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鸡犬不宁》是从民间立场出发的一部优秀作品，在以诙谐的手法讽刺主流文化的滑稽和虚妄浮躁的同时，它更注重表现边缘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在细碎地展示他们生活的声光色相背后，陈大明挖掘出了民间的救赎力量，在这个藏污纳垢的空间，人性的躁动和温情显示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同时也为处于现实困境中迷茫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栖息之地。
　　【关键词】诙谐主流文化民间精神救赎家园
　　
　　如同电影的名字一样，陈大明作品《鸡犬不宁》给观众展现的是一个鸡犬不宁、众声喧哗的世界。这一小成本影片在上演后获得了很大反响，在一些地方其票房收入甚至接近了同期的进口大片，投资和盈利的对比是它成功的标志之一，这一事例有力地冲击了以大投资换取票房的时尚潮流。但是，它的更为成功之处在于它对众生相的表现，以及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对现实人生的审视和作品中流淌的人文关怀。从市场经济冲击下豫剧的衰落。豫剧团的解散。演员们自寻出路的艰辛和无奈，到流氓骗子的恶行，一直到寻常夫妇间鸡毛蒜皮的小事以及他们的惺惺相惜，甚至到男性性疾病的治疗，导演陈大明都以极大的热情对它们进行了刻画。在关注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关注他们的生存困境以及他们日趋边缘的生存状态的背后。我们看到陈大明的民间立场，以及从这一立场出发的，对精神救赎的渴望和希冀。
　　在电影的开始，两个配角人物首先登场，董团长(于根义饰)带着两万元的赞助费骑着摩托车行驶在去向剧团的路上，F4(王宏伟饰)这个流氓骗子坐在摩托前行驶的大巴上，车祸发生了，董团长的摩托车撞上了突然停车的大巴而受伤，两万元被F4在混乱中拿走，这两个人出场时的事故成为了剧团解散的导火索。他们二人的故事紧紧围绕着这两万元展开。这两万元非同小可。它可以还清剧团拖欠的员工工资，可以给大主角素梅(徐帆饰)买一套新的行头，剧团的孩子们也可以继续练习下去，它似乎是将剧团支撑下去的唯一希望。是豫剧这一民族传统文化继续传承下去的那一点星星之火，它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似乎有着挽狂澜于即倒的力量。董团长的身份便与这两万元紧密相连，作为一个团长，他苦苦地真诚地希望剧团能够继续下去，在两万元丢失，剧团解散后，他又一次地为剧团带来了希望。去香港的演出成为了剧团再生的契机。可是这一希望又随着他最后在车祸中的丧生而破灭。他的努力正如同在他的追悼会上所说的那样，他“在戏曲事业最不景气的情况下，在剧团最困难的时刻，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一定要让剧团恢复演出，一定要把剧团支撑下去”，他代表着一种依靠赞助这样一个外力来挽救剧团的努力，在这一人物辛苦努力却又失败、在他不停地为剧团带来希望又使希望破灭的同时，影片出人意料地产生了一种荒诞的效果，荒诞中兼具的滑稽和恐怖二者同时出现在观众的眼前：如同卓别林电影中的主人公一样，董团长成了一个可笑的倒霉鬼，他挽救剧团的企图总是在意外事故中失败。他所有的努力都不停地成为泡影，他一次次地将希望抛入深谷。同时也让人们在失望中被迫承认这种努力的无效性。他的努力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他的故事使得人们被迫去思考一个严肃得令人恐怖的问题：豫剧这一传统文化将走向何方，是否将如同那些濒临灭绝的动物一样，或在被保护中困守在动物园的笼子中苟延残喘，或在没有保护中走向死亡?
　　在影片中，董团长努力的失败直接来源于F4这个以偷盗欺骗为生的流氓，董团长拉来的两万元赞助被他拿走。而董团长的死亡也缘于开车追他时发生的车祸，他是剧团走向解散的最直接的罪魁祸首。如同董团长一样，他也是电影中第一时间出场的一个配角人物，在整个影片中，他的身份是一个假冒的到处行骗的电影导演。F4这一名字缘于曾经风靡一时的台湾电视剧《流星花园》，它代表了一种狂热浮躁的流行文化，F4既是一个导致剧团解散的偷盗者。同时，他也暗示了流行文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戕害，他的所作所为使得豫剧团所代表的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灭顶之灾，从这一点上看，影片显然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但是，影片并没有停留于此，它的更为深刻之处在于F4是一个假冒伪劣者，这一人物形象的设定体现了陈大明对现实人生敏锐的洞察力以及非凡的诙谐和讽刺才能。当菊花(任斯璐饰)梦想依靠F4成为一个演员。这一她竭力想拉拢、讨好、献媚以及利用的对象却是假的。她在F4身上下的功夫越大，她与F4的关系越近，她被骗得越多，甚至到最后为了F4去向刘兵(姚鲁饰)借钱，她身上所产生的喜剧效果就越强，更能够令人哑然失笑。在F4的身上，陈大明巧妙地利用了戏仿的手法，F4既是一个假冒的流行人物，一个似乎是站立在潮流中心的成功者，但是。他的一言一行又扮演得像一个真正的导演，当如同菊花这样的人想向他靠拢时，这幕黑色喜剧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F4这一被刻意符号化的人物直指这一符号本身所蕴含的虚假性，暗示了流行文化本身表面的浮华和内质的空洞虚假，以至于它被一个骗子模仿，而且在这个假冒者手中实现了它的本质——它的诱惑力使得诸如菊花之流趋之若骛。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影片刚开始时出场的两位配角人物——董团长和F4。他们二人分别代表了当下社会的主流，即一个是有身份的可以挽救剧团的团长，另一个则是流行文化的象征者。通过对团长境遇的荒诞展示和对F4的嘲讽描绘。陈大明表现了他对主流文化本体性的怀疑，从而将他的立场站立到民间厚实的大地上，引导人们将目光投到民间。探寻民间在当下社会精神救赎上的可能性。
　　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认为，“民间”是一个“藏污纳垢”的所在，它产生于国家权力相对薄弱的领域。自由自在是它的基本审美风格，它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甚至美这样一些概念都无法约束的自由活泼。民间有着巨大的包容力，有着海纳百川的气势，同时更有着一种旺盛的生命力，无论是离开剧团这一保护层的豫剧本身。还是在剧团解散后演员们。他们都浸润在了民间浩荡的元气之中，在民间自由活泼的形式下，他们都似乎是被置于死地而后生。在民间的土壤中显示出了再生的希望。
　　影片主要描写了一群豫剧演员在剧团解散后各谋生路的故事，他们在失业后都生活得贫穷艰辛，大主角素梅为了生计去深圳闯荡却又失望地归来最终在茶楼卖唱：四海(金宏饰)成为了一个摆地摊卖假冒名犬的小贩：大红(小香玉饰)摆着一个小小的香烟摊并在茶楼当服务员，她辛苦攒钱作着出国的美梦却未能拿到签证：马三(李易祥饰)希望在斗鸡大赛中赢得高额奖金但反而输掉了自己的钱：刘兵(姚鲁饰)在卖烧鸡的老丈人的资助下开了照相馆，但自己的空间只在暗房。一次感情的悄然出轨也只是有始无终。这似乎是一群倒霉鬼的故事，一群在当下社会的竞争中被淘汰的可怜的边缘人、小人物，在轰轰烈烈的市场大潮中，他们似乎如 同豫剧本身一样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在历史的车轮下被无情地碾成碎末。如果从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上看，这是一个个可悲的人性异化的故事，一个以小见大的历史折射点，一个民族传统文化走向衰落的沉痛的挽歌。
　　但是，有意思的是，在影片中，我们很少看到陈大明的悲天悯人，他在絮絮叨叨、趣味十足地描写演员们日常生活的世俗琐碎甚至粗鄙时。没有将他们失去豫剧舞台后的生活视为一种倒退或下降，他以一个旁观者的态度展示了他们如何生活在一个自为的空间中，缘于人性的饮食男女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基调，同时也是民间救赎的一条可能通道。豫剧，这一来源于民间草台班子的艺术形式，在搬上舞台时，经历了一个由俗到雅的过程，当它被官方收纳，被限制在一个有组织的剧团中，被“民族文化传统”、“艺术精髓”这样的概念加以界定时，它虽然获得了一层貌似坚硬的保护层，一个昭示自身魅力的舞台，但是，很大程度上，它也被割断了民间的脐带，它从一个草台班子的民间文化变成了一种“高处不胜寒”的艺术，在被束之高阁当作一种雅致的如同古董一样的鉴赏品时，它势必也会失去源自民间的生命力。所以。当剧团解散，豫剧不得不走下舞台来到茶馆中，以一种卖艺的形式出现时。当它脱去了高雅的外衣，来到了真正的民间，以一种自由自在甚至粗鄙喧嚣的形式出现时，它不但没有走向灭绝，它反而令人意外地获得了生命力，虽然这种再生中不可避免地掺杂着很多低俗粗鄙的成分。但是。这与董团长拉来的两万元赞助和去香港的演出相比，它显然更可靠、更长久。
　　随着豫剧的散落民间。影片中的主人公们也从舞台走向了生活。陈大明倾力描绘这种世俗生活的亲切和温情并在此寻找到了一种境界，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平衡”。诚如台湾的王德威教授在评论阿诚时说：“匹夫匹妇也许充实了世俗的声光色相，但观察世俗并且指认其中的境界者，总少不了艺术工作者——或更广意义的“生活家”——的慧眼与中介，陈大明便具有这种“慧眼”，表面上看，他似乎迷恋于对日常生活种种龃龉的展示，但是，在这些琐碎庸常的生活背后，我们看到了陈大明对家园的找寻和对民间精神救赎的希望。整个影片蕴含着一个寻找家园的故事，当市场潮流如飓风般卷席而来，普通大众尤其是那些被潮流舍弃的边缘小人物往往被困惑和迷茫包围，物质的庸俗化使得彼岸早就消失在了风沙弥漫中，人们成为了不归路上失去家园的流浪者，一部分有精英意识的知识分子往往充满使命感地痛斥道德的沦丧，他们持着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描写这些人不可抹去的失衡感和人性的异化。与此相反，陈大明却在民间寻找到了“平衡”，“礼失求诸野”，家园不再存在于遥不可及的彼岸，而直接坐实在了鸡犬不宁的民间：戏剧迷小白鞋(张莹饰)与豫剧师傅焦师傅(霍林饰)相亲时。因二人的照片与本人年龄的严重不符而大吵，焦师傅一气之下不慎摔伤了腰，小白鞋用热毛巾帮他治伤，扒裤子的情节引人发笑，但脉脉的温情油然而生，最终二人组成了家庭，焦师傅也在小白鞋的陪同下实现了坐飞机出去旅游的梦想：失去了去香港表演的机会后，素梅受到了中原油田的邀请，四海担心她的身体不能经受油田的寒冷，关心使得二人冰释前嫌和好如初，素梅也拒绝了中原油田的邀请：大红签证失败后落寞地归来。马三和孩子在车站迎接她，二人企盼的眼神催人泪下，丈夫的宽容和夫妇间的惺惺相惜使得她不再打算出国而决定留在大梁。马三的等待终于得到了回报并且接了焦师傅的班：刘兵离开了一次感情的出轨回到了妻子秀菊(谯格桑红朵饰)的身边：当焦师傅乘坐的飞机起飞时，剧团的孩子们依然在勤奋地练习着。民间的熙熙攘攘和人性的温暖为他们的精神提供了最后的家园，提供了一个栖息地。现实生活中的挫败没有使得他们的人性走向变异。没有让他们在心理的失衡下变成一个个异化的符号，相反，在影片中，他们的结局都是带有着团圆意味的。这种团圆，并非是传统中“奉旨成婚、才子中状元”这样的、与现实生活中的成功紧密相连的团圆，而是建立在了另外的一条民间的通道上。精神救赎，不再在宗教的框架中建立在了虚无缥缈的彼岸，它其实就建立在了鸡犬不宁的民间。在藏污纳垢的民间找到了生命力和希望。
　　
　　结　语
　　
　　如同许多优秀的第六代导演一样，陈大明将目光投向到了被现实潮流遗弃的边缘小人物身上。在关注他们的生存困境和边缘状态时，他却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没有将他们设置成异化的类型借以表达对当代社会物欲横流的批判。相反。他站在了民间的立场。在对主流文化进行讽刺，揭示它们浮躁虚妄的背后，他更发掘了鸡犬不宁的民间自身的救赎力量，在世俗的声光色相、饮食男女中，他发现了一个源自人性的自在空间，这一空间虽然不乏粗鄙喧嚣，但生命却在这里无拘无束地生长，在这里有着人性的光辉与骚动，这里是迷茫的流浪者的一个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