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个人赛结束不久，亚洲象棋联合会在澳门成立，知名人士霍英东当选会长，陈远高任副会长，同时举行了第一届亚洲杯象棋锦标赛。中国队派出由杨官任领队，我任教练兼队员，胡荣华、柳大华和谢思明为队员的阵容。这次比赛共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参赛，但由于他们水平与我们相差很大，我们轻松赢得了男子团体冠军，香港获得亚军。谢思明在与新加坡张心欢的比赛中，胜负各一，最后大分相同，以小分之优，荣膺“亚洲女皇”。
　　“世上本没有路，只是走的人多了才有了路。”
　　仔细品味鲁迅先生的这句名言，真是意味深长。世间万物无一不是在探索中发展，在变革中成熟。80年代的棋坛也正处在发展与改革的动荡之中。
　　1980年团体赛赛制由原来的每队四人改为三人，并按个人小组排名计算名次。这一新举措立即招来广大棋手的反对，许多棋手反映，这种竞赛制度打不出团体气氛，不少教练员也认为这样比赛无法进行战术安排。听到这些反对意见，技术委员会立即将其反映给国家体委。
　　其实当初团体赛的改革主要是为了给个人赛分组，如今个人赛甲乙丙组已经产生，所以上级部门也认为这种“小组排名计分制”不利于在团体赛中运用。那么究竟是按老一套还是另起炉灶呢?虽然现在看来那种“四台制”也有许多不足，但当时考虑到这种赛制更为大家所熟悉，而且也没有其他什么可行方案，于是团体赛仍然执行1980年以前的赛制。就这样，“小组排名计分制”仅执行了短短一届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它留给我惟一的印象就是那一年我们黑龙江队得了第二名。


　　就黑龙江队而言，改回老赛制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当时黑龙江队只有我、赵国荣和孙志伟。如果是三个人出战的话，我们正好，而且由于实力均衡，所以没有太大的弱点。可是一改回四人制，我们就不得不现从别的地方调人。记得当时是从铁路系统调来孟昭忠，而他始终是让我最不放心的，毕竟他不是专业棋手。就这样，经过短暂的集训，我们便踏上了南去的火车。
　　这次团体赛是在广东省肇庆市举行的。现在肇庆已经发展得颇具规模，而当时那只不过是一个稍大一点儿的渔村而已，那里是广东队的主场，而且还肩负着卫冕的使命，而我们则将目标定为前六名。
　　本届团休赛冠亚军的争夺是在沪粤两队之间展开的，其激烈程度超过了任何一届。为了锻炼队伍，老杨(官)没有作为主力上场，而是将“帅印”交给吕钦，自己做起了替补。在第六轮，沪粤两队遭遇。为了能拿下这场恶仗，老杨替下四台小将蔡玉光，迎战上海林宏敏本。这盘棋，林宏敏本来是有赢棋机会的，可是由于临场经验不足，才被老杨谋得和棋。而前三台也战成平手，这样两队打和。此后又一波三折，两队同积19分而名列前茅，但由于上海队小分略低，只能屈居亚军。这是全国象棋团体赛历史上第一次通过比较小分确定冠亚军的，而广东队也成为第一支成功卫冕的冠军队。河北、江苏、安徽和福建分别获得三至六名，我们黑龙江队则发挥得莫名其妙，连前六名都没进去。
　　从肇庆回来后，经过三四个月的休整，于9月间再次南下，参加在“鹿城”温州举行的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在这次个人赛上，我与柳大华之间虽然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但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
　　事情是这样的，当比赛进行到第二轮时，我与柳大华相遇。我执红先行，局势一直比较乐观，正思考如何入局成杀时(如图)。柳大华突然冲我说：“老王，你要超时了!”那时比赛的计时钟没现在这么先进，一方超时就自动停钟，而是要裁判监督。所以我一听要超时，下意识地就拿起相走了两步，结果我走了两步废棋，而柳大华却走了两步卒。等我凑了两步棋以后才发现，我根本就没超时，所以很不高兴，就找来裁判员评理，因为按规定除裁判员外，任何人都无权宣布棋手超时，柳大华这样做无疑是不合理的。
　　其实私下里我和柳大华的交情不错，但我觉得不能把私人的感情掺杂到比赛中，所以就要求裁判按规定判柳大华负。但是由于柳大华是上届冠军，所以裁判刘国斌袒护他，劝我发扬风格，不要斤斤计较，结果只给他记了一次警告。后来最后一轮柳大华战胜李来群卫冕成功，我只获得第四名。徐天利和杨官分别获第三名和第五名，吕钦、胡远茂都落入乙组。
　　同样乙组竞争得也十分激烈。上一年降组的“十连霸”胡荣华成绩不算理想，未能重新回到甲组，而赵国荣则发挥出色，获得晋级资格，这令我十分高兴。因为在个人赛当中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遇到本队队员都力保分高者，其实这不过是为保证夺取冠军的战术而已，就像去年奥运会中国女子竞走那样。而这回，几个老对手几乎都要孤军作战了，像湖北少了胡远茂，广东少了吕钦，而上海也只剩下徐天利。可能是命运多舛，正当我憧憬明年可以大展拳脚的时候，上级的一纸文件打碎了我的梦想。(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