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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８年，对于任职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吴宓教授来说，有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就是编辑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文学副刊》。
因为《大公报·文学副刊》，生活在吴宓的面前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吴宓的性格中，有特别执著的一面。他的勤勉用力和严谨，有时几近刻板——不管是过去编辑《学衡》杂志，还是教学、上课。据钱穆先生回忆，西南联大南迁之时，抗战初期，办学条件简陋，吴宓与钱穆、闻一多、沉有鼎四人合居一室。“雨生（按：吴宓字雨生）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又有合并，有增加，写成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翌晨，雨生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雨生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吴宓教授上课，对于引用的原文，别的教授都是打开讲义念念，而他不管引文有多长，从来都是一字一句地背诵——像有些西方学术著作，即便看着原文读，都已相当费力。他认为这是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所以学生温源宁说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中士一样……”（《吴宓先生》）
他的这种认真和执著，在编辑《大公报·文学副刊》时亦有充分体现。
但是有一事件，涉及如日中天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胡适之，却展露出吴宓的另外一面——
在第１０期《文学副刊》出版后，吴宓发现《胡适评注词选》一条，竟排为４号字，开前所未有之例。他认为，显然是报馆欲借名流以自重，有意“献媚于胡适”。于是，他“愧愤异常”，即致函报馆负责人张季鸾责问此事；若果如此，“宓即请辞职”。好在很快真相大白，张复函吴宓，并附上原稿。原来，《词选》排４号字，乃吴宓本人用红笔标明的。
倒是由此可以看出，吴宓与新文学人物“不共戴天”的真实心态。
对于新文学、对于新文化运动，他一直站在对立面，甚至是完全敌视的态度。
“曲高和寡”也好，“文化保守主义”也罢，作为《文学副刊》编辑的吴宓最终还是被风格、做派、知识结构全然不同的新文学人物取而代之。他们是：杨振声、沈从文。
１９３２年，杨振声受命赴教育部，担负起为华北学生编写中小学课本的任务。同他一起进京的还有沈从文夫妇。在北京期间，他们遇到了为《文学副刊》物色编辑的《大公报》负责人胡政之。
沈从文对办刊并不陌生，１９２８年他在上海曾和挚友胡也频、丁玲合办《红黑》杂志。更联系着一大批二三十年代成名的青年作家；而杨更是新文学的元老级人物，在文坛有着更广泛的人脉。他们很快确定了《文学副刊》新的编辑思路：首先，要办成纯粹的新文学刊物。其次，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体兼备；要开辟书评栏目；还要突出“京味”，把北京的作家组织起来，并非要闭关自锁；同时在立足北京的基础上，打破门户之见，不管派别和主义，不管北方和南方，不管是左还是右，只看作品本身。可以说，这一思路跟《大公报》一向主张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理念不谋而合。
为了区别于以往的吴氏风格，他们将该副刊改名为《文艺副刊》。
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３日，改版后的第一期《文艺副刊》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该期刊发的文章包括：周作人的小品文《猪鹿狸》（署名：岂明）、林徽因的小说《惟其是脆嫩》、卞之琳的诗歌《倦》、杨振声的杂文《乞雨》，以及沈从文的回忆散文《记丁玲女士·跋》。文章全部使用白话文，全部采用新式标点，这样排出来的文章看上去疏朗有致、美观大方，颇具时代气息。
其中，杨振声的《乞雨》一文，可以看做是该刊的“宣言”。作者把当时的文坛比作等待甘霖滋润的田野。他认为，第一需要的是思想的甘霖；作者缺乏自己的思想，盲目追赶潮流，机械地相互模仿。他呼吁作者要对人生社会有真正的体验。第二，文坛需要血泪的灌溉，他认为好作品要体察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例如天灾、剥削和战争带给人们的苦难。第三，文坛这片干旱的土地，更需要具有实干精神的园丁，即踏踏实实低头写作的作家。
当然，《文艺副刊》从创办起，大量的日常编辑皆由沈从文承担。而他的认真和严谨绝不亚于“前任”吴宓。一次，巴金为该刊写了一篇散文，是用钢笔写的，笔迹有些浅淡，为了便于报馆的排字工人排版，沈从文就用毛笔逐字逐句地描了一遍。平时，只要是决定采用的稿件，只要笔迹不够清晰的，他都要自己动手重新抄一遍。然后，严格按照出版时间，一期期编定的稿件从北京寄往天津。
为了便于组稿和从总体上对该刊编辑思路的把握，每隔一两个月，沈从文就要选一些地方，定期举办一些作者座谈会和聚餐会。他亲自写邀请信，自己做东，请大家喝喝茶，吃吃点心。通过这种聚会，沈从文为《文艺副刊》联系到一大批优秀的作者。朱自清、周作人、朱光潜等名家，也有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萧乾等文坛新秀，更多的则是不知名的年轻作者。而且，因为该刊沈从文的一篇文章，有关“京派”与“海派”一时成为当时文坛最热门的话题，就连鲁迅也写了《“京派”与“海派”》参与进来。
１９３５年８月，《文艺副刊》编辑到第１６６期时，就把萧乾主持的副刊《小公园》正式合并进来，随之更名为《文艺》。更名之后，该刊每周竟出版四期之多，分别是周一、周三、周五、周日出版，达一时之盛。
当时的青年作者姚雪垠，后来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在北京的年轻一代的‘京派’代表是沈从文同志，他在当时地位之高，今日的读者知道的很少。他为人诚恳朴实，创作上有特色，作品多产，主编刊物，奖掖后进，后来又是《大公报》文艺奖金的主持人，所以他能够成为当时北平文学的重镇。”
（作者单位：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编校：施宇
因为《大公报·文学副刊》，生活在吴宓的面前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吴宓的性格中，有特别执著的一面。他的勤勉用力和严谨，有时几近刻板——不管是过去编辑《学衡》杂志，还是教学、上课。据钱穆先生回忆，西南联大南迁之时，抗战初期，办学条件简陋，吴宓与钱穆、闻一多、沉有鼎四人合居一室。“雨生（按：吴宓字雨生）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又有合并，有增加，写成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翌晨，雨生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雨生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吴宓教授上课，对于引用的原文，别的教授都是打开讲义念念，而他不管引文有多长，从来都是一字一句地背诵——像有些西方学术著作，即便看着原文读，都已相当费力。他认为这是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所以学生温源宁说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中士一样……”（《吴宓先生》）
他的这种认真和执著，在编辑《大公报·文学副刊》时亦有充分体现。
但是有一事件，涉及如日中天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胡适之，却展露出吴宓的另外一面——
在第１０期《文学副刊》出版后，吴宓发现《胡适评注词选》一条，竟排为４号字，开前所未有之例。他认为，显然是报馆欲借名流以自重，有意“献媚于胡适”。于是，他“愧愤异常”，即致函报馆负责人张季鸾责问此事；若果如此，“宓即请辞职”。好在很快真相大白，张复函吴宓，并附上原稿。原来，《词选》排４号字，乃吴宓本人用红笔标明的。
倒是由此可以看出，吴宓与新文学人物“不共戴天”的真实心态。
对于新文学、对于新文化运动，他一直站在对立面，甚至是完全敌视的态度。
“曲高和寡”也好，“文化保守主义”也罢，作为《文学副刊》编辑的吴宓最终还是被风格、做派、知识结构全然不同的新文学人物取而代之。他们是：杨振声、沈从文。
１９３２年，杨振声受命赴教育部，担负起为华北学生编写中小学课本的任务。同他一起进京的还有沈从文夫妇。在北京期间，他们遇到了为《文学副刊》物色编辑的《大公报》负责人胡政之。
沈从文对办刊并不陌生，１９２８年他在上海曾和挚友胡也频、丁玲合办《红黑》杂志。更联系着一大批二三十年代成名的青年作家；而杨更是新文学的元老级人物，在文坛有着更广泛的人脉。他们很快确定了《文学副刊》新的编辑思路：首先，要办成纯粹的新文学刊物。其次，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体兼备；要开辟书评栏目；还要突出“京味”，把北京的作家组织起来，并非要闭关自锁；同时在立足北京的基础上，打破门户之见，不管派别和主义，不管北方和南方，不管是左还是右，只看作品本身。可以说，这一思路跟《大公报》一向主张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理念不谋而合。
为了区别于以往的吴氏风格，他们将该副刊改名为《文艺副刊》。
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３日，改版后的第一期《文艺副刊》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该期刊发的文章包括：周作人的小品文《猪鹿狸》（署名：岂明）、林徽因的小说《惟其是脆嫩》、卞之琳的诗歌《倦》、杨振声的杂文《乞雨》，以及沈从文的回忆散文《记丁玲女士·跋》。文章全部使用白话文，全部采用新式标点，这样排出来的文章看上去疏朗有致、美观大方，颇具时代气息。
其中，杨振声的《乞雨》一文，可以看做是该刊的“宣言”。作者把当时的文坛比作等待甘霖滋润的田野。他认为，第一需要的是思想的甘霖；作者缺乏自己的思想，盲目追赶潮流，机械地相互模仿。他呼吁作者要对人生社会有真正的体验。第二，文坛需要血泪的灌溉，他认为好作品要体察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例如天灾、剥削和战争带给人们的苦难。第三，文坛这片干旱的土地，更需要具有实干精神的园丁，即踏踏实实低头写作的作家。
当然，《文艺副刊》从创办起，大量的日常编辑皆由沈从文承担。而他的认真和严谨绝不亚于“前任”吴宓。一次，巴金为该刊写了一篇散文，是用钢笔写的，笔迹有些浅淡，为了便于报馆的排字工人排版，沈从文就用毛笔逐字逐句地描了一遍。平时，只要是决定采用的稿件，只要笔迹不够清晰的，他都要自己动手重新抄一遍。然后，严格按照出版时间，一期期编定的稿件从北京寄往天津。
为了便于组稿和从总体上对该刊编辑思路的把握，每隔一两个月，沈从文就要选一些地方，定期举办一些作者座谈会和聚餐会。他亲自写邀请信，自己做东，请大家喝喝茶，吃吃点心。通过这种聚会，沈从文为《文艺副刊》联系到一大批优秀的作者。朱自清、周作人、朱光潜等名家，也有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萧乾等文坛新秀，更多的则是不知名的年轻作者。而且，因为该刊沈从文的一篇文章，有关“京派”与“海派”一时成为当时文坛最热门的话题，就连鲁迅也写了《“京派”与“海派”》参与进来。
１９３５年８月，《文艺副刊》编辑到第１６６期时，就把萧乾主持的副刊《小公园》正式合并进来，随之更名为《文艺》。更名之后，该刊每周竟出版四期之多，分别是周一、周三、周五、周日出版，达一时之盛。
当时的青年作者姚雪垠，后来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在北京的年轻一代的‘京派’代表是沈从文同志，他在当时地位之高，今日的读者知道的很少。他为人诚恳朴实，创作上有特色，作品多产，主编刊物，奖掖后进，后来又是《大公报》文艺奖金的主持人，所以他能够成为当时北平文学的重镇。”
（作者单位：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