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个人但凡有点权力,总是喜欢将权力延伸到原本不该进去的地方,损伤甚至干脆打掉被管者的尊严,据说只有这样,才算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小时候,每当犯了错误又不肯轻易认账时,老师往往会冷不防地在同班同学面前,将平时侦查到的你所有的隐私,一股脑公布出来,让你感觉好似被猛然剥光示众,恨无地缝可钻。大了以后,发现当众剥人衣服的事情仍然在继续,只不过变成了“斗私批修”和批判会,不仅领导剥群众剥,还要你自己剥。
　　进入新时代,政治运动风光不再,可是权力依然威风八面,只要人家管着你,总是有办法让你时不时地尝一尝屈辱的滋味。公司发给员工薪水,本是劳动合同中的应有之意,但有些老板就是喜欢把这个过程变成吃嗟来之食;上下级之间,本是一种工作关系,但在有些地方往往变成了主奴搭配。过去奴隶制的时候,主人只要求奴才服从,并不一定要求奴才用谀词歌颂他们,可现在,下级不仅需要无条件地服从上级,而且还时常要忍受上级劈头盖脸的责骂,和向上级奉献阿谀之词。尽管多数领导未必不知道人家的好话不一定是真的,但多数人都爱这口,而且利用权力去要这口。从前,如果一个人不善逢迎,也许只是难以升迁而已,现在如果拒绝逢迎上级,就有受到惩罚甚至丢掉饭碗的威胁。不过,事情总是平衡的。被下级马屁拍足了的人,见到他的上级,也就是这么拍;辱骂下级的主儿,碰见自己上级不顺气,同样要被骂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回家找不着北。权力肆虐的地方,没有人可以有尊严。
　　无原则的吹捧和没有道理的责骂,是一对伴生物,有权力的肆虐就有这种东西孳生。因为人们喜欢奴才,这种喜欢,有时候说起来好像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虽然人们大抵都知道奴才在使用效率上有点问题,除了拍马没有什么本事,但在上面的人却都以为奴才比较忠诚,用起来顺手。北洋军阀自袁世凯以下,对下属都有一种不打不骂不升迁的惯例,想要提拔某人,就无缘无故地赏之一通耳光外加辱及先人的臭骂,如果对方贴然接受,则视为“效忠检验”合格,不日即可加官了。然而事实告诉我们,这种效忠检验是根本靠不住的,恰是那些任打任骂、无条件服从的人,在关键时刻都变成了倒戈将军。
　　可是,如果我们把北洋军阀的故事,再搭配上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统统讲给现在正在选择接班人的当权者听,有用吗?没有。他们依然会按照惯例和自己的感觉,在针对自己的拍马比赛中选择接班人。历史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人们往往不是一代一代地演着新鲜的故事,而是偏要把那些老掉牙的旧事,演了一遍又一遍。否则,司马光老先生就用不着劳神费力去编《资治通鉴》给皇帝看了(其实编了也没用,旧戏还是照样演)。
　　其实,权力的产生,是跟暴力和征服分不开的,而所谓的征服,当然不仅意味着肉体的控制,也意味着对被征服者精神的摧折。从某种意义上说,被征服者灵与肉的服从,意味着权力施用产生的效果。其屈服程度越高,权力的效果就越佳,从权力所有者的角度来说,其心理的满足感也就越强。正因为如此,中国尽管有儒家学说“仁政”的影响,暴力的底色依然难以消褪,一不留神,暴君就冒出来了。在暴君的心理中,折辱人,打掉人的尊严,无疑是一种非常快意的事情。
　　现在的世界,虽然君主制基本上消亡了,皇帝也早就不存在了,但暴君的心理却依然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一代代遗传着。就像我们把某些具有专制作风的人说成是土皇帝一样,程度不等的“暴君”实际上并没有消失。更可怕的是,大量并没有政治权力的普通人,也可能具有暴君的心理,他们对子女(可能以爱的名义)和对比他们更弱的人,也一样折辱;他们痛恨甚至私下痛骂暴君,只是因为眼下没有机会做暴君。所以,任何单位都会出现这样的循环,当年被折辱的人,有朝一日上了台,不仅照抄他当年所痛恨的一切,而且还推陈出新,以青蓝之姿,展现在昔日的同事面前。
　　权力摧折人的尊严,最终伤害的是人的羞恶之心,人只有没有了羞恶之心,才能做到对任何羞辱都贴然接受,到达“厚黑”的境地。历史证明,这样的人,混得好,但破坏性也是最大,什么坏事恶事都可以做得出来。如果人人都没有了尊严,那么世界也就不像个人的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