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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几乎什么都开始不相信的时候，政治家要让人们看到希望，看到理想、看到未来.看到人问正道。
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官僚还是政治家，除了感觉的标准，还应该有个粗略的理性标准。这个理性标准就是看他说什么、做什么。
技术官僚或政客讲的是官话、套话和废话以及假话，其实说不说都可以，人们听不听也都可以；做的事都是正事、该做的事、不得不做的事和冠冕堂皇的事，但有个标准，这事做了对他是有利的、长功的、可以炫耀的、能够升职的、上级欢迎的，至于老百姓欢不欢迎，至于这事有没有建设性和创造性，就不是雠们考虑的问题了。
政治家讲的是必须讲的话，应该讲的话，或者叫此时此地恰当传递出自己理念和思考的真话；似乎数十年来，在邓公之后，再往前，在毛公之前，我们听到的基本上是官话：没毛病、没血气、没个性、没思考、冠冕堂皇、官味十足、官话连篇，儒学文化主张名正言顺，主张恭敬谨慎，结果，近代以来（古代我们不知道，没录像和讲话稿让我们知道）做官都不会讲人话只会讲官话了，只要往台上一站，下边听的人的酷刑就开始了。
我们社会开会多，会多是因为讲话的人多，讲话的人多是因为官多，官多不是灾难，但这些官都想折腾些事显示自己的政绩，都想向上爬，都要表明自己没有闲着，就是灾难了。我这样说，没在官场上混过的是不太明白的，在技术官僚们的操纵下，官场成为了最能扼杀创造活力和生命活力的屠宰场，想做的事不能做，能创新但有风险的事不能做，最后只能做些无聊的事、形式上的事、面子上的事、上面压下来的事，当然，还得做许多违心的事、骗人骗鬼的事，大把的人才在一种慣性运作的体制下无趣而又麻木的耗费着生命，耗费着社会资源。
所以，最后它就成了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体制的问题，这个机制逐渐蜕化变成一个官僚体制，这个体制以冠冕堂皇的官话对外，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行使权力，没有这个理由，官场就会彻底裸露其骺的另一个系统，即潜规则系统，而可悲的是，真正支撑它运作的正是背后的这个潜规则系统。
按照老子阴阳相合的观点，我们现在也是相合的，一个明系统，一个潜规则系统，似乎没有问题，很和谐，也很稳定，但实际上，这种和谐是危险的，因为它偏离了道，它在根基上有问题，它最后的结果就是表面上讲究道德理想，背后却男盗女娼，一如儒学在历史上曾经演出的那样，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因为当道的系统只强调仁义道德，说明系统的翻新几率已经很低了，说明已经走到道的末端了，老子称之为“大道废，仁义兴”。
避免在官僚体制下越滑越深的唯一方法是政治家的出现。不要人云亦云听很多人喷粪骂毛主席，许多骂英雄的人用的是英雄史观，他们不知道，英雄是许多俗人所无法理解的，反而恰恰是英雄史观的精髓。毛泽东的很多东西是正确的，毛泽东犯错误是在解放以后，具体一点讲是57年以后，之前，毛是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上为数很少真正懂得和了解人民的政治家，他痛恨官僚主义和官僚阶层，这种痛恨使他解放后—直到晚年都迷失了自己，他讲政治又讲斗争，这个二元挤走了正常的生产力秩序，反左而成了极左。
从毛泽东的身上我们明白，政治家一定要讲政治，但政治家不一定要讲斗争，这完全是两个概念。政治是什么？是正当性，用现在的话讲，是先进性，通俗的讲，是运用正当的理由和价值基点治理人心，兼制天下。当我们现在什么也不相信的时候，你会说，讲这个是忽悠人，但你—直讲经济、一直讲金钱也是忽悠人，因为这不是人追求的全部，这不仅没有止境而且很多人追求不到更痛苦，痛苦了他不骂自己会骂社会。在人们几乎什么都开始不相信的时候，政治家要让人们看到希望，看到理想、看到未来、看到人间正道，这时候，他就要从历史的深度中呼唤正当性，从人民性中找到那能够生华人民的价值点和价值取向，作为政治家，要能在民众都迷茫的时候发现和整合那能够让他们激动且激奋的理想的曙光。
回到我们开始的话题，官僚习气之所以横行，是因为就官僚阶层（姑且这样称谓）自己失去了思考力，而思考力的丧失是因为找不到正当性，或者，隐隐约约找到了正当性也不知道怎样去实施。没有在正确基点上出发的思想其实都是伪思想，而伪思想是没有生命活力的，是不能扎根于民众的，即使，它们看起来似乎100%的正确，没有任何错误。
（编辑：木棉）
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官僚还是政治家，除了感觉的标准，还应该有个粗略的理性标准。这个理性标准就是看他说什么、做什么。
技术官僚或政客讲的是官话、套话和废话以及假话，其实说不说都可以，人们听不听也都可以；做的事都是正事、该做的事、不得不做的事和冠冕堂皇的事，但有个标准，这事做了对他是有利的、长功的、可以炫耀的、能够升职的、上级欢迎的，至于老百姓欢不欢迎，至于这事有没有建设性和创造性，就不是雠们考虑的问题了。
政治家讲的是必须讲的话，应该讲的话，或者叫此时此地恰当传递出自己理念和思考的真话；似乎数十年来，在邓公之后，再往前，在毛公之前，我们听到的基本上是官话：没毛病、没血气、没个性、没思考、冠冕堂皇、官味十足、官话连篇，儒学文化主张名正言顺，主张恭敬谨慎，结果，近代以来（古代我们不知道，没录像和讲话稿让我们知道）做官都不会讲人话只会讲官话了，只要往台上一站，下边听的人的酷刑就开始了。
我们社会开会多，会多是因为讲话的人多，讲话的人多是因为官多，官多不是灾难，但这些官都想折腾些事显示自己的政绩，都想向上爬，都要表明自己没有闲着，就是灾难了。我这样说，没在官场上混过的是不太明白的，在技术官僚们的操纵下，官场成为了最能扼杀创造活力和生命活力的屠宰场，想做的事不能做，能创新但有风险的事不能做，最后只能做些无聊的事、形式上的事、面子上的事、上面压下来的事，当然，还得做许多违心的事、骗人骗鬼的事，大把的人才在一种慣性运作的体制下无趣而又麻木的耗费着生命，耗费着社会资源。
所以，最后它就成了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体制的问题，这个机制逐渐蜕化变成一个官僚体制，这个体制以冠冕堂皇的官话对外，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行使权力，没有这个理由，官场就会彻底裸露其骺的另一个系统，即潜规则系统，而可悲的是，真正支撑它运作的正是背后的这个潜规则系统。
按照老子阴阳相合的观点，我们现在也是相合的，一个明系统，一个潜规则系统，似乎没有问题，很和谐，也很稳定，但实际上，这种和谐是危险的，因为它偏离了道，它在根基上有问题，它最后的结果就是表面上讲究道德理想，背后却男盗女娼，一如儒学在历史上曾经演出的那样，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因为当道的系统只强调仁义道德，说明系统的翻新几率已经很低了，说明已经走到道的末端了，老子称之为“大道废，仁义兴”。
避免在官僚体制下越滑越深的唯一方法是政治家的出现。不要人云亦云听很多人喷粪骂毛主席，许多骂英雄的人用的是英雄史观，他们不知道，英雄是许多俗人所无法理解的，反而恰恰是英雄史观的精髓。毛泽东的很多东西是正确的，毛泽东犯错误是在解放以后，具体一点讲是57年以后，之前，毛是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上为数很少真正懂得和了解人民的政治家，他痛恨官僚主义和官僚阶层，这种痛恨使他解放后—直到晚年都迷失了自己，他讲政治又讲斗争，这个二元挤走了正常的生产力秩序，反左而成了极左。
从毛泽东的身上我们明白，政治家一定要讲政治，但政治家不一定要讲斗争，这完全是两个概念。政治是什么？是正当性，用现在的话讲，是先进性，通俗的讲，是运用正当的理由和价值基点治理人心，兼制天下。当我们现在什么也不相信的时候，你会说，讲这个是忽悠人，但你—直讲经济、一直讲金钱也是忽悠人，因为这不是人追求的全部，这不仅没有止境而且很多人追求不到更痛苦，痛苦了他不骂自己会骂社会。在人们几乎什么都开始不相信的时候，政治家要让人们看到希望，看到理想、看到未来、看到人间正道，这时候，他就要从历史的深度中呼唤正当性，从人民性中找到那能够生华人民的价值点和价值取向，作为政治家，要能在民众都迷茫的时候发现和整合那能够让他们激动且激奋的理想的曙光。
回到我们开始的话题，官僚习气之所以横行，是因为就官僚阶层（姑且这样称谓）自己失去了思考力，而思考力的丧失是因为找不到正当性，或者，隐隐约约找到了正当性也不知道怎样去实施。没有在正确基点上出发的思想其实都是伪思想，而伪思想是没有生命活力的，是不能扎根于民众的，即使，它们看起来似乎100%的正确，没有任何错误。
（编辑：木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