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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马和非马经济学”的视角看，中国经济学界可以划分为“马经话语群”和“西经话语群”。话语群并不是严格的“学派”“流派”概念而仅仅表明其成员有着相同的话语体系、使用着相同的概念范畴，同一话语群也不意味着其基本立场、理论观点、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一致，相反，可以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政策主张。西经话语群中的“市场化改革派”“现代经济学派”或“西经中国化派”和马经话语群中的“新马派经济学”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3个经济学派别。不同的学术派别代言不同的人群，其声音都会通过种种渠道反映在国家改革、开放和发展的高层决策和具体实施方案中，化为一定的社会行动，这些行动是全方位的，先是在变化着的各个方向的边际上然后是整体上逐渐改变着各行为主体的利益格局，由此规制着整个社会改革演进的趋向。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派别;马经话语群;西经话语群;市场化改革派;现代经济学派或西经中国化派;新马派经济学;改革走向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9）02-0001-06
改革开放40年已经把中国引入一个多元社会，最初的开放主要是面向外资和技术，后来是面向管理和体制，最后是理论和思想的开放，如今的中国经济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地位在理论上的合法性无可怀疑，但西方经济学正逐渐占据上风、成为事实上的主流，这一方面说明在当今中国的“合法性”之“法”的约束性并不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的某项制度、法律本身作为改革的对象也是有弹性和可改变的。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进程，中国经济学界早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统天下的铁板一块，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多元性特点，出现了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经济学派别。对中国经济学存在的不同派别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问世，本研究只想从“马或非马”的视角对中国经济学界的不同派别作一观察和思考。
一、学派、流派和派别
《现代汉语辞典》从最一般意义上解释了学派和流派的含义。学派，指同一学科中由于学说观点不同而形成的派别;流派，是学术思想或文艺创作的派别。①就是说，学派仅仅指学术派别，而流派，可以是学术的，也可以是艺术上的。
胡代光和厉以宁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一书中所提出的划分经济学流派的标准，是看其是否“理论观点基本一致，分析方法基本一致，政策主张基本一致”。②
西方经济学源远流长，几百年发展比较成熟，流派或者学派，立论突出，自成体系，特色鲜明，如供给学派和需求学派、政府干预学派和经济自由学派，界限十分清晰;货币学派、制度学派、创新学派等立意指向也十分明確。而中国经济学历史短、不成熟、创立中，所以，不同学者所持经济学理论虽有不同但区分却是粗线条和轮廓性的。西方经济学的学派显得根深叶茂、支系庞大，如“凯恩斯经济学”又分出了“后凯恩期主义”，“古典经济学”又滋出了“新古典”，“创新理论”又分孽出了“制度创新经济学”和“技术创新经济学”，“制度学派”又分出“老制度”“新制度”“新新制度”经济学等，而中国经济学则相对比较单薄，根系不够发达，这正是这里对中国学术、学界的划分叫“派别”而不叫“学派”和“流派”的一种考虑。
二、“马经话语群”和“西经话语群”
“派”，是大河的分流、分支。“群”，比较庞大。不用“某某学派”而用“群”，寓指对学说和学者的划分比较粗线条，在经济学立论、体系、特色的区分上不是十分明确、鲜明和精细。
“话语群”是使用同一理论范式、话语体系和概念范畴的类学术共同体。在中国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两个理论范式就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套话语体系有两套概念范畴，分别在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域，或者经济学教学和学科建设以及教育决策咨询领域发挥主导作用，这种“普照的光”使几乎所有的中国经济学家都逃脱不了它的影响，留有它的印迹。
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只有一个模式，作为其理论反映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只有一个声音，一个主义，一个“学派”，即都是使用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话语体系和概念范畴。大学课堂讲授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己培养的学生也接受马克思经济学系统教育，所用的自然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话语和概念体系，以马克思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研究、讨论中国经济问题，讲述中国故事，形成庞大的马克思经济学话语群。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对外资技术、西方管理方法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引进，特别是大量向英美等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大批在西方大学经过严格的西方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硕士、博士回国，在把西方经济学知识带回国内的同时，也把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带了回来。他们用不同于马克思经济学的话语说话，用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思考，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交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的经济学教学发生了与原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科研日益强化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逐渐消弱和边缘化。大学经济学科专业教学中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上，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课时都多倍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门数上西方经济学细分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还有诸如制度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其他属于西经的课程，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则廖廖无几;另外，经济类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很多学校只考西方经济学而不考政治经济学，或者考试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数占比大大少于西方经济学，经济学学科评估对科研的考核指标中也多以偏重西方经济学色彩的国内学术期刊和英美典型的西方经济学期刊为标准;③而最近中国社科院“核心期刊”评审中关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类期刊（即所谓“经济综合类”）的评审组负责人人选风波也是典型一例④，如此等等，西方经济学价值导向明确的做法大大强化了人们的西方经济学存在感，青年学生大课时、大力度接受西方经济学教育的结果是使年轻学者一经走上经济学学术之路就习惯地认为经济学就是西方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不过是一门“思想政治课”。这样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使以西方经济学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西方经济学话语群”茁壮成长，日益扩大。 “話语群”并不是个严格的“学派”“流派”概念而仅仅表明群内成员的话语体系相同、使用的概念范畴相同、在其成果中可以检索到共同的“关键词”，但这些词语的使用者对其的态度可以是肯定的，也可能是否定的，有着同样“关键词”的文献有的是赞同、支持，有的是质疑、批评，情况并不相同;同属一个话语群并不意味着其基本立场、理论观点、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的一致，相反，同一“话语群”的学者使用相近的经济学理论方法和语言体系可以有着相反的立场、观点和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40年，两个“话语群”此消彼长。改革开放前“马经话语群”一群独大;改革开放初起“西经话语群”逐渐形成并迅速成长壮大;经过40年的较量，现在的“西经话语群”已呈压倒性优势，而“马经话语群”随着其成员年龄的日益老化和新加入成员的边际递减而正加速弱化。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种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
三、几个影响比较大的经济学派别
（一）派别划分一般问题
未叫“学派”“流派”而叫“派别”，是因为中国民间尚未形成独立于官方主流经济学的各派自己独有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无论哪个“派”都是或者从属于西方经济学，或者从属于经典马克思经济学，没有跳出目前中国这两个占据绝对优势的基本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圈子。即使如此也无妨，因为新创立的一个独立的经济学说可以完全独立于原有的经济学范式，如新制度学派、创新学派之对于新古典;也可以是在既定经济学范式之内的创新，如供给学派、货币学派之对于新古典，制度创新学派、技术创新学派之对于熊彼特创新经济学等。中国经济学界的问题在于，无论哪个“话语圈”的学者都缺乏自己独立于其他经济学理论体系（或者不同的经济学理论范式，或者同一经济学理论范式内部不同于其他人）的独立经济学学说，还不足以称“学派”“流派”。
中国经济学派别划分标准和派别名称的确定，相对都比较敏感，需要谨慎行事。派别划分标准主要借鉴胡代光、厉以宁“理论观点基本一致，分析方法基本一致，政策主张基本一致”，另外考虑“基本立场基本一致”。由于前述中国经济学家缺乏自己相对独立的经济学说，所以在前“三个基本一致”中不放松“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的同时，侧重于考察经济学家“政策主张基本一致”这一条。
派别名称过于敏感，如何命名大有讲究。为了避免派别命名滑入以划分研究者个人的好恶为标准，沦为标签化、帽子式命名，导致对相应经济学家造成伤害，我们力求命名中性，表达客观，不贬不褒，使派别名称不带有研究者的价值倾向。“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们只以“第三方”身份超脱于学术派别当事人身份，从经济学术圈外部看经济学术圈，或以其自谓的名称，或以已被社会认可并得以流行的名称，或以做了“去价值判断”处理的“纯客观化名称”来命名。
本文无意对中国所有经济学家进行“全分类”，列出标准，让所有经济学家对号入座。而是从“马和非马经济学”对中国改革的影响的角度侧重对那些特点鲜明，在社会、决策界、经济学界有较大影响而且仍然活跃于学术界，其观点富有较强的战斗性、进取性的部分经济学家进行派别划分，以利于对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术界发展状况有个轮廓性判断。
（二）西经话语群的三个派别
市场化改革派：该派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吴敬琏研究员为代表，相当一批身处高位的政府高级官员置身其中，对中国高层决策有着直接而巨大影响，在中国的经济学各派别中拥有最为豪华的阵容，很多成员都既是高级官员，又是知名学者。全国改革大潮中流行的“吴市场”也足以说明该派在改革中无可替代的地位和在社会各界的影响。⑤他们大多都有“西经背景”，早在改革初期的1983—1984年吴敬琏就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耶鲁大学进修，他们推崇自由市场原理，倡导竞争性经济体制。认为“市场交易的本质是自主和自由的交换”，“市场制度的灵魂在于自由竞争”，批评“不知道从什么年代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有些人阐释为一种在党政领导机关‘驾驭’之下的市场制度”，“‘权力控制下的市场经济’，哪里还能叫作市场经济？”⑥抱怨“‘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强势政府‘驾驭’市场、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他们说，‘中国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⑦国家决策最高智囊他们都不大热衷“主义”的争论，只提改革的具体主张，直接或间接参与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对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功不可没，但同时也善于在“体制改革”与“制度改变”的边缘地带发挥作用，所提出的诸如“过于纠缠”国有还是民营改革就无法推进、主张“取消所有制界限”⑧等明显不当的诸多建议，被“新马派”经济学家指责为以西方经济自由主义误导改革、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有违国家宪法，却很难看到他们的声辩。
现代经济学派或西经中国化派：与市场化改革派的官方色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市场化改革派是采取行动、推行市场化进程，而现代经济学派或西经中国化派是推广理念，营销市场化思想。该派占据大学经济学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的重要领域，对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普及、传播，并进一步对中国经济学的未来、中国青年经济学世界观的形成，影响深远，因而对中国下一代的成长和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培养，产生影响，比其他经济学派别有着更久远的考虑。主要代表人物是原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和厦门大学经济学学院院长洪永淼等教授，一色海归博士，在国外著名大学接受过经济学名师正规的系统的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和培训，有着“现代经济学”在中国代表的光环，虽不敢说有多么高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但在国内因对西方经济学运用娴熟，善于用正宗地道的西方经济学语言说话，具有学术的面貌，很有“科学形式”，为青年人所崇拜，在中国大学界、经济学教研学科管理者和大学生、研究生以及博士生中有相当影响力。“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就像数学、物理学、化学、工程学等自然科学及其他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可以用来研究任何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下的各种经济问题，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现象。”⑨说“中国要改革、转型，就一定要有目标，有目标就一定要有改革取向的基准点和参照系。既然中国要进行市场化改革，将新古典，特别是一般均衡理论所论证市场最优经济环境作为基准点，将竞争市场作为参照系，进行这样取向的改革就非常自然和必要了。”⑩由于认为“现代经济学”（实是西方经济学）就是适用任何制度条件下的经济学，认为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取向”，主张用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来讲述中国故事，用中国案例来证明、验证西方经济学的正确，而中国经济学应该是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化，并把“外界承认”即“国际认可”（实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认可）作为中国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目标，实是把西方经济学理论理想化、普遍真理化，以至于难免被批为“西经教条”。 西經背景国情派：与市场化改革派采取行动推行市场化、西经中国化派推广理念营销市场化思想不同，西经背景国情派是运用西经解释中国奇迹、力挺中国崛起、强化中国自信。现代理论、留洋背景和务实国情是该派的鲜明特色，代表人物是北大教授林毅夫和清华教授胡鞍钢。林毅夫是世界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的学生，原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家发展研究院）主任（院长），现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是经济学以定量分析见长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他们都是中国高层智囊，都有深厚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掌握先进的现代分析工具和方法，又都做着专职国情研究，比较了解中国实际，懂西经而不囿于西经，理论先进而不激进，能够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证、支持中国经济发展，解释中国奇迹，完成有份量的国情研究报告，发挥政策决策咨询作用，在国内和国际都有很大影响力。值得指出的是，该派虽系“西经话语群”却能对不顾国情盲目迷信西方经济学的倾向进行批评，{11}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情结，相反，他们的新结构经济学仍然属于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范畴。
（三）马经话语群的派别
新马派经济学：与马经话语群里的官方主流派马克思经济学相对应，其主要代表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学部委员程恩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域有重要影响力。主张以马学为本，西学为用，国学为根，国情为据，世情为鉴，{12}他们精通马经、也懂西经，还通西马（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与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机构都有着广泛联系，堪称中国最为国际化的经济学派别。和其他学术派别不同之处明显在于，它有着十分强烈的主体意识、责任担当和批判精神，是一个“战斗学派”。表现为学派顶层设计完善，组织机构健全，与世界各国左翼学者和政党组织保持频繁学术交往，主持多个国际性和全国性学术组织作为该派学术新人培养和学术交流平台，主办多家中外学术期刊作为新马派经济学学术阵地，承办多个国际国内学术论坛释放新马派经济学声音。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阶级立场、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关注改革开放发展现实，具有很强的责任心、使命感和战斗性，对认为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经常进行指名道姓和不留情面的批驳，{13}甚至对一些出台前的被认为有违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新改革政策措施也敢于提出异议和修改建议。{14}在工农阶层和学术界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在有着改革前后两种经历的部分知识人群中有很大影响力，是从另一个方向直接、间接对高层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力量。但该派也被指有些成员的观点有过于理想化、超越阶段性、不具可行性之嫌。{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两种“普照的光”，有着不同的色彩。如果把中国经济学界的不同观点按照主张社会主义和主张市场经济的不同程度从左到右排成一个“经济学界光谱”，那么，新马派经济学可能在更靠左的位置，而市场化改革派会放在更靠右的位置，他们都在向社会发声、发力，都力求使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火车头更偏向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
阐释派经济学和个性派：阐释派经济学在解读中央政策、阐释和阐发中央精神方面地位无可替代，聚集着马经话语群最多的经济学者，一大批知名经济学家身在其中。马经话语群里的个性派学者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他们确确实实做着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使用马克思经济学话语体系和概念原理开展研究，经常活跃于全国各种政治经济学学术活动，展示于人的是地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家，但他们总能研究出让人意外的成果，即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发研究得出的结论在常人看来往往是不利于马克思的。{16}
四、经济学派别与改革走向
不同的学术派别决不仅仅是学术观点的不同，更重要的还有学者基本立场、价值取向、代言人群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学术派别为不同的利益群体发声，他们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一定的民意，这些民意都会通过种种渠道反映在国家改革、开放和发展的高层决策和具体实施方案中，不同的经济学声音和政策建议会化为一定的社会行动，这些行动是各领域、全方位的，有着无数的方向，先是在变化着的各个方向的边际上然后是整体上逐渐改变着各领域行为主体的利益格局，由此规制着整个社会演进的趋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统一和内在结合，不同学术派别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基本制度和经济体制有不同偏好和侧重，强调的重点也不同。有着官方背景的市场化改革派强调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市场取向性，在国家决策咨询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占据高校经济学教育领域并对教育主管部门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现代经济学派或西经中国化派强调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的科学规范从而把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的最优状态作为中国改革的参照目标，并着眼于未来和长远，按照西方经济学规范开展经济学教育和学科建设，在经济学教育和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新马派经济学则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改革的指导作用和改革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之性质不能改变，主张政策的制定和改革的推动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稳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域地位显赫。
改革走向的确定和改革政策的制定其实并不单是最高决策者的个人意志，而是个公共选择问题。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7}这里，恩格斯强调的就是社会选择不是“一致同意”而是不同意志的综合与平衡，这可能是最早的“公共选择思想”。由于不同的利益群体的存在，无论什么样的政策和改革方案都有一个是否遭到抵制、反对或反抗的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无论有心还是无意、承认还是隐瞒，不同的经济学派别实际上分别代言相应群体的利益而参与到这个复杂的博弈过程中。因此，“所谓政府政策，不过是执行这一公共选择结果的具体形式罢了。”因为“政府不过是在它们之间周旋的一种平衡机制”，“政府政策，不过是这种利益平衡的一个产物。”{18}汪丁丁的表述更加直白：“政治是折衷各种利益，而不是只代表一种利益。在西方民主政体下，布坎南假定每个政治家所代表的那个集团的利益可以在类似市场均衡的政治均衡中得到‘折衷’。但这不适于‘一党执政’的情形。在后者，执政党的领袖要负责折衷各方面的利益。”{19} 中國改革走向和改革政策也是如此。新马派经济学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的“社会主义”方向的一面，不断提醒决策者、引领社会公众，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指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牢记以人民为中心，防止改革“走得太远”以致于超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外。市场化改革派和西经中国化派则更加关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经济”、市场化改革，提请决策者要加快、更深地市场化，改革不能在困难面前望而却步。中国的改革决策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总体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马经话语圈”和“西经话语群”就是理论界很有影响力的两种不同的声音，国家会综合、统筹、权衡各方面的意见，使改革政策达到“和而不同”的和谐效果，以减少改革阻力，继续前进。
在这个过程中，新马派经济学“两线作战”：在实际改革进程中盯着市场化改革派，市场化改革步步进逼，经济自由越来越多，非公经济日益扩大;在经济学学科学术上盯着现代经济学派或者西经中国化派，大学的经济学教育和学科建设日益西方经济学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被动地“你进我退”。在艰苦的“两线作战”中，新马派经济学步步退守，又不得不以攻为守，养成了“战斗学派”的风格。但实际改革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社会主义的标准对改革的约束，随着不断深化改革的现实而不断因“初级阶段”被放松、软化，在各项目改革的边际上不断触碰新马派经济学家的改革“底线”和“可容忍限度”，逼着他们对原来理解的“原则”和原来掌握的“标准”作出适应性调整，以体现时代精神与日俱进。与日常行为不同的是，在创新的边缘上“违宪”可能并不是很严重的事，中国改革开放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原有宪法和法律的突破，当宪法本身也成了需要改革和完善的对象时，它就不再是独立于改革进程之外的客观参照物或者标准，改革的过程就成了制宪、改革突破、“违宪”、修宪，再改革突破、再“违宪”、再修宪，使宪法更趋完善以更适应“初级阶段”要求的过程，40年改革开放我们正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一过程中，各经济学派别都想使中华振兴、让中国伟大，但理念各异、主张不同，正是这种经济学理论观点的百家争鸣、相互制约，为国家改革决策提供了多种选择参考，使出台的政策更加合乎民意、符合国情，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注释：
①《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修订版，第812页、1429页。
②王志伟：《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7页。
③如大家熟悉的所谓“A刊事件”。
④当时公布的人选名单里，组长由厦门大学洪永淼教授和北大的平新乔教授担任。
⑤因其在改革中的政策主张特色鲜明，厉以宁、吴敬琏、有林和杨培新分别获得了“厉股份”“吴市场”“有计划”“杨承包”的绰号而名扬全国。
⑥⑦吴敬琏：《改革大道行思录》，商务印书馆2017年10月版，第46-47页、第31页。
⑧见“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20周年纪念发言。
⑨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本质（下）》，《学术月刊》2016年第8期，转自许敏《论现代经济学的本质——与田国强教授商榷》，载《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7期。
⑩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本质（上）》，《学术月刊》2016年第7期，转自许敏《论现代经济学的本质——与田国强教授商榷》，载《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7期。其实，钱颖一早在2002年就指出过“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而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正是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因此，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现代市场经济的参照系。”否则，“就缺乏方向感”。见钱颖一：《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13-14页。
{11}林毅夫：《固守“西天取经”得来的教条危害甚巨》，《北京日报》2017年8月14日。
{12}程恩富：《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载程恩富著《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3-25页。
{13}如中国人民大学周新城、武汉大学简新华和王今朝、西南财大赵磊、南京财大何干强、吉林财大丁堡骏和国家发改委夏小林等学者的批判文章和著作。
{14}马克思主义经典和国家宪法是他们的最有力武器，“忘祖”和“违宪”是他们对市场化改革派的一些改革举措的批评，例如对国企的混改、金融的“过度开放”以及“取消所有制划分”等建议的激烈批评。
{15}如关于消灭私有制、“民企离场论”的观点等。
{16}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的“广义劳动价值论”，北京大学原经济学院院长晏智杰教授的“经济剩余论”等，都是这样。
{17}恩格斯：《致约·布洛赫》，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18}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129-130页、第3页。
{19}汪丁丁：《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载《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46-47页。
责任编辑：许永兵
China Economics Factions： Observation and Thinking
Wu Jianqi，Zhang Runfeng
（School of Business，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Shijiazhuang 050061，China）
Abstract：From the "horse and non - horse in economics" perspective，China's economic field can be divided into "Maxism discourse group" and "westerneconomics discourse group".Dialogue group is not a strict concept of "genre" and "school"，which it is just showed that its members have the same discourse system，and use the same conceptcategory. The same dialogue group doesn't mean the same basic position，theoretical perspectives，analysis methods and policies，in contrast，they can have distinct stand，viewpoint and policy proposals."Marketization reform""modern economics" or "sinicization"in the westerneconomics discourse group and "Neo-malaysian economics" in the "Maxism discourse group"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hree factions economics faction.Different academic group represented different crowd，the voice can be reflected in the national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development of high-level decision-making and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schemethrough various channels，into a certain social actions，these actionsare omni-directional，firstly in the marginal changing in all directions and then is the overall pattern of interests，the gradually changing the actors which regulate the tendency of the whole social reformevolution.
Key words： China economics factions，Maxism discourse group，westerneconomics discourse group，marketization reform，modern school of economics or west economics sinicization faction，new Maxism economics，reform trend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派别;马经话语群;西经话语群;市场化改革派;现代经济学派或西经中国化派;新马派经济学;改革走向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9）02-0001-06
改革开放40年已经把中国引入一个多元社会，最初的开放主要是面向外资和技术，后来是面向管理和体制，最后是理论和思想的开放，如今的中国经济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地位在理论上的合法性无可怀疑，但西方经济学正逐渐占据上风、成为事实上的主流，这一方面说明在当今中国的“合法性”之“法”的约束性并不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的某项制度、法律本身作为改革的对象也是有弹性和可改变的。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进程，中国经济学界早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统天下的铁板一块，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多元性特点，出现了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经济学派别。对中国经济学存在的不同派别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问世，本研究只想从“马或非马”的视角对中国经济学界的不同派别作一观察和思考。
一、学派、流派和派别
《现代汉语辞典》从最一般意义上解释了学派和流派的含义。学派，指同一学科中由于学说观点不同而形成的派别;流派，是学术思想或文艺创作的派别。①就是说，学派仅仅指学术派别，而流派，可以是学术的，也可以是艺术上的。
胡代光和厉以宁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一书中所提出的划分经济学流派的标准，是看其是否“理论观点基本一致，分析方法基本一致，政策主张基本一致”。②
西方经济学源远流长，几百年发展比较成熟，流派或者学派，立论突出，自成体系，特色鲜明，如供给学派和需求学派、政府干预学派和经济自由学派，界限十分清晰;货币学派、制度学派、创新学派等立意指向也十分明確。而中国经济学历史短、不成熟、创立中，所以，不同学者所持经济学理论虽有不同但区分却是粗线条和轮廓性的。西方经济学的学派显得根深叶茂、支系庞大，如“凯恩斯经济学”又分出了“后凯恩期主义”，“古典经济学”又滋出了“新古典”，“创新理论”又分孽出了“制度创新经济学”和“技术创新经济学”，“制度学派”又分出“老制度”“新制度”“新新制度”经济学等，而中国经济学则相对比较单薄，根系不够发达，这正是这里对中国学术、学界的划分叫“派别”而不叫“学派”和“流派”的一种考虑。
二、“马经话语群”和“西经话语群”
“派”，是大河的分流、分支。“群”，比较庞大。不用“某某学派”而用“群”，寓指对学说和学者的划分比较粗线条，在经济学立论、体系、特色的区分上不是十分明确、鲜明和精细。
“话语群”是使用同一理论范式、话语体系和概念范畴的类学术共同体。在中国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两个理论范式就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套话语体系有两套概念范畴，分别在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域，或者经济学教学和学科建设以及教育决策咨询领域发挥主导作用，这种“普照的光”使几乎所有的中国经济学家都逃脱不了它的影响，留有它的印迹。
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只有一个模式，作为其理论反映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只有一个声音，一个主义，一个“学派”，即都是使用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话语体系和概念范畴。大学课堂讲授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己培养的学生也接受马克思经济学系统教育，所用的自然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话语和概念体系，以马克思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研究、讨论中国经济问题，讲述中国故事，形成庞大的马克思经济学话语群。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对外资技术、西方管理方法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引进，特别是大量向英美等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大批在西方大学经过严格的西方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硕士、博士回国，在把西方经济学知识带回国内的同时，也把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带了回来。他们用不同于马克思经济学的话语说话，用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思考，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交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的经济学教学发生了与原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科研日益强化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逐渐消弱和边缘化。大学经济学科专业教学中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上，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课时都多倍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门数上西方经济学细分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还有诸如制度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其他属于西经的课程，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则廖廖无几;另外，经济类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很多学校只考西方经济学而不考政治经济学，或者考试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数占比大大少于西方经济学，经济学学科评估对科研的考核指标中也多以偏重西方经济学色彩的国内学术期刊和英美典型的西方经济学期刊为标准;③而最近中国社科院“核心期刊”评审中关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类期刊（即所谓“经济综合类”）的评审组负责人人选风波也是典型一例④，如此等等，西方经济学价值导向明确的做法大大强化了人们的西方经济学存在感，青年学生大课时、大力度接受西方经济学教育的结果是使年轻学者一经走上经济学学术之路就习惯地认为经济学就是西方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不过是一门“思想政治课”。这样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使以西方经济学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西方经济学话语群”茁壮成长，日益扩大。 “話语群”并不是个严格的“学派”“流派”概念而仅仅表明群内成员的话语体系相同、使用的概念范畴相同、在其成果中可以检索到共同的“关键词”，但这些词语的使用者对其的态度可以是肯定的，也可能是否定的，有着同样“关键词”的文献有的是赞同、支持，有的是质疑、批评，情况并不相同;同属一个话语群并不意味着其基本立场、理论观点、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的一致，相反，同一“话语群”的学者使用相近的经济学理论方法和语言体系可以有着相反的立场、观点和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40年，两个“话语群”此消彼长。改革开放前“马经话语群”一群独大;改革开放初起“西经话语群”逐渐形成并迅速成长壮大;经过40年的较量，现在的“西经话语群”已呈压倒性优势，而“马经话语群”随着其成员年龄的日益老化和新加入成员的边际递减而正加速弱化。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种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
三、几个影响比较大的经济学派别
（一）派别划分一般问题
未叫“学派”“流派”而叫“派别”，是因为中国民间尚未形成独立于官方主流经济学的各派自己独有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无论哪个“派”都是或者从属于西方经济学，或者从属于经典马克思经济学，没有跳出目前中国这两个占据绝对优势的基本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圈子。即使如此也无妨，因为新创立的一个独立的经济学说可以完全独立于原有的经济学范式，如新制度学派、创新学派之对于新古典;也可以是在既定经济学范式之内的创新，如供给学派、货币学派之对于新古典，制度创新学派、技术创新学派之对于熊彼特创新经济学等。中国经济学界的问题在于，无论哪个“话语圈”的学者都缺乏自己独立于其他经济学理论体系（或者不同的经济学理论范式，或者同一经济学理论范式内部不同于其他人）的独立经济学学说，还不足以称“学派”“流派”。
中国经济学派别划分标准和派别名称的确定，相对都比较敏感，需要谨慎行事。派别划分标准主要借鉴胡代光、厉以宁“理论观点基本一致，分析方法基本一致，政策主张基本一致”，另外考虑“基本立场基本一致”。由于前述中国经济学家缺乏自己相对独立的经济学说，所以在前“三个基本一致”中不放松“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的同时，侧重于考察经济学家“政策主张基本一致”这一条。
派别名称过于敏感，如何命名大有讲究。为了避免派别命名滑入以划分研究者个人的好恶为标准，沦为标签化、帽子式命名，导致对相应经济学家造成伤害，我们力求命名中性，表达客观，不贬不褒，使派别名称不带有研究者的价值倾向。“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们只以“第三方”身份超脱于学术派别当事人身份，从经济学术圈外部看经济学术圈，或以其自谓的名称，或以已被社会认可并得以流行的名称，或以做了“去价值判断”处理的“纯客观化名称”来命名。
本文无意对中国所有经济学家进行“全分类”，列出标准，让所有经济学家对号入座。而是从“马和非马经济学”对中国改革的影响的角度侧重对那些特点鲜明，在社会、决策界、经济学界有较大影响而且仍然活跃于学术界，其观点富有较强的战斗性、进取性的部分经济学家进行派别划分，以利于对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术界发展状况有个轮廓性判断。
（二）西经话语群的三个派别
市场化改革派：该派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吴敬琏研究员为代表，相当一批身处高位的政府高级官员置身其中，对中国高层决策有着直接而巨大影响，在中国的经济学各派别中拥有最为豪华的阵容，很多成员都既是高级官员，又是知名学者。全国改革大潮中流行的“吴市场”也足以说明该派在改革中无可替代的地位和在社会各界的影响。⑤他们大多都有“西经背景”，早在改革初期的1983—1984年吴敬琏就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耶鲁大学进修，他们推崇自由市场原理，倡导竞争性经济体制。认为“市场交易的本质是自主和自由的交换”，“市场制度的灵魂在于自由竞争”，批评“不知道从什么年代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有些人阐释为一种在党政领导机关‘驾驭’之下的市场制度”，“‘权力控制下的市场经济’，哪里还能叫作市场经济？”⑥抱怨“‘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强势政府‘驾驭’市场、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他们说，‘中国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⑦国家决策最高智囊他们都不大热衷“主义”的争论，只提改革的具体主张，直接或间接参与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对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功不可没，但同时也善于在“体制改革”与“制度改变”的边缘地带发挥作用，所提出的诸如“过于纠缠”国有还是民营改革就无法推进、主张“取消所有制界限”⑧等明显不当的诸多建议，被“新马派”经济学家指责为以西方经济自由主义误导改革、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有违国家宪法，却很难看到他们的声辩。
现代经济学派或西经中国化派：与市场化改革派的官方色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市场化改革派是采取行动、推行市场化进程，而现代经济学派或西经中国化派是推广理念，营销市场化思想。该派占据大学经济学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的重要领域，对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普及、传播，并进一步对中国经济学的未来、中国青年经济学世界观的形成，影响深远，因而对中国下一代的成长和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培养，产生影响，比其他经济学派别有着更久远的考虑。主要代表人物是原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和厦门大学经济学学院院长洪永淼等教授，一色海归博士，在国外著名大学接受过经济学名师正规的系统的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和培训，有着“现代经济学”在中国代表的光环，虽不敢说有多么高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但在国内因对西方经济学运用娴熟，善于用正宗地道的西方经济学语言说话，具有学术的面貌，很有“科学形式”，为青年人所崇拜，在中国大学界、经济学教研学科管理者和大学生、研究生以及博士生中有相当影响力。“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就像数学、物理学、化学、工程学等自然科学及其他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可以用来研究任何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下的各种经济问题，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现象。”⑨说“中国要改革、转型，就一定要有目标，有目标就一定要有改革取向的基准点和参照系。既然中国要进行市场化改革，将新古典，特别是一般均衡理论所论证市场最优经济环境作为基准点，将竞争市场作为参照系，进行这样取向的改革就非常自然和必要了。”⑩由于认为“现代经济学”（实是西方经济学）就是适用任何制度条件下的经济学，认为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取向”，主张用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来讲述中国故事，用中国案例来证明、验证西方经济学的正确，而中国经济学应该是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化，并把“外界承认”即“国际认可”（实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认可）作为中国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目标，实是把西方经济学理论理想化、普遍真理化，以至于难免被批为“西经教条”。 西經背景国情派：与市场化改革派采取行动推行市场化、西经中国化派推广理念营销市场化思想不同，西经背景国情派是运用西经解释中国奇迹、力挺中国崛起、强化中国自信。现代理论、留洋背景和务实国情是该派的鲜明特色，代表人物是北大教授林毅夫和清华教授胡鞍钢。林毅夫是世界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的学生，原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家发展研究院）主任（院长），现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是经济学以定量分析见长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他们都是中国高层智囊，都有深厚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掌握先进的现代分析工具和方法，又都做着专职国情研究，比较了解中国实际，懂西经而不囿于西经，理论先进而不激进，能够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证、支持中国经济发展，解释中国奇迹，完成有份量的国情研究报告，发挥政策决策咨询作用，在国内和国际都有很大影响力。值得指出的是，该派虽系“西经话语群”却能对不顾国情盲目迷信西方经济学的倾向进行批评，{11}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情结，相反，他们的新结构经济学仍然属于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范畴。
（三）马经话语群的派别
新马派经济学：与马经话语群里的官方主流派马克思经济学相对应，其主要代表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学部委员程恩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域有重要影响力。主张以马学为本，西学为用，国学为根，国情为据，世情为鉴，{12}他们精通马经、也懂西经，还通西马（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与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机构都有着广泛联系，堪称中国最为国际化的经济学派别。和其他学术派别不同之处明显在于，它有着十分强烈的主体意识、责任担当和批判精神，是一个“战斗学派”。表现为学派顶层设计完善，组织机构健全，与世界各国左翼学者和政党组织保持频繁学术交往，主持多个国际性和全国性学术组织作为该派学术新人培养和学术交流平台，主办多家中外学术期刊作为新马派经济学学术阵地，承办多个国际国内学术论坛释放新马派经济学声音。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阶级立场、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关注改革开放发展现实，具有很强的责任心、使命感和战斗性，对认为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经常进行指名道姓和不留情面的批驳，{13}甚至对一些出台前的被认为有违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新改革政策措施也敢于提出异议和修改建议。{14}在工农阶层和学术界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在有着改革前后两种经历的部分知识人群中有很大影响力，是从另一个方向直接、间接对高层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力量。但该派也被指有些成员的观点有过于理想化、超越阶段性、不具可行性之嫌。{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两种“普照的光”，有着不同的色彩。如果把中国经济学界的不同观点按照主张社会主义和主张市场经济的不同程度从左到右排成一个“经济学界光谱”，那么，新马派经济学可能在更靠左的位置，而市场化改革派会放在更靠右的位置，他们都在向社会发声、发力，都力求使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火车头更偏向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
阐释派经济学和个性派：阐释派经济学在解读中央政策、阐释和阐发中央精神方面地位无可替代，聚集着马经话语群最多的经济学者，一大批知名经济学家身在其中。马经话语群里的个性派学者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他们确确实实做着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使用马克思经济学话语体系和概念原理开展研究，经常活跃于全国各种政治经济学学术活动，展示于人的是地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家，但他们总能研究出让人意外的成果，即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发研究得出的结论在常人看来往往是不利于马克思的。{16}
四、经济学派别与改革走向
不同的学术派别决不仅仅是学术观点的不同，更重要的还有学者基本立场、价值取向、代言人群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学术派别为不同的利益群体发声，他们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一定的民意，这些民意都会通过种种渠道反映在国家改革、开放和发展的高层决策和具体实施方案中，不同的经济学声音和政策建议会化为一定的社会行动，这些行动是各领域、全方位的，有着无数的方向，先是在变化着的各个方向的边际上然后是整体上逐渐改变着各领域行为主体的利益格局，由此规制着整个社会演进的趋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统一和内在结合，不同学术派别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基本制度和经济体制有不同偏好和侧重，强调的重点也不同。有着官方背景的市场化改革派强调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市场取向性，在国家决策咨询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占据高校经济学教育领域并对教育主管部门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现代经济学派或西经中国化派强调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的科学规范从而把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的最优状态作为中国改革的参照目标，并着眼于未来和长远，按照西方经济学规范开展经济学教育和学科建设，在经济学教育和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新马派经济学则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改革的指导作用和改革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之性质不能改变，主张政策的制定和改革的推动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稳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域地位显赫。
改革走向的确定和改革政策的制定其实并不单是最高决策者的个人意志，而是个公共选择问题。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7}这里，恩格斯强调的就是社会选择不是“一致同意”而是不同意志的综合与平衡，这可能是最早的“公共选择思想”。由于不同的利益群体的存在，无论什么样的政策和改革方案都有一个是否遭到抵制、反对或反抗的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无论有心还是无意、承认还是隐瞒，不同的经济学派别实际上分别代言相应群体的利益而参与到这个复杂的博弈过程中。因此，“所谓政府政策，不过是执行这一公共选择结果的具体形式罢了。”因为“政府不过是在它们之间周旋的一种平衡机制”，“政府政策，不过是这种利益平衡的一个产物。”{18}汪丁丁的表述更加直白：“政治是折衷各种利益，而不是只代表一种利益。在西方民主政体下，布坎南假定每个政治家所代表的那个集团的利益可以在类似市场均衡的政治均衡中得到‘折衷’。但这不适于‘一党执政’的情形。在后者，执政党的领袖要负责折衷各方面的利益。”{19} 中國改革走向和改革政策也是如此。新马派经济学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的“社会主义”方向的一面，不断提醒决策者、引领社会公众，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指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牢记以人民为中心，防止改革“走得太远”以致于超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外。市场化改革派和西经中国化派则更加关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经济”、市场化改革，提请决策者要加快、更深地市场化，改革不能在困难面前望而却步。中国的改革决策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总体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马经话语圈”和“西经话语群”就是理论界很有影响力的两种不同的声音，国家会综合、统筹、权衡各方面的意见，使改革政策达到“和而不同”的和谐效果，以减少改革阻力，继续前进。
在这个过程中，新马派经济学“两线作战”：在实际改革进程中盯着市场化改革派，市场化改革步步进逼，经济自由越来越多，非公经济日益扩大;在经济学学科学术上盯着现代经济学派或者西经中国化派，大学的经济学教育和学科建设日益西方经济学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被动地“你进我退”。在艰苦的“两线作战”中，新马派经济学步步退守，又不得不以攻为守，养成了“战斗学派”的风格。但实际改革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社会主义的标准对改革的约束，随着不断深化改革的现实而不断因“初级阶段”被放松、软化，在各项目改革的边际上不断触碰新马派经济学家的改革“底线”和“可容忍限度”，逼着他们对原来理解的“原则”和原来掌握的“标准”作出适应性调整，以体现时代精神与日俱进。与日常行为不同的是，在创新的边缘上“违宪”可能并不是很严重的事，中国改革开放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原有宪法和法律的突破，当宪法本身也成了需要改革和完善的对象时，它就不再是独立于改革进程之外的客观参照物或者标准，改革的过程就成了制宪、改革突破、“违宪”、修宪，再改革突破、再“违宪”、再修宪，使宪法更趋完善以更适应“初级阶段”要求的过程，40年改革开放我们正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一过程中，各经济学派别都想使中华振兴、让中国伟大，但理念各异、主张不同，正是这种经济学理论观点的百家争鸣、相互制约，为国家改革决策提供了多种选择参考，使出台的政策更加合乎民意、符合国情，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注释：
①《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修订版，第812页、1429页。
②王志伟：《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7页。
③如大家熟悉的所谓“A刊事件”。
④当时公布的人选名单里，组长由厦门大学洪永淼教授和北大的平新乔教授担任。
⑤因其在改革中的政策主张特色鲜明，厉以宁、吴敬琏、有林和杨培新分别获得了“厉股份”“吴市场”“有计划”“杨承包”的绰号而名扬全国。
⑥⑦吴敬琏：《改革大道行思录》，商务印书馆2017年10月版，第46-47页、第31页。
⑧见“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20周年纪念发言。
⑨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本质（下）》，《学术月刊》2016年第8期，转自许敏《论现代经济学的本质——与田国强教授商榷》，载《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7期。
⑩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本质（上）》，《学术月刊》2016年第7期，转自许敏《论现代经济学的本质——与田国强教授商榷》，载《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7期。其实，钱颖一早在2002年就指出过“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而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正是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因此，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现代市场经济的参照系。”否则，“就缺乏方向感”。见钱颖一：《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13-14页。
{11}林毅夫：《固守“西天取经”得来的教条危害甚巨》，《北京日报》2017年8月14日。
{12}程恩富：《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载程恩富著《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3-25页。
{13}如中国人民大学周新城、武汉大学简新华和王今朝、西南财大赵磊、南京财大何干强、吉林财大丁堡骏和国家发改委夏小林等学者的批判文章和著作。
{14}马克思主义经典和国家宪法是他们的最有力武器，“忘祖”和“违宪”是他们对市场化改革派的一些改革举措的批评，例如对国企的混改、金融的“过度开放”以及“取消所有制划分”等建议的激烈批评。
{15}如关于消灭私有制、“民企离场论”的观点等。
{16}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的“广义劳动价值论”，北京大学原经济学院院长晏智杰教授的“经济剩余论”等，都是这样。
{17}恩格斯：《致约·布洛赫》，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18}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129-130页、第3页。
{19}汪丁丁：《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载《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46-47页。
责任编辑：许永兵
China Economics Factions： Observation and Thinking
Wu Jianqi，Zhang Runfeng
（School of Business，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Shijiazhuang 050061，China）
Abstract：From the "horse and non - horse in economics" perspective，China's economic field can be divided into "Maxism discourse group" and "westerneconomics discourse group".Dialogue group is not a strict concept of "genre" and "school"，which it is just showed that its members have the same discourse system，and use the same conceptcategory. The same dialogue group doesn't mean the same basic position，theoretical perspectives，analysis methods and policies，in contrast，they can have distinct stand，viewpoint and policy proposals."Marketization reform""modern economics" or "sinicization"in the westerneconomics discourse group and "Neo-malaysian economics" in the "Maxism discourse group"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hree factions economics faction.Different academic group represented different crowd，the voice can be reflected in the national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development of high-level decision-making and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schemethrough various channels，into a certain social actions，these actionsare omni-directional，firstly in the marginal changing in all directions and then is the overall pattern of interests，the gradually changing the actors which regulate the tendency of the whole social reformevolution.
Key words： China economics factions，Maxism discourse group，westerneconomics discourse group，marketization reform，modern school of economics or west economics sinicization faction，new Maxism economics，reform tr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