严谨绝不亚于“前任”吴宓。一次,巴金为该刊写了一篇散文,是用钢笔写的,笔迹有些浅淡,为了便于报馆的排字工人排版,沈从文就用毛笔逐字逐句地描了一遍。平时,只要是决定采用的稿件,只要笔迹不够清晰的,他都要自己动手重新抄一遍。然后,严格按照出版时间,一期期编定的稿件从北京寄往天津。
为了便于组稿和从总体上对该刊编辑思路的把握,每隔一两个月,沈从文就要选一些地方,定期举办一些作者座谈会和聚餐会。他亲自写邀请信,自己做东,请大家喝喝茶,吃吃点心。通过这种聚会,沈从文为《文艺副刊》联系到一大批优秀的作者。朱自清、周作人、朱光潜等名家,也有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萧乾等文坛新秀,更多的则是不知名的年轻作者。而且,因为该刊沈从文的一篇文章,有关“京派”与“海派”一时成为当时文坛最热门的话题,就连鲁迅也写了《“京派”与“海派”》参与进来。
1935年8月,《文艺副刊》编辑到第166期时,就把萧乾主持的副刊《小公园》正式合并进来,随之更名为《文艺》。更名之后,该刊每周竟出版四期之多,分别是周一、周三、周五、周日出版,达一时之盛。
当时的青年作者姚雪垠,后来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在北京的年轻一代的‘京派’代表是沈从文同志,他在当时地位之高,今日的读者知道的很少。他为人诚恳朴实,创作上有特色,作品多产,主编刊物,奖掖后进,后来又是《大公报》文艺奖金的主持人,所以他能够成为当时北平文学的重镇。”
(作者单位: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