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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关键是什么？中国需要怎样的生态建设？日前，《小康》记者对曾获得过首届地球奖，并写下《后望书》、《怅惘山河》等力作的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前司长、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长策智库首席社会发展专家朱幼棣进行了专访
40年前，中国开启了“环保元年”，第一次全国环保大会召开，环境保护的概念被推向社会；30年前，环境保护被确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20年前，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正式开启；10年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维持、扩大和保护自然的资源基础”和“始终调控环境与发展的平衡”成为其中的两大主题。而今，在促进环境保护、坚持科学发展的同时，我们还要建设美丽中国。去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生态
《小康》：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算是一种科学的觉醒吗？为什么？
朱幼棣：把“美丽中国”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表明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生态文明的重视。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每到一地都要同当地干部共商生态环境保护大计。他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认为，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公共产品、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来强调，这种方向非常正确，也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的决心。
作为中国最早关注并采写环保新闻的记者之一，我多次参加国务院环委会治理“三河三湖”（辽河、海河、淮河；太湖、巢湖、滇池）污染的会议，过去我国提出绝不能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从现在实际情况看来，还是不可避免地走了这条路。这与工业化发展速度快、环保工作跟不上不无关系，而现在的污染治理生态恢复能不能在5年、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后达到预期效果，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因此，“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的这种科学觉醒是必要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政府和官员都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对于环境破坏后造成的危害究竟有多大，并不了解，而且缺乏相应的知识。这就需要有科学的觉醒，需要有人作定性、定量地分析和研究。
《小康》：怎样才是定性、定量地分析、研究？
朱幼棣：比如说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空气污染指数报告。向公众发布空气质量报告，这个建议最早还是我提出来的。1994年，在治理淮河污染的问题上，水利部和当时的国家环境保护局发生了一些分歧，因为对于淮河污染的监测是两个部门共同进行的，河流由水利部负责，地面污水治理由环保局负责，如果地面的污水流入了淮河，水利部门自然会抱怨环保部门对污染企业的“关停并转”工作没有做到位。
环保局为此召开了会议，我当时在新华社工作，也参加了这个会议，时任环保局局长解振华问我的意见，我说，“关停并转”不仅关系到地方的经济，还涉及到银行贷款、工人就业等问题，这是地方政府的职责，环保部门一家办不到。环保局的工作重点应该是把情况告诉大家，我建议环保局在淮河不同的断面设立监测点，定期发布污染通报，对水质进行同比环比，这样便能起到监督作用。而最终是否“关停并转”企业，则要看地方政府的决心。
解振华局长认为我的建议很好，便立即布置下去。接着我们便由水质联想到了空气，当时环保局内部已经有了监测数据，但没有公布，于是国家环保局决定尝试在北京等10个城市试行，并提到国务院环委会讨论通过。最初北京市认为这样做会影响北京在国际上的声誉，因此不愿意公布，要求“暂缓”。而南京等原不在10城市之列，得到消息后却想“挤”进这份试行的名单中。同时上海、天津等城市都向社会发布了空气质量报告，这样北京就有了压力，最后北京也加入了公开空气质量报告。实际上去年的空气细小微粒（PM2.5）的最初争论情况也有些类似。环境监测信息的透明，对于定性、定量地分析、研究污染问题以及如何治理，都很有好处。
“必须调整能源结构”
《小康》：“黄浦江死猪事件”发生后，您最担心的是什么？
朱幼棣：养殖业的污染，特别是工厂化、集约化的大型禽畜养殖场，对城市及周边地区污染十分严重，而很少得到有效治理。黄浦江是上海的主要水源地，而浙江嘉兴地区水质长期以来都不好，嘉兴又位于太湖流域的下游，“黄浦江死猪事件”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环境污染事件，而且很可能涉及生猪的饲养方式和食品安全。
《小康》：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在积极地运用财政和行政手段治理大气污染，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之中，仍有7个位于中国。您认为造成中国污染严重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朱幼棣：根本原因是中国能源结构问题，在中国的一次性能源消耗中，煤炭占到70%的比重，中国的煤炭近几年增速非常快，而煤烟型污染是造成这几年中国大气污染迅速恶化的根本原因。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不能根治的，只是比较难。要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空气质量，就必须要调整能源结构，除了节能外，还要有新的突破，比如核电，以及进口能源。中国不能走重化工的道路，而是应该走轻化工的道路。这几年对于节能减排、低碳生活的倡导其实是有所偏差的。节约能源是对的。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通常还不到万分之三，而且历史上一直尚未发现低于万分之二，人类所能影响到的甚至还不到万分之一。温室气体中还有甲烷等其他气体。一次火山的爆发又能产生多少二氧化碳？去年，我在为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的著作《环保的暴力》中文版作序时，重点研究了二氧化碳的问题，我和捷克总统的观点非常一致，认为二氧化碳导致气候变化的严峻性完全是被一些“暴力的环保主义者”炒作起来，又被某些国家的政客们加以利用的伪命题。
生态建设更大作用在于增强内在“体质”
《小康》：您在《后望书》中写到黄河，又在《怅惘山河》中写到北京水危机、海河、淮河等等，在写哪部分的时候，您感觉最艰难也最“怅惘”？
朱幼棣：短短50多年来，中国的几条江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华北从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变成了严重缺水的地区。这说明江河治理的指导思想和决策是有偏差甚至是有错误的。
1963年秋天的一场大雨、一场水灾，颠覆了人们对海河的认识，这条华北的母亲河戴上了“害河”的帽子，也彻底改变了华北平原上人与河流的关系。海河流域的一场大雨洪灾关系到京津，因此国家提出“一定要根治海河！”要达到的目标是“泥土不下山，流水不出川，地上无径流”。“地上无径流”还能算河流吗？此后，“根治”的手术越动越大，直至海河各条大支流全部气息奄奄、气数将尽。
《小康》：您曾说过，您认可的做法，不是循着环保而环保，而是要纳入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视野来考虑问题。这是一种怎样的做法呢？
朱幼棣：我们面临的环保问题、生态问题很多，我觉得应该一样一样地落实，要持之以恒，而不是换一届政府就换个新提法。过去对于长江中上游退耕还林、环京津生态区的建设、植树造林等等，应该长期坚持下去，应该有全局的观念，少做表面工作，多做与生态环境、全区域全流域治理和生态修复有关的工作，不能放松。
粉可以擦在一个人脸上，但是生态建设、生态保护不是粉，它不一定要擦在脸上，生态建设不只是要粉饰美丽，它的更大作用在于增强内在的“体质”。而增强“体质”意味着可持续发展，有强大的造血功能，并充满了活力。
（抽文）
我和捷克总统的观点非常一致，认为二氧化碳导致气候变化的严峻性完全是被一些“暴力的环保主义者”炒作起来，又被某些国家的政客们加以利用的伪命题。
粉可以擦在一个人脸上，但是生态建设、生态保护不是粉，它不一定要擦在脸上，生态建设不只是要粉饰美丽，它的更大作用在于增强内在的“体质”。
40年前，中国开启了“环保元年”，第一次全国环保大会召开，环境保护的概念被推向社会；30年前，环境保护被确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20年前，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正式开启；10年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维持、扩大和保护自然的资源基础”和“始终调控环境与发展的平衡”成为其中的两大主题。而今，在促进环境保护、坚持科学发展的同时，我们还要建设美丽中国。去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生态
《小康》：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算是一种科学的觉醒吗？为什么？
朱幼棣：把“美丽中国”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表明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生态文明的重视。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每到一地都要同当地干部共商生态环境保护大计。他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认为，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公共产品、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来强调，这种方向非常正确，也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的决心。
作为中国最早关注并采写环保新闻的记者之一，我多次参加国务院环委会治理“三河三湖”（辽河、海河、淮河；太湖、巢湖、滇池）污染的会议，过去我国提出绝不能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从现在实际情况看来，还是不可避免地走了这条路。这与工业化发展速度快、环保工作跟不上不无关系，而现在的污染治理生态恢复能不能在5年、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后达到预期效果，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因此，“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的这种科学觉醒是必要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政府和官员都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对于环境破坏后造成的危害究竟有多大，并不了解，而且缺乏相应的知识。这就需要有科学的觉醒，需要有人作定性、定量地分析和研究。
《小康》：怎样才是定性、定量地分析、研究？
朱幼棣：比如说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空气污染指数报告。向公众发布空气质量报告，这个建议最早还是我提出来的。1994年，在治理淮河污染的问题上，水利部和当时的国家环境保护局发生了一些分歧，因为对于淮河污染的监测是两个部门共同进行的，河流由水利部负责，地面污水治理由环保局负责，如果地面的污水流入了淮河，水利部门自然会抱怨环保部门对污染企业的“关停并转”工作没有做到位。
环保局为此召开了会议，我当时在新华社工作，也参加了这个会议，时任环保局局长解振华问我的意见，我说，“关停并转”不仅关系到地方的经济，还涉及到银行贷款、工人就业等问题，这是地方政府的职责，环保部门一家办不到。环保局的工作重点应该是把情况告诉大家，我建议环保局在淮河不同的断面设立监测点，定期发布污染通报，对水质进行同比环比，这样便能起到监督作用。而最终是否“关停并转”企业，则要看地方政府的决心。
解振华局长认为我的建议很好，便立即布置下去。接着我们便由水质联想到了空气，当时环保局内部已经有了监测数据，但没有公布，于是国家环保局决定尝试在北京等10个城市试行，并提到国务院环委会讨论通过。最初北京市认为这样做会影响北京在国际上的声誉，因此不愿意公布，要求“暂缓”。而南京等原不在10城市之列，得到消息后却想“挤”进这份试行的名单中。同时上海、天津等城市都向社会发布了空气质量报告，这样北京就有了压力，最后北京也加入了公开空气质量报告。实际上去年的空气细小微粒（PM2.5）的最初争论情况也有些类似。环境监测信息的透明，对于定性、定量地分析、研究污染问题以及如何治理，都很有好处。
“必须调整能源结构”
《小康》：“黄浦江死猪事件”发生后，您最担心的是什么？
朱幼棣：养殖业的污染，特别是工厂化、集约化的大型禽畜养殖场，对城市及周边地区污染十分严重，而很少得到有效治理。黄浦江是上海的主要水源地，而浙江嘉兴地区水质长期以来都不好，嘉兴又位于太湖流域的下游，“黄浦江死猪事件”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环境污染事件，而且很可能涉及生猪的饲养方式和食品安全。
《小康》：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在积极地运用财政和行政手段治理大气污染，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之中，仍有7个位于中国。您认为造成中国污染严重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朱幼棣：根本原因是中国能源结构问题，在中国的一次性能源消耗中，煤炭占到70%的比重，中国的煤炭近几年增速非常快，而煤烟型污染是造成这几年中国大气污染迅速恶化的根本原因。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不能根治的，只是比较难。要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空气质量，就必须要调整能源结构，除了节能外，还要有新的突破，比如核电，以及进口能源。中国不能走重化工的道路，而是应该走轻化工的道路。这几年对于节能减排、低碳生活的倡导其实是有所偏差的。节约能源是对的。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通常还不到万分之三，而且历史上一直尚未发现低于万分之二，人类所能影响到的甚至还不到万分之一。温室气体中还有甲烷等其他气体。一次火山的爆发又能产生多少二氧化碳？去年，我在为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的著作《环保的暴力》中文版作序时，重点研究了二氧化碳的问题，我和捷克总统的观点非常一致，认为二氧化碳导致气候变化的严峻性完全是被一些“暴力的环保主义者”炒作起来，又被某些国家的政客们加以利用的伪命题。
生态建设更大作用在于增强内在“体质”
《小康》：您在《后望书》中写到黄河，又在《怅惘山河》中写到北京水危机、海河、淮河等等，在写哪部分的时候，您感觉最艰难也最“怅惘”？
朱幼棣：短短50多年来，中国的几条江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华北从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变成了严重缺水的地区。这说明江河治理的指导思想和决策是有偏差甚至是有错误的。
1963年秋天的一场大雨、一场水灾，颠覆了人们对海河的认识，这条华北的母亲河戴上了“害河”的帽子，也彻底改变了华北平原上人与河流的关系。海河流域的一场大雨洪灾关系到京津，因此国家提出“一定要根治海河！”要达到的目标是“泥土不下山，流水不出川，地上无径流”。“地上无径流”还能算河流吗？此后，“根治”的手术越动越大，直至海河各条大支流全部气息奄奄、气数将尽。
《小康》：您曾说过，您认可的做法，不是循着环保而环保，而是要纳入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视野来考虑问题。这是一种怎样的做法呢？
朱幼棣：我们面临的环保问题、生态问题很多，我觉得应该一样一样地落实，要持之以恒，而不是换一届政府就换个新提法。过去对于长江中上游退耕还林、环京津生态区的建设、植树造林等等，应该长期坚持下去，应该有全局的观念，少做表面工作，多做与生态环境、全区域全流域治理和生态修复有关的工作，不能放松。
粉可以擦在一个人脸上，但是生态建设、生态保护不是粉，它不一定要擦在脸上，生态建设不只是要粉饰美丽，它的更大作用在于增强内在的“体质”。而增强“体质”意味着可持续发展，有强大的造血功能，并充满了活力。
（抽文）
我和捷克总统的观点非常一致，认为二氧化碳导致气候变化的严峻性完全是被一些“暴力的环保主义者”炒作起来，又被某些国家的政客们加以利用的伪命题。
粉可以擦在一个人脸上，但是生态建设、生态保护不是粉，它不一定要擦在脸上，生态建设不只是要粉饰美丽，它的更大作用在于增强内在的“体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