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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王怀,少年追随共产党,曾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湘赣边界特委常委，西路行委书记，赣西南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红军第四、五、六军总前委委员，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委员，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在井冈山斗争和赣西南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1932年被错杀，1945年被恢复名誉并追认为革命烈士。在纪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之际，笔者特撰此文，以缅怀爷爷的革命业绩。
少年王怀追随共产党
王怀,1906年阴历九月生于永新县高市乡江边村。由于天资聪明，在村里读了点私塾后，村宗祠的会谷出资赞助他外出求学。1984年，老红军、原北京政协常委贺翼张对我父亲说：“王怀在读莲洲高小的两年中不仅表现好，学习成绩也突出，每学期班上的第一名由他一人包揽了。”高小毕业后，爷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吉安第七师范。这是一所进步空气十分浓厚的学校。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师生中逐渐传播，一批倾向革命的青年脱颖而出。在他们的影响下，王怀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广泛阅读革命书刊，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种社会活动。陈正人这样评价王怀：“他学习好、进步思想接受快，活动能力比我强，会讲又会写，在我们同学中很有威信，是七师学生中的骨干，是七师学生中的早期中共党员。我比他先一个礼拜入党。”贺怡同志1949年8月也曾说过“王怀在七师比陈正人晚几天入党”。陈正人是1925年8月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的。由此可知，我爷爷王怀是1925年八九月间入党的，而不是一些资料上说的1926年初。
王怀入党后，思想进一步得到升华，工作热情高涨。经常与革命的同学一道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到吉安市街头巷尾散发革命传单、书写革命标语，向群众即席讲演宣传革命思想。他还联络刘真、刘作述等党员回县城秀水小学创办了一所平民夜校，其学生多是手工业工人、店员及贫民。我爷爷他们除了上政治课、文化课外，还经常与学员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疾苦，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后来这些学员大部分成为永新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并有不少同志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我的爷爷王怀自1926年下半年始就是中共永新小组负责人之一，也是工农革命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众多参加者之一。这一年，经中共吉安特支同意，王怀和欧阳洛、刘真等同志回到党员人数少、革命宣传和发动群众工作还不太深入的永新开展工作，并秘密成立了中共永新党小组，不久改升为支部，其时，他是支部主要成员。在支部的领导下，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工作，如：办夜校，创办永新青年革命团体“民声社”，成立暴动队、工农纠察队、赤卫队、劳妇队、儿童团等群众性革命团体。
1926年8月北伐軍抵达湘东南，王怀与欧阳洛等同志赴茶陵与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党代表李富春、第二师师长戴岳商谈东进事宜。就在这时，军阀孙传芳驻永新的部队感到将面临大军压境，工农斗争如火山喷发之严峻局势，不战自退，县长张劭传见势不妙亦出逃。我爷爷与刘真等则乘机率领工农革命队伍收缴警察局和商会的武装，将收缴来的枪支武装自己，接管了县政权。王怀还兼任了纠察队队长。9月中旬，北伐军副师长朱耀华率第十六团进入永新。接着，全县农、工、商、学各界代表选举成立县临时行政委员会。欧阳洛、王怀、肖之慧（三人均为中共党员）、贺梦周（同盟会成员）、刘爱亲（教育界）5人当选为县委委员。10月，国民党永新县党部成立，欧阳洛任主任委员，王怀任执行委员兼工会委员长，负责全县工运工作。
1926年冬，王怀与在莲洲高小教书的刘一奇以学校为据点，深入附近一些村落，先以办平民夜校或识字班的名义开始组织农民协会和暴动队。毛泽东就曾说过：“暴动队始于永新，原是秘密的，夺取全县以后，公开了，这个制度已推行于边界各县，名称未改。”永新的暴动队是中国农村群众革命的第一个暴动队，灌塘村的刘立发是王怀发展的第一批队员。没过几天，刘立发就发展了其侄刘俊秀等一批暴动队员，加上礼塘、高田、万硕等村子共有30多人。一时间，各地暴动队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当时，暴动队和农民协会相互配合，除了做宣传发动群众工作，更重要的是反对土豪劣绅，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全县各乡暴动队活动影响较大的有黄门坊暴动、枧田暴动和镇压北乡大土豪劣绅曾辉光等活动，开创了农民群众自觉闹革命的新局面，鼓舞了永新人民的斗争意志。
1927年7月中旬，上级决定由宁冈、安福、莲花三县的农民自卫军联合攻打永新县城，并要求刘作述率领暴动队接应，他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县城攻下后，自卫军和暴动队员砸开了监狱，救出了被捕的共产党员贺敏学等同志和革命群众80多人。
当时，永新藉在外工作“当官”的比邻县要多。这些人中有进步人士亦有反动人物。反动人物支持地方反动势力，干扰和镇压革命运动，如曾在国民党上层和省里鬼混的党棍段锡朋、贺其燊、陈宗莹之流。在北伐军光复永新后，以统一战线形式，成立了县临时行政委员会和国民党永新县党部。这两个县领导机构基本上是中共力量占主导地位，是按中共永新县组织的意图开展工作的，各方面工作进展顺利。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不甘于大权旁落的反革命分子段锡朋指使“农运特派员”从省里回到县里，直接插手农民运动，并和混入永新县党部的国民党右派周继颐、谭芝兰配合，又联络东乡陈子绍、南乡龙镜泉、西乡左超群等一伙国民党右派在穆如堂召开反革命会议，气焰嚣张，不可一世。造谣惑众，散布污蔑共产党言论，分裂革命的统一战线，破坏农民运动。更严重的是，贺其燊窜到赣州勾结反动军人倪弼等杀害赣州工运领袖陈赞贤的消息传到永新后，永新这伙反动分子遥相呼应，弹冠相庆，积极准备武装暴乱，图谋杀害县内我党领导干部。
王怀和欧阳洛等共产党员及时了解和揭露了周继颐等右派分子的反革命阴谋，并迅速率领工农纠察队逮捕了周继颐等反动头目，捉到周继颐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群众一路高呼“清除国民党右派分子”、“巩固革命的统一战线”、“打倒反革命分子周继颐”等口号，狠狠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及其暴乱阴谋，基本上肃清了永新革命堡垒中潜伏的反革命势力，亦鼓舞了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和斗志，使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重新在永新县党部占了优势，革命的力量压倒了反革命势力。
为了毛委员的教导“大力经营永新”
永新境内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31座，九陇山是其中之一，它是湘赣边界重要的军事根据地，也是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地方武装的根据地，又与井冈山互为犄角，共同护卫着当年湘赣边界的红色政权。在它周围还有永新的小江山、天龙山、万年山、铁镜山等几块根据地。所以毛委员对当时任永新县委书记的王怀说：“天龙山革命根据地也要建设好，它和九龙山亦互为犄角，而且像井冈山的两个卫兵。”
九龙山根据地是1927年下半年开始建立的，据当年老暴动队员回忆，最初在北、西、南三乡组织暴动队时，就考虑到在不利的形势下，要有条后路和落脚地。因此可以说，暴动队的组成为建立军事根据地提出了客观需要，根据地的建立又为暴动队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可靠的基地，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这是永新苏区早期革命的一对双胞胎，是当时农村革命可供借鉴的实践经验。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要“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工作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王首道在《回忆湘赣苏区》中说：“永新是湘赣根据地的中心，所起的作用最大。永新出产粮食很多，又产棉花、茶籽。如果没有永新，我们这些人没法活下去，毛主席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事实上也是依靠永新吃饭的。”由此可知永新在井冈山根据地的重要性，也不难看出国民党反动派为何要多次占领永新。1928年5月至11月永新县曾经四次失陷，工农红军四次收复。收复时主要靠工农红军的力量，但县内几块根据地武装力量的配合亦是功不可没。
作为中共永新县委书记又是湘赣边界特委常委的王怀不能不想到，除了边界境内这些县要大力加强地方武装和根据地建设外，迫在眉睫的是要更快更好地恢复九龙山根据地，所以，他大力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维修营房。原来永新、宁冈、茶陵三县的赤卫队员多数是住在下九陇村和上九陇村的群众家里，恢复后就自己动手增搭了一些用杉树皮盖的木棚，以便于管理和集体活动。
二是扩大武装增强战斗力。原来九龙山的武装仅永新、茶陵、宁冈三县上山的赤卫队，只有200多人，而且枪少梭标多，恢复后莲花县赤卫队亦扩大进来了，共有500多人，有步枪200多支，且从部队抽调了有领导能力和作战经验的刘作述、贺水光等同志任赤卫队政委、大队长等职务。赤卫队在加强领导后，又对赤卫队员加强了纪律教育和军事训练，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赤卫队员的政治素质。后来从四县赤卫队中抽调了一些人员编入王佐的三十二团，组成湘赣边区独立第一团。1930年1月又将永、宁、莲三县赤卫队的一部分编入黄公略的红三军。10月，永新赤卫队改为独立第五营，参加了攻打吉安城的战斗。1931年10月该营又扩大为永新独立团。
三是修筑工事,设立屏障。在上九陇村和下九陇村都挖了一条深三米宽三米的战壕,同时将竹子削成竹钉用铁锅加热炒硬后埋在壕沟边沿和通往壕沟的路上,又在九龙山通往各地的大小路上堆放砍倒的大树作为路障,再将敌人必经之路挖断,给敌人进退造成困难。
四是贮备粮食和其他必需品解决给养。上九陇村和下九陇村是九龙山根据地的主要村落，只有几十户人家，自己的口粮也不充裕，只有去山下各地筹备粮食。军民一起分两路下山背粮，贮备了能供500武装人员吃二至三年的粮食。同时，将红军主力缴获敌军的枪支弹药、药品、食盐、银元、服装和布匹等大批物质运上山，群众家里都放满了粮食和军需物质。另外，还熬制了土硝，赶制了一些梭标。九龙山红军医院被迫迁到永新北乡花溪村后，为了军民的健康，恢复后筹备了专业的医疗人员（中医和懂草药的人）。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萧克将军认为：“王怀早期对永新苏区革命有四大贡献。组织暴动队、去茶陵县迎接北伐军到永新、捣毁国民党县党部抓几个反动头目游街、建立和恢复九龙山革命根据地。”这些，充分肯定了王怀在井冈山斗争中所作出的贡献。
王震评价王怀“是个有才干的领导”
1928年5月至1931年上半年，因党组织信任和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加之工作能力较强，王怀先后被选任为湘赣边界特委常委，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等党政军重要职务。他身兼数职，勇挑重担，临危不惧。像西路行委就是在遭到敌人破坏后去任职的。因为他在赣西南苏区的干部群众中有基础、有好印象，也有一定的威信，所以他的工作侧重在抓党的建设、扩充红军队伍、肃反和攻打吉安等方面。
1929年1月，边界军民第三次反“围剿”失败，井冈山、九龙山根据地相继失守，各县党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王怀坐镇在吉安县永阳镇抓各县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他夜以继日，积劳成疾。早在小江区打埋伏时便患病吐血，此时因过度劳累旧病复发，再次吐血，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在任赣西南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时，他针对赣西南党组织存在的问题，在常委会上提出“要按照党目前的政治任务，确立赣西南党的发展路线，要定期举办党校，培养人才，要多派巡视员下乡进行艰苦的农村工作，纠正党内不正确倾向”。在干部问题上，他提出“干部分子要注意吸收工人及雇农，不要因为某些困难而抛弃了这一原则”。对于党的干部职能，他提出“每個党员干部不要把自己陷在事务的第一线，去包揽一切，而忘记了党应起的政治领导作用”，还提出“领导机关必须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党内要经常进行思想整顿”等。这些观点丰富了赣西南党的建设内容，促进了赣西南党组织的发展和巩固。
当年的赣西南特委管辖35个县市，扩大红军的任务很重，也搞得好，最好的是兴国、永新、吉安等县。1930年2月到10月是赣西南党的事业蓬勃发展时期，更是赣西南地区革命斗争形式波澜壮阔的高潮时期。王怀作为特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和特委们一道先后组织了数支革命武装，其中就包括红二十军、二十二军以及红三十五军。这几支由赣西南党一手培养并发展壮大的红军，是开展赣西南革命斗争的主力军，亦是主力红军红一军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特委下属各县还组建了许多赤卫队、游击队，成为补充各路作战红军的重要兵源。在苏区斗争时期，永新先后有5万余人参加了红军。
王震曾说过：“在湘赣边苏区我是独立团长，王怀是赣西南特委常委还兼西路行委书记。那时斗争很艰苦，我们军队常找地方要兵源，要供应等物资。王怀总是以出色的工作超任务完成，他是个有才干的领导。”
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亲自提出为王怀恢复名誉
在赣西南苏区一些党政机关开展肃反工作，是特委常委会上作的决定。当时主要是清除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个别家庭出身不好思想又落后的极少数人。这项工作没开展多久就走了样，被李韶九一伙坏人利用了。他们大抓所谓“AB团”，“乱捕乱杀大搞逼、供、信，所用刑法有120多种”，许多被用刑的人，怕受皮肉之苦，屈打成招。除了供认自己是“AB团要犯”外，还要诬供或诱供“某领导是‘AB团’首领或总团长、分团长”。不久，“肃反”就扩大至赣西南党政机关及红二十军，打击面不断扩大，“肃反”的错误恶性发展，误杀了相当多的好同志，造成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革命事业遭受了极为痛心的损失。
1931年4月，苏区中央局以开会的方式解决纠纷，通知赣西特委负责人和参加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到苏区中央局开会，“王怀同志亦来了”。这就是说在此前，中央负责肃反的人没有把王怀当成“AB团”或“富田事变领导人”，而且王怀在更多的场合认为，“富田事变的发生有其因果关系”，是党内存在认识上的分歧或者是党内斗争，可以通过会议或交换意见加以解决，并不是敌我矛盾。所以中央个别领导认为他是调和派。
岂料，赣西南特委秘书长李白芳被抓后，在酷刑和诱供下，说了一句“王怀是AB团”。王怀因此也被抓了。经受多次酷刑后，王怀始终未供认。但仍然于1932年5月30日在万泰县被错杀。牺牲前，他大义凛然不下跪，并表示矢志不渝忠于党、忠于革命，高喊“我不是AB团”、“我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万岁！”
可告慰英灵的是，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亲自提名为王怀恢复名誉，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王怀的后辈，目前有30多人奋斗在祖国党政军法工农学各条战线上，其曾孙今年以优秀的成绩考取了军事院校。我们将遵照萧克将军“求实存真怀先烈，继志述事向未来”的题词，缅怀先辈事迹，继承革命遗志，为祖国的美好未来不懈奋斗。
责任编辑 晏蔚青
少年王怀追随共产党
王怀,1906年阴历九月生于永新县高市乡江边村。由于天资聪明，在村里读了点私塾后，村宗祠的会谷出资赞助他外出求学。1984年，老红军、原北京政协常委贺翼张对我父亲说：“王怀在读莲洲高小的两年中不仅表现好，学习成绩也突出，每学期班上的第一名由他一人包揽了。”高小毕业后，爷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吉安第七师范。这是一所进步空气十分浓厚的学校。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师生中逐渐传播，一批倾向革命的青年脱颖而出。在他们的影响下，王怀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广泛阅读革命书刊，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种社会活动。陈正人这样评价王怀：“他学习好、进步思想接受快，活动能力比我强，会讲又会写，在我们同学中很有威信，是七师学生中的骨干，是七师学生中的早期中共党员。我比他先一个礼拜入党。”贺怡同志1949年8月也曾说过“王怀在七师比陈正人晚几天入党”。陈正人是1925年8月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的。由此可知，我爷爷王怀是1925年八九月间入党的，而不是一些资料上说的1926年初。
王怀入党后，思想进一步得到升华，工作热情高涨。经常与革命的同学一道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到吉安市街头巷尾散发革命传单、书写革命标语，向群众即席讲演宣传革命思想。他还联络刘真、刘作述等党员回县城秀水小学创办了一所平民夜校，其学生多是手工业工人、店员及贫民。我爷爷他们除了上政治课、文化课外，还经常与学员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疾苦，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后来这些学员大部分成为永新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并有不少同志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我的爷爷王怀自1926年下半年始就是中共永新小组负责人之一，也是工农革命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众多参加者之一。这一年，经中共吉安特支同意，王怀和欧阳洛、刘真等同志回到党员人数少、革命宣传和发动群众工作还不太深入的永新开展工作，并秘密成立了中共永新党小组，不久改升为支部，其时，他是支部主要成员。在支部的领导下，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工作，如：办夜校，创办永新青年革命团体“民声社”，成立暴动队、工农纠察队、赤卫队、劳妇队、儿童团等群众性革命团体。
1926年8月北伐軍抵达湘东南，王怀与欧阳洛等同志赴茶陵与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党代表李富春、第二师师长戴岳商谈东进事宜。就在这时，军阀孙传芳驻永新的部队感到将面临大军压境，工农斗争如火山喷发之严峻局势，不战自退，县长张劭传见势不妙亦出逃。我爷爷与刘真等则乘机率领工农革命队伍收缴警察局和商会的武装，将收缴来的枪支武装自己，接管了县政权。王怀还兼任了纠察队队长。9月中旬，北伐军副师长朱耀华率第十六团进入永新。接着，全县农、工、商、学各界代表选举成立县临时行政委员会。欧阳洛、王怀、肖之慧（三人均为中共党员）、贺梦周（同盟会成员）、刘爱亲（教育界）5人当选为县委委员。10月，国民党永新县党部成立，欧阳洛任主任委员，王怀任执行委员兼工会委员长，负责全县工运工作。
1926年冬，王怀与在莲洲高小教书的刘一奇以学校为据点，深入附近一些村落，先以办平民夜校或识字班的名义开始组织农民协会和暴动队。毛泽东就曾说过：“暴动队始于永新，原是秘密的，夺取全县以后，公开了，这个制度已推行于边界各县，名称未改。”永新的暴动队是中国农村群众革命的第一个暴动队，灌塘村的刘立发是王怀发展的第一批队员。没过几天，刘立发就发展了其侄刘俊秀等一批暴动队员，加上礼塘、高田、万硕等村子共有30多人。一时间，各地暴动队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当时，暴动队和农民协会相互配合，除了做宣传发动群众工作，更重要的是反对土豪劣绅，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全县各乡暴动队活动影响较大的有黄门坊暴动、枧田暴动和镇压北乡大土豪劣绅曾辉光等活动，开创了农民群众自觉闹革命的新局面，鼓舞了永新人民的斗争意志。
1927年7月中旬，上级决定由宁冈、安福、莲花三县的农民自卫军联合攻打永新县城，并要求刘作述率领暴动队接应，他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县城攻下后，自卫军和暴动队员砸开了监狱，救出了被捕的共产党员贺敏学等同志和革命群众80多人。
当时，永新藉在外工作“当官”的比邻县要多。这些人中有进步人士亦有反动人物。反动人物支持地方反动势力，干扰和镇压革命运动，如曾在国民党上层和省里鬼混的党棍段锡朋、贺其燊、陈宗莹之流。在北伐军光复永新后，以统一战线形式，成立了县临时行政委员会和国民党永新县党部。这两个县领导机构基本上是中共力量占主导地位，是按中共永新县组织的意图开展工作的，各方面工作进展顺利。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不甘于大权旁落的反革命分子段锡朋指使“农运特派员”从省里回到县里，直接插手农民运动，并和混入永新县党部的国民党右派周继颐、谭芝兰配合，又联络东乡陈子绍、南乡龙镜泉、西乡左超群等一伙国民党右派在穆如堂召开反革命会议，气焰嚣张，不可一世。造谣惑众，散布污蔑共产党言论，分裂革命的统一战线，破坏农民运动。更严重的是，贺其燊窜到赣州勾结反动军人倪弼等杀害赣州工运领袖陈赞贤的消息传到永新后，永新这伙反动分子遥相呼应，弹冠相庆，积极准备武装暴乱，图谋杀害县内我党领导干部。
王怀和欧阳洛等共产党员及时了解和揭露了周继颐等右派分子的反革命阴谋，并迅速率领工农纠察队逮捕了周继颐等反动头目，捉到周继颐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群众一路高呼“清除国民党右派分子”、“巩固革命的统一战线”、“打倒反革命分子周继颐”等口号，狠狠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及其暴乱阴谋，基本上肃清了永新革命堡垒中潜伏的反革命势力，亦鼓舞了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和斗志，使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重新在永新县党部占了优势，革命的力量压倒了反革命势力。
为了毛委员的教导“大力经营永新”
永新境内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31座，九陇山是其中之一，它是湘赣边界重要的军事根据地，也是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地方武装的根据地，又与井冈山互为犄角，共同护卫着当年湘赣边界的红色政权。在它周围还有永新的小江山、天龙山、万年山、铁镜山等几块根据地。所以毛委员对当时任永新县委书记的王怀说：“天龙山革命根据地也要建设好，它和九龙山亦互为犄角，而且像井冈山的两个卫兵。”
九龙山根据地是1927年下半年开始建立的，据当年老暴动队员回忆，最初在北、西、南三乡组织暴动队时，就考虑到在不利的形势下，要有条后路和落脚地。因此可以说，暴动队的组成为建立军事根据地提出了客观需要，根据地的建立又为暴动队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可靠的基地，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这是永新苏区早期革命的一对双胞胎，是当时农村革命可供借鉴的实践经验。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要“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工作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王首道在《回忆湘赣苏区》中说：“永新是湘赣根据地的中心，所起的作用最大。永新出产粮食很多，又产棉花、茶籽。如果没有永新，我们这些人没法活下去，毛主席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事实上也是依靠永新吃饭的。”由此可知永新在井冈山根据地的重要性，也不难看出国民党反动派为何要多次占领永新。1928年5月至11月永新县曾经四次失陷，工农红军四次收复。收复时主要靠工农红军的力量，但县内几块根据地武装力量的配合亦是功不可没。
作为中共永新县委书记又是湘赣边界特委常委的王怀不能不想到，除了边界境内这些县要大力加强地方武装和根据地建设外，迫在眉睫的是要更快更好地恢复九龙山根据地，所以，他大力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维修营房。原来永新、宁冈、茶陵三县的赤卫队员多数是住在下九陇村和上九陇村的群众家里，恢复后就自己动手增搭了一些用杉树皮盖的木棚，以便于管理和集体活动。
二是扩大武装增强战斗力。原来九龙山的武装仅永新、茶陵、宁冈三县上山的赤卫队，只有200多人，而且枪少梭标多，恢复后莲花县赤卫队亦扩大进来了，共有500多人，有步枪200多支，且从部队抽调了有领导能力和作战经验的刘作述、贺水光等同志任赤卫队政委、大队长等职务。赤卫队在加强领导后，又对赤卫队员加强了纪律教育和军事训练，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赤卫队员的政治素质。后来从四县赤卫队中抽调了一些人员编入王佐的三十二团，组成湘赣边区独立第一团。1930年1月又将永、宁、莲三县赤卫队的一部分编入黄公略的红三军。10月，永新赤卫队改为独立第五营，参加了攻打吉安城的战斗。1931年10月该营又扩大为永新独立团。
三是修筑工事,设立屏障。在上九陇村和下九陇村都挖了一条深三米宽三米的战壕,同时将竹子削成竹钉用铁锅加热炒硬后埋在壕沟边沿和通往壕沟的路上,又在九龙山通往各地的大小路上堆放砍倒的大树作为路障,再将敌人必经之路挖断,给敌人进退造成困难。
四是贮备粮食和其他必需品解决给养。上九陇村和下九陇村是九龙山根据地的主要村落，只有几十户人家，自己的口粮也不充裕，只有去山下各地筹备粮食。军民一起分两路下山背粮，贮备了能供500武装人员吃二至三年的粮食。同时，将红军主力缴获敌军的枪支弹药、药品、食盐、银元、服装和布匹等大批物质运上山，群众家里都放满了粮食和军需物质。另外，还熬制了土硝，赶制了一些梭标。九龙山红军医院被迫迁到永新北乡花溪村后，为了军民的健康，恢复后筹备了专业的医疗人员（中医和懂草药的人）。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萧克将军认为：“王怀早期对永新苏区革命有四大贡献。组织暴动队、去茶陵县迎接北伐军到永新、捣毁国民党县党部抓几个反动头目游街、建立和恢复九龙山革命根据地。”这些，充分肯定了王怀在井冈山斗争中所作出的贡献。
王震评价王怀“是个有才干的领导”
1928年5月至1931年上半年，因党组织信任和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加之工作能力较强，王怀先后被选任为湘赣边界特委常委，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等党政军重要职务。他身兼数职，勇挑重担，临危不惧。像西路行委就是在遭到敌人破坏后去任职的。因为他在赣西南苏区的干部群众中有基础、有好印象，也有一定的威信，所以他的工作侧重在抓党的建设、扩充红军队伍、肃反和攻打吉安等方面。
1929年1月，边界军民第三次反“围剿”失败，井冈山、九龙山根据地相继失守，各县党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王怀坐镇在吉安县永阳镇抓各县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他夜以继日，积劳成疾。早在小江区打埋伏时便患病吐血，此时因过度劳累旧病复发，再次吐血，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在任赣西南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时，他针对赣西南党组织存在的问题，在常委会上提出“要按照党目前的政治任务，确立赣西南党的发展路线，要定期举办党校，培养人才，要多派巡视员下乡进行艰苦的农村工作，纠正党内不正确倾向”。在干部问题上，他提出“干部分子要注意吸收工人及雇农，不要因为某些困难而抛弃了这一原则”。对于党的干部职能，他提出“每個党员干部不要把自己陷在事务的第一线，去包揽一切，而忘记了党应起的政治领导作用”，还提出“领导机关必须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党内要经常进行思想整顿”等。这些观点丰富了赣西南党的建设内容，促进了赣西南党组织的发展和巩固。
当年的赣西南特委管辖35个县市，扩大红军的任务很重，也搞得好，最好的是兴国、永新、吉安等县。1930年2月到10月是赣西南党的事业蓬勃发展时期，更是赣西南地区革命斗争形式波澜壮阔的高潮时期。王怀作为特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和特委们一道先后组织了数支革命武装，其中就包括红二十军、二十二军以及红三十五军。这几支由赣西南党一手培养并发展壮大的红军，是开展赣西南革命斗争的主力军，亦是主力红军红一军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特委下属各县还组建了许多赤卫队、游击队，成为补充各路作战红军的重要兵源。在苏区斗争时期，永新先后有5万余人参加了红军。
王震曾说过：“在湘赣边苏区我是独立团长，王怀是赣西南特委常委还兼西路行委书记。那时斗争很艰苦，我们军队常找地方要兵源，要供应等物资。王怀总是以出色的工作超任务完成，他是个有才干的领导。”
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亲自提出为王怀恢复名誉
在赣西南苏区一些党政机关开展肃反工作，是特委常委会上作的决定。当时主要是清除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个别家庭出身不好思想又落后的极少数人。这项工作没开展多久就走了样，被李韶九一伙坏人利用了。他们大抓所谓“AB团”，“乱捕乱杀大搞逼、供、信，所用刑法有120多种”，许多被用刑的人，怕受皮肉之苦，屈打成招。除了供认自己是“AB团要犯”外，还要诬供或诱供“某领导是‘AB团’首领或总团长、分团长”。不久，“肃反”就扩大至赣西南党政机关及红二十军，打击面不断扩大，“肃反”的错误恶性发展，误杀了相当多的好同志，造成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革命事业遭受了极为痛心的损失。
1931年4月，苏区中央局以开会的方式解决纠纷，通知赣西特委负责人和参加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到苏区中央局开会，“王怀同志亦来了”。这就是说在此前，中央负责肃反的人没有把王怀当成“AB团”或“富田事变领导人”，而且王怀在更多的场合认为，“富田事变的发生有其因果关系”，是党内存在认识上的分歧或者是党内斗争，可以通过会议或交换意见加以解决，并不是敌我矛盾。所以中央个别领导认为他是调和派。
岂料，赣西南特委秘书长李白芳被抓后，在酷刑和诱供下，说了一句“王怀是AB团”。王怀因此也被抓了。经受多次酷刑后，王怀始终未供认。但仍然于1932年5月30日在万泰县被错杀。牺牲前，他大义凛然不下跪，并表示矢志不渝忠于党、忠于革命，高喊“我不是AB团”、“我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万岁！”
可告慰英灵的是，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亲自提名为王怀恢复名誉，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王怀的后辈，目前有30多人奋斗在祖国党政军法工农学各条战线上，其曾孙今年以优秀的成绩考取了军事院校。我们将遵照萧克将军“求实存真怀先烈，继志述事向未来”的题词，缅怀先辈事迹，继承革命遗志，为祖国的美好未来不懈奋斗。
责任编辑 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