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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士族女性的诗词文学比前代更加兴盛繁荣，这同清代上层知识女性更加注重才学有关。在清代家庭价值观盛行的时代背景下，对知识女性的成长历程中的女性教育以及道德品质的培养，反映出她们在才德兼备的条件下产生了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另外从女性视角去理解，清代士族女性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遵守女训的诫律，对她们自我价值的实现存又在局限性。
关键词：清代；士族女性；自我意识
中图分类号：I1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011-02
一、清朝士族女性生活的空间及其成长过程
1644年清军入关建立了清朝，为了巩固其清朝的统治，开始进行社会各个阶层的社会控制，构建属于不同等级、不同阶层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做了一系列的强制性的改革措施。其中在对女性的控制方面，虽然清朝依旧提倡妇女守节，并禁止女艺人在公开场合表演，但同时输入了新的家庭价值观念，一是清朝初期反对妇女殉节；二是实行一系列的旌表制度，主要是为增进中国家庭物质福利和社会地位；三是在《大清律》中规定了两性行为的条例。[1]
清代学者们对女性角色的关注随时代思想文化的变化而变化。清代考据学的兴盛时期，学者们对古之女性开始重新定位，因为生活在古圣先贤时代博学多才的女性代表着一种高尚纯粹的学问，一种没有被功名利禄污染的群体，于是清朝的男性学者们会引用古代女性的形象来批判他们自己社会的腐败和争名夺利，所以那些知识女性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品德的影响力，也因这种批判而立足越稳了，学者们也逐渐开始关注女性教育的意义的所在了。
清代的棉花种植业和纺织业的发展同时也影响到了社会性别的认识的改变，尤其是女工劳动者增多。其实女性劳作也是“勤”的表现，也是称为“贤”的一种品行，所以女性也乐衷于自己的工作。所以在清代的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不断变化的环境下，清代的知识女性的生活背景，给予她们一个大的空间，而且她们本身就是儒家社会的一个群体，儒家文化的产物。
就清代士族女性而言，她们的家庭成长环境相对于普通女性要优越许多，无论是生活条件，还是受教育的程度都较高。从她们的成长历程看，具体而直接的了解隐藏于她们内心的空间是从何来。
生活在士族家庭的小女孩接受教育的时间是她换掉乳齿的七虚岁，到这一年龄，假如女孩正在读书，家里一般就会把她与兄弟们分开单独教育了。父亲在家就由父亲教育，如果父亲不在家，那么母亲、姐姐、家中女辈的女性负责她们的教育。
然而母亲教育多是《女孝经》之类的女子道德教育，尽管有“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说，有些出于对女儿宠爱，有些出于家庭门第的考虑，一些开明的父母会支持女儿接受教育，就像庄莲佩，自幼娟好颖慧，得到父母钟爱，女红之外，她的父亲就教她汉唐诸家诗，讽咏终日，在婚前就有数百首诗哀然成集。[2]
另一方面，在她们这个年龄阶段，她们的双足会被布带紧紧地捆绑起来，缠足以后，她们在闺阁度过的时光，常常就是与世隔绝的生活，给闺秀们准备了十分舒适的环境。她们可以潜心与专研、阅读、绘画，所以缠足对于清代的知识女性而言，她们的反抗是微乎其微。
出嫁后，她们的教育仍会继续。“为夫者谆复教导之，为舅姑者祥言正色以训诫之，妯娌之先至亦宜款曲开谕，使其知所趋同，久而服习，与之俱化矣。不可遽尔弃疾，坐成其失也。教妇初来，今日新妇，他日母姑，如何忽诸！” [3] 在婆家，丈夫对妻子的教育也是关键。有些女性就是在丈夫的指导下学习女教妇德，甚至学会吟诗作画，能文辞。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从人妻到人母的角色转变，也是她们的自我意识的一个变化，士族女性人生历程的最大转折点是在她们生育年限结束的时候，对女性来说，它意味着人生历程开始了最后一个阶段。有些人开始追求一种佛家或是道家的需要全神贯注和打坐静修的精神生活，她们这种生活，也多来源于她们内心的精神追求，是她们内在独立精神的体现。
从她们出嫁前到出嫁后，士族家庭出身的知识女性，无论是从德，还是才都体现出她们所具备的气质。同其他朝代女性相比，内心的温婉与精神的追求并存，而她们的人生历程正好书写出她们的内心世界。
二、清代士族女性寻找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
自古以来对女性的教育就包括三个范围：看不到的身心教育，它通过约束女性的身体，反复灌输各种戒律和价值观；知识教育，指的是阅读和书写技巧及总体识字能力的获得；四德培养，主要是女性美德的方面。这是儒家“四德”描述的一个理想的女性，她的行为轨迹与一位理想男性的行动轨迹完全相反。
儒家秩序的视野是以男性为主的，而女性却是这个秩序的束缚者。从女性的出生、身体的约束——缠足，到其女性的内心意识的约束——四德。这是历代女性无法摆脱的历史枷锁。
尽管，身体的束缚把她们“幽禁”于闺阁中，但她们爱好文学创作的热情，让她们有了身心向外的意识。在清代，出现了大量的知识女性拜师创诗社，共同探讨诗词，这就成了她们精神寄托的乐园。她们不再囿于深宅大院，每逢节日便相约集会，切磋诗艺。从而读书和创作成了她们女红之暇渴求的事业。如吴县王采微“耽文史，手不释卷，尤好吟咏，每明窗净几，读书临帖，煮茗供花，悠然物外。”[4]广泛的阅读提高了她们的综合素质，培养了她们对历史人生的感悟，使她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和才干，并产生强烈的自醒意识。
三、清代士族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影响
这些女性热衷于写作，并且得以延续发展她们的圈子，这同她们的创造性的才智密切相关，在她们日常生活中，随着坊刻和图书流通加快的节奏，她们既是读者也是创造者，她们喜欢谈论小说，戏曲，并善于想象，通过文学的接触，构想她们的内心世界，从而创作一系列的文学作品，这也是坊刻商刊刻为女性和由女性自己写的书提供了条件。
她们就在这样一种女性文学中展现自己，对于她们来说，进入“文”的领域是必然的。她们达到目标的途径有两种：一是情感，以回忆来体验情感，用诗将其表现出来；二是通过对身体，思想和心灵的刻苦训练来改造自己，这种训练并非语言所能表达，所以她们一般会借助笔砚，为自己独立的灵魂在诗中寻找一个寄托。 她们可以通过写作寻找其自身存在的意义，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持和扩大在家中的权威，同时也可以超出家庭的领域去抨击她们那个时代的商品化的性交易。
盛清时期的大家闺秀已经同艺妓的分野日趋扩大。士族家庭的知识女性认为她们是所教养过的一个特殊阶层：幼时是掌上明珠，未来的贤妻良母。而且清代的“闺秀”是闺阁中培养起来的女性，也自觉地将她们的学识和艺妓的学识区别开来。如我们所知，这种自我意识有一部分正是强调已婚妇女道德权威的汉学的复兴。闺秀们对女性之“才”给予的认可常常是依这种才能的用途而定的。
但另一方面阻碍她们彻底解放自我的，其实还是源于她们内心的道德权威感，即使在清代好拜师结社的女性，打破了局限于家庭空间范围，但并没有影响她们对儒家礼教的维护，甚至从她们的视角来看，对身体的训诫?——缠足，并不反感，反而是习惯。
在清代，曾一度实行的缠足禁令，可是却行不通，于1688年废止了。其实缠足已成了江南城市长大的女孩都接受的习俗。而且形成一定的仪式，在这些仪式及的信仰，也就帮助说明了这一习俗绵延长久和传播广泛的原因。尽管男性对缠足带来的性欲吸引力比较强，但同时也是有女性认同所促成的，否则也难维持千年之久。从这一点上，展现了明末清初中国女性的自我认识和女性文化的矛盾本质。
所以，即使清代士族女性通过诗歌传递心声，但她们对于儒家领域内的理想女性还是抱着向往的心态的。这一方面影响她们自我意识彻底解放的一道枷锁。
对于近代女性的自身解放还是有重要意义的。清代士族女性作家阅读、思考、编书和创作过程中萌发了强烈的女性意识。她们也同时渴望才华，施展抱负，从抒情诗到注满爱国思想和民主精神的诗的转变，正是清代至近代，女性革命的转变，其中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完整的阐释了这种蜕变。但同时残留的缠足观念，在近代的禁止，却需要经过一段艰苦的历程。
注释：
[1]【美】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29页，定庄宜、颜宜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2]【清】施蛰存：《秋水轩诗词》，《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三）诗话、词话、书、相庵断残录》，1935年" 。
[3]【清】张履祥《训子语》《丛书集成初稿》第976页。中华书局，1985年。
[4]【清】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2，17页，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美】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江湄、邓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次版。
[2]【美】高彦颐《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苗延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1次版。
[3]黄嫣梨《清代四大女词人——转型中的清代士族女性》，北京；汉语辞典出版社。2002年。
[4]王力坚《从<名媛诗话>看家庭对清代才媛的影响》，《长江学术》2006年第3期。
[5]【美】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定庄宜、颜宜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次版。
作者简介：彭雪梅（1991 —）女，汉族，江西上饶人，现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
关键词：清代；士族女性；自我意识
中图分类号：I1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011-02
一、清朝士族女性生活的空间及其成长过程
1644年清军入关建立了清朝，为了巩固其清朝的统治，开始进行社会各个阶层的社会控制，构建属于不同等级、不同阶层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做了一系列的强制性的改革措施。其中在对女性的控制方面，虽然清朝依旧提倡妇女守节，并禁止女艺人在公开场合表演，但同时输入了新的家庭价值观念，一是清朝初期反对妇女殉节；二是实行一系列的旌表制度，主要是为增进中国家庭物质福利和社会地位；三是在《大清律》中规定了两性行为的条例。[1]
清代学者们对女性角色的关注随时代思想文化的变化而变化。清代考据学的兴盛时期，学者们对古之女性开始重新定位，因为生活在古圣先贤时代博学多才的女性代表着一种高尚纯粹的学问，一种没有被功名利禄污染的群体，于是清朝的男性学者们会引用古代女性的形象来批判他们自己社会的腐败和争名夺利，所以那些知识女性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品德的影响力，也因这种批判而立足越稳了，学者们也逐渐开始关注女性教育的意义的所在了。
清代的棉花种植业和纺织业的发展同时也影响到了社会性别的认识的改变，尤其是女工劳动者增多。其实女性劳作也是“勤”的表现，也是称为“贤”的一种品行，所以女性也乐衷于自己的工作。所以在清代的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不断变化的环境下，清代的知识女性的生活背景，给予她们一个大的空间，而且她们本身就是儒家社会的一个群体，儒家文化的产物。
就清代士族女性而言，她们的家庭成长环境相对于普通女性要优越许多，无论是生活条件，还是受教育的程度都较高。从她们的成长历程看，具体而直接的了解隐藏于她们内心的空间是从何来。
生活在士族家庭的小女孩接受教育的时间是她换掉乳齿的七虚岁，到这一年龄，假如女孩正在读书，家里一般就会把她与兄弟们分开单独教育了。父亲在家就由父亲教育，如果父亲不在家，那么母亲、姐姐、家中女辈的女性负责她们的教育。
然而母亲教育多是《女孝经》之类的女子道德教育，尽管有“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说，有些出于对女儿宠爱，有些出于家庭门第的考虑，一些开明的父母会支持女儿接受教育，就像庄莲佩，自幼娟好颖慧，得到父母钟爱，女红之外，她的父亲就教她汉唐诸家诗，讽咏终日，在婚前就有数百首诗哀然成集。[2]
另一方面，在她们这个年龄阶段，她们的双足会被布带紧紧地捆绑起来，缠足以后，她们在闺阁度过的时光，常常就是与世隔绝的生活，给闺秀们准备了十分舒适的环境。她们可以潜心与专研、阅读、绘画，所以缠足对于清代的知识女性而言，她们的反抗是微乎其微。
出嫁后，她们的教育仍会继续。“为夫者谆复教导之，为舅姑者祥言正色以训诫之，妯娌之先至亦宜款曲开谕，使其知所趋同，久而服习，与之俱化矣。不可遽尔弃疾，坐成其失也。教妇初来，今日新妇，他日母姑，如何忽诸！” [3] 在婆家，丈夫对妻子的教育也是关键。有些女性就是在丈夫的指导下学习女教妇德，甚至学会吟诗作画，能文辞。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从人妻到人母的角色转变，也是她们的自我意识的一个变化，士族女性人生历程的最大转折点是在她们生育年限结束的时候，对女性来说，它意味着人生历程开始了最后一个阶段。有些人开始追求一种佛家或是道家的需要全神贯注和打坐静修的精神生活，她们这种生活，也多来源于她们内心的精神追求，是她们内在独立精神的体现。
从她们出嫁前到出嫁后，士族家庭出身的知识女性，无论是从德，还是才都体现出她们所具备的气质。同其他朝代女性相比，内心的温婉与精神的追求并存，而她们的人生历程正好书写出她们的内心世界。
二、清代士族女性寻找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
自古以来对女性的教育就包括三个范围：看不到的身心教育，它通过约束女性的身体，反复灌输各种戒律和价值观；知识教育，指的是阅读和书写技巧及总体识字能力的获得；四德培养，主要是女性美德的方面。这是儒家“四德”描述的一个理想的女性，她的行为轨迹与一位理想男性的行动轨迹完全相反。
儒家秩序的视野是以男性为主的，而女性却是这个秩序的束缚者。从女性的出生、身体的约束——缠足，到其女性的内心意识的约束——四德。这是历代女性无法摆脱的历史枷锁。
尽管，身体的束缚把她们“幽禁”于闺阁中，但她们爱好文学创作的热情，让她们有了身心向外的意识。在清代，出现了大量的知识女性拜师创诗社，共同探讨诗词，这就成了她们精神寄托的乐园。她们不再囿于深宅大院，每逢节日便相约集会，切磋诗艺。从而读书和创作成了她们女红之暇渴求的事业。如吴县王采微“耽文史，手不释卷，尤好吟咏，每明窗净几，读书临帖，煮茗供花，悠然物外。”[4]广泛的阅读提高了她们的综合素质，培养了她们对历史人生的感悟，使她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和才干，并产生强烈的自醒意识。
三、清代士族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影响
这些女性热衷于写作，并且得以延续发展她们的圈子，这同她们的创造性的才智密切相关，在她们日常生活中，随着坊刻和图书流通加快的节奏，她们既是读者也是创造者，她们喜欢谈论小说，戏曲，并善于想象，通过文学的接触，构想她们的内心世界，从而创作一系列的文学作品，这也是坊刻商刊刻为女性和由女性自己写的书提供了条件。
她们就在这样一种女性文学中展现自己，对于她们来说，进入“文”的领域是必然的。她们达到目标的途径有两种：一是情感，以回忆来体验情感，用诗将其表现出来；二是通过对身体，思想和心灵的刻苦训练来改造自己，这种训练并非语言所能表达，所以她们一般会借助笔砚，为自己独立的灵魂在诗中寻找一个寄托。 她们可以通过写作寻找其自身存在的意义，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持和扩大在家中的权威，同时也可以超出家庭的领域去抨击她们那个时代的商品化的性交易。
盛清时期的大家闺秀已经同艺妓的分野日趋扩大。士族家庭的知识女性认为她们是所教养过的一个特殊阶层：幼时是掌上明珠，未来的贤妻良母。而且清代的“闺秀”是闺阁中培养起来的女性，也自觉地将她们的学识和艺妓的学识区别开来。如我们所知，这种自我意识有一部分正是强调已婚妇女道德权威的汉学的复兴。闺秀们对女性之“才”给予的认可常常是依这种才能的用途而定的。
但另一方面阻碍她们彻底解放自我的，其实还是源于她们内心的道德权威感，即使在清代好拜师结社的女性，打破了局限于家庭空间范围，但并没有影响她们对儒家礼教的维护，甚至从她们的视角来看，对身体的训诫?——缠足，并不反感，反而是习惯。
在清代，曾一度实行的缠足禁令，可是却行不通，于1688年废止了。其实缠足已成了江南城市长大的女孩都接受的习俗。而且形成一定的仪式，在这些仪式及的信仰，也就帮助说明了这一习俗绵延长久和传播广泛的原因。尽管男性对缠足带来的性欲吸引力比较强，但同时也是有女性认同所促成的，否则也难维持千年之久。从这一点上，展现了明末清初中国女性的自我认识和女性文化的矛盾本质。
所以，即使清代士族女性通过诗歌传递心声，但她们对于儒家领域内的理想女性还是抱着向往的心态的。这一方面影响她们自我意识彻底解放的一道枷锁。
对于近代女性的自身解放还是有重要意义的。清代士族女性作家阅读、思考、编书和创作过程中萌发了强烈的女性意识。她们也同时渴望才华，施展抱负，从抒情诗到注满爱国思想和民主精神的诗的转变，正是清代至近代，女性革命的转变，其中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完整的阐释了这种蜕变。但同时残留的缠足观念，在近代的禁止，却需要经过一段艰苦的历程。
注释：
[1]【美】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29页，定庄宜、颜宜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2]【清】施蛰存：《秋水轩诗词》，《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三）诗话、词话、书、相庵断残录》，1935年" 。
[3]【清】张履祥《训子语》《丛书集成初稿》第976页。中华书局，1985年。
[4]【清】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2，17页，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美】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江湄、邓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次版。
[2]【美】高彦颐《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苗延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1次版。
[3]黄嫣梨《清代四大女词人——转型中的清代士族女性》，北京；汉语辞典出版社。2002年。
[4]王力坚《从<名媛诗话>看家庭对清代才媛的影响》，《长江学术》2006年第3期。
[5]【美】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定庄宜、颜宜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次版。
作者简介：彭雪梅（1991 —）女，汉族，江西上饶人，现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