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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面临重大的考验时期，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靠总量刺激政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从调整与优化结构出发推动经济增长，才是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所在。
一、“抓中间、带两头”的重化倾斜战略推动了中国工业化跨越式发展
改革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实力乏弱，人均收入水平低，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的条件下，为实现“赶超”型战略目标，我国没有按照先行国家均衡发展的规律，选择具有要素比较优势的轻工业作为主导产业，循序渐进地推进工业化进程，而是选择了资本与资源密集型的、对GDP增长贡献力度大的重型化工业（以钢铁、石化、化工、有色、建材五大产业组成的原材料产业）作为主导产业，通过对重化工业的倾斜性投资，形成巨大的中间产品生产能力，进而带动上游资源性工业与下游劳动和技术密集型的加工工业的发展，加速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阶段性演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按投入产出法的测算，从1981—2012年期间，是我国工业化由初中期迈向中后期的演变时期。与我国工业化阶段密切相关，中间投入的变化是影响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最重要因素。中间投入变化使得工业比重提高了9.3个百分点，而使得农业、建筑业、服务业的比重分别下降了8.9、5.7、7.3个百分点。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抓中间、带两头”的非均衡工业化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由于钢铁、石化、化工、有色、建材重化产业既是“吃”进能源、资源初级品的需求产业，又是“吐”出原材料满足加工工业需求的供给产业，这样，作为中间品产业的重化工业生产能力迅猛扩张，既带动了上游的粮食、煤炭、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资源性产业生产能力与进口需求的扩张，又满足了下游的轻工、纺织、机械、电子工业等轻重加工工业发展的需要，也适应了交通、通讯等社会基础设施扩张的需要，从而使得我国主要工业产能成为世界最大规模，已基本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实施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使得我国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工业化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路程，由改革初期的工业化初期阶段跨越式地进入到了工业化后期初段，我国综合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
二、“中间大、两头小”的产业结构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
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战略在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形成了“中间大、两头小”的失衡型产业结构，就是生产中间产品的重化工业生产能力过大，导致生产初级产品的资源开采业供给不足，生产最终产品的加工业需求不足。这种“中间大、两头小”的产业结构受到资源、环境、市场等多方面的制约，已经难以为继，面临优化结构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
中游产业过大。重化工业处在产业链条的中端，是承前启后的中间品产业。由于重化工业具有“三高一资”即高耗资、高耗能、高耗材，资源依赖型的特征，决定了如果重化工业的生产能力过大，就会成为对上游资源性产业需求的巨大吸纳能力，对下游加工性产业巨大供给压力的过剩产业。2011年我国粗钢产能、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等原材料产业标志性产品的生产能力已经过剩，产能利用率明显不足，而生产能力盲目扩张的势头有增无减。因此，如何有效地“减肥”，抑制中间品的生产能力过剩，对于整个结构优化就显得极为重要。
上游产业群过小。相对于庞大的钢铁、有色、建材等原材料工业的刚性需求，我国上游资源、能源性产业的供给能力明显不足。尽管我国要大力推进重化工业的节能减排，但是要保证未来20年左右时间的工业化发展，中国至少需要铁矿石300亿吨、铜精矿l.5亿吨和铝土矿50亿吨等重要资源，上游产业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战略期限内均是短缺性产业的基本格局不会改变。由于国内资源与能源密集型产业国内扩张空间有限，不得不大量依赖国外进口，我国的能源、资源等大宗商品的国外依赖度不断提升，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油气等大宗商品的消费国。因此，如何有效地拓宽上游产业的生产能力是长期的战略性问题。
下游产业群过小。当中游产业“吃进”上游产业产品的“胃口”越大，就越需要下游产业提供巨大的“订单”，为中间品提供用武之地，进而经过深加工满足终端消费的市场需求，从而实现产业链条的良性循环。但是由于受到技术瓶颈、收入分配、行政化垄断等因素的约束，最终消费需求没有被激发出来，下游产业“胃口”太小，形成的新型生产能力弱小，既不能吸纳中游产业的庞大产品供给，又不能满足最终消费升级与生产升级的需求。多年来，我国过剩的原材料产业不得不大量依赖出口来寻找市场。从前景来看，“中间大、两头小”的失衡结构难以持续，必须转型升级，进行战略性调整。
三、“扩两头、压（或稳）中间”将成为未来中国结构优化与增长的主旋律
从全局来看，随着国民经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与工业化后期的新阶段，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目标，在推动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向以高加工为主导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不能再延续“中间大、两头小”的失衡结构，而应当形成“扩两头、压中间”的均衡结构，即压缩中间产品（资本密集型重化产业）的供给能力，扩大生产初级产品（资源密集型产业）与生产最终产品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供给能力，才能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与结构均衡，为持续、协调、稳定增长创造有利条件。
多方面扩大上游产业供给能力。要保障我国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能源与资源供给，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与资源产业体系，应当一手抓挖潜，加大资源能源勘探力度，提高节约利用、高效开发水平，形成一批重要矿产能源与资源的战略接续区。一手抓开源，高效发展包括核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在内的新能源，同时深化国际能源资源开发和加工互利合作，构建资源再生和回收利用体系，加大资源的国际化保障力度，形成国际能源资源的供给基地。
压缩与优化中游产业供给能力。淘汰中间品产业多余的产能，使原材料产业实现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为此需要压缩、整合与转型替代，多管齐下进行“减肥”。一方面，要严格控制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五大原材料产业的总量，淘汰落后产能，推进节能减排，优化产业布局，提高产业集中度。另一方面，要培育发展新材料产业，加快传统基础产业升级换代，推动原材料工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大力扩张下游产业的供给能力。要使庞大的中间产品的供给得以充分释放，需要生产最终（或终端）产品的下游产业创造大订单，推动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均衡。
一是扩大小康型消费品供给能力。适应温饱型消费升级为小康型消费的需要，重点扩大公租房、新能源轿车、数字文化、体育用品、医疗服务、教育培训、旅游专列、养老产业等多样化、多层次消费品产业生产能力，保障住有所居，行有所畅、病有所医、闲有所乐、玩有所去、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的最终消费需求的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最大的家庭汽车、旅游、住房、文化体育、养老等家庭消费的市场，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消费动力。
二是扩大高端制造业供给能力。高端制造业不仅消费庞大的中间品产能，而且给各行各业匹配先进装备，因此，高端制造业作为终端产业是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关键所在。未来加快先进交通运输、矿产能源、节能环保、循环经济与安全装备、智能装备的开发，重点开发高速铁路、轨道交通、电动汽车、大型新能源发电装备、节能锅炉、数控机床、机器人等高端与先进制造业产品，为经济增长创造新型工业化的终端产业大订单。
三是扩大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无论是消费产业群，还是高端制造业，均需要基础设施的支撑。未来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逐步培育壮大一批现代化城市群，加强重点新区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消耗中间品过剩产能，实现结构均衡的重要渠道。
（王元京，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
一、“抓中间、带两头”的重化倾斜战略推动了中国工业化跨越式发展
改革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实力乏弱，人均收入水平低，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的条件下，为实现“赶超”型战略目标，我国没有按照先行国家均衡发展的规律，选择具有要素比较优势的轻工业作为主导产业，循序渐进地推进工业化进程，而是选择了资本与资源密集型的、对GDP增长贡献力度大的重型化工业（以钢铁、石化、化工、有色、建材五大产业组成的原材料产业）作为主导产业，通过对重化工业的倾斜性投资，形成巨大的中间产品生产能力，进而带动上游资源性工业与下游劳动和技术密集型的加工工业的发展，加速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阶段性演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按投入产出法的测算，从1981—2012年期间，是我国工业化由初中期迈向中后期的演变时期。与我国工业化阶段密切相关，中间投入的变化是影响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最重要因素。中间投入变化使得工业比重提高了9.3个百分点，而使得农业、建筑业、服务业的比重分别下降了8.9、5.7、7.3个百分点。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抓中间、带两头”的非均衡工业化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由于钢铁、石化、化工、有色、建材重化产业既是“吃”进能源、资源初级品的需求产业，又是“吐”出原材料满足加工工业需求的供给产业，这样，作为中间品产业的重化工业生产能力迅猛扩张，既带动了上游的粮食、煤炭、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资源性产业生产能力与进口需求的扩张，又满足了下游的轻工、纺织、机械、电子工业等轻重加工工业发展的需要，也适应了交通、通讯等社会基础设施扩张的需要，从而使得我国主要工业产能成为世界最大规模，已基本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实施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使得我国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工业化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路程，由改革初期的工业化初期阶段跨越式地进入到了工业化后期初段，我国综合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
二、“中间大、两头小”的产业结构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
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战略在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形成了“中间大、两头小”的失衡型产业结构，就是生产中间产品的重化工业生产能力过大，导致生产初级产品的资源开采业供给不足，生产最终产品的加工业需求不足。这种“中间大、两头小”的产业结构受到资源、环境、市场等多方面的制约，已经难以为继，面临优化结构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
中游产业过大。重化工业处在产业链条的中端，是承前启后的中间品产业。由于重化工业具有“三高一资”即高耗资、高耗能、高耗材，资源依赖型的特征，决定了如果重化工业的生产能力过大，就会成为对上游资源性产业需求的巨大吸纳能力，对下游加工性产业巨大供给压力的过剩产业。2011年我国粗钢产能、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等原材料产业标志性产品的生产能力已经过剩，产能利用率明显不足，而生产能力盲目扩张的势头有增无减。因此，如何有效地“减肥”，抑制中间品的生产能力过剩，对于整个结构优化就显得极为重要。
上游产业群过小。相对于庞大的钢铁、有色、建材等原材料工业的刚性需求，我国上游资源、能源性产业的供给能力明显不足。尽管我国要大力推进重化工业的节能减排，但是要保证未来20年左右时间的工业化发展，中国至少需要铁矿石300亿吨、铜精矿l.5亿吨和铝土矿50亿吨等重要资源，上游产业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战略期限内均是短缺性产业的基本格局不会改变。由于国内资源与能源密集型产业国内扩张空间有限，不得不大量依赖国外进口，我国的能源、资源等大宗商品的国外依赖度不断提升，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油气等大宗商品的消费国。因此，如何有效地拓宽上游产业的生产能力是长期的战略性问题。
下游产业群过小。当中游产业“吃进”上游产业产品的“胃口”越大，就越需要下游产业提供巨大的“订单”，为中间品提供用武之地，进而经过深加工满足终端消费的市场需求，从而实现产业链条的良性循环。但是由于受到技术瓶颈、收入分配、行政化垄断等因素的约束，最终消费需求没有被激发出来，下游产业“胃口”太小，形成的新型生产能力弱小，既不能吸纳中游产业的庞大产品供给，又不能满足最终消费升级与生产升级的需求。多年来，我国过剩的原材料产业不得不大量依赖出口来寻找市场。从前景来看，“中间大、两头小”的失衡结构难以持续，必须转型升级，进行战略性调整。
三、“扩两头、压（或稳）中间”将成为未来中国结构优化与增长的主旋律
从全局来看，随着国民经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与工业化后期的新阶段，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目标，在推动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向以高加工为主导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不能再延续“中间大、两头小”的失衡结构，而应当形成“扩两头、压中间”的均衡结构，即压缩中间产品（资本密集型重化产业）的供给能力，扩大生产初级产品（资源密集型产业）与生产最终产品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供给能力，才能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与结构均衡，为持续、协调、稳定增长创造有利条件。
多方面扩大上游产业供给能力。要保障我国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能源与资源供给，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与资源产业体系，应当一手抓挖潜，加大资源能源勘探力度，提高节约利用、高效开发水平，形成一批重要矿产能源与资源的战略接续区。一手抓开源，高效发展包括核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在内的新能源，同时深化国际能源资源开发和加工互利合作，构建资源再生和回收利用体系，加大资源的国际化保障力度，形成国际能源资源的供给基地。
压缩与优化中游产业供给能力。淘汰中间品产业多余的产能，使原材料产业实现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为此需要压缩、整合与转型替代，多管齐下进行“减肥”。一方面，要严格控制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五大原材料产业的总量，淘汰落后产能，推进节能减排，优化产业布局，提高产业集中度。另一方面，要培育发展新材料产业，加快传统基础产业升级换代，推动原材料工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大力扩张下游产业的供给能力。要使庞大的中间产品的供给得以充分释放，需要生产最终（或终端）产品的下游产业创造大订单，推动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均衡。
一是扩大小康型消费品供给能力。适应温饱型消费升级为小康型消费的需要，重点扩大公租房、新能源轿车、数字文化、体育用品、医疗服务、教育培训、旅游专列、养老产业等多样化、多层次消费品产业生产能力，保障住有所居，行有所畅、病有所医、闲有所乐、玩有所去、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的最终消费需求的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最大的家庭汽车、旅游、住房、文化体育、养老等家庭消费的市场，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消费动力。
二是扩大高端制造业供给能力。高端制造业不仅消费庞大的中间品产能，而且给各行各业匹配先进装备，因此，高端制造业作为终端产业是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关键所在。未来加快先进交通运输、矿产能源、节能环保、循环经济与安全装备、智能装备的开发，重点开发高速铁路、轨道交通、电动汽车、大型新能源发电装备、节能锅炉、数控机床、机器人等高端与先进制造业产品，为经济增长创造新型工业化的终端产业大订单。
三是扩大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无论是消费产业群，还是高端制造业，均需要基础设施的支撑。未来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逐步培育壮大一批现代化城市群，加强重点新区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消耗中间品过剩产能，实现结构均衡的重要渠道。
（王元京，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