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的《投资者报》封面文章中，我们就改革话题，采访了21位普通百姓，他们中间有工人、农民、白领、教师、护士和基层公务员，都是所谓的芸芸众生、典型的“人民群众”。采访的结论令人有些吃惊，虽然对现实社会有所不满，但几乎全部的受访者都安于现状，认为自己与改革无关，甚至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够进入“体制内”工作。
　　与“社会精英”对改革的强烈诉求不同，普通民众的改革意识普遍麻木，人们潜意识里有一个声音——既然已经丰衣足食，为什么还要改革？改革又从何改起？这让我们想到韩寒在《说民主》一文中的观点——人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
　　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表达出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感，他认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还可能重新发生。而在面对改革的难度时，他强调，任何一项改革都需要人民的觉醒和支持。
　　创造历史的是英雄还是人民？这是个颇有争议的话题。按现代精英理论先驱者莫斯卡的观点，只有少数人才有组织能力，而作为多数的群众则处于无组织的状态之中。纵观历史我们也不可否认，普罗大众的政治生活总相对被动，只有少数人才有能力和想法去担当历史责任。
　　任何一个国家和时代的社会构成，可以简单地看做三个群体或社会阶层，最上层的是极少数社会领袖，最下层的是绝大多数普通百姓，而作为中间层的社会精英（更多是知识精英）则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变革都是全社会参与的结果，只是不同的阶层起的作用不同，只依靠领袖的变革可能会走向独裁，而全凭民众自发的变革往往演变成农民起义。
　　温和的社会变革，是社会各个阶层由对立转向妥协的结果，这也需要各个阶层都扮演好自己的变革角色。如果说改革的障碍在于人民没有觉醒，那么就应该考虑，如何帮助和推动人民觉醒、如何培养人民独立思考的精神、如何鼓励人民拥有承担公民责任的勇气和情怀。
　　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就不可能学会独立思考。要人民理解、参与和配合政治体制改革，就应该挑战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打破陈腐的制度，宽容社会上的自由言论、允许“杂音”的存在，甚至鼓励人民以各种形式参与政治生活。
　　要使人民摆脱专制和封建思想的桎梏，转变成“觉醒的公民”，并非一朝一夕，社会思想的转变和领导人希望的制度变革一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需要在基础教育阶段开展公民教育，让每个人都学会珍惜自己的正当权利、承担公民义务；其次，需要以公共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中坚阶层，可以公开自由地发表言论，对上批评和建议，对下代言和启蒙。
　　温总理在讲话中提到，要鼓励群众在基层民主道路上大胆实践，在实践中得到锻炼。这也是培养“人民觉醒”的重要途径，只有通过类似“村民自治”的民主方式，让人民体会到参与政治生活与自己切身利益的关系，不怠慢每一张选票，公民意识才能逐渐形成。
　　但有个令人担忧的现实，近些年来中国出现大量海外投资移民，进行移民的主要群体，就是社会的精英阶层，这在某种程度上将阻碍中国的改革进程。据招商银行调查统计，中国的富人中有60%在考虑移民或已完成移民。很多移民海外的人士在海外购置房产时表示，海外房产是永久产权，而国内房产只有70年产权。
　　虽然人们有迁徙的自由，而从产权制度的吸引力上看，在海外置业比国内更具诱惑力。但大量富人的外流也说明，社会的中坚阶层不准备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最近，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接受采访时称“企业家要懂政治但不能参与政治”，这也是中坚阶层逃避社会责任的典型心态。
　　不论精英们的逃避是因为“不敢”还是“不能”，这至少说明他们的安全感不足。为何他们承担社会责任的勇气，会小于心理上的安全边际？只能说，公民正当参与政治生活的潜在风险，远非普通人可以承受。
　　内部安全感的失却、外面好制度的诱惑——“一挤一拉”的作用力，造成社会中坚层的“空心化”趋势。如果社会中坚阶层以“远离是非、只顾赚钱”的态度来对待社会变革，“人民的觉醒”就更遥不可及了。
　　温总理在谈政治体制改革时，还特别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虽然只有只字片言，但却透露出一个信号——政治体制改革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应该更加解放思想，有更多想象和讨论空间。
　　如果说改革需要人民的觉醒和支持，那么“人民的觉醒”也需要社会上、中、下层的共同努力。上层领导者应该创造宽松的环境、建立合理的制度；中層社会精英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理性发言“唤醒”人民；基层人民也要以开放心态来接触新的观念，懂得珍惜和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是做“小富即安”的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