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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国民党历经在中国大陆的全面溃败、退守台湾后，展开了长达近四十年的“戒严时期”。当然，这只是台湾官方的说法，我们应该将这段历史正名为“白色恐怖”。六张犁，应当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众多事件的典型，是这段历史标志性的符号。
一个细雨霏霏的早晨，我们准备去找寻台北六张犁墓地。头天晚上，我又将日本学者横地刚《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画上的人》一书看了一遍在台北市的东南偏东方向，有一个叫做六张犁的丘陵。在这里可以眺望到台北市的街容。这里长眠着201名50年代白色恐怖的牺牲者。大多数墓碑都已被土掩埋，上面长着竹丛。据说已经有将近四十年的岁月没有人走近这里了……
从地图上看六张犁这个区域与我们下榻的远东国际大饭店并不算远，但是，在饭店的大堂向服务员徐小姐打听去六张犁公墓的路线时，马上就发现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她问清楚要找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初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墓地，马上帮忙询问和查找。
在我的概念中，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大概有十四万人。“司法院”的数据更高，政治案件达六七万件，如果以每一个案件平均牵连=4-人计算，受军事审判的政治受难人应当在二十万人以上。如果把这些人的家属和亲人算进去，受到迫害的大概就有一百万人。
蒋介石曾训斥国民党军政干部“你们通通不认识敌人，像你们这样麻木不仁。怎么会成功?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奸匪就在你身边。”凭借“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戒严令”建立起来的军事独裁统治。人民的权利所剩无几。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那“豆腐干”大小的新闻背面，藏着什么样的现实：以上世纪50年代的前五年为例。国民党政权在台岛至少杀害了四千多人，监禁了八千个以上的“匪谍”。所谓“匪谍”。真正的共产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被构陷的小市民。在那段恐怖的岁月中，还有无以计数反对内战、要求国家统一的爱国青年成为民族相残的时代牺牲者。贫穷的50年代，一个人的平均月薪是200元，检举“匪谍”的奖赏却可能高达20万元。
徐小姐打完了几个电话，告诉我们先乘台北的捷运(相当于上海的地铁)到六张犁站，出来打“计程车”，由崇德街一直往山上去，到了一个分岔略一一边往木栅、一边往南港，就在这个路口有一崇德寺，其对面有一石碑，上写“政治受难者纪念墓园”，而它原先还有一个更为人知的名字：“台北市示范公墓”，如果打计程车就要告诉司机这个名字。
在去坐捷运的途中，我一直在想，半个多世纪前六张犁这种地方还是恐怖的禁地。而现在我们这些从小在五星红旗下长大的人却可以自由去参观了。在台湾的转型中，“经济起飞”为转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民党当局在自身面临组织挑战的关键时刻，表现出妥协与容忍。也正是这种妥协与容忍避免了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延缓，避免了从威权到民主转型时期的更多暴力和不稳定。在“思乡寻根”的强大推动下，晚年的蒋经国，在生命最后两年里，忍受着病魔的折腾，开始与时间的赛跑。
处理完“江南命案”后。1986年3月，蔣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0月7日，他在“总统府”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女士，正式告知对方：台湾将解除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台湾岛上的中国人真正拥有了自由结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并允许民众赴大陆探亲。开放报禁并非这位威权时代最后领袖的临时起意，而是在面对强烈社会压力、深刻社会矛盾时经过深思熟虑后拆开了保守、仇恨壁垒的禁锢，向历史做出交待的明智之举。
独裁要有胆量，民主更要有胸襟。
1987年12月25日上午，蒋经国坐着轮椅参加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的“行宪40周年纪念”大会，此时，他已不能长日寸间说话。1988年1月13日下午15时55分，蒋经国逝世，那天台湾岛内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民众自发走上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
三
在捷运站里可供旅客自由索取的向导图上，我一下子就看到了“六张犁”站。从六张犁站里出来，过马路就是崇德街，走几步就看到这条街真的是向山上延伸。“六张犁”站与“六张犁公墓”还有很远一段路程。“店仔街”是通往山上公墓的必经之路。上山的路有点弯曲，且较窄，走一段后，越来越多的是与墓葬业相关的店铺、人家。
再往前走没多远，一个大弯环抱出一片向阳的山坡墓地，远处有一座高大的方形白塔。正好路边有一道连结着水泥杆的铁丝网，从这个角度看那座白塔，有点像某种集中营与受难碑的图像意味。一直走到白塔下，就是崇德寺。对面一个向上陡坡，坡路口竖着一块水泥石碑，其造型像是两块木板并立，中间的距离大约有四十厘米，厚七八十厘米，在靠外侧的一块的外侧角的两边分别写着同样的金漆大字：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公园。
从这个路口往上走几步，拐一点弯，就是一座石牌坊，横楣上以红漆写着“台北市示范公墓”。在其左前方又竖着一块与坡路口形制相同、字体相同的“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公园”的水泥碑。穿过公墓牌坊，右侧就看到一块很大的黑色大理石照壁，顶上横书“人民忠魂”四个金色大字，两边分别镌有“民主统一走向富强壮志未酬”、“爱国爱乡改造社会死而后已”，中间刻着一朵硕大的向日葵花。
照壁的左侧旁边是一块汉白玉碑，碑文是：
1950年代在台湾历史上留下一道鲜明的伤痕。在这个史称“白色恐怖时期”的五年间，迁台不久的国民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进行全面检肃。在当时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大环境下，人性受到扭曲，程序正义不受重视，以致社会上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特别是不少理想色彩浓厚的年轻知识分子，在“肃清匪谋”的行动中，未经正当审判或未有充分证据，即被处决，造成许多家庭暗夜饮泣，整个社会噤若寒蝉。往后近四十年间，台湾经济快速成长，教育全面普及，自由民主思潮成为社会主流，这段埋冤九泉的历史记忆逐渐破土而出。为了抚平受难者家属伤痛及平反这段历史，“中央政府”在“民国”八十七年制定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也成立了基金会推动相关工作。而台北市政府乃配合将当初埋葬受难者遗骸的这块墓区重建为纪念公园，自“民国”八十五年开始规划并汇整受难者家属意见后，八十八年编制预算，九十一年兴建完成。我们希望透过对这些逝去灵魂的悼念，使家属长达半个世纪的伤痛，得以纾解。我们更希望：在这块我们深爱的土地上，人性不再扭曲，恐怖不再肆虐，自由得到尊重，人权永获保障。
台北市政府谨志。
“中华民国”九十一年十二月十日 在照壁前立着一块黑色纪年石圆桌，桌面上刻写着一圈圈的年代数字，从1950年起，逐年刻记，看起来有点像锯断的树桩上的年轮一样，那几乎穿越了一个甲子的时光。这是历史的见证!
墓区里没有管理人员，不知在山坡上密密麻麻的坟墓群中何处是当年的政治受难者墓。顺着石阶走到山坡上的墓区，但是从墓碑上的文字来看显然都不可能是政治受难者之墓。想到这里原来就是台北市示范公墓，这些坟墓应该都是原来公墓里的。当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就在穿过石牌坊进来墓园之后的左侧，发现了一块很矮小的石板，上书：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墓区第一墓区，原来我们在进来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片墓区面积不大，是一片小山坡，有竹林、杂树掩映。在山坡上有约十来块很小的墓碑，上面刻的字歪歪扭扭，写得很草率，填的红漆却还鲜艳，都是很简单的“‘民国’四二年×月×日，×××之墓”。
四
凡是从专制统治解放出来的社会，在独裁者或殖民者走了以后，会有一种迫切的需要，那就是直面真相并戳穿谎言，用自己的眼睛彻底找出真实的自己。
1949年，国共两党经过数十年的生死搏斗，以国民党败退台岛告一段落。但是，大陆一直在准备“解放台湾”，台湾则一直在准备“光复大陆”。在这种互相虎视眈眈、时刻想吞噬对方的斗争中，彼此的特工自然身处最前线。
上个世纪50年代初，被国民党当局称之为“吴石、朱谌之(2010年12月9日，由台北送回北京，暂存在八宝山革命公墓。2011年7月12日，朱枫烈士骨灰由北京移灵到宁波镇海烈士陵园。笔者注)特大中共间谍案”曾轰动海内外。时隔整整半个世纪后，被台湾文史学者秦风(本名徐宗懋)先生重新披露出来，让人悲喜参半的同时，更多的是思考。
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到最后一刻的朱谌之女士，本名朱贻荫，参加革命后，改名朱枫。这是她潜伏到台湾时的化名。1949年11月25日，时为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秘密特派员的她奉命自香港赴台从事情报工作，1950年2月18日，在出色完成任务之后，离台返回大陆途中，不幸在浙江定海被逮捕。1950年6月10日，喋血台北马场町刑场。
1999年，秦风先生编辑《二十世纪台湾》画册，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尘封的资料中翻出了一組组血淋淋的审判和枪决政治犯的照片，照片记录的即是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由于叛徒出卖，数以百计党员被捕并遭杀害，其中就包括吴石和朱谌之等人庭审、绑赴刑场和枪决后的镜头。
2000年8月25日，在时任台北市市长马英九的“市长紧急准备金”的支持下。“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揭幕。此时，正是民进党执政的时代。办这个展览，很可能会招来两批人马的攻讦。卫护国民党的会认为这是用过去丑恶的历史来打击已经失去政权的国民党。支持民进党的会认为是在为中国共产党辩护，更可能认为，主办者故意强调“外省人”在白色恐怖中被杀之众多，来淡化“二·二八”事件中，国民党杀害“本省人”的相对罪责。
毕竟，在长达四十多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救国”、“保密防谍”的口号普及全岛。台北新店溪附近的马场町，继北京的菜市口和南京的雨花台后，把共产党员以正面形象展示出来，无论其中强调何种人权或人道思想，结果都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展览开幕后，民众反应热烈，由于选题特殊以及新史料的出土，这项展览立刻受到媒体广泛报道，展览场地每天都挤满观众，参观者的心理是复杂的，留言板上出现大量形形色色的感言。
五
从1950年6月开始，一批批被捕不屈的中共地下党人和左翼人士被押至马场町刑场处决，亲属不敢出面收殓，无亲属者则一并处理，草草埋在六张犁的角落里，仅立着一块块刻上名字的小墓碑。由于无人闻问，几十年间已是荒野蔓草，直到2003年1月11日，六张犁“乱葬岗”正式成为“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对民众开放。
“补偿”，是一个暂时止痛折衷的办法。截至2011年10月底为止。依据1998年6月17日，公布制定的《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这个令人伤心的疗伤剂已经受理了政治受难者及其家属补偿案9452件，其中7526件予以平反或补偿，恢复名誉者有3864人，补偿金总计新台币187亿元。其中，2006年1月，曾是“孙立人事件”关键人物之一的郭廷亮经“台北地方法院”审理后认定：当年因其坐牢长达2542天之久。以一天冤狱赔偿3000元新台币为单位，决定赔偿其家属762，6万新台币。
即将走出六张犁，忍不住再回首。我想，民主其实就是维持清醒，不间歇地与强权的角力。面对今日之中国，没有哪个民族天生不适合民主，没有哪个灵魂拒绝去拥抱自由——而路，还很长。
一个细雨霏霏的早晨，我们准备去找寻台北六张犁墓地。头天晚上，我又将日本学者横地刚《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画上的人》一书看了一遍在台北市的东南偏东方向，有一个叫做六张犁的丘陵。在这里可以眺望到台北市的街容。这里长眠着201名50年代白色恐怖的牺牲者。大多数墓碑都已被土掩埋，上面长着竹丛。据说已经有将近四十年的岁月没有人走近这里了……
从地图上看六张犁这个区域与我们下榻的远东国际大饭店并不算远，但是，在饭店的大堂向服务员徐小姐打听去六张犁公墓的路线时，马上就发现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她问清楚要找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初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墓地，马上帮忙询问和查找。
在我的概念中，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大概有十四万人。“司法院”的数据更高，政治案件达六七万件，如果以每一个案件平均牵连=4-人计算，受军事审判的政治受难人应当在二十万人以上。如果把这些人的家属和亲人算进去，受到迫害的大概就有一百万人。
蒋介石曾训斥国民党军政干部“你们通通不认识敌人，像你们这样麻木不仁。怎么会成功?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奸匪就在你身边。”凭借“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戒严令”建立起来的军事独裁统治。人民的权利所剩无几。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那“豆腐干”大小的新闻背面，藏着什么样的现实：以上世纪50年代的前五年为例。国民党政权在台岛至少杀害了四千多人，监禁了八千个以上的“匪谍”。所谓“匪谍”。真正的共产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被构陷的小市民。在那段恐怖的岁月中，还有无以计数反对内战、要求国家统一的爱国青年成为民族相残的时代牺牲者。贫穷的50年代，一个人的平均月薪是200元，检举“匪谍”的奖赏却可能高达20万元。
徐小姐打完了几个电话，告诉我们先乘台北的捷运(相当于上海的地铁)到六张犁站，出来打“计程车”，由崇德街一直往山上去，到了一个分岔略一一边往木栅、一边往南港，就在这个路口有一崇德寺，其对面有一石碑，上写“政治受难者纪念墓园”，而它原先还有一个更为人知的名字：“台北市示范公墓”，如果打计程车就要告诉司机这个名字。
在去坐捷运的途中，我一直在想，半个多世纪前六张犁这种地方还是恐怖的禁地。而现在我们这些从小在五星红旗下长大的人却可以自由去参观了。在台湾的转型中，“经济起飞”为转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民党当局在自身面临组织挑战的关键时刻，表现出妥协与容忍。也正是这种妥协与容忍避免了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延缓，避免了从威权到民主转型时期的更多暴力和不稳定。在“思乡寻根”的强大推动下，晚年的蒋经国，在生命最后两年里，忍受着病魔的折腾，开始与时间的赛跑。
处理完“江南命案”后。1986年3月，蔣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0月7日，他在“总统府”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女士，正式告知对方：台湾将解除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台湾岛上的中国人真正拥有了自由结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并允许民众赴大陆探亲。开放报禁并非这位威权时代最后领袖的临时起意，而是在面对强烈社会压力、深刻社会矛盾时经过深思熟虑后拆开了保守、仇恨壁垒的禁锢，向历史做出交待的明智之举。
独裁要有胆量，民主更要有胸襟。
1987年12月25日上午，蒋经国坐着轮椅参加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的“行宪40周年纪念”大会，此时，他已不能长日寸间说话。1988年1月13日下午15时55分，蒋经国逝世，那天台湾岛内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民众自发走上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
三
在捷运站里可供旅客自由索取的向导图上，我一下子就看到了“六张犁”站。从六张犁站里出来，过马路就是崇德街，走几步就看到这条街真的是向山上延伸。“六张犁”站与“六张犁公墓”还有很远一段路程。“店仔街”是通往山上公墓的必经之路。上山的路有点弯曲，且较窄，走一段后，越来越多的是与墓葬业相关的店铺、人家。
再往前走没多远，一个大弯环抱出一片向阳的山坡墓地，远处有一座高大的方形白塔。正好路边有一道连结着水泥杆的铁丝网，从这个角度看那座白塔，有点像某种集中营与受难碑的图像意味。一直走到白塔下，就是崇德寺。对面一个向上陡坡，坡路口竖着一块水泥石碑，其造型像是两块木板并立，中间的距离大约有四十厘米，厚七八十厘米，在靠外侧的一块的外侧角的两边分别写着同样的金漆大字：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公园。
从这个路口往上走几步，拐一点弯，就是一座石牌坊，横楣上以红漆写着“台北市示范公墓”。在其左前方又竖着一块与坡路口形制相同、字体相同的“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公园”的水泥碑。穿过公墓牌坊，右侧就看到一块很大的黑色大理石照壁，顶上横书“人民忠魂”四个金色大字，两边分别镌有“民主统一走向富强壮志未酬”、“爱国爱乡改造社会死而后已”，中间刻着一朵硕大的向日葵花。
照壁的左侧旁边是一块汉白玉碑，碑文是：
1950年代在台湾历史上留下一道鲜明的伤痕。在这个史称“白色恐怖时期”的五年间，迁台不久的国民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进行全面检肃。在当时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大环境下，人性受到扭曲，程序正义不受重视，以致社会上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特别是不少理想色彩浓厚的年轻知识分子，在“肃清匪谋”的行动中，未经正当审判或未有充分证据，即被处决，造成许多家庭暗夜饮泣，整个社会噤若寒蝉。往后近四十年间，台湾经济快速成长，教育全面普及，自由民主思潮成为社会主流，这段埋冤九泉的历史记忆逐渐破土而出。为了抚平受难者家属伤痛及平反这段历史，“中央政府”在“民国”八十七年制定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也成立了基金会推动相关工作。而台北市政府乃配合将当初埋葬受难者遗骸的这块墓区重建为纪念公园，自“民国”八十五年开始规划并汇整受难者家属意见后，八十八年编制预算，九十一年兴建完成。我们希望透过对这些逝去灵魂的悼念，使家属长达半个世纪的伤痛，得以纾解。我们更希望：在这块我们深爱的土地上，人性不再扭曲，恐怖不再肆虐，自由得到尊重，人权永获保障。
台北市政府谨志。
“中华民国”九十一年十二月十日 在照壁前立着一块黑色纪年石圆桌，桌面上刻写着一圈圈的年代数字，从1950年起，逐年刻记，看起来有点像锯断的树桩上的年轮一样，那几乎穿越了一个甲子的时光。这是历史的见证!
墓区里没有管理人员，不知在山坡上密密麻麻的坟墓群中何处是当年的政治受难者墓。顺着石阶走到山坡上的墓区，但是从墓碑上的文字来看显然都不可能是政治受难者之墓。想到这里原来就是台北市示范公墓，这些坟墓应该都是原来公墓里的。当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就在穿过石牌坊进来墓园之后的左侧，发现了一块很矮小的石板，上书：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墓区第一墓区，原来我们在进来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片墓区面积不大，是一片小山坡，有竹林、杂树掩映。在山坡上有约十来块很小的墓碑，上面刻的字歪歪扭扭，写得很草率，填的红漆却还鲜艳，都是很简单的“‘民国’四二年×月×日，×××之墓”。
四
凡是从专制统治解放出来的社会，在独裁者或殖民者走了以后，会有一种迫切的需要，那就是直面真相并戳穿谎言，用自己的眼睛彻底找出真实的自己。
1949年，国共两党经过数十年的生死搏斗，以国民党败退台岛告一段落。但是，大陆一直在准备“解放台湾”，台湾则一直在准备“光复大陆”。在这种互相虎视眈眈、时刻想吞噬对方的斗争中，彼此的特工自然身处最前线。
上个世纪50年代初，被国民党当局称之为“吴石、朱谌之(2010年12月9日，由台北送回北京，暂存在八宝山革命公墓。2011年7月12日，朱枫烈士骨灰由北京移灵到宁波镇海烈士陵园。笔者注)特大中共间谍案”曾轰动海内外。时隔整整半个世纪后，被台湾文史学者秦风(本名徐宗懋)先生重新披露出来，让人悲喜参半的同时，更多的是思考。
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到最后一刻的朱谌之女士，本名朱贻荫，参加革命后，改名朱枫。这是她潜伏到台湾时的化名。1949年11月25日，时为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秘密特派员的她奉命自香港赴台从事情报工作，1950年2月18日，在出色完成任务之后，离台返回大陆途中，不幸在浙江定海被逮捕。1950年6月10日，喋血台北马场町刑场。
1999年，秦风先生编辑《二十世纪台湾》画册，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尘封的资料中翻出了一組组血淋淋的审判和枪决政治犯的照片，照片记录的即是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由于叛徒出卖，数以百计党员被捕并遭杀害，其中就包括吴石和朱谌之等人庭审、绑赴刑场和枪决后的镜头。
2000年8月25日，在时任台北市市长马英九的“市长紧急准备金”的支持下。“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揭幕。此时，正是民进党执政的时代。办这个展览，很可能会招来两批人马的攻讦。卫护国民党的会认为这是用过去丑恶的历史来打击已经失去政权的国民党。支持民进党的会认为是在为中国共产党辩护，更可能认为，主办者故意强调“外省人”在白色恐怖中被杀之众多，来淡化“二·二八”事件中，国民党杀害“本省人”的相对罪责。
毕竟，在长达四十多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救国”、“保密防谍”的口号普及全岛。台北新店溪附近的马场町，继北京的菜市口和南京的雨花台后，把共产党员以正面形象展示出来，无论其中强调何种人权或人道思想，结果都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展览开幕后，民众反应热烈，由于选题特殊以及新史料的出土，这项展览立刻受到媒体广泛报道，展览场地每天都挤满观众，参观者的心理是复杂的，留言板上出现大量形形色色的感言。
五
从1950年6月开始，一批批被捕不屈的中共地下党人和左翼人士被押至马场町刑场处决，亲属不敢出面收殓，无亲属者则一并处理，草草埋在六张犁的角落里，仅立着一块块刻上名字的小墓碑。由于无人闻问，几十年间已是荒野蔓草，直到2003年1月11日，六张犁“乱葬岗”正式成为“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对民众开放。
“补偿”，是一个暂时止痛折衷的办法。截至2011年10月底为止。依据1998年6月17日，公布制定的《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这个令人伤心的疗伤剂已经受理了政治受难者及其家属补偿案9452件，其中7526件予以平反或补偿，恢复名誉者有3864人，补偿金总计新台币187亿元。其中，2006年1月，曾是“孙立人事件”关键人物之一的郭廷亮经“台北地方法院”审理后认定：当年因其坐牢长达2542天之久。以一天冤狱赔偿3000元新台币为单位，决定赔偿其家属762，6万新台币。
即将走出六张犁，忍不住再回首。我想，民主其实就是维持清醒，不间歇地与强权的角力。面对今日之中国，没有哪个民族天生不适合民主，没有哪个灵魂拒绝去拥抱自由——而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