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与“小康”是古代儒家宣扬的两种不同的理想社会形态，均出于《礼记·礼运》篇，其作者通过孔子之口描绘了“大同”与“小康”的社会状况，称“大道之行”的时代为“大同”，称“三代之英”的时代为“小康”。
　　


　　“大同”是天下为公的社会，是儒家建立合理的社会存在的最高理想，在“大同”社会里，主要特征是不独亲其亲，也不独子其子，做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那些失去了妻子或丈夫的人、孤儿或老人、身体有残疾的人等“皆有所养”；虽然厌恶浪费财富，但不占为己有；大家争先恐后努力工作，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社会。其结果社会上人与人之间都诚实以待，计谋奸诈之事不会发生，盗窃乱贼也不会出现了，自然是夜不闭户，这就是“大同”。
　　相对于“大同”社会的理想性，儒家对于“小康”的描述要现实得多。“小康”社会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在这样的社会中，“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社会出现了私有化，计谋奸诈之事就发生了，争夺就产生了，战争就出现了。面对如此社会现实，就有圣人出来提倡礼义，建立制度，以维护这样的社会秩序不至于因争夺过度而崩溃。礼义的作用在于“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这就是“小康”。
　　不难看出，“大同”与“小康”在性质与特征上根本不同，却又是前后相继的两个历史时代，以夏禹为界限，以大道之行或隐为标志，他们把夏禹以前的时代称之为大道之行的大同之世，把由夏禹开始的三代称之为小康之世，这样一种观念在事实上记录了中国从上古到三代的演变进程，透露出历史发展的轨迹。
　　然而《礼运》对于“大同”与“小康”的描述，并不是为了要去客观地记叙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轨迹，而是通过把过去的历史理想化，从而寄托儒家思想家关于合理性的社会存在的最高理想，这种理想并不是要人们重新回到三代的世界，而是通过把历史理想化来提升现实生活，既然“大同”与“小康”这样合理性的社会存在，在历史上是曾经有过的现实形态，以历史事实作为根据，它们就可以重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理想毕竟只是理想，它有实现的可能性，但没有全部实现的现实性。故而中国历史上从未实现过这样的理想，但是对于儒家来说，由于这种理想被赋予了现实性的品格，并有历史作为凭藉，因而一定能够把它变成现实，转化现实政治。关键在于，人们必须始终抱有追求理想并使之实现的信念，这是一个人生态度问题。儒家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心中建立起了追求社会理想的精神，承担了去建立一种合理性的社会存在的责任，并为之奔走呼号，摇旗呐喊，在他们看来，通过这样的努力奋斗，人们就向理想社会迈进了一步。
　　(《礼记·礼运》篇关于“大同”与“小康”的理想，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关于天下有道的大同之世，千百年来鼓舞无数志士仁人投身到建立这种理想社会的运动之中。特别是晚清以来的一些革命家与思想家，或多或少受到过“大同”思想的影响，他们以儒家的“大同”理想作为旗子，鼓舞人们为争取合理性的社会存在而奋斗。
　　以康有为为例，他对“大同”社会理想的宣传鼓吹可谓不遗余力，专门写了一本《大同书》，在书中他设计了一个与现实社会相对立的理想的“大同境界”。他认为现实社会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忧患苦恼”交织在一起，同时向人们压迫而来。究其原因是由于社会的不平等，只要消除了这些不平等，就可以实现没有痛苦的“大同”世界。在康有为的观念中，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这样的社会“人人皆公，人人皆平”，“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神之殊，无男女之异”，每个人都要劳动，并把劳动所得的一部分拿出来作为公共财产，以抚养社会的弱者，形成了为公去私，舍己助人的高尚品德。
　　相对于“大同”的理想性而言，“小康”则要现实得多，求稳定，求富足，生命财产能够得到保护是人们的现实要求，这也正是对任何一个合理性的社会存在基本的合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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