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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在充分肯定了传统媒体以往在媒体融合方面所做努力的前提下，分别从“应该认知的和实际认知的”“应该做到和实际做到的”“应该建设的和实际建设的”等三个方面的“不匹配”入手，指出了传统媒体在媒体融合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然后又紧扣“匹配性”，分别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关思路。
【关键词】传统媒体;媒体融合;匹配性
一、引言
由于主流话语层的大力推动，媒体融合已经成为所有体制内传统媒体的一个时尚话语和奋斗目标，各个传统媒体围绕着媒体融合都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实事求是地说，确实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如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不仅有可能会制约传统媒体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也不能满足上级的要求和广大受众的殷切期盼。
对于体制内传统媒体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已经有不少专家、学者做过这样或那样的研究，本文拟从“匹配性”视角对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做一些探讨。
二、传统媒体在媒体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应该认知的和实际认知的之间存在着不匹配
科学的认知乃是正确实践的基础和前提。这里所说的“科学的认知”既包括时间上的及时性又包括空间上的适度性。所谓“时间上的及时性”主要是指相关行为主体对于媒体融合的认知应不落后于主流话语层的政治认知和专家学者的学术认知。与一般的媒体实践不同，媒体融合已经被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2013年8月19日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次就媒体融合发表重要讲话，中央也先后下发了包括《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等在内的相关文件，上述领导讲话和相关文件无不彰显了主流话语层对于传统媒体开展媒体融合的政治认知，这些政治认知既包括对于媒体融合自身规律的认识，更包括主流话语层对于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工作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发挥什么样作用的研判，对于这些认知不能仅限于政治学习，而必须吃透文件精神，用于指导自己的实践。而有些传统媒体的从业人员却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对于相关政治认知的认知不及时、不到位的问题，“有的传统媒体满足现状，患得患失，担心打破原有格局，认为融合发展多此一举、没有必要，不搞融合发展也还能活”;①同样，对于专家学者的学术认知某些传统媒体也存在着认知不及时、不到位的问题。我们知道，专家学者的学术认知一般具有前瞻性、复杂性、晦涩性、自洽性等特点。所谓“前瞻性”是指专家学者的学术认知除了是对既往的相关实践活动进行总结和提炼之外，很重要的一点还是对相关实践进行预测和指导，所谓“知为行之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任正非先生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曾经说过：“大学老师的纯研究看得远、钻得深。例如，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十年后变成5G的‘熊熊大火’;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吴仲华教授的三元流动理论对喷气式发动机的等熵切面计算法，奠基了今天的航空发动机产业。”②媒体融合涉及的虽然不是或不仅仅是纯自然科学，但其学术认知同样需要一定的前瞻性。事实上，“媒体融合”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真正进入中国本土传统媒体的实践场域却是在21世纪，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学术认知相比于相关实践的前瞻性;所谓“复杂性”是指专家学者的学术认知往往有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著名作家权延赤先生在一篇题为《狼毒花》的小说中曾经借主人公之口吐槽知识分子“总是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话虽然有些粗糙，但却道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学术认知确实需要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古人所说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说的就是这个复杂过程;所谓“晦涩性”是指学术认知在从思想变成语言乃至文字的时候，往往存在着一个既有“工具”不够用的问题，用比较直白的话说就是相关行为主体所掌握的语言文字工具不一定能够非常简练地表述其思想，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用一般人可能不太熟悉的语言文字来对自己的思想加以表述;所谓“自洽性”“简单地说就是按照自身的逻辑推演的话，自己可以证明自己至少不是矛盾或者错误的”，③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话说就是能够自圆其说。对于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这些学术认知，身处实践前线的传统媒体工作者不应该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而是应该尽可能吸纳，为自己所用。但现在传统媒体的许多从业人员却往往“对于相关理论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认为学术认知都是一些玄之又玄的东西，根本不愿意花些时间和精力去仔细研究相关行为主体的学术认知对于媒体融合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
（二）应该做到的和实际做到的之间存在着不匹配
这里所说的“应该做到的”其语义指向至少应包括“主流话语层认为传统媒体应该做到的”“相关媒体内部一般从业人员认为该媒体应该做到的”和“密切关联方认为相关媒体应该做到的”三个方面。所谓“主流话语层认为传统媒体应该做到的”指的是主流话语层从战略的高度和全局的角度对于传统媒体在媒体融合过程中应有的作为及应有的效果的一种期待。比如“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④而传统媒体的实际作为却距离主流话语层的期望有比较大的距离，形成了比较大的不匹配：“有的传统媒体存在畏难情绪和惰性心理，对融合发展缺乏信心，不愿试不愿闯，坐等给政策、给资金、给项目;还有的存在惯性思维，用办传统媒体的方法来对待融合发展，拿出的方案、提出的措施往往不对路。”;⑤所谓“相关媒体内部一般从业人员认为应该做到的”指的是对理想和愿景的一种期待。在傳统媒体内部，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其他人其实都希望自己所在的机构能够基业长青，永远站在时代的潮头，这既关系到信念，更关系到每个人自身的切身利益。所以，可能有的人会在嘴上似乎满不在乎，但却往往在心里都期盼本单位能够在媒体融合的过程中分得一杯羹，这种对理想的期待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用得好，可以“载舟”，用得不好则有可能“覆舟”！对于来自自身内部的这些期待，有些传统媒体并没有给予充分的满足，存在着比较大的不匹配，“传统媒体人大量离职，行业人才流失严重是这两年备受关注的话题。有研究者对2009年至2015年间52位媒体人的离职告白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传媒体制的禁锢、新技术的冲击、媒体经营的压力以及个人职业规划四个方面，是传统媒体人阐述自己离职理由时的主要归因。”;⑥所谓“密切关联方认为应该做到的”指的是传统媒体的密切关联者具体一点说就是其受众或用户对于传统媒体机构的媒体融合产品有三种由低到高的期待，即“好用”“可用”和“必用”。所谓“好用”又可以分别用三个成语来加以表述，这三个成语分别是“赏心悦目”“唾手可得”和“随心所欲”。所谓“赏心悦目”指的是至少在形式上要非常吸引人。“赏心悦目”这个成语其实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因为“赏心”而“悦目”，另外一种是因为“悦目”而“赏心”。前者是说因为喜欢而感到好看，后者则是因为好看而感到喜欢。不管是哪种情况，“悦目”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面目可憎的产品会受到广大受众或用户的喜爱;所谓“唾手可得”指的是传统媒体机构的媒体融合产品或服务应该具有便于获得性，或者用互联网术语来加以表述的话就是具有“用户友好性”，用户可以非常方便地找到搭载传统媒体机构媒体融合产品或服务的平台“入口”，并且能够非常便捷地进入其中，同时能够非常方便地获得想要的产品或服务;所谓“随心所欲”指的是不管用户或受众处于什么年龄、受过何种教育或训练，都可以轻松自如地使用传统媒体媒体融合的产品或非常便捷地享受其服务;所谓“可用”和“必用”则指的是受众或用户对于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产品或服务由低到高的重视态度，在这两种态度之外其实还有一种态度那就是“不用”。平心而论，传统媒体的受众或用户当然还是希望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产品或服务至少具有一定的“可用性”甚至“必用性”，这是以往长期积累下的情感积淀所致。但是，很多传统媒体其媒体融合的产品或服务却常常在“可用”和“不用”之间“徘徊”，根本达不到“必用”的程度。“不少传统媒体开发的客户端下载量低，用户活跃度和黏性不高，微信公众号粉丝数远不如当地民营新媒体甚至一些自媒体。”⑦ （三）应该形成的与媒体融合有关的组织文化氛围和实际形成的与媒体融合有关的组织文化氛围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不匹配
组织文化是一种亚文化。“是一个组织由其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简单而言，就是企业在日常运行中所表现出的各方各面”。⑧组织文化一般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窄域性”，二是“历史性”，三是“迭代性”，四是“系统性”。所谓“窄域性”是指组织文化的独特性。《晏子春秋·问上》中说“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这说的是古代。现代社会，由于每个组织都有其独特的愿景，都有相对独特的达成愿景的手段以及将愿景变成现实的从业人员，可能也都面临着并不完全相同的内外环境，所以，套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的那句话“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我们认为，每个组织都有并不完全相同甚至是完全不同的组织文化;所谓“历史性”至少有两个语义指向，一个是指“过程”，一个是指“结果”。所谓“过程”是指历史是层层累积而成的，古人所说的“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谓“结果”是指历史虽然是层层累积叠加而成的，但在特定的时代又总以一定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或面貌呈现。有意思的是，对待“历史性”人们往往有两种不正确的态度，一种是只强调过程，不重视结果，这种人往往只生活在变动的语境中，永远不会重视当下，另一种是只强调结果，忽视了过程，他们就像佛教经典《百喻经》中的那个痴汉一样，先是吃了六张饼，吃到第六张半的时候吃饱了，就以为之所以吃饱了全是最后这半张饼的功劳，所以认为此前的那六张饼可有可无;所谓“迭代性”指的是任何组织文化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面，都应该而且必须与时俱进。之所以如此，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组织文化内部的原因，另一种是组织文化外部的原因。所谓“组织文化内部的原因”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组织作为一个有机体为了确保其自身长盛不衰、甚至基业长青而自我变革的原因，以及该组织内部成员求新求变方面的原因。任何一个组织，倘若想要可持续发展，都应该知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都应该不抱残守缺，不故步自封，这一点就构成了该组织推动其组织文化与时俱进的内生动力，也是一个组织的组织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而一个组织其内部成员并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难免不受到组织外部的社会环境等的影响甚至左右，这些影响往往是日积月累的，也是潜移默化的，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受这些影响因素的影响，组织内部成员很可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推动组织文化的与时俱进。促使组织文化与时俱进的外部原因按照促进方式的不同，又可以进一步分成“硬促进”和“软促进”两种。前者形象一点说是通过“文本”进行的促进，而后者则是通过“文化”进行的促进。这里所说的“文本”又可以进一步分成法律法规“文本”和政策文件“文本”两种，前者一般由立法机关主持制定，具有非常强的“刚性”，对于社会各界都具有非常强的约束力，后者虽然不是由立法机关制订的，但在中国特有的语境中其“刚性”往往并不比法律法规的“刚性”弱。这两种“文本”对于每一个组织都具有极强的影响，往往可以作用于相关组织，甚至左右相关组织的内部文化建设。与“文本”不同，“文化”具有柔性的性质，它通常不会直接强制性地要求所在社会的每个成员做什么不做什么，但却会通过“精英宣导”“模范垂范”“明确荣辱”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引导所在社会的风尚;所谓“系统性”是指组织文化一旦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就不仅仅是单一的、零散的、孤立的，不分层次的、一团乱麻式的，而应该是“不同维度的指标处于不同层级，形成一定的秩序，同层级指标之间、指标层与指标层之间具有清晰的逻辑关系。”⑨
人们通常认为，传统媒体内部与媒体融合有关的组织文化应该至少具有上面所说的四“性”，即“窄域性”“历史性”“迭代性”和“系统性”，而传统媒体内部在为媒体融合而孕育的组织文化方面却往往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自身特色不鲜明，缺乏应有的与媒体融合有关的积淀，与时俱进的动力不足，对本机构媒体融合缺乏整体设计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必将制约传统媒体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影响其履行应尽的使命。
三、匹配性：传统媒体顺利推进媒体融合的重要路径选择
要解决传统媒体在媒体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很多路径，从“匹配性”入手可能是重要的路径选项。
（一）借助“六识”破除“六障”，解决认知上的不匹配问题
如前所述，传统媒体在媒体融合过程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认知上与主流话语层的要求以及社会各界的期待不匹配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界和业界都进行过各种各样的研究和探讨。笔者认为，可以借助“六识”破除“六障”，解决上述认知上的不匹配问题。这里所说的“六识”是借自佛家的一组术语。根据《佛教哲学大辞典》中的解释，所谓“六识”是指眼、耳、鼻、舌、身、意的六种识。原本是“谓心智作用中，眼、耳、鼻、舌、身（皮肤）、意的六个感觉器官（六根），于色（色、形）、声（音、声）、香、味、触（寒暖、柔软等的物质触觉）、法（概念等为心所捕捉的事物事象）的各个知觉对象（六境）上，所产生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认识作用。”⑩我们这里是指充分调动人的六种功能，来促进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工作。这里所说的“眼”是指作为一个拟人体的传统媒体机构应该充分调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在看世界的时候要做到三个“尽可能”：一是所看之物从数量上讲应尽可能的多，“见多”才能“识广”！二是所看之物从范围上讲应尽可能的广，你的视界的广狭可能决定你的世界的大小！三是所看之物从时间上讲应尽可能的长，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里所说的“耳”是指作为一个拟人体的传统媒体机构应该充分调动自己的“耳朵”去听世界，在听世界的时候要做到三个“既要……又要”，一是既要听顺耳之言，又要听逆耳之言。一个组织，要想生存与发展，不听顺耳之言是不行的，仅听顺耳之言又是不够的，顺耳之言可以增强你对此前走过的正确的道路的信心，而逆耳之言则会帮助相关组织认识到自己还可能存在的缺点与不足，《孔子家语》上说“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二是既要听业内之言，又要听业外之言。在万物互联的时代，“业内”与“业外”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甚至不断被打破，如果只听“业内”的相关信息，就可能因为缺乏广阔的视野而错失与“业外”合作的机会，所以，近些年来，“跨界”成了一个“热词”，反之，如果只听“业外”的而无视“业内”的，则有可能迷失了自我，甚至丢弃了本我，最终就像成语典故中的那个“邯郸学步”者那样连原本“走路”的技能都失去了！三是既要听“学界”的学术话语，又要听业界的实践话语。学界的学术话语往往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前瞻性，对于传统媒体做好媒体融合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有助于传统媒体解放思想，而业界同行们的实践话语则往往具有一定的务实性和可操作性，有助于传统媒体实事求是，主流话语层一再强调要求包括传统媒体在内的社会各界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里所说的“鼻”是指作为一个拟人体的传统媒体机构应该充分调动自己的“鼻子”，通过“嗅觉”去“嗅”世界，要至少不断增强自己的以下五种“嗅觉”：一是不断增强自己的政治嗅觉，媒体融合应该而且必须讲政治，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它决定总的方向，党的领袖们一再强调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家办报”“政治家办台”“政治家办媒体”说的都是这个意思。二是不断增强自己的政策嗅觉。“政策”与“政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也就是“政治”往往比较宏大和宏阔，相对具有长期性特点，而前者也就是“政策”却比较中观甚至“微观”，具有一定的时段性和具体的针对性。在中国，包括传统媒体在内的各种媒体不讲政治肯定是不行的，仅仅只从宏观上泛泛地讲政治又是不够的，还必须时刻注意政策所发生的变化，因为政策是管具体的，具有此时此地的针对性，除非你生活在过去或生活在未来，否则的话，就不能不对政策的变化保持应有的敏锐嗅觉。三是不断增强自己的技术嗅觉。传统媒体所开展的媒体融合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技术上的融合，是一种先进技术对于后进技术的融合，要想“制人”而不“制于人”，就必须对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保持敏感的技术嗅觉。四是不断增强自己的道德嗅觉。媒体融合事关伦理道德，哪些传统的道德需要继承，哪些传统道德需要扬弃或与时俱进，这是一个无法回避，必须直面的问题，所以，传统媒体机构应该而且必须不断增强自己的道德嗅觉。五是不断增强自己的审美嗅觉。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工作还涉及到审美，按照經典的美学理论，人类的审美看似复杂，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如何发现目标对象群体的审美偏好，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或服务，如何避免因为自身的原因而造成目标对象的审美疲劳，这些都是传统媒体在开展媒体融合的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所以，传统媒体如果想要达到主流话语层的预期就必须不断增强自己的审美嗅觉;我们这里所说的“舌”是指作为一个拟人体的传统媒体机构应该充分调动自己的“舌头”去品味世界。“舌头”的功能就是品味食物，社会实践有“酸、甜、苦、辣、咸”五味，“充分调动自己的‘舌头’去品味世界”强调的是既要品味社会实践的“甜”，又要品味社会实践的“苦”，既要品味社会实践的“酸”，又要品味社会实践的“咸”，还要品味社会实践的“辣”，俗话说 “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里所说的“身”是指作为一个拟人体的传统媒体机构应该充分调动自己的“身体”去感触世界。“感触世界”中的“世界”又有以下几种语义指向：既可能是真实的世界，也可能是理想的世界，还有可能是“温室”里的世界。如果想要达到主流话语层的要求，就不能也不应只去感触理想的世界，更不应该只去感触“温室”里的世界，而应该去亲身感触真实的世界;这里所说的“意”是指作为一个拟人体的传统媒体机构应该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意识”，去理解世界。“意识在人的实践中分为各种形式，包括记忆、思想、情绪、念头、观念等。从表象的直观到一定现象的集合念头，最终逻辑地发展为观念，通过思考最终形成思想。” 调动“六识”是为了破除“六障”。这里所说的“六障”原本也是佛教哲学术语，我们这里指的是“身份障”“信息障”“教育障”“经验障”“年龄障”和“智慧障”。
“身份障”中的“身份”是指“角色”。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一个“角色的聚集体”。按照角色的不同，我们可以把人所扮演的角色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家庭角色”，一类是“社会角色”。所谓“家庭角色”就是指一个人，既可能是儿子，又可能是父亲，既可能是哥哥，又可能是弟弟。所谓“社会角色”，是指一个人在社会单位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个人既可能是上级，又可能是下级，既可能是其他人的同事，又可能是他人的竞争对手。我们这里所说的“身份障”与“家庭角色”没有多大关系，主要是指人的“社会角色”所造成的种种障碍。由于在社会中——这里是指在组织机构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有些人在处理“小局”与“大局”“整体”与“局部”“当下”与“长远”的关系时候，往往囿于自身的角色限制，不能妥善地处理好包括但不限于以上这些关系，人们通常所说的“位置决定脑袋”就有可能会形成所谓的“身份障”。二是“信息障”。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面对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信息，每个人都面临着如何选择相关信息，如何解读相关信息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人们通常会选择他们希望看到的或者希望听到的信息。而许多新媒体平台，借助各种各样的大数据，通过所谓的“算法语言”对在该平台上的每一个人都进行了投其所好式的推送，结果就造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信息茧房”的现象，很多人往往陷入到被别人设定好的信息囚笼中不能够自拔，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所以在繁多而且冗杂的信息面前，相关行为主体往往可能会形成所谓的“信息障”;三是“教育障”。在我看来，所谓“教育”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借助一定的手段或工具由一定的行为主体把以往累积下来的智力成果传递给需要接受这些智力成果的人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作用于相关行为主体产生的结果。由于所在教育机构的不同，所师承的老师的不同，所处的学术派别不同等原因，原本应该讲“是非”的往往变成只讲“利害”，门户之见可能使教育从认知世界的“助力”变成“阻力”，从颇具潜力的“增量”变成充满不确定性的“变量”，于是就有可能形成所谓的“教育障”;四是“经验障”。所谓“经验”是指从多次实践中得到的知识或技能。一般来说，经验可以作为“书本知识”的重要补充，有的时候其重要性甚至胜过书本知识，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经验也有其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是“时间上的局限性”。所谓“时间上的局限性”是指相关行为主体不管花了多少时间获得了相关的经验，但与理想的时间相比，仍然不足，这就有可能导致相关经验的相对欠缺，“时间上的局限性”的另外一种含义是指相关行为主体获得的相关经验也是有“保质期”的，过了一定的时间，以往的经验其有效性就可能大打折扣，甚至沦为障碍。其次是“空间上的局限性”。所谓“空间上的局限性”指的是相关行为主体所处的空间即使很大，但与理想的空间仍然具有比较大的距离，这也有可能导致相关经验的不充分，从而有可能对于相关行为主体的认知形成一定的障碍。第三是相关行为主体“个体知行能力上的局限性”，所谓“个体知行能力上的局限性”指的是相关行为主体就算是再聪明，也不可能对于万事万物都有百分百的了解和百分百的把握，古人所说的“生也有涯，知也无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有可能会对相关行为主体的认知形成一定的障碍;五是“年龄障”。在农耕文明时代，年龄往往是与其所掌握的知识或技能成正比的。在中国古代，基层治理常常并不是由官府官员直接进行的，而通常是依靠所在地的乡贤进行本地化治理的。这些本地化的乡贤们往往都是所谓的“年高德厚”之人，用中国古人的话语体系加以表述的话就是“三老”。《汉书·高帝纪上》就记载说“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这种情况甚至到了工业文明时代的早期都没有多大的变化。所以“尊老”甚至还被放在“敬贤”之前。但是，进入到信息文明时代，由于基于数字化的新技术日新月异、一日千里，一下子将年龄大的与年龄小的人抛到了同一个起点上，这个时候，以往的年龄优势就有可能变成劣势，甚至因为不能够在获取新事物方面胜过年轻人一筹，年龄大者还有可能极力进行经济学上所说的“自我强化”，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形成所谓的“年龄障”;六是“智慧障”。所谓“智慧”乃是“生命所具有的基于生理和心理器官的一种高级创造思维能力”。在一般情况下，智慧绝对是一个褒义词，一个人拥有的智慧越多，他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往往也越强。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任何一个行为主体其智慧也都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这些局限性可以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加以考量：从时间维度上看，每一个人即使是再长寿，一生也不过能活一百年左右，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都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所以，每一个生命个体其所拥有的智慧都是有限的，不可能穷尽人类所有的智慧，孔子就曾经实事求是地说“吾不如老农”。从空间的角度加以考量，一个人即使终其一生都在世界各地行走，但其所能够到达的地方也是有限的，从不同的空间获得的智慧也是有限的，正是因为包括但不限于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局限性，所以，智慧有的时候也有可能成为相关行为主体认知时的障碍，形成所谓的“智慧障”。
上述“六障”都有可能对相关行为主体在开展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工作时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传统媒体在进行本单位的媒体融合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调动前面所说的“六识”，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破除上述“六障”，以便解决认知上的不匹配问题。
（二）寻找最大公约数，化解应该做到的和实际做到的之间存在的不匹配问题
一是要厘清外界对传统媒体开展媒体融合所应做到的“最大期待”和“最低期待”以及传统媒体在进行媒体融合时所能够做到的“最大程度”和“最低程度”，努力寻找二者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增强匹配性。包括主流话语层和社会各界在内的外界对于传统媒体开展媒体融合所应做到的有很多期待，这些期待可以进一步细分成“最大期待”和“最低期待”两种，而传统媒体自身能够做到的又可以进一步细分成“最大程度”和“最低程度”两种。以往，传统媒体之所以在媒体融合方面做了不少努力，而包括主流话语层在内的社会各界却一直不是很满意甚至很不满意，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相关各方常常都眉毛胡子一把抓，把“最大”和“最低”混在了一起，结果是原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却想要干成“共产主义”的事情，脱离了实际，双方都很郁闷，久而久之甚至有可能会使包括主流话语层在内的社会各界失去对传统媒体开展媒体融合工作的信心，同时，也极有可能会使传统媒体失去应有的自信。有鉴于此，传统媒体应积极向包括主流话语层在内的社会各界说明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工作不能也不应一蹴而就，而是应该分步推进，在外界“希望做到的”和“自身尽最大努力能够做到的”之间寻找到“最大公约数”，以便让外界增强对传统媒体开展媒体融合工作的信心，也让传统媒体的从业者增强自信;二是厘清本单位从业人员的现状，寻找他们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优化本机构媒体融合的人力资源配置。由于种种原因，传统媒体内部的从业人员在媒体融合实操方面肯定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他们或者是由于自身的教育背景不同，或者是由于自身的知识储备不同，或者是由于自身所处的部门不同，所以，不能也不应简单地对他们提一样的要求，而是应该在摸清楚他们的相关情况之后，对其进行科学适度的分类。比如，可以将其分成“对媒体融合非常感兴趣且自身非常适合从事媒体融合工作的”“对媒体融合兴趣一般且自身比较适合从事媒体融合工作的”以及“对媒体融合不是很感兴趣且自身不一定适合从事媒体融合工作的”等几类，然后寻找他们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优化媒体融合的人力资源配置，把最合适的人放到最合适的岗位上;三是厘清本单位各类设施的现状，寻找它们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优化本机构媒体融合的技术设施资源配置。传统媒体机构不论是纸质媒体还是电波媒体，往往都对技术设施有一定的投入，電波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更是所谓的“重装备机构”，但是就像许多人所说的“家用小汽车一买到手里就亏损”一样，套用宋朝大文豪苏东坡“书到今生读已迟”的话说，传统媒体的许多技术设施由于包括但不限于要走一整套的“政府采购”流程等原因，买到手里之日可能也就是技术上落伍之时，而传统媒体既不可能不遵循相关采购的“游戏规则”，又不可能不维持自身作为传统媒体的正常运转，所以，他们往往不得不使用有可能过时的技术设施开展媒体融合工作，这是一个无法回避，必须直面的现实，既然无法回避，就必须积极面对。所以，有必要厘清本单位各类设施的现状，寻找它们的最大公约数，尽可能增强其与本单位媒体融合工作的匹配性，优化本机构媒体融合技术设施的资源配置;四是厘清本单位各类资金的现状，寻找它们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优化本机构媒体融合的资金资源配置。传统媒体的资金一般分成财政拨付的和媒体自筹的两部分，财政拨付的资金往往是“专款专用”，具有较强的定向性，自筹资金虽然使用起来比较灵活，但受制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其来源及可持续往往具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传统媒体来说，要很好地开展媒体融合工作，金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这就有必要寻找财政拨付的资金和自筹资金之间的互通性，看看是否可以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打通二者之间的“任督二脉”，寻找到最大公约数，优化本单位的资金资源配置，以便为本单位的媒体融合工作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三）分别从“愿景”“行为”“制度”入手，开展与媒体融合有关的组织文化建设，解决与媒体融合有关的组织文化建设的不匹配问题
所谓“愿景”是“一种由组织领导者与组织成员共同形成，具有引导与激励组织成员的未来情景的意象描绘”。以往，传统媒体在与媒体融合有关的组织文化建设方面没有令外界满意，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没有对“愿景”作进一步的分类。其实，在笔者看来，愿景也是可以细分的。根据所规划时间的远近，我们可以把愿景分成“远期愿景”“中期愿景”和“短期愿景”，这三种“愿景”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个单位，没有“远期愿景”是不行的，仅有“远期愿景”又是不够的，还必须制定“中期愿景”和“短期愿景”，三种“愿景”之间应注意其匹配性。一般说来，“长期愿景”应描摹组织文化的宏阔目标，“中期愿景”则应承上启下，而“短期愿景”则应脚踏实地，提供进入“愿景”的“端口”;组织文化中的“行为文化”也是可以分层的，按照行为主体的不同，我们可以把一个组织内部的行为文化进一步细分为“上”“中”“下”三类，分别代指该组织内部上层、中层和下层（基层）的行为文化。按照心理学的观点，人类的“行为”一般是受一定的心理左右或驱使的。如果借用“信息论”的理念，人类的有意识的行为乃是一个不断“解码”和“编码”的过程。一个组织内部上层、中层和下层（基层）的行为文化也是一个不断“解码”和“编码”的过程。组织的上层虽然属于该机构的“顶层”，但仍然有其上级机构和上级领导，所以，传统媒体组织的上层在打造自身的行为文化的时候肯定也需要对自己的上级机关和上级机关领导的相关意图进行“解码”，然后，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开展自己的“编码”工作，并将其外化于行，形成有自己特色的行为文化。组织的中层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在进行自身的行为文化建设时肯定先要对自己的分管领导乃至整个组织的最高领导的行为文化进行“解码”，然后，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开展“编码”，从而形成有本人特色的行为文化。而组织的下层或基层也需要对所在部门领导的行为文化进行“解码”后才能够更好地“编码”并形成有自己特色的行为文化。任何一个比较大的组织都会有无数个不同的岗位，每一个岗位都可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行为文化，这种情况下，该组织的管理者在进行本单位的行为文化建设时就应该有分有合，寻找到不同岗位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以便确保本单位的行为文化能够与外界的期待相匹配;在进行组织内部的制度文化建设的时候也可以把组织内部的制度分成三类，分别是“宏观制度”“中观制度”和“微观制度”，其中“宏观制度”具有广谱性，是管总的，“微观制度”是管具体的岗位、具体的产品生产或服务的，而“中观制度”则介于二者之间。在开展制度文化建设时要注意两个方面的“无缝衔接”：一是“宏观制度”“中观制度”和“微观制度”的无缝衔接，二是“宏观制度”“中观制度”和“微观制度”这些显性“游戏规则”与不成文的隐性“游戏规则”之间的无缝衔接，应努力寻找到衔接各方的最大公约数，以增强其匹配性。
四、小结
本文在充分肯定传统媒体以往在媒体融合方面所做努力的前提下，分别从“應该认知的和实际认知的”“应该做到和实际做到的”“应该建设的和实际建设的”等三个方面的“不匹配”入手，指出了传统媒体在媒体融合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然后又以“匹配性”为切入点，分别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关思路。
注释：
①⑤刘奇葆：《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人民日报》2014年4月23日。
②《任正非走访高校，究竟座谈了什么》，文汇网，http：//www.whb.cn/zhuzhan/xue/20200829/368374.html，2020年8月29日。
③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自洽”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6%B4%BD/3793120？fr=aladdin.
④《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4-08/18/content_2736451.htm，2014年8月17日。
⑥陈敏、张晓纯：《告别“黄金时代”——对52位传统媒体人离职告白的内容分析》，《新闻记者》2016年第2期。
⑦唐燕玲：《地市级媒体融合发展的难题与对策》，《新闻研究导刊》2017年第12期。
⑧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组织文化”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1%E4%B8%9A%E6%96%87%E5%8C%96？fromtitle=%E7%BB%84%E7%BB%87%E6%96%87%E5%8C%96&fromid=983013.
⑨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系统性”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3%BB%E7%BB%9F%E6%80%A7.
⑩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六识”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D%E8%AF%86.
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意识”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4%8F%E8%AF%86/941923.
信息茧房是指人们在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由于信息技术提供了更自我的思想空间和任何领域的巨量知识，一些人还可能进一步逃避社会中的种种矛盾，成为与世隔绝的孤立者。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信息茧房”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A1%E6%81%AF%E8%8C%A7%E6%88%BF.
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智慧”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BA%E6%85%A7/129438.
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愿景”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4%BF%E6%99%AF.
【关键词】传统媒体;媒体融合;匹配性
一、引言
由于主流话语层的大力推动，媒体融合已经成为所有体制内传统媒体的一个时尚话语和奋斗目标，各个传统媒体围绕着媒体融合都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实事求是地说，确实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如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不仅有可能会制约传统媒体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也不能满足上级的要求和广大受众的殷切期盼。
对于体制内传统媒体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已经有不少专家、学者做过这样或那样的研究，本文拟从“匹配性”视角对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做一些探讨。
二、传统媒体在媒体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应该认知的和实际认知的之间存在着不匹配
科学的认知乃是正确实践的基础和前提。这里所说的“科学的认知”既包括时间上的及时性又包括空间上的适度性。所谓“时间上的及时性”主要是指相关行为主体对于媒体融合的认知应不落后于主流话语层的政治认知和专家学者的学术认知。与一般的媒体实践不同，媒体融合已经被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2013年8月19日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次就媒体融合发表重要讲话，中央也先后下发了包括《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等在内的相关文件，上述领导讲话和相关文件无不彰显了主流话语层对于传统媒体开展媒体融合的政治认知，这些政治认知既包括对于媒体融合自身规律的认识，更包括主流话语层对于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工作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发挥什么样作用的研判，对于这些认知不能仅限于政治学习，而必须吃透文件精神，用于指导自己的实践。而有些传统媒体的从业人员却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对于相关政治认知的认知不及时、不到位的问题，“有的传统媒体满足现状，患得患失，担心打破原有格局，认为融合发展多此一举、没有必要，不搞融合发展也还能活”;①同样，对于专家学者的学术认知某些传统媒体也存在着认知不及时、不到位的问题。我们知道，专家学者的学术认知一般具有前瞻性、复杂性、晦涩性、自洽性等特点。所谓“前瞻性”是指专家学者的学术认知除了是对既往的相关实践活动进行总结和提炼之外，很重要的一点还是对相关实践进行预测和指导，所谓“知为行之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任正非先生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曾经说过：“大学老师的纯研究看得远、钻得深。例如，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十年后变成5G的‘熊熊大火’;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吴仲华教授的三元流动理论对喷气式发动机的等熵切面计算法，奠基了今天的航空发动机产业。”②媒体融合涉及的虽然不是或不仅仅是纯自然科学，但其学术认知同样需要一定的前瞻性。事实上，“媒体融合”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真正进入中国本土传统媒体的实践场域却是在21世纪，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学术认知相比于相关实践的前瞻性;所谓“复杂性”是指专家学者的学术认知往往有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著名作家权延赤先生在一篇题为《狼毒花》的小说中曾经借主人公之口吐槽知识分子“总是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话虽然有些粗糙，但却道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学术认知确实需要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古人所说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说的就是这个复杂过程;所谓“晦涩性”是指学术认知在从思想变成语言乃至文字的时候，往往存在着一个既有“工具”不够用的问题，用比较直白的话说就是相关行为主体所掌握的语言文字工具不一定能够非常简练地表述其思想，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用一般人可能不太熟悉的语言文字来对自己的思想加以表述;所谓“自洽性”“简单地说就是按照自身的逻辑推演的话，自己可以证明自己至少不是矛盾或者错误的”，③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话说就是能够自圆其说。对于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这些学术认知，身处实践前线的传统媒体工作者不应该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而是应该尽可能吸纳，为自己所用。但现在传统媒体的许多从业人员却往往“对于相关理论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认为学术认知都是一些玄之又玄的东西，根本不愿意花些时间和精力去仔细研究相关行为主体的学术认知对于媒体融合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
（二）应该做到的和实际做到的之间存在着不匹配
这里所说的“应该做到的”其语义指向至少应包括“主流话语层认为传统媒体应该做到的”“相关媒体内部一般从业人员认为该媒体应该做到的”和“密切关联方认为相关媒体应该做到的”三个方面。所谓“主流话语层认为传统媒体应该做到的”指的是主流话语层从战略的高度和全局的角度对于传统媒体在媒体融合过程中应有的作为及应有的效果的一种期待。比如“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④而传统媒体的实际作为却距离主流话语层的期望有比较大的距离，形成了比较大的不匹配：“有的传统媒体存在畏难情绪和惰性心理，对融合发展缺乏信心，不愿试不愿闯，坐等给政策、给资金、给项目;还有的存在惯性思维，用办传统媒体的方法来对待融合发展，拿出的方案、提出的措施往往不对路。”;⑤所谓“相关媒体内部一般从业人员认为应该做到的”指的是对理想和愿景的一种期待。在傳统媒体内部，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其他人其实都希望自己所在的机构能够基业长青，永远站在时代的潮头，这既关系到信念，更关系到每个人自身的切身利益。所以，可能有的人会在嘴上似乎满不在乎，但却往往在心里都期盼本单位能够在媒体融合的过程中分得一杯羹，这种对理想的期待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用得好，可以“载舟”，用得不好则有可能“覆舟”！对于来自自身内部的这些期待，有些传统媒体并没有给予充分的满足，存在着比较大的不匹配，“传统媒体人大量离职，行业人才流失严重是这两年备受关注的话题。有研究者对2009年至2015年间52位媒体人的离职告白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传媒体制的禁锢、新技术的冲击、媒体经营的压力以及个人职业规划四个方面，是传统媒体人阐述自己离职理由时的主要归因。”;⑥所谓“密切关联方认为应该做到的”指的是传统媒体的密切关联者具体一点说就是其受众或用户对于传统媒体机构的媒体融合产品有三种由低到高的期待，即“好用”“可用”和“必用”。所谓“好用”又可以分别用三个成语来加以表述，这三个成语分别是“赏心悦目”“唾手可得”和“随心所欲”。所谓“赏心悦目”指的是至少在形式上要非常吸引人。“赏心悦目”这个成语其实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因为“赏心”而“悦目”，另外一种是因为“悦目”而“赏心”。前者是说因为喜欢而感到好看，后者则是因为好看而感到喜欢。不管是哪种情况，“悦目”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面目可憎的产品会受到广大受众或用户的喜爱;所谓“唾手可得”指的是传统媒体机构的媒体融合产品或服务应该具有便于获得性，或者用互联网术语来加以表述的话就是具有“用户友好性”，用户可以非常方便地找到搭载传统媒体机构媒体融合产品或服务的平台“入口”，并且能够非常便捷地进入其中，同时能够非常方便地获得想要的产品或服务;所谓“随心所欲”指的是不管用户或受众处于什么年龄、受过何种教育或训练，都可以轻松自如地使用传统媒体媒体融合的产品或非常便捷地享受其服务;所谓“可用”和“必用”则指的是受众或用户对于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产品或服务由低到高的重视态度，在这两种态度之外其实还有一种态度那就是“不用”。平心而论，传统媒体的受众或用户当然还是希望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产品或服务至少具有一定的“可用性”甚至“必用性”，这是以往长期积累下的情感积淀所致。但是，很多传统媒体其媒体融合的产品或服务却常常在“可用”和“不用”之间“徘徊”，根本达不到“必用”的程度。“不少传统媒体开发的客户端下载量低，用户活跃度和黏性不高，微信公众号粉丝数远不如当地民营新媒体甚至一些自媒体。”⑦ （三）应该形成的与媒体融合有关的组织文化氛围和实际形成的与媒体融合有关的组织文化氛围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不匹配
组织文化是一种亚文化。“是一个组织由其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简单而言，就是企业在日常运行中所表现出的各方各面”。⑧组织文化一般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窄域性”，二是“历史性”，三是“迭代性”，四是“系统性”。所谓“窄域性”是指组织文化的独特性。《晏子春秋·问上》中说“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这说的是古代。现代社会，由于每个组织都有其独特的愿景，都有相对独特的达成愿景的手段以及将愿景变成现实的从业人员，可能也都面临着并不完全相同的内外环境，所以，套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的那句话“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我们认为，每个组织都有并不完全相同甚至是完全不同的组织文化;所谓“历史性”至少有两个语义指向，一个是指“过程”，一个是指“结果”。所谓“过程”是指历史是层层累积而成的，古人所说的“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谓“结果”是指历史虽然是层层累积叠加而成的，但在特定的时代又总以一定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或面貌呈现。有意思的是，对待“历史性”人们往往有两种不正确的态度，一种是只强调过程，不重视结果，这种人往往只生活在变动的语境中，永远不会重视当下，另一种是只强调结果，忽视了过程，他们就像佛教经典《百喻经》中的那个痴汉一样，先是吃了六张饼，吃到第六张半的时候吃饱了，就以为之所以吃饱了全是最后这半张饼的功劳，所以认为此前的那六张饼可有可无;所谓“迭代性”指的是任何组织文化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面，都应该而且必须与时俱进。之所以如此，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组织文化内部的原因，另一种是组织文化外部的原因。所谓“组织文化内部的原因”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组织作为一个有机体为了确保其自身长盛不衰、甚至基业长青而自我变革的原因，以及该组织内部成员求新求变方面的原因。任何一个组织，倘若想要可持续发展，都应该知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都应该不抱残守缺，不故步自封，这一点就构成了该组织推动其组织文化与时俱进的内生动力，也是一个组织的组织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而一个组织其内部成员并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难免不受到组织外部的社会环境等的影响甚至左右，这些影响往往是日积月累的，也是潜移默化的，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受这些影响因素的影响，组织内部成员很可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推动组织文化的与时俱进。促使组织文化与时俱进的外部原因按照促进方式的不同，又可以进一步分成“硬促进”和“软促进”两种。前者形象一点说是通过“文本”进行的促进，而后者则是通过“文化”进行的促进。这里所说的“文本”又可以进一步分成法律法规“文本”和政策文件“文本”两种，前者一般由立法机关主持制定，具有非常强的“刚性”，对于社会各界都具有非常强的约束力，后者虽然不是由立法机关制订的，但在中国特有的语境中其“刚性”往往并不比法律法规的“刚性”弱。这两种“文本”对于每一个组织都具有极强的影响，往往可以作用于相关组织，甚至左右相关组织的内部文化建设。与“文本”不同，“文化”具有柔性的性质，它通常不会直接强制性地要求所在社会的每个成员做什么不做什么，但却会通过“精英宣导”“模范垂范”“明确荣辱”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引导所在社会的风尚;所谓“系统性”是指组织文化一旦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就不仅仅是单一的、零散的、孤立的，不分层次的、一团乱麻式的，而应该是“不同维度的指标处于不同层级，形成一定的秩序，同层级指标之间、指标层与指标层之间具有清晰的逻辑关系。”⑨
人们通常认为，传统媒体内部与媒体融合有关的组织文化应该至少具有上面所说的四“性”，即“窄域性”“历史性”“迭代性”和“系统性”，而传统媒体内部在为媒体融合而孕育的组织文化方面却往往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自身特色不鲜明，缺乏应有的与媒体融合有关的积淀，与时俱进的动力不足，对本机构媒体融合缺乏整体设计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必将制约传统媒体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影响其履行应尽的使命。
三、匹配性：传统媒体顺利推进媒体融合的重要路径选择
要解决传统媒体在媒体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很多路径，从“匹配性”入手可能是重要的路径选项。
（一）借助“六识”破除“六障”，解决认知上的不匹配问题
如前所述，传统媒体在媒体融合过程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认知上与主流话语层的要求以及社会各界的期待不匹配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界和业界都进行过各种各样的研究和探讨。笔者认为，可以借助“六识”破除“六障”，解决上述认知上的不匹配问题。这里所说的“六识”是借自佛家的一组术语。根据《佛教哲学大辞典》中的解释，所谓“六识”是指眼、耳、鼻、舌、身、意的六种识。原本是“谓心智作用中，眼、耳、鼻、舌、身（皮肤）、意的六个感觉器官（六根），于色（色、形）、声（音、声）、香、味、触（寒暖、柔软等的物质触觉）、法（概念等为心所捕捉的事物事象）的各个知觉对象（六境）上，所产生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认识作用。”⑩我们这里是指充分调动人的六种功能，来促进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工作。这里所说的“眼”是指作为一个拟人体的传统媒体机构应该充分调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在看世界的时候要做到三个“尽可能”：一是所看之物从数量上讲应尽可能的多，“见多”才能“识广”！二是所看之物从范围上讲应尽可能的广，你的视界的广狭可能决定你的世界的大小！三是所看之物从时间上讲应尽可能的长，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里所说的“耳”是指作为一个拟人体的传统媒体机构应该充分调动自己的“耳朵”去听世界，在听世界的时候要做到三个“既要……又要”，一是既要听顺耳之言，又要听逆耳之言。一个组织，要想生存与发展，不听顺耳之言是不行的，仅听顺耳之言又是不够的，顺耳之言可以增强你对此前走过的正确的道路的信心，而逆耳之言则会帮助相关组织认识到自己还可能存在的缺点与不足，《孔子家语》上说“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二是既要听业内之言，又要听业外之言。在万物互联的时代，“业内”与“业外”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甚至不断被打破，如果只听“业内”的相关信息，就可能因为缺乏广阔的视野而错失与“业外”合作的机会，所以，近些年来，“跨界”成了一个“热词”，反之，如果只听“业外”的而无视“业内”的，则有可能迷失了自我，甚至丢弃了本我，最终就像成语典故中的那个“邯郸学步”者那样连原本“走路”的技能都失去了！三是既要听“学界”的学术话语，又要听业界的实践话语。学界的学术话语往往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前瞻性，对于传统媒体做好媒体融合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有助于传统媒体解放思想，而业界同行们的实践话语则往往具有一定的务实性和可操作性，有助于传统媒体实事求是，主流话语层一再强调要求包括传统媒体在内的社会各界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里所说的“鼻”是指作为一个拟人体的传统媒体机构应该充分调动自己的“鼻子”，通过“嗅觉”去“嗅”世界，要至少不断增强自己的以下五种“嗅觉”：一是不断增强自己的政治嗅觉，媒体融合应该而且必须讲政治，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它决定总的方向，党的领袖们一再强调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家办报”“政治家办台”“政治家办媒体”说的都是这个意思。二是不断增强自己的政策嗅觉。“政策”与“政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也就是“政治”往往比较宏大和宏阔，相对具有长期性特点，而前者也就是“政策”却比较中观甚至“微观”，具有一定的时段性和具体的针对性。在中国，包括传统媒体在内的各种媒体不讲政治肯定是不行的，仅仅只从宏观上泛泛地讲政治又是不够的，还必须时刻注意政策所发生的变化，因为政策是管具体的，具有此时此地的针对性，除非你生活在过去或生活在未来，否则的话，就不能不对政策的变化保持应有的敏锐嗅觉。三是不断增强自己的技术嗅觉。传统媒体所开展的媒体融合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技术上的融合，是一种先进技术对于后进技术的融合，要想“制人”而不“制于人”，就必须对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保持敏感的技术嗅觉。四是不断增强自己的道德嗅觉。媒体融合事关伦理道德，哪些传统的道德需要继承，哪些传统道德需要扬弃或与时俱进，这是一个无法回避，必须直面的问题，所以，传统媒体机构应该而且必须不断增强自己的道德嗅觉。五是不断增强自己的审美嗅觉。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工作还涉及到审美，按照經典的美学理论，人类的审美看似复杂，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如何发现目标对象群体的审美偏好，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或服务，如何避免因为自身的原因而造成目标对象的审美疲劳，这些都是传统媒体在开展媒体融合的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所以，传统媒体如果想要达到主流话语层的预期就必须不断增强自己的审美嗅觉;我们这里所说的“舌”是指作为一个拟人体的传统媒体机构应该充分调动自己的“舌头”去品味世界。“舌头”的功能就是品味食物，社会实践有“酸、甜、苦、辣、咸”五味，“充分调动自己的‘舌头’去品味世界”强调的是既要品味社会实践的“甜”，又要品味社会实践的“苦”，既要品味社会实践的“酸”，又要品味社会实践的“咸”，还要品味社会实践的“辣”，俗话说 “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里所说的“身”是指作为一个拟人体的传统媒体机构应该充分调动自己的“身体”去感触世界。“感触世界”中的“世界”又有以下几种语义指向：既可能是真实的世界，也可能是理想的世界，还有可能是“温室”里的世界。如果想要达到主流话语层的要求，就不能也不应只去感触理想的世界，更不应该只去感触“温室”里的世界，而应该去亲身感触真实的世界;这里所说的“意”是指作为一个拟人体的传统媒体机构应该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意识”，去理解世界。“意识在人的实践中分为各种形式，包括记忆、思想、情绪、念头、观念等。从表象的直观到一定现象的集合念头，最终逻辑地发展为观念，通过思考最终形成思想。” 调动“六识”是为了破除“六障”。这里所说的“六障”原本也是佛教哲学术语，我们这里指的是“身份障”“信息障”“教育障”“经验障”“年龄障”和“智慧障”。
“身份障”中的“身份”是指“角色”。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一个“角色的聚集体”。按照角色的不同，我们可以把人所扮演的角色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家庭角色”，一类是“社会角色”。所谓“家庭角色”就是指一个人，既可能是儿子，又可能是父亲，既可能是哥哥，又可能是弟弟。所谓“社会角色”，是指一个人在社会单位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个人既可能是上级，又可能是下级，既可能是其他人的同事，又可能是他人的竞争对手。我们这里所说的“身份障”与“家庭角色”没有多大关系，主要是指人的“社会角色”所造成的种种障碍。由于在社会中——这里是指在组织机构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有些人在处理“小局”与“大局”“整体”与“局部”“当下”与“长远”的关系时候，往往囿于自身的角色限制，不能妥善地处理好包括但不限于以上这些关系，人们通常所说的“位置决定脑袋”就有可能会形成所谓的“身份障”。二是“信息障”。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面对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信息，每个人都面临着如何选择相关信息，如何解读相关信息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人们通常会选择他们希望看到的或者希望听到的信息。而许多新媒体平台，借助各种各样的大数据，通过所谓的“算法语言”对在该平台上的每一个人都进行了投其所好式的推送，结果就造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信息茧房”的现象，很多人往往陷入到被别人设定好的信息囚笼中不能够自拔，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所以在繁多而且冗杂的信息面前，相关行为主体往往可能会形成所谓的“信息障”;三是“教育障”。在我看来，所谓“教育”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借助一定的手段或工具由一定的行为主体把以往累积下来的智力成果传递给需要接受这些智力成果的人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作用于相关行为主体产生的结果。由于所在教育机构的不同，所师承的老师的不同，所处的学术派别不同等原因，原本应该讲“是非”的往往变成只讲“利害”，门户之见可能使教育从认知世界的“助力”变成“阻力”，从颇具潜力的“增量”变成充满不确定性的“变量”，于是就有可能形成所谓的“教育障”;四是“经验障”。所谓“经验”是指从多次实践中得到的知识或技能。一般来说，经验可以作为“书本知识”的重要补充，有的时候其重要性甚至胜过书本知识，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经验也有其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是“时间上的局限性”。所谓“时间上的局限性”是指相关行为主体不管花了多少时间获得了相关的经验，但与理想的时间相比，仍然不足，这就有可能导致相关经验的相对欠缺，“时间上的局限性”的另外一种含义是指相关行为主体获得的相关经验也是有“保质期”的，过了一定的时间，以往的经验其有效性就可能大打折扣，甚至沦为障碍。其次是“空间上的局限性”。所谓“空间上的局限性”指的是相关行为主体所处的空间即使很大，但与理想的空间仍然具有比较大的距离，这也有可能导致相关经验的不充分，从而有可能对于相关行为主体的认知形成一定的障碍。第三是相关行为主体“个体知行能力上的局限性”，所谓“个体知行能力上的局限性”指的是相关行为主体就算是再聪明，也不可能对于万事万物都有百分百的了解和百分百的把握，古人所说的“生也有涯，知也无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有可能会对相关行为主体的认知形成一定的障碍;五是“年龄障”。在农耕文明时代，年龄往往是与其所掌握的知识或技能成正比的。在中国古代，基层治理常常并不是由官府官员直接进行的，而通常是依靠所在地的乡贤进行本地化治理的。这些本地化的乡贤们往往都是所谓的“年高德厚”之人，用中国古人的话语体系加以表述的话就是“三老”。《汉书·高帝纪上》就记载说“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这种情况甚至到了工业文明时代的早期都没有多大的变化。所以“尊老”甚至还被放在“敬贤”之前。但是，进入到信息文明时代，由于基于数字化的新技术日新月异、一日千里，一下子将年龄大的与年龄小的人抛到了同一个起点上，这个时候，以往的年龄优势就有可能变成劣势，甚至因为不能够在获取新事物方面胜过年轻人一筹，年龄大者还有可能极力进行经济学上所说的“自我强化”，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形成所谓的“年龄障”;六是“智慧障”。所谓“智慧”乃是“生命所具有的基于生理和心理器官的一种高级创造思维能力”。在一般情况下，智慧绝对是一个褒义词，一个人拥有的智慧越多，他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往往也越强。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任何一个行为主体其智慧也都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这些局限性可以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加以考量：从时间维度上看，每一个人即使是再长寿，一生也不过能活一百年左右，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都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所以，每一个生命个体其所拥有的智慧都是有限的，不可能穷尽人类所有的智慧，孔子就曾经实事求是地说“吾不如老农”。从空间的角度加以考量，一个人即使终其一生都在世界各地行走，但其所能够到达的地方也是有限的，从不同的空间获得的智慧也是有限的，正是因为包括但不限于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局限性，所以，智慧有的时候也有可能成为相关行为主体认知时的障碍，形成所谓的“智慧障”。
上述“六障”都有可能对相关行为主体在开展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工作时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传统媒体在进行本单位的媒体融合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调动前面所说的“六识”，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破除上述“六障”，以便解决认知上的不匹配问题。
（二）寻找最大公约数，化解应该做到的和实际做到的之间存在的不匹配问题
一是要厘清外界对传统媒体开展媒体融合所应做到的“最大期待”和“最低期待”以及传统媒体在进行媒体融合时所能够做到的“最大程度”和“最低程度”，努力寻找二者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增强匹配性。包括主流话语层和社会各界在内的外界对于传统媒体开展媒体融合所应做到的有很多期待，这些期待可以进一步细分成“最大期待”和“最低期待”两种，而传统媒体自身能够做到的又可以进一步细分成“最大程度”和“最低程度”两种。以往，传统媒体之所以在媒体融合方面做了不少努力，而包括主流话语层在内的社会各界却一直不是很满意甚至很不满意，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相关各方常常都眉毛胡子一把抓，把“最大”和“最低”混在了一起，结果是原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却想要干成“共产主义”的事情，脱离了实际，双方都很郁闷，久而久之甚至有可能会使包括主流话语层在内的社会各界失去对传统媒体开展媒体融合工作的信心，同时，也极有可能会使传统媒体失去应有的自信。有鉴于此，传统媒体应积极向包括主流话语层在内的社会各界说明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工作不能也不应一蹴而就，而是应该分步推进，在外界“希望做到的”和“自身尽最大努力能够做到的”之间寻找到“最大公约数”，以便让外界增强对传统媒体开展媒体融合工作的信心，也让传统媒体的从业者增强自信;二是厘清本单位从业人员的现状，寻找他们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优化本机构媒体融合的人力资源配置。由于种种原因，传统媒体内部的从业人员在媒体融合实操方面肯定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他们或者是由于自身的教育背景不同，或者是由于自身的知识储备不同，或者是由于自身所处的部门不同，所以，不能也不应简单地对他们提一样的要求，而是应该在摸清楚他们的相关情况之后，对其进行科学适度的分类。比如，可以将其分成“对媒体融合非常感兴趣且自身非常适合从事媒体融合工作的”“对媒体融合兴趣一般且自身比较适合从事媒体融合工作的”以及“对媒体融合不是很感兴趣且自身不一定适合从事媒体融合工作的”等几类，然后寻找他们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优化媒体融合的人力资源配置，把最合适的人放到最合适的岗位上;三是厘清本单位各类设施的现状，寻找它们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优化本机构媒体融合的技术设施资源配置。传统媒体机构不论是纸质媒体还是电波媒体，往往都对技术设施有一定的投入，電波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更是所谓的“重装备机构”，但是就像许多人所说的“家用小汽车一买到手里就亏损”一样，套用宋朝大文豪苏东坡“书到今生读已迟”的话说，传统媒体的许多技术设施由于包括但不限于要走一整套的“政府采购”流程等原因，买到手里之日可能也就是技术上落伍之时，而传统媒体既不可能不遵循相关采购的“游戏规则”，又不可能不维持自身作为传统媒体的正常运转，所以，他们往往不得不使用有可能过时的技术设施开展媒体融合工作，这是一个无法回避，必须直面的现实，既然无法回避，就必须积极面对。所以，有必要厘清本单位各类设施的现状，寻找它们的最大公约数，尽可能增强其与本单位媒体融合工作的匹配性，优化本机构媒体融合技术设施的资源配置;四是厘清本单位各类资金的现状，寻找它们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优化本机构媒体融合的资金资源配置。传统媒体的资金一般分成财政拨付的和媒体自筹的两部分，财政拨付的资金往往是“专款专用”，具有较强的定向性，自筹资金虽然使用起来比较灵活，但受制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其来源及可持续往往具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传统媒体来说，要很好地开展媒体融合工作，金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这就有必要寻找财政拨付的资金和自筹资金之间的互通性，看看是否可以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打通二者之间的“任督二脉”，寻找到最大公约数，优化本单位的资金资源配置，以便为本单位的媒体融合工作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三）分别从“愿景”“行为”“制度”入手，开展与媒体融合有关的组织文化建设，解决与媒体融合有关的组织文化建设的不匹配问题
所谓“愿景”是“一种由组织领导者与组织成员共同形成，具有引导与激励组织成员的未来情景的意象描绘”。以往，传统媒体在与媒体融合有关的组织文化建设方面没有令外界满意，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没有对“愿景”作进一步的分类。其实，在笔者看来，愿景也是可以细分的。根据所规划时间的远近，我们可以把愿景分成“远期愿景”“中期愿景”和“短期愿景”，这三种“愿景”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个单位，没有“远期愿景”是不行的，仅有“远期愿景”又是不够的，还必须制定“中期愿景”和“短期愿景”，三种“愿景”之间应注意其匹配性。一般说来，“长期愿景”应描摹组织文化的宏阔目标，“中期愿景”则应承上启下，而“短期愿景”则应脚踏实地，提供进入“愿景”的“端口”;组织文化中的“行为文化”也是可以分层的，按照行为主体的不同，我们可以把一个组织内部的行为文化进一步细分为“上”“中”“下”三类，分别代指该组织内部上层、中层和下层（基层）的行为文化。按照心理学的观点，人类的“行为”一般是受一定的心理左右或驱使的。如果借用“信息论”的理念，人类的有意识的行为乃是一个不断“解码”和“编码”的过程。一个组织内部上层、中层和下层（基层）的行为文化也是一个不断“解码”和“编码”的过程。组织的上层虽然属于该机构的“顶层”，但仍然有其上级机构和上级领导，所以，传统媒体组织的上层在打造自身的行为文化的时候肯定也需要对自己的上级机关和上级机关领导的相关意图进行“解码”，然后，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开展自己的“编码”工作，并将其外化于行，形成有自己特色的行为文化。组织的中层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在进行自身的行为文化建设时肯定先要对自己的分管领导乃至整个组织的最高领导的行为文化进行“解码”，然后，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开展“编码”，从而形成有本人特色的行为文化。而组织的下层或基层也需要对所在部门领导的行为文化进行“解码”后才能够更好地“编码”并形成有自己特色的行为文化。任何一个比较大的组织都会有无数个不同的岗位，每一个岗位都可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行为文化，这种情况下，该组织的管理者在进行本单位的行为文化建设时就应该有分有合，寻找到不同岗位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以便确保本单位的行为文化能够与外界的期待相匹配;在进行组织内部的制度文化建设的时候也可以把组织内部的制度分成三类，分别是“宏观制度”“中观制度”和“微观制度”，其中“宏观制度”具有广谱性，是管总的，“微观制度”是管具体的岗位、具体的产品生产或服务的，而“中观制度”则介于二者之间。在开展制度文化建设时要注意两个方面的“无缝衔接”：一是“宏观制度”“中观制度”和“微观制度”的无缝衔接，二是“宏观制度”“中观制度”和“微观制度”这些显性“游戏规则”与不成文的隐性“游戏规则”之间的无缝衔接，应努力寻找到衔接各方的最大公约数，以增强其匹配性。
四、小结
本文在充分肯定传统媒体以往在媒体融合方面所做努力的前提下，分别从“應该认知的和实际认知的”“应该做到和实际做到的”“应该建设的和实际建设的”等三个方面的“不匹配”入手，指出了传统媒体在媒体融合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然后又以“匹配性”为切入点，分别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关思路。
注释：
①⑤刘奇葆：《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人民日报》2014年4月23日。
②《任正非走访高校，究竟座谈了什么》，文汇网，http：//www.whb.cn/zhuzhan/xue/20200829/368374.html，2020年8月29日。
③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自洽”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6%B4%BD/3793120？fr=aladdin.
④《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4-08/18/content_2736451.htm，2014年8月17日。
⑥陈敏、张晓纯：《告别“黄金时代”——对52位传统媒体人离职告白的内容分析》，《新闻记者》2016年第2期。
⑦唐燕玲：《地市级媒体融合发展的难题与对策》，《新闻研究导刊》2017年第12期。
⑧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组织文化”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1%E4%B8%9A%E6%96%87%E5%8C%96？fromtitle=%E7%BB%84%E7%BB%87%E6%96%87%E5%8C%96&fromid=983013.
⑨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系统性”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3%BB%E7%BB%9F%E6%80%A7.
⑩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六识”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D%E8%AF%86.
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意识”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4%8F%E8%AF%86/941923.
信息茧房是指人们在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由于信息技术提供了更自我的思想空间和任何领域的巨量知识，一些人还可能进一步逃避社会中的种种矛盾，成为与世隔绝的孤立者。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信息茧房”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A1%E6%81%AF%E8%8C%A7%E6%88%BF.
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智慧”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BA%E6%85%A7/129438.
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愿景”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4%BF%E6%99%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