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那幢比周围建筑高一截的客家祠堂正面悬挂的两颗黄澄澄的五角星，人们以朝圣的心情重走“红都”时，便难以将眼前的建筑与苏维埃政府联系起来。
　　1931年10月，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曾陪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项英走遍了县城，没有找到能容纳千人以上的场所。最后还是选定了邓小平推荐的明代建筑。
　　一个月后，一个具有国家形态的中央政权成立时，用以昭告天下的地方就在这看似平平无奇的谢氏宗祠。
　　没有过多花哨的装饰，但高挂的红军赤色旗和主席台两侧白底黑字条幅—“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将礼堂映得亮堂堂。参会的610名代表通过了苏维埃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及红军问题等决议案后，发表了一份《对外宣言》。
　　他们郑重其事地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这座位于赣闽省界要地的县城同时被改名为瑞京，苏维埃运动燃起的星星之火因此有了可以燎原的中心。
　　宗祠很快变成了隔板间—祠堂两边被木板隔成了15个房间，每个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成了临时中央政府各部门办公室。
　　最高行政机关就在这简陋的环境下决议苏区大事—这不是政党式微的征兆，而是一个新兴政权在南方山陵间的全盛时期。高唱《国际歌》，四处喊着中国革命的中央苏区，成了被压迫的边缘人物的能量场，亲身实践从不可能到可能的革命理想。

定 都

　　瑞金城三面环山，一条绵江呈N字形拥城入怀。好在山涧的溪谷冲积成平原，适合耕种，国民党将领陈诚将瑞金评价为“种一年吃三年的好地方”。
　　陈诚后来在个人回忆录里给了段痛彻的总结，说江西遭受军阀的摧残，为各省之冠；赣南山乡辽远，人们的希望破灭，似乎毫无出头之日。
　　“这种环境，是共党最容易欺骗民众的。”
　　这正是共产党1920年代末摸清的路。1927年，国共合作失败后，遭遇屠杀的人们悟出了枪杆子才能出政权。亲身用满腔热血围攻大城市失败后，建立遍地的农村根据地渐为共识。
　　“朱德和毛泽东的军以及处在他们影响下的两个军（第8军和第12军）是最好的。”
　　1930年，共产国际远东局成员盖利斯给出上述论断，催促中共中央建立苏区的中央政府。有朱毛的赣南成了共产国际大力推荐之地。
　　再细究下去，江西南部也是朱毛二人一定程度上非此不可的选择—1929年，上了井冈山的红军为了打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进军赣南。赣州位于武夷山脉西侧，东边便是福建，两省交界，乃国民党力量薄弱之地。
　　“下山”后，剑走偏锋的朱毛带领的红一方面军将赣南、闽西连成一片赤色，红军人数从原先的3000扩大至3万。两块根据地成为受共产国际认可的中央苏区。
　　1930年10月，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提议后，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任务变得急迫。
　　筹备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苏大）的议程里，一直有一项悬而未决—开会的地点。
　　在哪里开会，意味着定都在哪。据后人推断，毛泽东一开始的打算是福建长汀。
　　1931年9月下旬，毛泽东、朱德等率红一方面军，打算分七天行程奔赴长汀，为军队筹粮筹款。
　　瑞金叶坪村，成了一路劳顿的军队休整之地。

实施这些举措时，邓小平没有接到来自中央的指示，却敢于也善于组织力量对抗歇斯底里的“左倾”错误。瑞金也成功地以全新的面目被中央苏区领导层选中。

　　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伟人的互动在后人看来总有不可思议之处。毛邓的第一次碰面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做秘书，协助周恩来等处理日常工作。是邓小平在会议上记录下毛泽东流传甚广的名言—“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没在当时记住这位“无名小卒”，但在四年后的叶坪村，二人迎来了毛印象深刻的碰面。澳大利亚作家大卫·古德曼在《邓小平政治评传》中写道，邓小平在中央苏区的经历，“这使他第一次有机会和毛泽东进行密切交往”。
　　9月28日，邓小平在朱德、毛泽东面前介绍了瑞金近况。这次的报告有决定性意义—关于选都的判断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毛泽东、朱德、项英、王稼祥等重新将周围七县分析了一番，给了新的判断。譬如，宁都县城还被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占据；汀州虽好，地方偏了些……瑞金则在这些县城的中心位置，四面都可顾及。
　　10月3日，一纸长电由苏区中央局向上海党中央发出。
　　信里的最后一段说：“红军目前急切须休息。又因11月7日开‘一苏大会’，中央局不能远离，遂于红军主力分布石城、长汀、于都、会昌四县工作，总部及中央局在瑞金居中指挥。”
　　言下之意，首都定下了。
　　瑞金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廖九平对南风窗记者表示，瑞金被选为首都，与所处的战备位置、山区地形、当地民情有关。但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1931年8月履新的县委书记邓小平在纠正肃清“社会民主党”的错误后，给当地政权、民风带来的积极转变。

首任“京官”的邓小平

　　人们爱用命运的安排来感慨伟人。1931年8月才抵达瑞金的邓小平，当上县委书记充满偶然。这同样说明了，瑞金被选做红都，在峥嵘的年代里充满命运般的安排。
　　邓小平由上海乘船，经广东、福建，最初目的地是红一方面军总部。不过，由于没法联系上在兴国县全力进行第三次反围剿的军队，在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的带领下，于8月7日到达瑞金。 　　谢唯俊还拉上了刚到瑞金不久的霍步青，后者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巡视员，一起会见邓小平。
　　邓小平到瑞金的第二天，霍步青给中央打了一份报告，忧心忡忡地说：“瑞金现已全县 （除少部分）都成了赤色区，但目前党及政权因打‘社会民主党’打垮了。”
　　后果是—“整个党团600余人究竟剩下几多人，简直不能考查出来”，瑞金全县“只有县委三四人，区委支部书记都没有了”。
　　肃反“社会民主党”，是闽西苏区于1931年1月起发起的运动，原意是清退革命阵营里的“敌对势力”—拥护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分子。
　　时任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很吃这一套。他下令成批捕杀党员，不少人因此蒙冤入狱。
　　邓小平后来形容：“全县群众不满 ，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死气沉沉。”
　　很快，为此忧心的邓小平、谢唯俊、霍步青聚在了一起，加上刚从中央派往苏区的余泽鸿及妻子吴静熹，共同商议瑞金之路。
　　在“与上级没有联系”的情况下，他们在五人小会上选择邓小平当县委书记，为的是尽快稳定局势。
　　那一年，邓小平27岁。苏区肃反打“AB”团、“社会民主党”运动正值高潮。
　　带上金维映、余泽鸿深入瑞金城乡，邓小平用约一个月时间查清李添富乱肃“社会民主党”的真相。掌握证据后，他召开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大会，宣布撤销李添富的职务。后者不久被枪决。
　　他还亮出三条“新政”—停止杀人；被怀疑为“社党”人士一概不抓；释放狱中无辜人士。
　　实施这些举措时，邓小平没有接到来自中央的指示，却敢于也善于组织力量对抗歇斯底里的“左倾”错误。瑞金也成功地以全新的面目被中央苏区领导层选中。

用行动“投票”的百姓

　　漫步在4月的瑞金，发丝总会沾点玩意儿，柳絮、花籽、嫩叶。溢出来的生命力与老街上随处可见的象征农民的镰刀和共产党的红星标志交相辉映，仿佛提醒过路人，红都还在迸发活力。
　　未到节假日，瑞金沙洲坝景区已经来了一波波从旅游大巴下来的游客。中央人民委员会及各部委自1933年初在此办公，原先在叶坪村的办公地点因曾被国民党空袭而搬迁。
　　带着导游的人，总被要求在一棵标志为有700年树龄的古树下驻足。古樟树枝繁叶茂，三棵树干在当地人眼里，成了毛主席、周恩来和朱德的化身。“他们都弯下枝头，寓意低头服务百姓。”
　　毛主席的称谓正由瑞金年代说起。1931年11月，毛泽东在一苏大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苏维埃革命为身处其中的人们提供的平等、身份和尊严，催生了孤注一掷地用行动“投票”的民众。

　　以主席身份与民互动的几年里，作风清廉的毛泽东有了更深的感触—“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他以国民党在第五次“围剿”中的“筑堡垒”战术为例，写道：“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
　　体恤百姓是苏维埃政权的作风，相关佳话流传至今。譬如毛泽东在沙洲坝为当地缺水村民挖井，便有了瑞金人民解放后立起的“吃水不忘挖井人”的纪念碑。
　　对群众生活事无巨细的关心，自然赢得民意。但这依然难以解释，为何在瑞金，红色政权与底层百姓有天然相互吸引的磁场。
　　如果历史重演，现在的人未必会做出当年的选择。1933年，国民党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让瑞金等地盐、布、西药材紧缺，粮食等出口困难。经济困难下，当地妇女提早春耕，争取每人养活多一个红军。
　　“购买‘三八号’飞机送红军”，有墙上标语如此写道。
　　福建长汀扩红运动中，有妇女突击队直指男人的名字，“唱山歌鼓动他当红军”。
　　连国民党都注意到了这样的变化，认为有妇女“装难民逃到我军地区求夫，刺探我方消息”。于是指示：“不论官兵，不得在匪区结婚，并禁止士兵与妇女接谈。”
　　當地百姓与新兴政权结合爆发的力量，让国民党找不到解释逻辑，只能慨叹“共匪”的“洗脑”能力。
　　但这里面的关键是，千百年来被忽略的底层民众，究竟希望以何种面目示人。
　　土地革命是共产党获取民心的基础。当然，即使平均分到土地，不同群体对中共的拥护程度也存在差别。由高到低排列大致是妇女、少儿、青年、中年、老年—这恰恰是相关群体权利、地位在红色政权下变化后的体现。
　　比如，1931年一苏大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婚姻条例》让妇女享受到了婚姻自由。《条例》规定，在离婚问题上，实行“偏于保护女子，而把因离婚而起的义务和责任，多交给男子担负”。
　　1934年在沙洲坝举办的二苏大正式通过《婚姻法》。会上，面对有人提出降低婚龄的意见，毛泽东诙谐回应：“为了种族的与阶级的利益，结婚年龄不应该低于男20 （岁） 女18 （岁）以下，应该明白早婚是有极大害处的。同志们！要耐烦一下呵！”
　　苏区亦宣传打破家长制度，家庭成员平等。少年为此倾慕，老年人却不高兴了。福建就有报告称：“老年人痛恨赤匪，翼得真命天子出而恢复专制。”
　　苏区民众的心态与美国学者韩丁在《翻身》一书记录的1940年代经历土改的村民无异。韩丁在山西张庄调查的26个党员中，谈到入党动机时，承认是“想争取平等权利、言论自由的”有10人，占比最高。
　　苏维埃革命为身处其中的人们提供的平等、身份和尊严，催生了孤注一掷地用行动“投票”的民众。

死中求生

　　再回看仅存三年中央苏区时期的“红都”，一切都显得宝贵。
　　无论是在叶坪还是沙洲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各级机关内堂，都挂着苏维埃革命领袖的画像—左手边是领导十月革命的列宁，右边是先驱马克思。唱《国际歌》也是开会的一项议程—一苏大的主席台上，还悬挂了写着密密麻麻歌词的旗子。 　　但这些与当时的穷乡僻壤，全是农民、土匪的赣南地带，又多了几分格格不入。
　　要克服这一点，红军队伍想出来的办法是—“划一之口号标语以为宣传”。
　　曾被红军扣留的英国传教士薄复礼回忆：“这些人走到哪里总是打着一桶漆，凡是能写字的地方、显眼的地方，他们都写大标语。”
　　白的、蓝的、黄的，满墙都是方块字。
　　但在瑞金建立了一个能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的中央政权后，加强宣传和教育的结合成为迫切需要。1931年一苏大通过的《宪法大纲》也指明：在可及的范围内，“开始实施免费的普及教育”。中央教育部在1933年连发通知，提高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是战斗任务。
　　被选为教育人民委员的瞿秋白，1934年正式接到前往瑞金的通知。他便在依旧料峭的1月从上海出发，乔装成医生，途经香港、汕头到达大埔青澳，然后步行入苏区，前后花了约20天。
　　他此后在1935年被俘时写的回忆录提到，最近一年在“办中央苏区的教育”。“瑞金、兴国、宁都，这一代都是很落后的，譬如一张白纸。”他在其中创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师范学校。

重新打量共产党后，蒋介石也说，中共是“死中求生，拼命牺牲努力！我们苟且偷安，得过且过，似乎是从生中避死。”

　　在当时，瞿秋白主管的教育部提供五年义务教育，其中以普及小学教育为主。经费有限，只能用民间财力办教育。于是人们上课的黑板，可能是祠堂、庙宇的牌匾，而灯油粉笔，则由学生自带。
　　清贫的教学环境不代表效果不佳。国民党收复苏区时，每收复一县，问儿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的意义，必能换来个“不假思索，对答如流”。而一般公民，无论男女老幼，已经不记民国的年月，仅知公历。
　　而瞿秋白在就义前却谦卑地说，对于工农群众教育，自己“实在没有相当的知识，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够！”
　　蒋介石也曾专门在国民党党内敲响警钟：“匪区里面最紧张的，就是教育！最有精神的，也就是教育！”
　　蒋的反思，背景正是1930年代的中央苏区，国共在“围剿”与“反围剿”之间的拉锯。国民党前面失败了四次，开始加强对中共的研究。有国民党的内部文献强调：“事实告诉我们，认定江西的土匪与历史上的土匪是一样的容易消灭，这未免忽略了他的国际性和进步的伎俩。”
　　重新打量共产党后，蒋介石也说，中共是“死中求生，拼命牺牲努力！我们苟且偷安，得过且过，似乎是从生中避死。”
　　他总结了“共匪”的几分经验，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围剿”共产党成了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
　　第五次“围剿”比以往的四次力度都要大—国民党有了内外加持的力量。1934年10月，面对范围逐渐缩小的中央苏区，中央红军主力开始向西战术转移。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任政治委员，陈毅为中央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留守的红军和地方武装。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在于都县于都河以北集结完毕，向西长征。承载着苏维埃共和国理想的瑞京，成了中央蘇区领导人和红军不能再回头的一站。
　　面对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终结，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情报员李德给了个评价—“蒋介石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围剿的经验说明，在三十年代中期新的国际环境和民族状况中，比较小的互相隔绝的苏区是不能长期坚持下去的。”
　　不过，这位被讥讽为“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没有看到的是，中央苏区的“国家”经验与期间迸发的生命力并未湮灭，里面实际上隐藏着中共领导革命成功的密码。而看似已经命悬一线的中共革命，将在撤离中央苏区后的长征路途上，迎来凤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