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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看来，高校应届毕业生、干部、留学回国人员、军队转业干部、离退休人员和投资纳税贡献突出人员是合法获得北京户口的主力军
从老家保定办完结婚登记手续回到北京后，以“北京人”自居的张晓松再也不说自己是北京人了，他现在满脑子想的就是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北京人。
2000年，张晓松大学毕业后就从家乡保定到了北京，努力打拼十余载，玩了命加班干工作，一步步坐上了一家出名地产公司的项目总监，出色的工作业绩也为他换来了三环内的复式楼和京P牌照的奥迪车，最关键的是常年的工作环境造就了他一口“京片子”，地道的北京口音也让他感觉自己已经彻底融入了这座繁华的大都市，在这里他生活得无比滋润。
直到张晓松带着未婚妻去了朝阳区民政大厅办结婚证，工作人员一句“你们外地人只能回原籍领结婚证”才让他顿时明白会讲北京话的不一定是北京人，拿了北京户口本的才是北京人，对于这个城市而言，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外地人”。
在北京，像张晓松这样的“外地人”还有很多，常年居住在北京却都没有北京户口，常常要为涉及到证件的事在北京和原籍之间来回奔波，“北京户口”对于这些人来说，已经不只是一个身份识别符号，还具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更是成为北京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最关键指标。拥有北京户口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人生追求。
沉重的留京指标
然而，越是难得到的东西越是昂贵。虽然取得北京户口的方式有很多种，但对大多数想留京的人来说，拿到北京户口的机会依然很少。原因就在于政府对进京人数的“数量控制”。而官方用于“数量控制”的主要办法就是“留京指标”。
留京指标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开始将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严格限制人口自由流动。严格管制下，高考成为了“农转非”和合法进城的重要途径，为此，北京市政府专门设立了为非京籍生源的北京大学生解决户口问题的“留京指标”。
据了解，最初“留京指标”只是一道手续。随着改革开放后工商业的飞速发展与户籍制度的逐步开放，到了1999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已达1099.8万，大大突破了1993年颁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中“到2010年市区常住城市人口控制在650万人以内”的计划。为了控制进京数量，随后，北京市教委出台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分配的新政策——“取消毕业生就业行业和所有制的限制”，“打破毕业生就业的地区限制”，同时，对在京院校外地生源毕业生留京实行了“指标控制、择优留京”的办法。
但是，指标控制并未阻碍北京常住人口数量的急剧膨胀。后来，这种控制变成了严格的“指标”。再后来，留京指标成为落户北京的第一道关卡，要再拿到用人单位提供的“进京指标”，只有“双指标挂钩”才能获得北京户口。
那么北京每年到底有多少留京指标呢？《方圆》记者向北京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申请了最近十年留京指标数量，但被以“没有汇总数据”为由遭到了拒绝。据对方介绍，指标总数不是由市里统一了指标分下去，而是各个区县申请，申请数量通过不一，但没有统计过全市每年到底有多少。
根据目前媒体公开报道，已知有五个年份的“非京生源毕业生进京指标数量”：2004年16000个；2008年 15000个；2010年 9000个；2011年 6000个；2012年 9000个。而其他渠道的进京指标，难以统计。
种类繁多的进京渠道
坊间的说法是，一个北京户口的喊价达到了百万元，可见“北京户口难办理”已经是普遍的共识，在苛刻的外地户籍进京政策下，如何成为一名北京人，显然是一个复杂艰巨的过程。
外地户籍进京政策的苛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进京条件要求高、办理过程复杂繁琐。
“在目前看来，高校应届毕业生、干部、留学回国人员、军队转业干部、离退休人员和投资纳税贡献突出人员是合法获得北京户口的主力军。”《进京户口完全手册》一书的作者徐学明曾经统计过入京人员的身份类别，而这些人的自身条件一般都比较优秀，容易达到外地户籍进京政策中的一系列要求。
徐学明表示北京户口难办还体现在审批部门多，办理时间都会很长，不确定性也会相对较大。“还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审批，一般人需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审批，中央单位则还需要所属部位批准，部队转业干部和随军家属还需要部队政治机关批准。”
虽然要求高、过程复杂，但是外地户籍进京政策也为外地人提供了多种获得北京户口的方式。最被大众熟知的外地户籍进京有两种方式：第一是进入能够解决户口问题的大型国企或事业单位；第二是找到的配偶拥有北京户口，不过结婚要在10年以上，方能落户。对于这样的进京方式划分，徐学明做了更为专业的分类，“其实外地户籍进京的方式可以分为三种途径：第一种是以参加工作为基础的户口调动；第二种是以调动工作为基础的户口随迁；第三种是由公安系统直接审批的户口迁入。”
不过在实际情况下，外地户籍进京的方式还远远不止这些。
事业线：找个好工作
根据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发布的数据，2012年北京市引进接受非北京生源毕业生9000余人，该数字在外地户籍进京总数里占了很大的比例。
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马上能拿到北京户口的最关键因素就是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不过他们供职的地方都是中央在京单位，直属机关、大型的央企和跨国公司，只有像这类级别的单位才能获批人事部应届毕业生的进京指标，在北京这样的单位大概有2200多家。
在这2200多家政府单位和企业之间，王宁选择了前者，不过准确来讲，是他母亲替他决定的。
“不进体制，怎么有编制？没有编制，怎么有北京户口？没有北京户口，怎么买福利房？没有房子，还怎么结婚？你不结婚？我怎么抱孙子？”
王宁2009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忙着找工作，经不住母亲的整日絮叨，万般无奈之下，参加了国考，和他一同参加国考的还有班里95%的同学，回想当初，王宁很庆幸自己听从了母亲的建议，通过了万人过独木桥式的“国考”，进入了一个部委直属机关。 这个部委直属机关的待遇没有多高，月薪才4000多，但是王宁入职才一个月，他的户口就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集体户口上迁到这所单位。
虽然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月薪才4000多，但是他手里拿的北京户口本就让那些供职于外企，整天没日没夜加班的同学们羡慕不已。
在毕业两年后的同学聚会上，王宁还听说，班上的一位同学为了解决北京户口的问题甚至放弃了一家法国在华企业的工作邀请，心甘情愿地跑到了顺义去当村官，他一想到这个在省会城市成长的同学一向反感农村人，现在却整日和这些人打交道的场景，便大笑不止。
在王宁5%没有参加“国考”的同学中，李梦也拿到了北京户口，她选择了和王宁不同的方向，进入了一家央企。
就在班上95%的同学都在图书馆里专心备考“国考”时，李梦正在人才网上疯狂地投简历，学习成绩一向拔尖的她有些特立独行，总是走与众不同的路线，而对英语和法语的精通让她在2009年的夏天同时拿到了多份工作邀请。
有些工作邀请是知名的外企和私企发来，薪水都挺丰厚，其中有一家甚至给了她一个权力不小的职位，面对众多选择，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一家在京央企的工作邀请，而这份工作的薪水远没有其他几份那么高，她唯一看重的是这家央企解决北京户口的承诺。
在这家央企工作刚满一年，人事部的同事就将一整套北京户口的材料放到了她的办公桌上，李梦用“从椅子上蹦起来”形容当时的心情，而解决了北京户口的李梦开始准备跳槽了，她现在唯一看重的就是月薪的高低。
学业线：出国留趟学
就在王宁和李梦坐在办公室里拿到北京户口的那一刻，杨海涛却整日在北京城里来回奔波，为了北京户口他差点累趴下。
他走了一条比两人都艰辛很多的道路，事后他分析最关键的还是工作单位不够“硬”，比不上有权的中央机关和财大气粗的央企，每一项都要自己亲自去办。
2009年从澳大利亚留学回国后，杨海涛在北京朝阳找到一份普通的工作，工作半年后一位朋友和他聊起了留学生办户口的事，概括起来就是：出国留学获得国家承认的硕士或硕士以上学历，归国两年内找到接收单位，由留学生服务中心办理集体户口。
决心扎根北京的杨海涛心花怒放，便开始跑流程。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是杨海涛办理北京户口的第一站，他要在这里获得教育部的学历认证，只有这样才能拿到服务中心出具的介绍信，这个过程很顺利，也让他低估了后来的办理难度。
在办理过程中，最关键的还是社保局出具的连续3个月社保缴纳证明，这是留学生落户的最基本条件，他去了位于酒仙桥的朝阳区社保服务大厅，而他当时住在海淀中关村，杨海涛说自己在那期间基本是天亮就从家出发，天黑才能回家，由于对政策规定不熟，他弄错了好几次程序，每次弄错的结果就是重新再来，光这张薄薄的社保缴纳证明就花了他半个月的时间。
最让杨海涛吐槽的还是档案，这种中国特色的人事制度也让他头疼不已，他从老家拿到自己的档案后，档案在人才服务中心和供职公司间来回折腾，几经波折后，档案才最终被现今供职的单位接收保管。
在做完这一切，拿着大大小小厚厚一叠申请、证明材料到公安局后，他又发现新的问题，他不想落户在集体里，如果要办理个人户口，就必须有一个具体的落户地址，简而言之解决方法就是要在北京买一套房子，最终他还是咬牙买了一套房，办成了个人户口，好在当时北京还没有开始限购。
“按照政策，海外留学生也能拿到北京户口，如果整个流程顺畅，不算路程，一天就能办下来，可我整整花了3个月的时间。”杨海涛直到现在都没有停止抱怨。
亲情线：嫁个北京人
杨海涛办个北京户口，时间花了三个月，同样是干一件事，刘晨花的时间更长——10年。
刘晨是河北邯郸人，2000年时就在北京的一家机械公司里工作，专门处理公司所有的行政工作，现在已经是部门主管，月薪已经过万元。
但是刘晨刚到北京的时候，境遇很苦，要想在北京扎根立足，单靠自己肯定不行，经过一系列可行性的分析之后，当时刘晨就决定找个北京人嫁了。她的要求就三条：一米七以上的个头，28岁以下，北京城八区户口。
头一次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通州人，虽然不是城八区的，刘晨想着通州离城区近，便去了。见了一面，这事就吹了，刘晨受不了那人的傲慢劲儿，后来相亲了十几回，最终在2002年嫁给了西城区的一位北京人。
当初这门婚事受到了对方父母的极力反对，原因很简单，当时北京市新生儿户口登记的规定是监护人只能到婴儿母亲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报出生登记。不过北京市在2002年年底调整了子女随父母入户的政策：从2003年8月7日开始，在此日期之后出生的婴儿，只要父母有一方在北京，就可以随父或随母登记北京户口。这项政策的出台不仅让刘晨顺利地嫁到了北京，还让她儿子顺利登记了北京的户口，如今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
不过刘晨直到去年才拿到了北京户口本，此时已经嫁到北京整整十年，因为按照规定，作为外地人，刘晨只有在婚姻期满十年后，才能申请。
整个办理的过程十分顺利，刘晨拿了户口本和结婚证的原件去了西城区公安局的户籍接待室，填写一系列材料表格，在15个工作日后，刘晨回到了接待室，拿到了自己崭新的户口本，那一刻，她泣不成声。
金钱线：投资办厂
如果你很有钱，也可以“买”到北京户口，在外地户籍进京政策中，这种“买”被称之为“引进外地来京投资企业人员”。
北京市常住户口，已经成为北京市吸引投资项目的重要利器。北京市投资促进局局长周卫民就曾表示，办理北京市常住户口有两个渠道，一是人力社保局，二就是投资促进局。投资促进局在2012年便为14名企业高管及家属共45人办理了北京市常住户口。
“如果是为了北京户口而来京投资，一般会被分成城八区的户口和区县户口两种投资。”徐学明表示无论是哪种投资，投资的金额都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要想得到朝阳、海淀、石景山等城八区的北京户口，在京投资的年限要超过3年，在这3年里每年纳税80万元以上或者近3年纳税达300万元以上，除此之外，企业职工中北京人要保持在100人以上，或者达到职工总人数的90%以上，而对于城八区之外区县的北京户口，投资的条件比城八区降低了50%。关于投资即可获得北京户口的规定几经变更，以前的投资条件比现在还要降低很多。
利用投资获得北京户口，在“房氏家族”中也不少见，其中最为出名的便是“房媳”张彦，同为反面典型，“房媳”远比“房姐”会利用规则。
北京市政府办公厅曾于1997年下发《北京市郊区小城镇建设试点城镇户籍管理试行办法》，其中第8条规定外地人员如果在试点城镇有合法固定住所和稳定生活来源，且在试点城镇投资50万元人民币以上兴办实业的个人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可以申请登记试点城镇常住户口。
“房媳”张彦就是利用这项规定，成功落户北京市顺义区杨镇，杨镇也确实在2001年确定的33个试点城镇中。
张彦的北京户口最终也通过了北京警方的查证。2013年1月29日，北京市警方声明称：张彦于2005年在北京市顺义区杨镇投资小城镇并购房，符合北京市政府关于北京市郊区小城镇建设试点城镇户口管理的相关规定，经杨镇镇政府和顺义区政府审批同意，并由公安机关人口管理部门审核无误后，于2006年持山西省运城市东城派出所《户口迁移证》在杨镇派出所办理了北京市小城镇户口。
2012年张彦还将户口由顺义区迁入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当时张彦的进京审批材料齐全，既有全家户口簿及身份证复印件、山西省运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为其颁发的失业证复印件，还有其在北京市投资的协议、验资报告、购房合同、购房发票等材料，全部符合北京市户籍管理规定的情形。在户口迁入北京后，张彦又生育第二个子女，办理出生登记时持有顺义计生部门开具的处罚收费票据和出生证明，其第二个子女的北京市户籍也符合北京市户籍管理规定。
不过后来人就没有“房媳”这么幸运了，因为在当时试点城镇实际操作中，除了投资50万元，一般仅需购买一套两居室以上住房，即可在当地办理一家最多4口人的户口。该政策引发大量户口迁入，所以北京市的小城镇户口迁入工作已于2005年9月正式停办。
还有特殊的渠道
由于驻京部队的特殊性，随军家属和军队转业干部也能办理北京户口。
虽然是家属进京，但这项政策对军官本身条件的要求还有很多。驻北京城区部队的军队干部必须是正营级、正科级以上，驻区县的必须是副营级、副科级以上，而且服役时间要超过15年。家属中，对配偶没有条件限制，但是对子女有一定的要求，必须是未成年、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对于那些离开部队的转业干部，北京市军转安置的规定对其还是相当有利的，列举了20项条件，只要这些军转干部符合其中一项即可获得北京户口。
即使你什么也没有，只是一个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人，而且还不符合任何一项外地户籍进京政策，这也并非意味着你没有任何机会获得北京户口。
1997年，在宣武区东滨河路的一家银行，保安员杨晓东勇斗持枪抢劫银行歹徒，挽回国家财产100万元，受到北京市政府的表彰，他被特批获得北京户口。与杨晓东一样，保安员、北京市劳动模范马京敏，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在2001年被树为典型，同样被特批获得北京户口。最近一起类似的事件发生在2005年，隶属内保局的保安员王洪娥因见义勇为而获得北京户口。
这些都是底层人物获得北京户口的实例，不过这需要勇气和献身精神，还有一定的运气成分，而且这种获得北京户口的几率比中五百万彩票的几率还要低。
从老家保定办完结婚登记手续回到北京后，以“北京人”自居的张晓松再也不说自己是北京人了，他现在满脑子想的就是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北京人。
2000年，张晓松大学毕业后就从家乡保定到了北京，努力打拼十余载，玩了命加班干工作，一步步坐上了一家出名地产公司的项目总监，出色的工作业绩也为他换来了三环内的复式楼和京P牌照的奥迪车，最关键的是常年的工作环境造就了他一口“京片子”，地道的北京口音也让他感觉自己已经彻底融入了这座繁华的大都市，在这里他生活得无比滋润。
直到张晓松带着未婚妻去了朝阳区民政大厅办结婚证，工作人员一句“你们外地人只能回原籍领结婚证”才让他顿时明白会讲北京话的不一定是北京人，拿了北京户口本的才是北京人，对于这个城市而言，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外地人”。
在北京，像张晓松这样的“外地人”还有很多，常年居住在北京却都没有北京户口，常常要为涉及到证件的事在北京和原籍之间来回奔波，“北京户口”对于这些人来说，已经不只是一个身份识别符号，还具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更是成为北京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最关键指标。拥有北京户口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人生追求。
沉重的留京指标
然而，越是难得到的东西越是昂贵。虽然取得北京户口的方式有很多种，但对大多数想留京的人来说，拿到北京户口的机会依然很少。原因就在于政府对进京人数的“数量控制”。而官方用于“数量控制”的主要办法就是“留京指标”。
留京指标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开始将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严格限制人口自由流动。严格管制下，高考成为了“农转非”和合法进城的重要途径，为此，北京市政府专门设立了为非京籍生源的北京大学生解决户口问题的“留京指标”。
据了解，最初“留京指标”只是一道手续。随着改革开放后工商业的飞速发展与户籍制度的逐步开放，到了1999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已达1099.8万，大大突破了1993年颁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中“到2010年市区常住城市人口控制在650万人以内”的计划。为了控制进京数量，随后，北京市教委出台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分配的新政策——“取消毕业生就业行业和所有制的限制”，“打破毕业生就业的地区限制”，同时，对在京院校外地生源毕业生留京实行了“指标控制、择优留京”的办法。
但是，指标控制并未阻碍北京常住人口数量的急剧膨胀。后来，这种控制变成了严格的“指标”。再后来，留京指标成为落户北京的第一道关卡，要再拿到用人单位提供的“进京指标”，只有“双指标挂钩”才能获得北京户口。
那么北京每年到底有多少留京指标呢？《方圆》记者向北京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申请了最近十年留京指标数量，但被以“没有汇总数据”为由遭到了拒绝。据对方介绍，指标总数不是由市里统一了指标分下去，而是各个区县申请，申请数量通过不一，但没有统计过全市每年到底有多少。
根据目前媒体公开报道，已知有五个年份的“非京生源毕业生进京指标数量”：2004年16000个；2008年 15000个；2010年 9000个；2011年 6000个；2012年 9000个。而其他渠道的进京指标，难以统计。
种类繁多的进京渠道
坊间的说法是，一个北京户口的喊价达到了百万元，可见“北京户口难办理”已经是普遍的共识，在苛刻的外地户籍进京政策下，如何成为一名北京人，显然是一个复杂艰巨的过程。
外地户籍进京政策的苛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进京条件要求高、办理过程复杂繁琐。
“在目前看来，高校应届毕业生、干部、留学回国人员、军队转业干部、离退休人员和投资纳税贡献突出人员是合法获得北京户口的主力军。”《进京户口完全手册》一书的作者徐学明曾经统计过入京人员的身份类别，而这些人的自身条件一般都比较优秀，容易达到外地户籍进京政策中的一系列要求。
徐学明表示北京户口难办还体现在审批部门多，办理时间都会很长，不确定性也会相对较大。“还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审批，一般人需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审批，中央单位则还需要所属部位批准，部队转业干部和随军家属还需要部队政治机关批准。”
虽然要求高、过程复杂，但是外地户籍进京政策也为外地人提供了多种获得北京户口的方式。最被大众熟知的外地户籍进京有两种方式：第一是进入能够解决户口问题的大型国企或事业单位；第二是找到的配偶拥有北京户口，不过结婚要在10年以上，方能落户。对于这样的进京方式划分，徐学明做了更为专业的分类，“其实外地户籍进京的方式可以分为三种途径：第一种是以参加工作为基础的户口调动；第二种是以调动工作为基础的户口随迁；第三种是由公安系统直接审批的户口迁入。”
不过在实际情况下，外地户籍进京的方式还远远不止这些。
事业线：找个好工作
根据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发布的数据，2012年北京市引进接受非北京生源毕业生9000余人，该数字在外地户籍进京总数里占了很大的比例。
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马上能拿到北京户口的最关键因素就是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不过他们供职的地方都是中央在京单位，直属机关、大型的央企和跨国公司，只有像这类级别的单位才能获批人事部应届毕业生的进京指标，在北京这样的单位大概有2200多家。
在这2200多家政府单位和企业之间，王宁选择了前者，不过准确来讲，是他母亲替他决定的。
“不进体制，怎么有编制？没有编制，怎么有北京户口？没有北京户口，怎么买福利房？没有房子，还怎么结婚？你不结婚？我怎么抱孙子？”
王宁2009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忙着找工作，经不住母亲的整日絮叨，万般无奈之下，参加了国考，和他一同参加国考的还有班里95%的同学，回想当初，王宁很庆幸自己听从了母亲的建议，通过了万人过独木桥式的“国考”，进入了一个部委直属机关。 这个部委直属机关的待遇没有多高，月薪才4000多，但是王宁入职才一个月，他的户口就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集体户口上迁到这所单位。
虽然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月薪才4000多，但是他手里拿的北京户口本就让那些供职于外企，整天没日没夜加班的同学们羡慕不已。
在毕业两年后的同学聚会上，王宁还听说，班上的一位同学为了解决北京户口的问题甚至放弃了一家法国在华企业的工作邀请，心甘情愿地跑到了顺义去当村官，他一想到这个在省会城市成长的同学一向反感农村人，现在却整日和这些人打交道的场景，便大笑不止。
在王宁5%没有参加“国考”的同学中，李梦也拿到了北京户口，她选择了和王宁不同的方向，进入了一家央企。
就在班上95%的同学都在图书馆里专心备考“国考”时，李梦正在人才网上疯狂地投简历，学习成绩一向拔尖的她有些特立独行，总是走与众不同的路线，而对英语和法语的精通让她在2009年的夏天同时拿到了多份工作邀请。
有些工作邀请是知名的外企和私企发来，薪水都挺丰厚，其中有一家甚至给了她一个权力不小的职位，面对众多选择，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一家在京央企的工作邀请，而这份工作的薪水远没有其他几份那么高，她唯一看重的是这家央企解决北京户口的承诺。
在这家央企工作刚满一年，人事部的同事就将一整套北京户口的材料放到了她的办公桌上，李梦用“从椅子上蹦起来”形容当时的心情，而解决了北京户口的李梦开始准备跳槽了，她现在唯一看重的就是月薪的高低。
学业线：出国留趟学
就在王宁和李梦坐在办公室里拿到北京户口的那一刻，杨海涛却整日在北京城里来回奔波，为了北京户口他差点累趴下。
他走了一条比两人都艰辛很多的道路，事后他分析最关键的还是工作单位不够“硬”，比不上有权的中央机关和财大气粗的央企，每一项都要自己亲自去办。
2009年从澳大利亚留学回国后，杨海涛在北京朝阳找到一份普通的工作，工作半年后一位朋友和他聊起了留学生办户口的事，概括起来就是：出国留学获得国家承认的硕士或硕士以上学历，归国两年内找到接收单位，由留学生服务中心办理集体户口。
决心扎根北京的杨海涛心花怒放，便开始跑流程。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是杨海涛办理北京户口的第一站，他要在这里获得教育部的学历认证，只有这样才能拿到服务中心出具的介绍信，这个过程很顺利，也让他低估了后来的办理难度。
在办理过程中，最关键的还是社保局出具的连续3个月社保缴纳证明，这是留学生落户的最基本条件，他去了位于酒仙桥的朝阳区社保服务大厅，而他当时住在海淀中关村，杨海涛说自己在那期间基本是天亮就从家出发，天黑才能回家，由于对政策规定不熟，他弄错了好几次程序，每次弄错的结果就是重新再来，光这张薄薄的社保缴纳证明就花了他半个月的时间。
最让杨海涛吐槽的还是档案，这种中国特色的人事制度也让他头疼不已，他从老家拿到自己的档案后，档案在人才服务中心和供职公司间来回折腾，几经波折后，档案才最终被现今供职的单位接收保管。
在做完这一切，拿着大大小小厚厚一叠申请、证明材料到公安局后，他又发现新的问题，他不想落户在集体里，如果要办理个人户口，就必须有一个具体的落户地址，简而言之解决方法就是要在北京买一套房子，最终他还是咬牙买了一套房，办成了个人户口，好在当时北京还没有开始限购。
“按照政策，海外留学生也能拿到北京户口，如果整个流程顺畅，不算路程，一天就能办下来，可我整整花了3个月的时间。”杨海涛直到现在都没有停止抱怨。
亲情线：嫁个北京人
杨海涛办个北京户口，时间花了三个月，同样是干一件事，刘晨花的时间更长——10年。
刘晨是河北邯郸人，2000年时就在北京的一家机械公司里工作，专门处理公司所有的行政工作，现在已经是部门主管，月薪已经过万元。
但是刘晨刚到北京的时候，境遇很苦，要想在北京扎根立足，单靠自己肯定不行，经过一系列可行性的分析之后，当时刘晨就决定找个北京人嫁了。她的要求就三条：一米七以上的个头，28岁以下，北京城八区户口。
头一次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通州人，虽然不是城八区的，刘晨想着通州离城区近，便去了。见了一面，这事就吹了，刘晨受不了那人的傲慢劲儿，后来相亲了十几回，最终在2002年嫁给了西城区的一位北京人。
当初这门婚事受到了对方父母的极力反对，原因很简单，当时北京市新生儿户口登记的规定是监护人只能到婴儿母亲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报出生登记。不过北京市在2002年年底调整了子女随父母入户的政策：从2003年8月7日开始，在此日期之后出生的婴儿，只要父母有一方在北京，就可以随父或随母登记北京户口。这项政策的出台不仅让刘晨顺利地嫁到了北京，还让她儿子顺利登记了北京的户口，如今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
不过刘晨直到去年才拿到了北京户口本，此时已经嫁到北京整整十年，因为按照规定，作为外地人，刘晨只有在婚姻期满十年后，才能申请。
整个办理的过程十分顺利，刘晨拿了户口本和结婚证的原件去了西城区公安局的户籍接待室，填写一系列材料表格，在15个工作日后，刘晨回到了接待室，拿到了自己崭新的户口本，那一刻，她泣不成声。
金钱线：投资办厂
如果你很有钱，也可以“买”到北京户口，在外地户籍进京政策中，这种“买”被称之为“引进外地来京投资企业人员”。
北京市常住户口，已经成为北京市吸引投资项目的重要利器。北京市投资促进局局长周卫民就曾表示，办理北京市常住户口有两个渠道，一是人力社保局，二就是投资促进局。投资促进局在2012年便为14名企业高管及家属共45人办理了北京市常住户口。
“如果是为了北京户口而来京投资，一般会被分成城八区的户口和区县户口两种投资。”徐学明表示无论是哪种投资，投资的金额都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要想得到朝阳、海淀、石景山等城八区的北京户口，在京投资的年限要超过3年，在这3年里每年纳税80万元以上或者近3年纳税达300万元以上，除此之外，企业职工中北京人要保持在100人以上，或者达到职工总人数的90%以上，而对于城八区之外区县的北京户口，投资的条件比城八区降低了50%。关于投资即可获得北京户口的规定几经变更，以前的投资条件比现在还要降低很多。
利用投资获得北京户口，在“房氏家族”中也不少见，其中最为出名的便是“房媳”张彦，同为反面典型，“房媳”远比“房姐”会利用规则。
北京市政府办公厅曾于1997年下发《北京市郊区小城镇建设试点城镇户籍管理试行办法》，其中第8条规定外地人员如果在试点城镇有合法固定住所和稳定生活来源，且在试点城镇投资50万元人民币以上兴办实业的个人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可以申请登记试点城镇常住户口。
“房媳”张彦就是利用这项规定，成功落户北京市顺义区杨镇，杨镇也确实在2001年确定的33个试点城镇中。
张彦的北京户口最终也通过了北京警方的查证。2013年1月29日，北京市警方声明称：张彦于2005年在北京市顺义区杨镇投资小城镇并购房，符合北京市政府关于北京市郊区小城镇建设试点城镇户口管理的相关规定，经杨镇镇政府和顺义区政府审批同意，并由公安机关人口管理部门审核无误后，于2006年持山西省运城市东城派出所《户口迁移证》在杨镇派出所办理了北京市小城镇户口。
2012年张彦还将户口由顺义区迁入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当时张彦的进京审批材料齐全，既有全家户口簿及身份证复印件、山西省运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为其颁发的失业证复印件，还有其在北京市投资的协议、验资报告、购房合同、购房发票等材料，全部符合北京市户籍管理规定的情形。在户口迁入北京后，张彦又生育第二个子女，办理出生登记时持有顺义计生部门开具的处罚收费票据和出生证明，其第二个子女的北京市户籍也符合北京市户籍管理规定。
不过后来人就没有“房媳”这么幸运了，因为在当时试点城镇实际操作中，除了投资50万元，一般仅需购买一套两居室以上住房，即可在当地办理一家最多4口人的户口。该政策引发大量户口迁入，所以北京市的小城镇户口迁入工作已于2005年9月正式停办。
还有特殊的渠道
由于驻京部队的特殊性，随军家属和军队转业干部也能办理北京户口。
虽然是家属进京，但这项政策对军官本身条件的要求还有很多。驻北京城区部队的军队干部必须是正营级、正科级以上，驻区县的必须是副营级、副科级以上，而且服役时间要超过15年。家属中，对配偶没有条件限制，但是对子女有一定的要求，必须是未成年、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对于那些离开部队的转业干部，北京市军转安置的规定对其还是相当有利的，列举了20项条件，只要这些军转干部符合其中一项即可获得北京户口。
即使你什么也没有，只是一个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人，而且还不符合任何一项外地户籍进京政策，这也并非意味着你没有任何机会获得北京户口。
1997年，在宣武区东滨河路的一家银行，保安员杨晓东勇斗持枪抢劫银行歹徒，挽回国家财产100万元，受到北京市政府的表彰，他被特批获得北京户口。与杨晓东一样，保安员、北京市劳动模范马京敏，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在2001年被树为典型，同样被特批获得北京户口。最近一起类似的事件发生在2005年，隶属内保局的保安员王洪娥因见义勇为而获得北京户口。
这些都是底层人物获得北京户口的实例，不过这需要勇气和献身精神，还有一定的运气成分，而且这种获得北京户口的几率比中五百万彩票的几率还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