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成千上万集结起来，组成庞大的空中部队，黑压压过境而来，那阵势可谓遮天蔽日，所过处，顷刻间，庄稼毁尽，赤地千里。
　　它们叫蝗虫，皇者，王也，蝗虫意即虫王；古人太有才了，发明此“蝗”字，一针见血地道出这害虫之王的本质——它口含锋利之刃，暴食一切，仿佛随时都处在饥肠辘辘之中。这种“饥饿之虫”，不仅可以在短时间接连消灭一片又一片的作物，严重时遇到人畜也乱咬一通，甚至连衣物也不放过……
　　小小虫儿，以数量的优势和凌厉的攻势，表现出绝对震撼世界的灭绝能力，那制造万劫不复的能量，甚至可以摧毁一个帝国。
　　大明王朝的崇祯皇帝并不缺乏历史上的明君之特质，继位伊始，便三下五除二地清除了危害极深的阉党集团。面对那时危机四伏的政局，他勤于政务，事必躬亲，殷殷求治，希望重振国家。然而，明朝最终还是亡在他的手上，此事思来不免让人唏嘘。正如有人所言，崇祯帝真是一个倒霉的皇帝，而且不是一般的倒霉。
　　崇祯皇帝的运气实在太糟。首先是生不逢时，偏偏长在大明帝国腐朽衰败到只剩最后一口气之际。这一时期社会矛盾积重难返，非有超凡力量可谓无力回天。其次，那真正千载难逢的逼人心慌的年年大灾，也足以让这个末代君主消受半生。
　　气候研究史发现，明朝中后期遭遇了地球气候中千年难遇的“小冰河期”，严重干旱使粮食产量骤然下降。特别是崇祯帝在位时，黄河流域发生了连续11年的大旱，这是近500年来连旱时间最长、受灾范围最广的一次自然旱灾；自古即有“久旱必蝗”的说法，如此大规模的旱灾必然导致蝗灾的大爆发。屋漏又遭连夜雨，崇祯帝命苦。
　　黄河流域历来是中国蝗灾高发区。先是陕北地区，三年连续旱灾、蝗灾叠加，造成灾民生不如死：天不落雨，草木枯焦，颗粒无收，乡民只得采集山中味道苦涩的蓬草充饥；秋冬来临，蓬草食尽，只得去剥树皮；到了年终树皮吃完，只得挖掘山中的某种石块来吃……走投无路之下，乡民便集结起来当强盗。
　　陕北农民起义的原因除了天灾，还有人祸，那就是官府的腐败。地方官吏不但不想法治理灾情，反而不顾饥民死活，照旧催逼赋税，敲骨吸髓地榨取。于是，勇敢的李自成们一呼百应，农民大起义在陕北呈燎原之势。
　　而地处中原的河南地区更不争气。这里本是明帝国的腹心之地，本是拱卫王室的坚固堡垒。可惜，长期的权贵盘踞使这里土地高度集中，农民负担相当沉重，社会矛盾特别尖锐；地理位置和气候因素又使这里成为蝗灾的多发地和重灾区。河南蝗灾不仅范围广大遍及全省，而且一半以上是连年发生，在崇祯时更有连续5年的大蝗灾。
　　灾民嗷嗷待哺急盼国家赈济，而此时的明朝国力俨然老瘦之马。国家有心无力，各地官员不但不联手整治，还相互推诿。东边县上发生蝗灾，官府隐情不报粉饰太平，东窗事发后却指责是西边邻县放任蝗虫飞到自己的地盘上来，于是西边长官愤而发话：你说你那边的蝗虫是我这里飞去的，那就请贵县把它们全部给我押送回来！
　　如果说之前西北情势未必能撼动明王朝的根，那么河南的情况就不那么简单了。李自成在西北的斗争虽曾一度风起云涌，但后来却遭遇了明朝“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潼关之战后，起义军只剩18人突出重围，迫不得已而在陕西商洛山潜伏下来。就在其“灭亡”似乎已成大势之际，恐怕李自成自己也没料到，上天会将河南变成他咸鱼翻身的宝地。
　　遭遇连年旱蝗灾情，河南人再也容忍不下人吃人的惨剧连续上演，民情汹涌。李自成抓准机会，率微弱兵力迅速进入此地，开仓赈饥，收留灾民。那些挣扎在死亡边沿的远近饥民，无不荷锄而来，日夜不绝，势如流水不可阻挡；官方所谓的绿林“乌合之众”，也纷纷投奔闯王。李自成的实力顷刻由当初的五十骑发展到百万之众。
　　接着，李自成率军攻占省会洛阳，然后乘胜攻打开封，消灭明朝在河南的几十万军队，之后南下北上，一路势如破竹……而明军则在与农民军和清军的两线战斗中屡战屡败，完全丧失战斗力。然后，农民起义军开始围攻京城，明王朝气数已尽。可怜的崇祯帝只能在唉声长叹中徘徊无语，他咬破手指写了一道血书给李自成，让他不要伤害百姓；然后，这位真正的“孤家寡人”，在仅有一个太监陪同的情况下，上了万寿山自缢而死。
　　令人意外的是，李自成不但给了这位自己曾经的君王隆重的礼葬，也给了他“君非甚暗”的客观评价。之后入关统治中原的清朝，也在官修《明史》中认为崇祯帝“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的确，从某种程度上看，是气候、地理给了蝗虫大爆发的时机，是蝗虫给了河南大灾大悲的大场面，是大苦大难给了李自成们有利时机。
　　时运不济，大明王朝本已羸弱疲惫，而蝗虫，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编辑/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