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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为旧中国输送了西方的先进文明，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民族的振兴奋斗了一生。但就是这样一位伟人，不论是他的治学，还是他的婚恋生活，都饱受着世人的争议。
关键词：胡适；治学矛盾；婚恋矛盾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勇于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上，卓有远见地从西方引进了民主、自由的新潮思想，为当时麻木不堪的国人输送了新鲜的血液，试图将我们的古老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上。胡适书写了自己伟大的一生，但他和普通人一样，也遭遇过心理困惑和矛盾，这主要表现在他的治学生涯和婚恋生活中。
一、治学矛盾
胡适先生是留洋归国的博士，和许多睁眼看过世界的学者一样，他看问题的视野开阔，思想敏锐，善于用理性思考和分析问题，并卓有远见地引入西方民主、自由这些对于当时腐朽不堪的旧中国还算陌生、新潮的思想，强烈批判了各种旧社会的毒瘤，极力为中华民族注入新鲜的血液。但就是这样一个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一直被人误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被冠以“崇洋媚外”的头衔。这种误读整整持续了三十年，直至一九七九年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的历史地位从一九四九年开始第一次得到恢复和肯定。
既然是误读，那么我们应该还原一个真实的胡适。真实的胡适，不仅崇尚于学习和传播西方先进的民主、自由、科学的思想，而且他也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良的成分，即所谓的“国粹”。这是一种看似折中的治学态度，这也正是现在大多数人认为的胡适在治学方面存在的矛盾。但我认为，胡适不仅没有抱有一种折中的治学态度，在治学方面也不存在矛盾之处。
首先，作为留洋后归国的学子，胡适试图凭借自己的一腔热情将自己在国外所学的先进思潮和风尚带到中国，这是完全符合当时现实的。胡适所处的时代是中西方文化思想强烈碰撞的年代，社会问题频发，历史遗留问题明显。胡适等学者看到西方国家在科技、文化各方面的先进，于是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一时风尚。胡适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就一直善于传播西方文明，而且他认为西方国家表现出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充裕，更有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先进和文明。而当时中国社会普遍流行的想法是，西方文明是物质的，中国文明是精神的。为此，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对于这种错误看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写道：“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第二，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第三，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Material)，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Spiritual)，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是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是单物质。” [1]可见，胡适认为西方国家的文明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有力地驳斥和推翻了那种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割裂的荒唐说法。虽然胡适对于西方文明大力推崇，但他对西方文化并非照单全收。他认为：“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 [2]可见，胡适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是清醒、冷静、理智的。至于胡适曾经提出的“全盘西化”的口号，不仅使他本人成为“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也一直是人们喋喋不休讨论的焦点。查阅胡适的言论和著作，或许“全盘西化”口号的使用是个失误。
其次，胡适在治学方面，并非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只是大力宣扬西方文明。实际上，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从未持以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很多时候都持以批判态度，是因为他看到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麻痹、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国民，于是他引进西方文明，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他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振兴的国家，一群富有活力、激情的国民。胡适提倡一种运用“自责”的态度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而言，这都是一种合理的文化心态。对比西方的先进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部分进行“自责”，发现弱点和不足后才能更好地进步。
胡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在很多时候都大力批判，但一方面他毕生都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只有了解历史，才有资格和根据评判历史。可见，胡适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是客观公正的，而并非空穴来风。在新文化的浪潮中，胡适曾提出要整理“国故”的口号。对于“国故”的解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这样，“国故”的解释就显得宽泛而合理。因为，国故之中不但有“国粹”，也有“国渣”。要了解“国粹”，必须也了解“国渣”。国粹派抱着昌明国粹的态度，就不免以盲目迷信古人的态度对待国故。而胡适的提倡整理国故，恰好是主张以“批判的态度”重新整理一切古代的文化遗产。[3]从整理国故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确是持以批判的态度。整理国故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但胡适善于从冗长的历史中拉出调理脉络，归纳前因后果，并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在这当中，胡适一直本着历史和实证的态度，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可见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上，通过中西方文化的比较分析，谨慎、理智地提出问题。都说胡适的治学态度是温和、折中的，但对待中西方文化都采取取其精华、取其糟粕的态度，胡适的这种意念又是非常坚定的，这是一种令人钦佩的严谨的治学态度。
二、婚恋矛盾
饱受世人争议的不只是胡适的治学方面，还有他的婚恋生活，这是研究胡适矛盾性格的主要方面。胡适婚恋生活的矛盾之处在于，胡适一方面固守着旧式包办婚姻，一方面又与自己心仪的女子保持着关系。这正如蒋介石评价他的那样，“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被很多人所说的“糟糠之妻不可弃，新潮女子不放弃”。
促使胡适这样一位留洋归国博士选择旧式包办婚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包括他所说的“不忍伤几个人的心”。这几个胡适不想使她们伤心的人，母亲首当其冲。胡适幼年丧父，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而江冬秀是母亲看中的媳妇，虽然胡适心里并不情愿，但处于对母亲的敬畏和感激之情，他还是选择了这段婚姻。除了母亲之外，胡适不忍伤其心的还有妻子江冬秀。胡适接受过良好教育，对传统文化中的包办婚姻、媒妁之言深恶痛绝，但是胡适性格里也有宽厚、温和的一面，在他的内心里对妻子江冬秀这样的旧式女子是非常同情的。胡适认为，这些旧式女子在旧社会中没有接受过教育，却要被封建势力压制，被迫将自己的终身许配与人，她们本身也是封建腐朽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品。胡适更想到如果自己悔婚，那么江冬秀该何去何从的问题。可见，胡适处于对江冬秀的处境考虑，才打定主意不悔婚。当然，母亲去世后，胡适有再次选择婚姻的权利，因为没有母亲这道屏障的阻挡，但胡适最终还是没有选择离婚，一方面是因为妻子曾经的以死相逼，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是出于对自己在学术界名声影响的考虑。胡适和妻子江冬秀始终和和美美并终身相守。归结而言，胡适选择旧式包办婚姻更多是自己温和、隐忍的性格使然。这种性格是他从小养成的，在他的治学中也有体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善于“自责”的文化心理本来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发展到极致，到了他个人生活这里，就形成了一种温和、隐忍的性格。
正因为胡适和妻子只是维系着名分上的关系，所以这也成为婚后他出轨的很大原因。胡适婚后在感情生活上的出轨可以视为追逐美好爱情的一种方式，只是这种方式是社会所无法容纳和认可的。胡适前后与几位女子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其中包括远房表妹曹诚英、西方女子韦莲司、留美才女陈衡哲，但这些恋情都没有圆满结局。和远方表妹曹诚英轰轰烈烈的爱情，因为妻子的以死相逼而被迫结束。和西方女子韦莲司的恋情，因为双方长辈的棒打鸳鸯而被迫分手。和同样的是留学美国的才女陈衡哲，一直保持着似友情似爱情的关系，而最终因为各自的婚姻而宣告结束。虽然胡适因为得不到爱情终身苦闷不堪，这种情绪在他的一些情诗中表露无遗，但他并非停止追逐美好爱情的脚步，而是一直怀有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对于爱情而言，得不到不等于放弃，因为如果放弃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可见，虽然胡适最后无可奈何地选择了旧式婚姻，但对于他来说，爱情是他一生所极力追求的圣洁之物。他和情人间的书信往来不仅限于爱情方面，也有精神上的相互鼓励。晚年的胡适因为收到初恋韦莲司饱含爱意和鼓励之情的一封电报而激动不已。可以想象，胡适拥有的是多么伟大、真挚而热烈的情感，这是值得用其一生去值得缅怀和回味的。
胡适因为诸多原因被迫与旧式女子江冬秀结婚，但婚后也一直为放弃追逐爱情的向往，这就是胡适矛盾的婚姻、恋爱生活。胡适是矛盾的，他在治学方面提倡西方民主、自由的风尚，但由于各种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他到了自己的感情生活上最终还是选择放弃自己追求个性解放的权利，这被视为是反封建不彻底的表现。
综上所述，胡适的治学和婚恋生活看似矛盾重重，但追根溯源，胡适的矛盾有着特殊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但总的来说，胡适书写的是饱满精彩而又伟大的一生。正如胡适墓碑上所写，这位毕生“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虽然安息了，但“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参考文献：
[1]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C]. 胡适.胡适全集（卷三）.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社，2003：2.
[2]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C].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卷三）.浙江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16.
[3]耿云志.胡适新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1.
关键词：胡适；治学矛盾；婚恋矛盾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勇于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上，卓有远见地从西方引进了民主、自由的新潮思想，为当时麻木不堪的国人输送了新鲜的血液，试图将我们的古老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上。胡适书写了自己伟大的一生，但他和普通人一样，也遭遇过心理困惑和矛盾，这主要表现在他的治学生涯和婚恋生活中。
一、治学矛盾
胡适先生是留洋归国的博士，和许多睁眼看过世界的学者一样，他看问题的视野开阔，思想敏锐，善于用理性思考和分析问题，并卓有远见地引入西方民主、自由这些对于当时腐朽不堪的旧中国还算陌生、新潮的思想，强烈批判了各种旧社会的毒瘤，极力为中华民族注入新鲜的血液。但就是这样一个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一直被人误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被冠以“崇洋媚外”的头衔。这种误读整整持续了三十年，直至一九七九年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的历史地位从一九四九年开始第一次得到恢复和肯定。
既然是误读，那么我们应该还原一个真实的胡适。真实的胡适，不仅崇尚于学习和传播西方先进的民主、自由、科学的思想，而且他也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良的成分，即所谓的“国粹”。这是一种看似折中的治学态度，这也正是现在大多数人认为的胡适在治学方面存在的矛盾。但我认为，胡适不仅没有抱有一种折中的治学态度，在治学方面也不存在矛盾之处。
首先，作为留洋后归国的学子，胡适试图凭借自己的一腔热情将自己在国外所学的先进思潮和风尚带到中国，这是完全符合当时现实的。胡适所处的时代是中西方文化思想强烈碰撞的年代，社会问题频发，历史遗留问题明显。胡适等学者看到西方国家在科技、文化各方面的先进，于是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一时风尚。胡适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就一直善于传播西方文明，而且他认为西方国家表现出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充裕，更有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先进和文明。而当时中国社会普遍流行的想法是，西方文明是物质的，中国文明是精神的。为此，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对于这种错误看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写道：“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第二，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第三，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Material)，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Spiritual)，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是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是单物质。” [1]可见，胡适认为西方国家的文明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有力地驳斥和推翻了那种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割裂的荒唐说法。虽然胡适对于西方文明大力推崇，但他对西方文化并非照单全收。他认为：“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 [2]可见，胡适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是清醒、冷静、理智的。至于胡适曾经提出的“全盘西化”的口号，不仅使他本人成为“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也一直是人们喋喋不休讨论的焦点。查阅胡适的言论和著作，或许“全盘西化”口号的使用是个失误。
其次，胡适在治学方面，并非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只是大力宣扬西方文明。实际上，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从未持以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很多时候都持以批判态度，是因为他看到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麻痹、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国民，于是他引进西方文明，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他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振兴的国家，一群富有活力、激情的国民。胡适提倡一种运用“自责”的态度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而言，这都是一种合理的文化心态。对比西方的先进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部分进行“自责”，发现弱点和不足后才能更好地进步。
胡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在很多时候都大力批判，但一方面他毕生都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只有了解历史，才有资格和根据评判历史。可见，胡适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是客观公正的，而并非空穴来风。在新文化的浪潮中，胡适曾提出要整理“国故”的口号。对于“国故”的解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这样，“国故”的解释就显得宽泛而合理。因为，国故之中不但有“国粹”，也有“国渣”。要了解“国粹”，必须也了解“国渣”。国粹派抱着昌明国粹的态度，就不免以盲目迷信古人的态度对待国故。而胡适的提倡整理国故，恰好是主张以“批判的态度”重新整理一切古代的文化遗产。[3]从整理国故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确是持以批判的态度。整理国故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但胡适善于从冗长的历史中拉出调理脉络，归纳前因后果，并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在这当中，胡适一直本着历史和实证的态度，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可见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上，通过中西方文化的比较分析，谨慎、理智地提出问题。都说胡适的治学态度是温和、折中的，但对待中西方文化都采取取其精华、取其糟粕的态度，胡适的这种意念又是非常坚定的，这是一种令人钦佩的严谨的治学态度。
二、婚恋矛盾
饱受世人争议的不只是胡适的治学方面，还有他的婚恋生活，这是研究胡适矛盾性格的主要方面。胡适婚恋生活的矛盾之处在于，胡适一方面固守着旧式包办婚姻，一方面又与自己心仪的女子保持着关系。这正如蒋介石评价他的那样，“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被很多人所说的“糟糠之妻不可弃，新潮女子不放弃”。
促使胡适这样一位留洋归国博士选择旧式包办婚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包括他所说的“不忍伤几个人的心”。这几个胡适不想使她们伤心的人，母亲首当其冲。胡适幼年丧父，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而江冬秀是母亲看中的媳妇，虽然胡适心里并不情愿，但处于对母亲的敬畏和感激之情，他还是选择了这段婚姻。除了母亲之外，胡适不忍伤其心的还有妻子江冬秀。胡适接受过良好教育，对传统文化中的包办婚姻、媒妁之言深恶痛绝，但是胡适性格里也有宽厚、温和的一面，在他的内心里对妻子江冬秀这样的旧式女子是非常同情的。胡适认为，这些旧式女子在旧社会中没有接受过教育，却要被封建势力压制，被迫将自己的终身许配与人，她们本身也是封建腐朽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品。胡适更想到如果自己悔婚，那么江冬秀该何去何从的问题。可见，胡适处于对江冬秀的处境考虑，才打定主意不悔婚。当然，母亲去世后，胡适有再次选择婚姻的权利，因为没有母亲这道屏障的阻挡，但胡适最终还是没有选择离婚，一方面是因为妻子曾经的以死相逼，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是出于对自己在学术界名声影响的考虑。胡适和妻子江冬秀始终和和美美并终身相守。归结而言，胡适选择旧式包办婚姻更多是自己温和、隐忍的性格使然。这种性格是他从小养成的，在他的治学中也有体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善于“自责”的文化心理本来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发展到极致，到了他个人生活这里，就形成了一种温和、隐忍的性格。
正因为胡适和妻子只是维系着名分上的关系，所以这也成为婚后他出轨的很大原因。胡适婚后在感情生活上的出轨可以视为追逐美好爱情的一种方式，只是这种方式是社会所无法容纳和认可的。胡适前后与几位女子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其中包括远房表妹曹诚英、西方女子韦莲司、留美才女陈衡哲，但这些恋情都没有圆满结局。和远方表妹曹诚英轰轰烈烈的爱情，因为妻子的以死相逼而被迫结束。和西方女子韦莲司的恋情，因为双方长辈的棒打鸳鸯而被迫分手。和同样的是留学美国的才女陈衡哲，一直保持着似友情似爱情的关系，而最终因为各自的婚姻而宣告结束。虽然胡适因为得不到爱情终身苦闷不堪，这种情绪在他的一些情诗中表露无遗，但他并非停止追逐美好爱情的脚步，而是一直怀有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对于爱情而言，得不到不等于放弃，因为如果放弃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可见，虽然胡适最后无可奈何地选择了旧式婚姻，但对于他来说，爱情是他一生所极力追求的圣洁之物。他和情人间的书信往来不仅限于爱情方面，也有精神上的相互鼓励。晚年的胡适因为收到初恋韦莲司饱含爱意和鼓励之情的一封电报而激动不已。可以想象，胡适拥有的是多么伟大、真挚而热烈的情感，这是值得用其一生去值得缅怀和回味的。
胡适因为诸多原因被迫与旧式女子江冬秀结婚，但婚后也一直为放弃追逐爱情的向往，这就是胡适矛盾的婚姻、恋爱生活。胡适是矛盾的，他在治学方面提倡西方民主、自由的风尚，但由于各种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他到了自己的感情生活上最终还是选择放弃自己追求个性解放的权利，这被视为是反封建不彻底的表现。
综上所述，胡适的治学和婚恋生活看似矛盾重重，但追根溯源，胡适的矛盾有着特殊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但总的来说，胡适书写的是饱满精彩而又伟大的一生。正如胡适墓碑上所写，这位毕生“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虽然安息了，但“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参考文献：
[1]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C]. 胡适.胡适全集（卷三）.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社，2003：2.
[2]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C].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卷三）.浙江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16.
[3]耿云志.胡适新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