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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宏观经济的研究，我不倾向于抓一两个月的波动，而是倾向于提出一些战略性的看法。比如我在2010年参与研究的“增速换挡”，2014年提出的“新5%比旧8%好”，以及在2017年提出的“新周期”。这些观点虽然引起了很大争议，但是对于中国公共政策走向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增速换挡：新5%比旧8%好
2009年，我刚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参与了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中国有没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个课题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就是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增速换档”。
世界上有一百多个经济体，增长曲线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一直在低位增长，从来没有启动过增长的动力和希望，落入低收入陷阱，比如非洲很多国家；
第二类是开始通过成功的制度安排起飞，但是后来又掉下来，增速换挡失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比如拉美、东南亚的部分经济体；
第三类是经过高速追赶以后，收敛到中速增长，再收敛到低速增长；
第四类是高收入的经济体，比如美国，最早如英国，年均增长2%，代表人类开拓技术前沿面的能力。
二战以来世界上一百多个追赶经济体，增速换挡成功的只有12个，成功的概率只有10%左右。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是最有代表性的4个经济体，他们分别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完成了增长平台的切换。
增速换挡的驱动力来自于房地产投资的长周期峰值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德国，分别在增速换挡时出现了房地产投资的长周期拐点和刘易斯拐点的叠加，中国现在也到了这个阶段。
人口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中国人口出生的高峰集中在1962-1976年，上世纪70年代末之后，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人口增长率呈现断崖式下降。
1962-1976年出生的这一批人，是中国的主流人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批人正好二三十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是这一批人年轻时候干出来的，他们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主要特点。
到了2012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并开始净减少，主流人群逐渐开始退出劳动力市场。人口红利的消失和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房地产在过去10年的高速发展，也主要是1962-1976年出生的这批主流人群推动的。买房的主要年龄段就是20-50岁，20岁以前买不起，50岁以后不需要。
2014年，20-50岁的置业人群达到峰值，这就意味着中国房地产投资到达了一个峰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趋弱，房地产投资的长周期拐点也到来了。
房地产投资的长周期拐点和刘易斯拐点的叠加，标志着中国已经到了需要进行增速换挡的阶段了。
如何做到增速换挡？在增速换挡期，通过改革构筑的5%新增长平台，比过去靠刺激勉强维持的8%旧平台要好。增速换挡会在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得到体现。
从追赶的意义讲，是要从经济起飞转为平稳降落。刘易斯拐点出现后，中国的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渐被削弱。以前中国的出口增长年均20%-30%，未来中国年均出口能有5%-10%的增长就很不错了。
从产业层面来讲，是从中低端制造向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进行升级，中低端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逐渐下降，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日益上升。
从需求层面讲，是从住行向服务类的消费升级。金融、信息、科技、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增长最快，而教育、医疗、环保、文化、娱乐等社会服务业增长较快。
从制度层面来看，要从政府主导变为市场主导。在金融去杠杆和抑制泡沫的同时，要大力推动大规模减税，精简财政供养人员队伍，放松行业管制，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等市场化导向的改革。
房地产周期如何判断？长期看人口 中期看土地 短期看金融
2010-2015年，中国经济经历了5年的单边下滑。在2015年下半年，我判断中国经济可能已经接近底部，认为2016-2018年将会是L型的走势。
在此基础上，我又在2017年初提出了一个概念——“新周期”，认为中国经济正站在一个新周期的起点上。
为什么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呢？我们需要从经济自身运行的周期规律进行分析。当前的中国经济处于六大周期叠加的阶段。
第一， 世界新一轮增长周期。当前世界经济处于新一轮增长周期，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先后复苏。但具有领先性的美国经济正在筑顶，美国失业率降至2000年以来最低水平，通胀持续回升，加息加快，股市高位横盘，均是美国经济周期高位筑顶的典型信号。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也被带动起来。中国的出口量在2015-2016年一直是负增长，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复苏， 2017年到现在一直保持着正增长。
第二，金融周期。金融周期简单讲就是加杠杆、去杠杆。加杠杆就是增加负债，去杠杆就是缩减负债的过程。如果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加杠杆到一定程度债务不可持续就要开始去杠杆。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借助了大量的影子银行、通道业务来支撑地方融资平台和产能过剩行业，结果导致负债率上升。地方政府、传统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部门是负债率最高的几个部门。
目前，我们处在金融周期的顶部，也就是金融周期向下的阶段。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防范风险。具体来讲，通过把加杠杆的通道堵住，让信用进行收缩，让流动性进行退潮，让风险进行暴露，打破刚性兑付，实现债务重组和出清。
第三，产能周期。2010年前后中国积累了大量的过剩产能。经过2010-2015年市场的自发出清，以及2016-2018年通过供给侧改革动用行政手段进行出清之后，中国这轮产能出清已经接近尾声，我们的产能利用率回到78%，资产负债率从58%降到了55%。
随着企业盈利的改善和资产负债率的下降，中国正在为新的一轮产能周期蓄积力量。
第四，房地产周期。房地产周期怎么判断？我概括为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房地产调控的中期。最近这一轮房地产去库存的力度是非常充分的，去库存任务基本完成。
第五， 库存周期。2016-2017年的商品价格大涨，除了供给侧改革的原因外，还来自于2015年底的库存出清非常充分。
2017年三季度后，开始进入新一轮商品的去库存周期，这一轮周期一直持续到2018年或2019年初。
第六，通胀周期。由于货币政策整体稳健中性，再加上金融去杠杆、社融收缩等措施，当前中国经济的通胀压力并不大。
與重回衰退的过度悲观论和马上复苏的过度乐观论不同，我倾向于认为2018年中国经济处在L型曲线的筑底期和调整期，为开启“新周期”蓄积力量。
新周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含义：市场已经靠自身力量企稳，要保持货币政策中性稳健，防止再度通过刺激稳增长；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和环保标准提高是新常态，不应该再回到过去粗放式发展道路；市场自发出清证明了市场机制的伟大，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未来更多地要依靠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方式推动供给侧改革。
只有认清经济形势，政策才能采取正确的操作，避免误判引发经济大起大落。
增速换挡：新5%比旧8%好
2009年，我刚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参与了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中国有没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个课题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就是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增速换档”。
世界上有一百多个经济体，增长曲线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一直在低位增长，从来没有启动过增长的动力和希望，落入低收入陷阱，比如非洲很多国家；
第二类是开始通过成功的制度安排起飞，但是后来又掉下来，增速换挡失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比如拉美、东南亚的部分经济体；
第三类是经过高速追赶以后，收敛到中速增长，再收敛到低速增长；
第四类是高收入的经济体，比如美国，最早如英国，年均增长2%，代表人类开拓技术前沿面的能力。
二战以来世界上一百多个追赶经济体，增速换挡成功的只有12个，成功的概率只有10%左右。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是最有代表性的4个经济体，他们分别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完成了增长平台的切换。
增速换挡的驱动力来自于房地产投资的长周期峰值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德国，分别在增速换挡时出现了房地产投资的长周期拐点和刘易斯拐点的叠加，中国现在也到了这个阶段。
人口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中国人口出生的高峰集中在1962-1976年，上世纪70年代末之后，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人口增长率呈现断崖式下降。
1962-1976年出生的这一批人，是中国的主流人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批人正好二三十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是这一批人年轻时候干出来的，他们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主要特点。
到了2012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并开始净减少，主流人群逐渐开始退出劳动力市场。人口红利的消失和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房地产在过去10年的高速发展，也主要是1962-1976年出生的这批主流人群推动的。买房的主要年龄段就是20-50岁，20岁以前买不起，50岁以后不需要。
2014年，20-50岁的置业人群达到峰值，这就意味着中国房地产投资到达了一个峰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趋弱，房地产投资的长周期拐点也到来了。
房地产投资的长周期拐点和刘易斯拐点的叠加，标志着中国已经到了需要进行增速换挡的阶段了。
如何做到增速换挡？在增速换挡期，通过改革构筑的5%新增长平台，比过去靠刺激勉强维持的8%旧平台要好。增速换挡会在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得到体现。
从追赶的意义讲，是要从经济起飞转为平稳降落。刘易斯拐点出现后，中国的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渐被削弱。以前中国的出口增长年均20%-30%，未来中国年均出口能有5%-10%的增长就很不错了。
从产业层面来讲，是从中低端制造向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进行升级，中低端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逐渐下降，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日益上升。
从需求层面讲，是从住行向服务类的消费升级。金融、信息、科技、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增长最快，而教育、医疗、环保、文化、娱乐等社会服务业增长较快。
从制度层面来看，要从政府主导变为市场主导。在金融去杠杆和抑制泡沫的同时，要大力推动大规模减税，精简财政供养人员队伍，放松行业管制，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等市场化导向的改革。
房地产周期如何判断？长期看人口 中期看土地 短期看金融
2010-2015年，中国经济经历了5年的单边下滑。在2015年下半年，我判断中国经济可能已经接近底部，认为2016-2018年将会是L型的走势。
在此基础上，我又在2017年初提出了一个概念——“新周期”，认为中国经济正站在一个新周期的起点上。
为什么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呢？我们需要从经济自身运行的周期规律进行分析。当前的中国经济处于六大周期叠加的阶段。
第一， 世界新一轮增长周期。当前世界经济处于新一轮增长周期，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先后复苏。但具有领先性的美国经济正在筑顶，美国失业率降至2000年以来最低水平，通胀持续回升，加息加快，股市高位横盘，均是美国经济周期高位筑顶的典型信号。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也被带动起来。中国的出口量在2015-2016年一直是负增长，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复苏， 2017年到现在一直保持着正增长。
第二，金融周期。金融周期简单讲就是加杠杆、去杠杆。加杠杆就是增加负债，去杠杆就是缩减负债的过程。如果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加杠杆到一定程度债务不可持续就要开始去杠杆。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借助了大量的影子银行、通道业务来支撑地方融资平台和产能过剩行业，结果导致负债率上升。地方政府、传统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部门是负债率最高的几个部门。
目前，我们处在金融周期的顶部，也就是金融周期向下的阶段。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防范风险。具体来讲，通过把加杠杆的通道堵住，让信用进行收缩，让流动性进行退潮，让风险进行暴露，打破刚性兑付，实现债务重组和出清。
第三，产能周期。2010年前后中国积累了大量的过剩产能。经过2010-2015年市场的自发出清，以及2016-2018年通过供给侧改革动用行政手段进行出清之后，中国这轮产能出清已经接近尾声，我们的产能利用率回到78%，资产负债率从58%降到了55%。
随着企业盈利的改善和资产负债率的下降，中国正在为新的一轮产能周期蓄积力量。
第四，房地产周期。房地产周期怎么判断？我概括为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房地产调控的中期。最近这一轮房地产去库存的力度是非常充分的，去库存任务基本完成。
第五， 库存周期。2016-2017年的商品价格大涨，除了供给侧改革的原因外，还来自于2015年底的库存出清非常充分。
2017年三季度后，开始进入新一轮商品的去库存周期，这一轮周期一直持续到2018年或2019年初。
第六，通胀周期。由于货币政策整体稳健中性，再加上金融去杠杆、社融收缩等措施，当前中国经济的通胀压力并不大。
與重回衰退的过度悲观论和马上复苏的过度乐观论不同，我倾向于认为2018年中国经济处在L型曲线的筑底期和调整期，为开启“新周期”蓄积力量。
新周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含义：市场已经靠自身力量企稳，要保持货币政策中性稳健，防止再度通过刺激稳增长；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和环保标准提高是新常态，不应该再回到过去粗放式发展道路；市场自发出清证明了市场机制的伟大，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未来更多地要依靠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方式推动供给侧改革。
只有认清经济形势，政策才能采取正确的操作，避免误判引发经济大起大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