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秋收起义失败。
　　9月29日，起义军翻越大山来到一个群山环抱，没有地方反动武装的山坳——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次日，毛泽东在协盛和杂货铺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三个：一、整编部队;二、党支部建立在连上;三、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
　　神秘的两天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本打算带领起义军向湘南撤退，但中途他改变计划，决定率队进入罗霄山脉的井冈山。这才有了后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可以说，从集兵文家市到转向井冈山的十几天时间，毛泽东每一天的活动和所思所想，都影响着中国革命下一步的发展。因此党史专家非常重视对这十几天的研究。
　　不过9月27日、28日这两天，毛泽东有过什么活动和他的所思所想，史料上语焉不详。党史学者刘浩林研究发现，27日早上，部队从莲花县城出发，日落时分来到九陂村。这次，毛泽东没有住在师部，而是在村民刘日九家住下。
　　秋收起义失败后，敌军围追堵截，军中疟疾流行，缺医少药，许多战士对革命丧失了信心，部隊中逃跑成风。新中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赖毅将军回忆：
　　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部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上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面对这种局面，毛泽东感到有必要静下来认真思考一下，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住在刘日九家的两天中，毛泽东不停地找人聊天，交换意见。他找得最多的是第一团连指导员何挺颖。
　　何挺颖曾在北伐军中担任过团指导员，政治思想工作能力很强，他所在的连队政治气氛浓，连队没有一个逃兵。短短两天中，毛泽东三次找何挺颖谈话，听取他对如何带军的看法。何挺颖认为：“部队接连打了一些败仗，军力锐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支队伍失去党的领导，最重要的问题是党对队伍的领导权问题。”“要从军队的党组织去考虑。现在部队中党的组织太少，党员人数也不多，这样就抓不住士兵，抓不住部队。要把党组织建到每一个连队。”
　　何挺颖的想法与毛泽东不谋而合。这些天毛泽东心中一直盘桓着一个想法：把党组织建到连上去。
　　之后，毛泽东又与宛希先、张子清、陈浩等干部交流了意见。当他了解到，北伐军只在团一级建立了党组织，营、连一级并没有建立党组织，更加坚定了要打造一支新型革命军队的决心。
　　通过一天多的思考，毛泽东厘清了部队中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一、建制零乱，人员成分复杂，革命动机不纯;二、没有富有战斗力的基层党组织;三、内部不民主，一些军官带有旧军队的不良习气，对士兵经常打骂，士兵缺乏基本权利，官兵不平等。
　　毛泽东决定，抵达永新县三湾村后，要对队伍进行一次大刀阔斧的改编。
　　前委扩大会议
　　9月29日，部队来到三湾村，毛泽东在协盛和杂货铺住下。第二天，他在杂货铺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
　　会上，毛泽东谈到三项意见：一、缩小编制，将原来的一个师缩为一个团。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班、排设党小组，连建党支部，连以上设党代表，同级党组织的书记由党代表担任，拥有与军事长官同等的权力，负责党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三、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队的雇佣关系。
　　10月1日清早，师长余洒度召集部队在枫树坪下集合，对大家说：“现在人员减少了，部队要缩编，从一个师改编为一个团，一个团还不足，改编为两个营……”听到这里，战士们心里说不出的难过。
　　毛泽东对大家说：“同志们，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参加革命，完全是自愿。现在，愿留者留，不愿留者，根据路途远近，发3至5元路费……”
　　讲完话后，毛泽东让部下搬来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堆大洋。一上午，只有几十人选择离队，大多数人还是心向革命。
　　支部建在连队上，基层就有了核心。各连通过组建党支部，积极培养发展新党员，使党在部队里迅速扎根。后来罗荣桓元帅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总结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摘自《北京日报》 黄加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