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一期《世纪》杂志,刊载郑寿岩先生《涉嫌李兆麟被谋害案的杨绰庵》一文,文章细腻委婉,有史家笔法,复以亲历者身份一一道来,读来令人感念。杨绰庵本是国民党政府内一位不太知名的官僚,或者说是一位技术派官僚,着力表现这类人物的文章屈指可数。事实上,随着社会进步,人们非常关注普通人在社会大转型中的跌宕人生,《世纪》杂志在更新视角,拓展写作题材方面,作出了新的努力。
　　郑文也使笔者想起一些往事。大约在90年代初,笔者忽然接到一封美国来信,落款者正是杨绰庵长子杨文骐先生。信中说,他读到了笔者写的关于杨绰庵的一篇文章,有些问题想请教,并打算来上海面谈,乘便查阅一下有关其父的历史档案。自此我开始与杨文骐先生通信。
　　不久,杨先生来到上海,约我见面,记得在愚园路附近一家饭店,一起进了晚餐。席上主要谈的就是他的父亲的事情。杨先生外表儒雅,文质彬彬,讲话极有分寸。他的书信字迹也是一笔不苟,看得出为人的规矩。出国前,他是国内食品工业方面的一位专家,见面时,他送我一本他的专著,内容是关于中国饮食文化和食品工业发展的历史。后来我们又见过一两次面,或相互通信。他也曾来档案馆查阅他父亲的档案。他告诉我,他的父亲的冤案,已经于1982年12月2日,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原判,予以平反。他到处奔走,替父申冤,是要弄清楚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后来就不再联系了。但根本没想到,他会在不久后自杀于福州一家宾馆内。为父奔走心力交瘁,复以其他家事厌倦人生,还是性格使然?这些都已经无法猜测了。
　　关于杨绰庵,笔者还想多说几句,亦可作贵刊郑文的补充。杨绰庵从政,起初走的是海军这条线,后来则是追随政学系。政学系主要成员均是蒋介石嫡系或亲信,抗战之前在地方政府中,政学系往往占有三分之一的位子,而民政、建设、财政三厅中,政学系人物常占半数以上,因此杨绰庵多在以上领域任职。
　　郑文叙述杨绰庵1949年春出任财政部次长一职,一笔带过,未作展开。实际上是行政院长宋子文和财政部长刘功芸看中了他。宋子文与杨绰庵早有关系,宋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时,就拟邀杨前往主持建设厅。刘功芸与杨则是福建同乡的关系,这次经刘推荐,宋点头,财次一席当然非他莫属了。
　　宋子文、刘功芸看中他,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他的“埋头做事,不问其他”的理论。杨绰庵常说,中国的官吏应分为政务官与事务官两种,前者应专管“等因奉此”,后者应专职计划与执行事务,否则事务政务不分,就要落得一事无成,他认为自己是事务官,只管做事,不管其他,上级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加上他是“科班”出身,从缮写、书记、科员、科长一步步爬起来,所以他对各级公文的处理,均能得心应手。无疑,杨既不会对刘功芸的事加以干涉,又可为他分担相当的工作,这样的人才,正是宋、刘等人所需要的。
　　杨绰庵留存文稿甚多,大多为片断性的生平自传材料。从内容看,如《广西时期》、《江西时期》、《重庆时期》、《哈尔滨市市长》等,估计系为今后写回忆录作的准备,可惜最终未能如愿。迄今未能刊印出版。其次他著有大量关于战后建设及行政管理方面的作品,如《经济建设总纲要点》、《机关管理》、《谈人事管理》等,因此杨亦被誉为近代中国管理学的先驱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