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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1月29日，清朝发布“新政”上谕，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欲求振作，须议更张”。在长达十年的“新政”实施阶段，开始了20世纪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改革。新政的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其中教育改革是各项改革中最广泛、最深入的一项。教育改革包括一、从改革科举制度内容入手，废除科举制度；二、兴学堂，制定了一套以日本为模式的学堂行政管理规章；三、奖励留学生，培养高级人才。本文就从这三方面内容来阐述。
一、教育改革导致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
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是广大封建士子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国古代社会既以官阶的大小衡量人的社会价值。这种官本位制对整个社会都有深刻的影响，它把大批知识精英的时间和精力都引导到钻研理想的封建伦理道德上去了而无须顾及其他。 “科举曾充当过传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的枢纽。这种考试是为维护儒家的国家正统的运作需要而设计的，是授予特权和打通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手段” 。中国封建制度的一大基石——科举制的废除则标志着另一种社会精英流动原则的确立。士人是儒家社会道统、王统、族统三维共构中居中联结、一身三任的重心。废科举则是将两千多年的三维共构的传统社会釜底抽薪地抽去了其文化道统一维，从而不仅使王统这一维从组织上无法再从道统这一维得到新人的补充，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维系纽带的社会文化价值开始借助新的教育体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异。故此，严复认为“此乃吾国数千年莫大变动，言其重要，直无异于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
废科举后，士人以入仕作官为取向的传统路径被堵绝，他们或投身于军事活动或置身于农工商业，或投身自由职业，甚至走向下层社会与普通民众为伍，最典型的就是加入会党。在清末立宪派所掌握的谘议局和咨政院的16000名议员中91%的议员都是士绅出身，在同盟会员中也有81人出身士绅。士人政治思想的同一性与意识形态的同构性的丢失表现了他们不再是一个完整意义的阶层，而无论是谘议局还是同盟会，只是改良与革命的选择途径的不同，但他们都属于辛亥革命的一部分。
二、教育改革产生新型知识分子
新式学堂和留学教育产生了近代新型知识分子，中国近代特殊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知识分子特殊的优势，使他们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军，在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巨变的辛亥革命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06年12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举行创刊周年的庆祝会，张太炎在会上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 。这里的“秀才”即指知识分子。中国新式知识分子产生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才得到迅速发展。教育改革培养起来的新式知识分子，不少人充当了反清的勇士，成为反戈一击致清王朝于死地的突击力量，这是清王朝办新政时始料未及的。
新式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指的是相对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而言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中国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的部分。为什么教育改革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能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军呢？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现状把知识分子推向了前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很难担当起领导革命的重任。而紧迫的客观局势要求必须有一种力量站出来充当改变现状的主要角色。他们在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 。
三、教育改革与留学生革命活动
留日学生的留学活动成为革命的温床，留学活动已经造成了中国社会中一股新的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晚清朝廷如果有魄力、有办法将这股力量引导向其“稳健政治改革”的方向，则“新政”显然有着成功的可能。他们成为当时首先觉悟和最活跃、最积极的革命力量之一,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留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系统地接受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学说及民主主义思想，为将这些先进思想介绍到国内，他们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给国内思想界注入了新鲜气息。
（二）留日学生积极创办革命报刊，宣传革命思想，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潮。
在留日学生中，最广泛、最有声势的一种活动形式，就是创办各种革命书刊。1900年,广东籍留学生郑贯一等人创办《开智录》，“专发挥自由平等学说”，“文字浅显，立论新奇”，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谴责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号召人们必须“以血相继”，……张自由之旗鼓”，“创辟一新世界”。1901年，部分留学生创办《国民报》，宣传革命思想，指出“欲立新国,则必自亡旧始，唯一的出路在于革命”。经过这些革命报刊的广泛宣传和鼓动，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深入人心，掀起了民主革命的思潮，这种思潮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
（三）开辟中国民主革命的海外基地,使日本东京成为资产阶级革命者活动最活跃的地方。
虽然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但其革命活动主要是限于这两地和广东一隅，而且没有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对国内政治生活和广大群众还未产生重大影响。到1900年时，兴中会在檀香山、美洲等地几乎陷于解体。孙中山便于1902年至1904年环球漫游宣传革命主张，几度到达日本，希图建立革命基地。此间，留日学生聚革命之士，成立各种革命团体，开展各种实际斗争，大造革命舆论，使得孙中山首创的民主革命事业在日本真正发展。1905年7月，孙中山由欧洲再返日本，受到中国留学生和各革命团体热烈欢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各革命团体各自为政的情况已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于是，孙中山、黄兴等人在留日学生和各革命团体中做了大量工作，终于在1905年8月20日成立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即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总部设在东京。于是，日本东京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海外策源地和中国革命党人活动的大本营。
日本的实藤惠秀曾说“我们相信：如果没有留日学生，则中国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 ，是难有进展的”。清末留日学生接受并积极宣传了资本主义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政治学说，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潮，开辟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海外基地，对整个辛亥革命的大局产生了积极影响，以实际行动迎来了辛亥革命的高潮，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起到的作用无疑是重要的。
一、教育改革导致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
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是广大封建士子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国古代社会既以官阶的大小衡量人的社会价值。这种官本位制对整个社会都有深刻的影响，它把大批知识精英的时间和精力都引导到钻研理想的封建伦理道德上去了而无须顾及其他。 “科举曾充当过传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的枢纽。这种考试是为维护儒家的国家正统的运作需要而设计的，是授予特权和打通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手段” 。中国封建制度的一大基石——科举制的废除则标志着另一种社会精英流动原则的确立。士人是儒家社会道统、王统、族统三维共构中居中联结、一身三任的重心。废科举则是将两千多年的三维共构的传统社会釜底抽薪地抽去了其文化道统一维，从而不仅使王统这一维从组织上无法再从道统这一维得到新人的补充，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维系纽带的社会文化价值开始借助新的教育体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异。故此，严复认为“此乃吾国数千年莫大变动，言其重要，直无异于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
废科举后，士人以入仕作官为取向的传统路径被堵绝，他们或投身于军事活动或置身于农工商业，或投身自由职业，甚至走向下层社会与普通民众为伍，最典型的就是加入会党。在清末立宪派所掌握的谘议局和咨政院的16000名议员中91%的议员都是士绅出身，在同盟会员中也有81人出身士绅。士人政治思想的同一性与意识形态的同构性的丢失表现了他们不再是一个完整意义的阶层，而无论是谘议局还是同盟会，只是改良与革命的选择途径的不同，但他们都属于辛亥革命的一部分。
二、教育改革产生新型知识分子
新式学堂和留学教育产生了近代新型知识分子，中国近代特殊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知识分子特殊的优势，使他们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军，在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巨变的辛亥革命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06年12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举行创刊周年的庆祝会，张太炎在会上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 。这里的“秀才”即指知识分子。中国新式知识分子产生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才得到迅速发展。教育改革培养起来的新式知识分子，不少人充当了反清的勇士，成为反戈一击致清王朝于死地的突击力量，这是清王朝办新政时始料未及的。
新式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指的是相对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而言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中国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的部分。为什么教育改革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能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军呢？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现状把知识分子推向了前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很难担当起领导革命的重任。而紧迫的客观局势要求必须有一种力量站出来充当改变现状的主要角色。他们在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 。
三、教育改革与留学生革命活动
留日学生的留学活动成为革命的温床，留学活动已经造成了中国社会中一股新的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晚清朝廷如果有魄力、有办法将这股力量引导向其“稳健政治改革”的方向，则“新政”显然有着成功的可能。他们成为当时首先觉悟和最活跃、最积极的革命力量之一,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留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系统地接受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学说及民主主义思想，为将这些先进思想介绍到国内，他们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给国内思想界注入了新鲜气息。
（二）留日学生积极创办革命报刊，宣传革命思想，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潮。
在留日学生中，最广泛、最有声势的一种活动形式，就是创办各种革命书刊。1900年,广东籍留学生郑贯一等人创办《开智录》，“专发挥自由平等学说”，“文字浅显，立论新奇”，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谴责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号召人们必须“以血相继”，……张自由之旗鼓”，“创辟一新世界”。1901年，部分留学生创办《国民报》，宣传革命思想，指出“欲立新国,则必自亡旧始，唯一的出路在于革命”。经过这些革命报刊的广泛宣传和鼓动，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深入人心，掀起了民主革命的思潮，这种思潮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
（三）开辟中国民主革命的海外基地,使日本东京成为资产阶级革命者活动最活跃的地方。
虽然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但其革命活动主要是限于这两地和广东一隅，而且没有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对国内政治生活和广大群众还未产生重大影响。到1900年时，兴中会在檀香山、美洲等地几乎陷于解体。孙中山便于1902年至1904年环球漫游宣传革命主张，几度到达日本，希图建立革命基地。此间，留日学生聚革命之士，成立各种革命团体，开展各种实际斗争，大造革命舆论，使得孙中山首创的民主革命事业在日本真正发展。1905年7月，孙中山由欧洲再返日本，受到中国留学生和各革命团体热烈欢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各革命团体各自为政的情况已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于是，孙中山、黄兴等人在留日学生和各革命团体中做了大量工作，终于在1905年8月20日成立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即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总部设在东京。于是，日本东京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海外策源地和中国革命党人活动的大本营。
日本的实藤惠秀曾说“我们相信：如果没有留日学生，则中国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 ，是难有进展的”。清末留日学生接受并积极宣传了资本主义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政治学说，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潮，开辟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海外基地，对整个辛亥革命的大局产生了积极影响，以实际行动迎来了辛亥革命的高潮，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起到的作用无疑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