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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中国的崛起及美国亚太战略的不确定性，中国周边国家的外交政策都进入新的调适之中。这也是近年来周边地区出现错综复杂的双边伙伴关系、三边合作关系以及热点问题频发的根源。在这个背景下，印度的反应与战略选择尤为值得关注。
综观莫迪上台后中印关系的变化，以下几点尤为突出：中印竞争的地域范围在扩大，两国竞争的对抗性因素在增加，印度借助外力来与中国争夺地区影响力的态势日益凸显。
从南亚经缅甸到南海
印度是一个有着雄心抱负的地区性大国，但长期以来，其影响力被限制在南亚次大陆。受疲弱经济和印巴矛盾的牵制，再加上印度政治精英蹩脚的战略判断，印度在冷战结束前的大多数时间里，处于“心高气傲”而又被孤立的状态。
1992年，在时任总理拉奥推动下，印度开始“向东看”，试图以东盟为跳板，搭上东亚经济快车。1996年，印度微调了对南亚邻国的政策，提出了统称“古杰拉尔主义”的外交五原则，希望通过睦邻外交获得南亚国家的广泛支持。印度外交的上述调整，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环境。
随着中印加速发展，两国之间的竞争悄然升级，竞争的范围从陆地扩展到海洋。
在南亚，印度从未改变自己主导南亚的战略目标，“古吉拉尔主义”只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改变了外交方式。这一点有许多例证，如吞并锡金、控制尼泊尔作为战略缓冲区、对斯里兰卡大选暗中施加影响、“指导”不丹外交等。
今年6-8月，中印在洞朗地区发生长达71天的对峙，表面上看是印度反对中国改善边防道路设施，并称可能威胁其“鸡脖子”的安全，其背后明显带有向不丹施压、防止中国-不丹关系改善的目的。
2017年11月1日，印度总统拉姆·纳特·科温德在新德里会见不丹国王吉梅·克萨·旺楚克。
近年來，印度为了制衡中孟友好关系，加大了对孟加拉国的外交力度。2015年，印孟两国签署陆地边界协议，印度把在孟境内11块、面积共计大约6.8万平方米的飞地转给孟加拉国，后者则把在印境内51块、大约2.8万平方米的飞地转给印度。这对“精于算盘”的印度来说，是难得一见的“爱心大爆发”，其拉拢孟加拉国的用心不言而喻。
在东南亚，印度急于提高自身的文化和军事影响力。2012年12月，为纪念印度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0周年，“印度-东盟”峰会在新德里召开，双方同意将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以此为标志，印度“向东看”战略在施行20年后，转变为全面的“向东干”战略。
莫迪上台后，明确提出东盟是印度“向东干”政策的支柱，进一步加强了与越南、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的防务合作。据《印度时报》的消息，印度总理莫迪借出席东盟峰会之机，邀请东盟10国领导人出席明年1月印度共和国日庆典。
在东南亚的竞争中，缅甸处于一个极为特殊的位置。印度著名战略家和外交家潘尼迦在《印度的未来和东南亚》一书中曾指出：保卫缅甸就是保卫印度。印度希望抓住缅甸政治转型的良机，增强印缅战略合作以平衡中国。2017年7月，在中印对峙的背景下，印方用“国王待遇”招待了来访的缅甸总司令敏昂莱，急切表示愿意向缅甸提供军事援助；同年9月，莫迪在结束厦门金砖会议后访问了缅甸，访问期间，莫迪特意参观了位于仰光的瑞光大金塔和位于蒲甘的阿南达寺，在大金塔寺庙里种下菩提树，以“展现共同的文化遗产”。
伴随印度海军实力的增强和海洋战略的调整，印度还试图越过马六甲海峡掺和南海问题。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在南海问题上的涉入加深：多次与美、日、越南等国共同就南海问题发声，与美国和东盟的立场明显一致，要求在南海问题上必须维持航行自由且遵守国际法；印度频繁和南海周边国家举行军事演习，出售武器装备，增加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
2014年8月，印度“什瓦利克”号导弹护卫舰在访问越南海防市后，与越南海军在中越争议海域进行了联合演习；2015年6月，印度派4艘海军战舰到达南海，与东盟5国开展联合军演，之后这些军舰还访问了印尼的雅加达、马来西亚的关丹、泰国的梭桃邑、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以及新加坡。印度还计划向越南出售“黑鲨”反潜艇鱼雷和“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等先进武器。
从“瑜亮情结”到单方挑衅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印都致力于自身经济发展，希望保持积极稳定的周边环境，两国关系虽屡起波澜，但总体稳定。2003年，恰逢“非典”肆虐，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中国，双方签署了11个合作文件，首次明确“印方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握着瓦杰帕伊的手说：“我们完成了一件大事。”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傅莹指出：中印双方都充分认识到中印互不为威胁，双方共同利益大于分歧，这为双方在新世纪加强全面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6年，胡锦涛成功访印，双方在联合声明中宣称：两国不是对手或竞争者，而是互惠互利的合作伙伴。当时的中国学者曾撰写了多篇文章，乐观地分析了“中印共同崛起”的可能性及其对亚洲整体崛起的意义。
但从2008年开始，围绕西藏问题、边境争端、美印签署民用核协议等分歧，中印关系中的各种新老问题相互交织，两国似乎重新陷入了冲突与竞争模式。
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蓄意离间中印关系，一些西方战略学者也炒作“龙象逐鹿”的概念。部分印度知识精英则沉迷于“错误的地缘政治想象”和所谓的“瑜亮之争”心结，撰写了许多明显有失客观的、煽动性的文章，极大地误导了印度民众。再加上印度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就，国民盲目自信和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对华情结：既包括坚信“印度龟超过中国兔”的“谜之般的自信”，又包含对“中国阻挠印度崛起”和“中国将成为单极霸主”的怨恨和焦虑。 中国从事印度研究的青年学者林民旺分析了近三年印度对华民意情况，指出印度社会对华的好感度在不停地下降，到2017年7月数据显示，只有26%的受访者对华持正面积极认知，41%对中国持负面消极认知。
莫迪上台后，印度在边界问题上试图以单边行动打破双边默契，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战略反制，在海洋安全竞争中也日益咄咄逼人。这些举动使得中印关系日益偏离“健康竞争”的轨道，对抗性的因素大大增强。
今年的洞朗对峙事件是自1987年洛桑河谷事件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边界危机，两国差点走向战争边缘。作为危机的始作俑者，莫迪的动机绝非是简单的战术冒险，其根子还是想与中国争夺周边地带。至于印军越界与莫迪访美时间上的重合，既有可能是印度以挑衅中国来取悦西方，也有可能是有意为之，给中国决策发出迷惑性信号，增强自身胜算。笔者倾向于第二种判断。洞朗危机的暂时消弭并不是问题的最终解决，相反，这有可能是中印双方改变“互为友好”战略默契的起点，中印关系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多事之秋”。
这一判断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中也逐渐得以体现。印度拒绝派代表参与“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却与日本着手打造“亚非增长走廊”。印度还试图增强自身在地区一体化合作中的领导地位，如积极推动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恒河-湄公河合作倡议（两者都不包括中国）等，对中国提出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不十分热心。由此可见，一旦印度东北开发时机成熟，印度势力在东南亚（特别是中南半岛）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印度（或印日）将给“澜湄合作”带来新的负面影响。
从不结盟到“新前锋”？
从历史上来看，中印两国都强调独立自主不结盟外交，尽管两国在多个次区域和周边地带存在竞争，但各方都避免引入第三方势力在各自的外围扮演破坏性角色。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印度有打破这一默契或者潜规则的可能性或者潜在冲动。这点我们可以从印日、印美关系的发展演变中，找到许多端倪。
随着美印关系的大幅改善及印度自身实力的逐步增强，日本开始重视印度，双方关系自2005年4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印后发展迅速。2006年12月，印度总理辛格访日，印日关系升级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印度成为唯一与日本保持总理级年度会晤机制的国家。从2007年到2011年，日本先后几任首相安倍晋三、鸠山由纪夫、野田佳彦分别访问了新德里；作为回访，印度总理辛格于2008年和2010年访问东京，分别会见了时任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和菅直人。安倍晋三重新上台后，日印关系更为热络，安倍先后4次访印，并于2014年作为贵宾出席印度的共和国日庆典。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和日本“军事合作先行”，而且发展势头很快。2008年10月，双方签署《有关安全保障合作的联合宣言》。在近几年的高层互访中，军事安全合作成为主要内容之一。为了制衡中國，印度有意引入日本的力量。例如在印度东北开发中，印度拒绝中国企业的合作建议而大力引入日本企业；在发展对缅关系中，印度也与日本保持密切合作；在南海问题上，印日联合发声的次数也不少。在先前的洞朗对峙中，日本高官公开发表支持印度的声明，受到中国政府的严厉谴责，同时也引发了学界对印日联手制华的猜想。
相比来自日本的拥抱，美国前几年开出的价码更高，对印度的诱惑也更大。奥巴马政府在向印度提供先进军事装备上，基本上是“有求必应”；从C-130、P-8I、C-17、阿帕奇直升机到MQ-9B侦察机，美印军售大单年年不断。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都一致强调发展美印关系，将印度视为“最有能力与中国抗衡的国家”。
在莫迪执政之后，印度战略安全设计越来越显露出强化与美国安全合作的倾向。因为，“新德里发现如果只通过调动内部资源来与北京匹敌的话将越来越难，它需要与美国开展有力的合作”。2016年8月，美印签署《后勤保障协议》；2017年6月，F-16战斗机生产线落户印度；7月，美、日、印三国在印度洋孟加拉湾举行“马拉巴尔”联合军事演习。这次演习的科目和地点选择，都明显针对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活动。
在特朗普首次亚太行之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于10月25日访问印度，以庆祝美印建交70周年。蒂勒森在与印度外长斯瓦拉吉会谈时表示，美国认可印度崛起，重申两国是“天然盟友”；在蒂勒森首访印度的一周前，他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主题为“下个世纪的美印关系”的演讲，其中指出：“印度的安全关切也是美国的安全关切”、“今年美印日海上联合演习，是印太地区三国联合实力体现的绝佳例子”等。
2017年10月25日，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会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有学者分析指出：在蒂勒森的印太地缘图中，印度是西部支点，日本是东部支点，澳大利亚是不可或缺的南部支点，美国自然是撬动这些战略支点的领导国家。还有学者认为，印度将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新支柱”。由此可见，在美国正在构建的新“印太”战略中，印度将进一步受到美国的关注，美国对印度的期待和许诺将会进一步加强。
面对特朗普政府的新一轮拉拢，印度是否会改变其传统的“不结盟”立场，充当美国战略的“新前锋”？或者在保持战略自主的前提下，加大与美国政策协调与配合的力度？还是在美中印战略三角关系中继续玩平衡？这些尚需时日来进一步观察。但是，中国有必要对此深入研究和全面判断，特别是要认识到印度未来战略选择存在“突变”的可能性，重视研究“印度阻碍因素”对中国周边外交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制约和影响。
综观莫迪上台后中印关系的变化，以下几点尤为突出：中印竞争的地域范围在扩大，两国竞争的对抗性因素在增加，印度借助外力来与中国争夺地区影响力的态势日益凸显。
从南亚经缅甸到南海
印度是一个有着雄心抱负的地区性大国，但长期以来，其影响力被限制在南亚次大陆。受疲弱经济和印巴矛盾的牵制，再加上印度政治精英蹩脚的战略判断，印度在冷战结束前的大多数时间里，处于“心高气傲”而又被孤立的状态。
1992年，在时任总理拉奥推动下，印度开始“向东看”，试图以东盟为跳板，搭上东亚经济快车。1996年，印度微调了对南亚邻国的政策，提出了统称“古杰拉尔主义”的外交五原则，希望通过睦邻外交获得南亚国家的广泛支持。印度外交的上述调整，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环境。
随着中印加速发展，两国之间的竞争悄然升级，竞争的范围从陆地扩展到海洋。
在南亚，印度从未改变自己主导南亚的战略目标，“古吉拉尔主义”只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改变了外交方式。这一点有许多例证，如吞并锡金、控制尼泊尔作为战略缓冲区、对斯里兰卡大选暗中施加影响、“指导”不丹外交等。
今年6-8月，中印在洞朗地区发生长达71天的对峙，表面上看是印度反对中国改善边防道路设施，并称可能威胁其“鸡脖子”的安全，其背后明显带有向不丹施压、防止中国-不丹关系改善的目的。
近年來，印度为了制衡中孟友好关系，加大了对孟加拉国的外交力度。2015年，印孟两国签署陆地边界协议，印度把在孟境内11块、面积共计大约6.8万平方米的飞地转给孟加拉国，后者则把在印境内51块、大约2.8万平方米的飞地转给印度。这对“精于算盘”的印度来说，是难得一见的“爱心大爆发”，其拉拢孟加拉国的用心不言而喻。
在东南亚，印度急于提高自身的文化和军事影响力。2012年12月，为纪念印度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0周年，“印度-东盟”峰会在新德里召开，双方同意将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以此为标志，印度“向东看”战略在施行20年后，转变为全面的“向东干”战略。
莫迪上台后，明确提出东盟是印度“向东干”政策的支柱，进一步加强了与越南、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的防务合作。据《印度时报》的消息，印度总理莫迪借出席东盟峰会之机，邀请东盟10国领导人出席明年1月印度共和国日庆典。
在东南亚的竞争中，缅甸处于一个极为特殊的位置。印度著名战略家和外交家潘尼迦在《印度的未来和东南亚》一书中曾指出：保卫缅甸就是保卫印度。印度希望抓住缅甸政治转型的良机，增强印缅战略合作以平衡中国。2017年7月，在中印对峙的背景下，印方用“国王待遇”招待了来访的缅甸总司令敏昂莱，急切表示愿意向缅甸提供军事援助；同年9月，莫迪在结束厦门金砖会议后访问了缅甸，访问期间，莫迪特意参观了位于仰光的瑞光大金塔和位于蒲甘的阿南达寺，在大金塔寺庙里种下菩提树，以“展现共同的文化遗产”。
伴随印度海军实力的增强和海洋战略的调整，印度还试图越过马六甲海峡掺和南海问题。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在南海问题上的涉入加深：多次与美、日、越南等国共同就南海问题发声，与美国和东盟的立场明显一致，要求在南海问题上必须维持航行自由且遵守国际法；印度频繁和南海周边国家举行军事演习，出售武器装备，增加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
2014年8月，印度“什瓦利克”号导弹护卫舰在访问越南海防市后，与越南海军在中越争议海域进行了联合演习；2015年6月，印度派4艘海军战舰到达南海，与东盟5国开展联合军演，之后这些军舰还访问了印尼的雅加达、马来西亚的关丹、泰国的梭桃邑、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以及新加坡。印度还计划向越南出售“黑鲨”反潜艇鱼雷和“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等先进武器。
从“瑜亮情结”到单方挑衅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印都致力于自身经济发展，希望保持积极稳定的周边环境，两国关系虽屡起波澜，但总体稳定。2003年，恰逢“非典”肆虐，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中国，双方签署了11个合作文件，首次明确“印方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握着瓦杰帕伊的手说：“我们完成了一件大事。”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傅莹指出：中印双方都充分认识到中印互不为威胁，双方共同利益大于分歧，这为双方在新世纪加强全面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6年，胡锦涛成功访印，双方在联合声明中宣称：两国不是对手或竞争者，而是互惠互利的合作伙伴。当时的中国学者曾撰写了多篇文章，乐观地分析了“中印共同崛起”的可能性及其对亚洲整体崛起的意义。
但从2008年开始，围绕西藏问题、边境争端、美印签署民用核协议等分歧，中印关系中的各种新老问题相互交织，两国似乎重新陷入了冲突与竞争模式。
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蓄意离间中印关系，一些西方战略学者也炒作“龙象逐鹿”的概念。部分印度知识精英则沉迷于“错误的地缘政治想象”和所谓的“瑜亮之争”心结，撰写了许多明显有失客观的、煽动性的文章，极大地误导了印度民众。再加上印度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就，国民盲目自信和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对华情结：既包括坚信“印度龟超过中国兔”的“谜之般的自信”，又包含对“中国阻挠印度崛起”和“中国将成为单极霸主”的怨恨和焦虑。 中国从事印度研究的青年学者林民旺分析了近三年印度对华民意情况，指出印度社会对华的好感度在不停地下降，到2017年7月数据显示，只有26%的受访者对华持正面积极认知，41%对中国持负面消极认知。
莫迪上台后，印度在边界问题上试图以单边行动打破双边默契，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战略反制，在海洋安全竞争中也日益咄咄逼人。这些举动使得中印关系日益偏离“健康竞争”的轨道，对抗性的因素大大增强。
今年的洞朗对峙事件是自1987年洛桑河谷事件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边界危机，两国差点走向战争边缘。作为危机的始作俑者，莫迪的动机绝非是简单的战术冒险，其根子还是想与中国争夺周边地带。至于印军越界与莫迪访美时间上的重合，既有可能是印度以挑衅中国来取悦西方，也有可能是有意为之，给中国决策发出迷惑性信号，增强自身胜算。笔者倾向于第二种判断。洞朗危机的暂时消弭并不是问题的最终解决，相反，这有可能是中印双方改变“互为友好”战略默契的起点，中印关系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多事之秋”。
这一判断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中也逐渐得以体现。印度拒绝派代表参与“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却与日本着手打造“亚非增长走廊”。印度还试图增强自身在地区一体化合作中的领导地位，如积极推动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恒河-湄公河合作倡议（两者都不包括中国）等，对中国提出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不十分热心。由此可见，一旦印度东北开发时机成熟，印度势力在东南亚（特别是中南半岛）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印度（或印日）将给“澜湄合作”带来新的负面影响。
从不结盟到“新前锋”？
从历史上来看，中印两国都强调独立自主不结盟外交，尽管两国在多个次区域和周边地带存在竞争，但各方都避免引入第三方势力在各自的外围扮演破坏性角色。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印度有打破这一默契或者潜规则的可能性或者潜在冲动。这点我们可以从印日、印美关系的发展演变中，找到许多端倪。
随着美印关系的大幅改善及印度自身实力的逐步增强，日本开始重视印度，双方关系自2005年4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印后发展迅速。2006年12月，印度总理辛格访日，印日关系升级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印度成为唯一与日本保持总理级年度会晤机制的国家。从2007年到2011年，日本先后几任首相安倍晋三、鸠山由纪夫、野田佳彦分别访问了新德里；作为回访，印度总理辛格于2008年和2010年访问东京，分别会见了时任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和菅直人。安倍晋三重新上台后，日印关系更为热络，安倍先后4次访印，并于2014年作为贵宾出席印度的共和国日庆典。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和日本“军事合作先行”，而且发展势头很快。2008年10月，双方签署《有关安全保障合作的联合宣言》。在近几年的高层互访中，军事安全合作成为主要内容之一。为了制衡中國，印度有意引入日本的力量。例如在印度东北开发中，印度拒绝中国企业的合作建议而大力引入日本企业；在发展对缅关系中，印度也与日本保持密切合作；在南海问题上，印日联合发声的次数也不少。在先前的洞朗对峙中，日本高官公开发表支持印度的声明，受到中国政府的严厉谴责，同时也引发了学界对印日联手制华的猜想。
相比来自日本的拥抱，美国前几年开出的价码更高，对印度的诱惑也更大。奥巴马政府在向印度提供先进军事装备上，基本上是“有求必应”；从C-130、P-8I、C-17、阿帕奇直升机到MQ-9B侦察机，美印军售大单年年不断。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都一致强调发展美印关系，将印度视为“最有能力与中国抗衡的国家”。
在莫迪执政之后，印度战略安全设计越来越显露出强化与美国安全合作的倾向。因为，“新德里发现如果只通过调动内部资源来与北京匹敌的话将越来越难，它需要与美国开展有力的合作”。2016年8月，美印签署《后勤保障协议》；2017年6月，F-16战斗机生产线落户印度；7月，美、日、印三国在印度洋孟加拉湾举行“马拉巴尔”联合军事演习。这次演习的科目和地点选择，都明显针对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活动。
在特朗普首次亚太行之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于10月25日访问印度，以庆祝美印建交70周年。蒂勒森在与印度外长斯瓦拉吉会谈时表示，美国认可印度崛起，重申两国是“天然盟友”；在蒂勒森首访印度的一周前，他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主题为“下个世纪的美印关系”的演讲，其中指出：“印度的安全关切也是美国的安全关切”、“今年美印日海上联合演习，是印太地区三国联合实力体现的绝佳例子”等。
有学者分析指出：在蒂勒森的印太地缘图中，印度是西部支点，日本是东部支点，澳大利亚是不可或缺的南部支点，美国自然是撬动这些战略支点的领导国家。还有学者认为，印度将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新支柱”。由此可见，在美国正在构建的新“印太”战略中，印度将进一步受到美国的关注，美国对印度的期待和许诺将会进一步加强。
面对特朗普政府的新一轮拉拢，印度是否会改变其传统的“不结盟”立场，充当美国战略的“新前锋”？或者在保持战略自主的前提下，加大与美国政策协调与配合的力度？还是在美中印战略三角关系中继续玩平衡？这些尚需时日来进一步观察。但是，中国有必要对此深入研究和全面判断，特别是要认识到印度未来战略选择存在“突变”的可能性，重视研究“印度阻碍因素”对中国周边外交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制约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