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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研究的发展从来不是单独进行的，它建立在语言学、比较文学、历史学、哲学、符号学、传播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基础之上，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性质的学科。近年来，翻译的“社会学转向”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翻译研究借助社会学的理论，探索出新的发展方向。本文旨在浅析社会学的视角对于翻译研究的启发作用，以及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6-0088-02
一、翻译研究与跨学科
（一）翻译的跨学科性质
跨学科研究具有综合性和增效性。首先，学科互鉴，能够跨越单一学科的界限。纽曼说，“所有的知识都是统一的整体，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整体，因为宇宙从其纵向和横向来看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Newman， 1994）也就是说，客观世界被人类分割成不同的模块，但是各个模块之间不是完全割裂的关系，模块之间的有效连接可以使我们的客观世界更加完整，同时也促使各个模块发挥更大的作用。跨学科研究在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领域都受到了足够的重视。翻译研究因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更加需要学科之间的融合。传统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而无论什么样的翻译都需要面对原作，语言，和文化，都必须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
（二）另一种声音
斯奈尔·霍恩比在其著述《翻译研究——综合法》中指出，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有基于翻译本身的独立的研究方法，而不是依赖其他学科的研究模式。（Snell—Hornby， 2001）斯内尔—霍恩比这段话是为了争取翻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而阐述的，他认为翻译总是借鉴甚至依附于其他学科（语言学，比较文学）是翻译学科无法得到足够重视，难以独立的最重要原因。当前，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得到国际学界共识并且翻译研究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样处理翻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呢？在多学科介入的跨学科语境之下，译学研究应如何保持自身体系的相对独立性？
翻译研究经历了这样三个时期的演变：a. 翻译研究依附于传统学科； b.翻译研究关注自身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c.翻译研究不断扩张，跨学科研究变得越来越频繁。从这样一个大致的脉络中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在c阶段，翻译研究没有顺利地向前迈进，那么很有可能从跨学科变为“无学科”。有趣的是，对于跨学科是否最终成为“无学科”，霍恩比在其2006年出版的《翻译研究的转向——新范式还是新视角？》一书中也做了详细的论述。他借用德国学者凯因德对跨学科性质的学科几个发展阶段的描述来进行说明。凯因德认为，一个具有跨学科性质的学科从完全依赖其他学科到逐渐自成体系，必然经历三个阶段：依赖帝国主义的附庸式、选择性输入式、互惠式（张莹，2007）。所以，当今的翻译研究与多学科融合如果能做到互利互惠，让翻译研究有选择地借助其他学科理论的同时完善自身、又促进其他学科进步，对于翻译研究来说将是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
（三）跨学科翻译研究现状
1. 翻译与比较文学
西方传统的语言研究主要分为两派：文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翻译研究也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即文学方向和语言学方向。前者将翻译归为比较文学的分支，后者将翻译归为应用语言学的分支。（Snell-Hornby， 2001）翻译是比较文学的分支也是欧洲操纵学派的主要观点。当时，很大一部分翻译研究是以研究文学为动因而展开的。而翻译研究亟待发展，比较文学的学者在翻译界发挥了更大更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断发展，苏珊·巴斯内特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中提出翻译研究从现在起应该是一门主学科，而比较文学是一个重要的附属科目。这一惊人论断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无论这个论断是否科学，我们都应该看到翻译研究在当今时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翻译的地位也将逐步上升。
2.翻译与语言学
翻译理论最早只是经验的总结，语言学的引入打破了这一局面，使翻译研究从经验演变为科学，对于翻译的发展以及翻译学科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契机。翻译与语言学有着很深的渊源。翻译是科学的说法也最先起源于翻译与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语言学理论对雅各布森、皮特纽马克、尤金奈达、卡特福德等翻译理论家产生了重要影响。雅各布森从符号学的角度将翻译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三类；皮特纽马克主要从语用学的角度对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做出了详细的解释，并指出了两种翻译方法的本质和适用范围；尤金奈达借用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给我们讲述了如何具体操作翻译过程；卡特福德受到语言学家韩礼德的影响，认为语言是一个有层次系统，并且从语言层次的角度指出实现等值翻译的条件。
3.翻译与其它学科
除语言学和比较文学之外，翻译还与历史学、哲学、符号学、传播学、心理学、认知诗学等诸多学科发生关联，这些学科的理论也给翻译带来新的视角，开拓了研究者的思维。
二、翻译的社会学转向
社会翻译学，作为翻译学和社会学交叉产生的一门学科，旨在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翻译现象或翻译活动。（王洪涛，2011）社会翻译学对于翻译研究者来说并不陌生，这个词由来已久。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学派的创始人詹姆斯·霍尔姆斯（1972）在他的《翻译学的名与实》中指出，以功能为导向的描写翻译研究的对象不是翻译文本自身的功能，而是文本在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功能，突出强调了社会文化背景之于翻译研究的意义。他同时表示，翻译社会学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继文化转向出现之后，翻译可能出现的各种转向备受关注。1999年，迈考拉·沃夫正式提出翻译研究中的“社会学转向”。斯奈尔·霍恩比在其2006年发表的专著《翻译研究的转向——新范式还是新转向？》中指出，“文化转向”是二十世纪翻译研究范式的最重大改变。在总结二十一世纪的未来视角时，霍恩比谈到翻译研究中开始萌芽的“意识形态转向”和“社会学转向”，称他们是文化转向之后带来的变动的视角。 对于翻译的“社会学转向”，霍恩比评价说：社会翻译学替代了纯语言的翻译研究，它给我们未来的翻译研究带来了诸多语料，对于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翻译研究与社会学的交融
1. 翻译是一种社会行为
虽然“社会学转向”在翻译领域初露头角，但是“翻译是一种社会行为”的看法在此之前并不是毫无踪迹，我们可以从诸多翻译理论中找到它的影子。1）图里的翻译的规范理论认为，翻译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超越了源语文本、语言之间的系统差异、翻译中涉及到的文本传统、甚至译者的认知能力的范畴，处于社会文化层面。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的翻译规范能够反映出该社会环境对于翻译这种文化现象的认识和接受。2）勒非弗尔说“通过翻译，实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甚至是同一文化语境下文化资本的传播、分配以及控制”。（Lefevere ，1992：vii）这种说法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不谋而合。3）霍斯·曼塔里的译者行为理论与社会学的翻译研究联系更加紧密。译者行为理论将翻译行为放在更宽泛的职业语境中进行考察，不仅译者、源文本作者、客户或委托人、译本读者等都在目标文本生成过程中起着作用。译者被看作是在生成目标文本过程中，与各方合作的专家，保证译本符合相关各方提前约定的产品规格。（张莹，2007：20）
2.社会学理论对翻译活动的启发
当今社会学的领军人物布迪厄、拉图尔、拉尔、吉登斯、卢曼等人为翻译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如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拉图尔的行为者网络理论和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了。一时间，布迪厄这个名字频繁出现在翻译研究领域，甚至到了谈论社会翻译学人称布迪厄的程度。
莫拉·英格丽里评价说，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应用于翻译研究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标志着翻译学科内部的一次范式转换。第二，是对描述翻译学与多元系统论的重新评估。第三、译者地位受到关注，批判性的分析译者作为积极参与文本生产及再生产的社会、文化行为者的角色。（武光军，2008）沃尔夫根据近年来翻译社会学的缘起、发展历程和理论来源将翻译社会学划分为行动者社会学、翻译过程社会学和文化产品社会学。（仲伟合，2014）古安维克认为，布迪厄理论中的核心概念都可以应用到翻译研究中，并且对“场域”理论做了细致的研究。不少中国学者如李红满、王洪涛也关注着社会学对于翻译活动的影响，并努力建构完整的社会学翻译学理论。
三、翻译的“社会学转向”对于翻译研究的局限性
跨学科的翻译研究有利于克服单一学科的视域狭隘，方法论欠缺等问题，加深人们对翻译活动的认识，引起人们对于翻译的定义重思考。可以说，翻译社会学研究大大拓宽了翻译学的外延，同时也带来了更加辩证的思维模式与更加理性的研究方法，是翻译学研究的一大进步。但翻译社会学研究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第一，从本体论上来说，社会翻译学研究关注影响翻译的社会文化因素，缺乏对内部语言转换的讨论。第二，从方法论上来说，翻译社会学注重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因素，强调译者主观因素对翻译的作用，因此翻译社会学理论大多是后观看式的研究，很难对未来翻译趋势做出预测。
参考文献
[1]王洪涛.建构“社会翻译学”：名与实的辨析[J]. 中国翻译，2011：1
[2]武光军.翻译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J]. 外国语，2008（31）：1
[3]张莹. 翻译学科的世纪末转向——评斯奈尔·霍恩比的新书《翻译研究的转向——新范式还是新视角》[J]. 中国翻译，2007：6
[4]仲伟合， 冯曼.翻译社会学视角下文化外译研究体系的建构[J]. 外语研究，2014：3
[5] Bassnett， Sus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Critical Introduction[M]. Blackwell Publishers， Oxford， 1993
[6]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7] Newman， H.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M]. Routledge/ Theommes Press， 1994
[13]Snell-Hornby， Marry.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M].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8] Snell-Hornby， Marry. 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9] Wolf， Michaela. Alexandra Fukari（ed.）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M].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6-0088-02
一、翻译研究与跨学科
（一）翻译的跨学科性质
跨学科研究具有综合性和增效性。首先，学科互鉴，能够跨越单一学科的界限。纽曼说，“所有的知识都是统一的整体，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整体，因为宇宙从其纵向和横向来看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Newman， 1994）也就是说，客观世界被人类分割成不同的模块，但是各个模块之间不是完全割裂的关系，模块之间的有效连接可以使我们的客观世界更加完整，同时也促使各个模块发挥更大的作用。跨学科研究在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领域都受到了足够的重视。翻译研究因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更加需要学科之间的融合。传统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而无论什么样的翻译都需要面对原作，语言，和文化，都必须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
（二）另一种声音
斯奈尔·霍恩比在其著述《翻译研究——综合法》中指出，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有基于翻译本身的独立的研究方法，而不是依赖其他学科的研究模式。（Snell—Hornby， 2001）斯内尔—霍恩比这段话是为了争取翻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而阐述的，他认为翻译总是借鉴甚至依附于其他学科（语言学，比较文学）是翻译学科无法得到足够重视，难以独立的最重要原因。当前，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得到国际学界共识并且翻译研究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样处理翻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呢？在多学科介入的跨学科语境之下，译学研究应如何保持自身体系的相对独立性？
翻译研究经历了这样三个时期的演变：a. 翻译研究依附于传统学科； b.翻译研究关注自身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c.翻译研究不断扩张，跨学科研究变得越来越频繁。从这样一个大致的脉络中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在c阶段，翻译研究没有顺利地向前迈进，那么很有可能从跨学科变为“无学科”。有趣的是，对于跨学科是否最终成为“无学科”，霍恩比在其2006年出版的《翻译研究的转向——新范式还是新视角？》一书中也做了详细的论述。他借用德国学者凯因德对跨学科性质的学科几个发展阶段的描述来进行说明。凯因德认为，一个具有跨学科性质的学科从完全依赖其他学科到逐渐自成体系，必然经历三个阶段：依赖帝国主义的附庸式、选择性输入式、互惠式（张莹，2007）。所以，当今的翻译研究与多学科融合如果能做到互利互惠，让翻译研究有选择地借助其他学科理论的同时完善自身、又促进其他学科进步，对于翻译研究来说将是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
（三）跨学科翻译研究现状
1. 翻译与比较文学
西方传统的语言研究主要分为两派：文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翻译研究也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即文学方向和语言学方向。前者将翻译归为比较文学的分支，后者将翻译归为应用语言学的分支。（Snell-Hornby， 2001）翻译是比较文学的分支也是欧洲操纵学派的主要观点。当时，很大一部分翻译研究是以研究文学为动因而展开的。而翻译研究亟待发展，比较文学的学者在翻译界发挥了更大更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断发展，苏珊·巴斯内特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中提出翻译研究从现在起应该是一门主学科，而比较文学是一个重要的附属科目。这一惊人论断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无论这个论断是否科学，我们都应该看到翻译研究在当今时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翻译的地位也将逐步上升。
2.翻译与语言学
翻译理论最早只是经验的总结，语言学的引入打破了这一局面，使翻译研究从经验演变为科学，对于翻译的发展以及翻译学科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契机。翻译与语言学有着很深的渊源。翻译是科学的说法也最先起源于翻译与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语言学理论对雅各布森、皮特纽马克、尤金奈达、卡特福德等翻译理论家产生了重要影响。雅各布森从符号学的角度将翻译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三类；皮特纽马克主要从语用学的角度对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做出了详细的解释，并指出了两种翻译方法的本质和适用范围；尤金奈达借用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给我们讲述了如何具体操作翻译过程；卡特福德受到语言学家韩礼德的影响，认为语言是一个有层次系统，并且从语言层次的角度指出实现等值翻译的条件。
3.翻译与其它学科
除语言学和比较文学之外，翻译还与历史学、哲学、符号学、传播学、心理学、认知诗学等诸多学科发生关联，这些学科的理论也给翻译带来新的视角，开拓了研究者的思维。
二、翻译的社会学转向
社会翻译学，作为翻译学和社会学交叉产生的一门学科，旨在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翻译现象或翻译活动。（王洪涛，2011）社会翻译学对于翻译研究者来说并不陌生，这个词由来已久。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学派的创始人詹姆斯·霍尔姆斯（1972）在他的《翻译学的名与实》中指出，以功能为导向的描写翻译研究的对象不是翻译文本自身的功能，而是文本在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功能，突出强调了社会文化背景之于翻译研究的意义。他同时表示，翻译社会学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继文化转向出现之后，翻译可能出现的各种转向备受关注。1999年，迈考拉·沃夫正式提出翻译研究中的“社会学转向”。斯奈尔·霍恩比在其2006年发表的专著《翻译研究的转向——新范式还是新转向？》中指出，“文化转向”是二十世纪翻译研究范式的最重大改变。在总结二十一世纪的未来视角时，霍恩比谈到翻译研究中开始萌芽的“意识形态转向”和“社会学转向”，称他们是文化转向之后带来的变动的视角。 对于翻译的“社会学转向”，霍恩比评价说：社会翻译学替代了纯语言的翻译研究，它给我们未来的翻译研究带来了诸多语料，对于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翻译研究与社会学的交融
1. 翻译是一种社会行为
虽然“社会学转向”在翻译领域初露头角，但是“翻译是一种社会行为”的看法在此之前并不是毫无踪迹，我们可以从诸多翻译理论中找到它的影子。1）图里的翻译的规范理论认为，翻译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超越了源语文本、语言之间的系统差异、翻译中涉及到的文本传统、甚至译者的认知能力的范畴，处于社会文化层面。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的翻译规范能够反映出该社会环境对于翻译这种文化现象的认识和接受。2）勒非弗尔说“通过翻译，实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甚至是同一文化语境下文化资本的传播、分配以及控制”。（Lefevere ，1992：vii）这种说法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不谋而合。3）霍斯·曼塔里的译者行为理论与社会学的翻译研究联系更加紧密。译者行为理论将翻译行为放在更宽泛的职业语境中进行考察，不仅译者、源文本作者、客户或委托人、译本读者等都在目标文本生成过程中起着作用。译者被看作是在生成目标文本过程中，与各方合作的专家，保证译本符合相关各方提前约定的产品规格。（张莹，2007：20）
2.社会学理论对翻译活动的启发
当今社会学的领军人物布迪厄、拉图尔、拉尔、吉登斯、卢曼等人为翻译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如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拉图尔的行为者网络理论和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了。一时间，布迪厄这个名字频繁出现在翻译研究领域，甚至到了谈论社会翻译学人称布迪厄的程度。
莫拉·英格丽里评价说，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应用于翻译研究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标志着翻译学科内部的一次范式转换。第二，是对描述翻译学与多元系统论的重新评估。第三、译者地位受到关注，批判性的分析译者作为积极参与文本生产及再生产的社会、文化行为者的角色。（武光军，2008）沃尔夫根据近年来翻译社会学的缘起、发展历程和理论来源将翻译社会学划分为行动者社会学、翻译过程社会学和文化产品社会学。（仲伟合，2014）古安维克认为，布迪厄理论中的核心概念都可以应用到翻译研究中，并且对“场域”理论做了细致的研究。不少中国学者如李红满、王洪涛也关注着社会学对于翻译活动的影响，并努力建构完整的社会学翻译学理论。
三、翻译的“社会学转向”对于翻译研究的局限性
跨学科的翻译研究有利于克服单一学科的视域狭隘，方法论欠缺等问题，加深人们对翻译活动的认识，引起人们对于翻译的定义重思考。可以说，翻译社会学研究大大拓宽了翻译学的外延，同时也带来了更加辩证的思维模式与更加理性的研究方法，是翻译学研究的一大进步。但翻译社会学研究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第一，从本体论上来说，社会翻译学研究关注影响翻译的社会文化因素，缺乏对内部语言转换的讨论。第二，从方法论上来说，翻译社会学注重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因素，强调译者主观因素对翻译的作用，因此翻译社会学理论大多是后观看式的研究，很难对未来翻译趋势做出预测。
参考文献
[1]王洪涛.建构“社会翻译学”：名与实的辨析[J]. 中国翻译，2011：1
[2]武光军.翻译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J]. 外国语，2008（31）：1
[3]张莹. 翻译学科的世纪末转向——评斯奈尔·霍恩比的新书《翻译研究的转向——新范式还是新视角》[J]. 中国翻译，2007：6
[4]仲伟合， 冯曼.翻译社会学视角下文化外译研究体系的建构[J]. 外语研究，2014：3
[5] Bassnett， Sus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Critical Introduction[M]. Blackwell Publishers， Oxford， 1993
[6]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7] Newman， H.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M]. Routledge/ Theommes Press， 1994
[13]Snell-Hornby， Marry.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M].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8] Snell-Hornby， Marry. 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9] Wolf， Michaela. Alexandra Fukari（ed.）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M].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