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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通过警察这一现代管理机构对常熟进行着社会控制方面的努力。但高压之下仍然是盗匪肆虐、鸦片屡禁不止、“赤色分子”活跃，社会依然动荡不安。这既有客观方面的不可抗力原因，也有国民政府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一方面禁止鸦片，一方面又保护鸦片贸易；一方面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又完全排斥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一味攻击和打击“赤色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