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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潘学固，祖籍安徽安庆，1893年生于安徽安庆，1982年逝于上海，享年九十岁。他生前是著名书法家、书法艺术教育家，曾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上海分会名誉理事，入选《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
出身于翰墨世家
我家乃翰墨世家，先十二世祖木崖公为明末宿儒，博学多才，乃桐城派戴名世的老师；伯祖父潘陛，有江南才子之称，当时以诗、书、画驰名文坛：先祖潘淇，精草书，于右任先生对其书法推崇备至，曾跋先祖草书《饮酒诗》册日：“闻先生已归道山，予于研讨草书之时，失一导师，感慨无已”。祖母王仲淹亦长于诗书，父亲自小就耳濡目染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
父亲六岁始临池习书，他先习欧、颜楷法，打好基础，后广涉历代碑帖，尤对二王法帖爱不释手，勤习苦练，由于他的勤奋和聪颖，他八岁时便能为别人写春联，作楹联条幅了，尤擅双钩，夏日里同学手中所持之折扇，大半都书有他的双钩作品。
少年时代，他曾伏在安徽巡警学堂的墙头上，目睹了徐锡麟烈士刺杀满清安徽巡抚恩铭的全过程，留下了极深刻的记忆，并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写下了这段回忆，并作《题剖心图》诗一首：
国破家亡太可伤，几人奋臂挽狂澜。
丹心一片昭千古，剖向光天万人看。
动荡不定的青壮年时代
遵循祖父的意愿，父亲先后就读于安徽政法专门学校和北京政法大学，毕业后供职于安徽省政府，在省财政厅、民政厅、保安处等多机构任职。
十几年的仕海生涯，父亲目睹军阀、官僚横行，民不聊生，内心萌发了“实业救国”的愿望。他先后在安徽怀宁地区办了几个小煤矿，设计过不少采矿机械设备。
抗日战争初，父亲携全家到了重庆大后方，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赈济委员会主席许世英是我家世交，赈济委员会主要负责抗日战争中的难民收容安置工作，父亲受命任赈济委员会委员兼第四赈济工厂厂长，收容各地难民做工人，产品为国民党军队军服、被服等专用品。父亲还受命在四川江津德感坝创设瓷器厂一座。
初到四川之时，父亲得暇常与潘伯鹰、曾克湍、周弃子等文艺作家诗酒往返，观摩书画，并和他们一起举办了书法、篆刻展览会，活跃了当时大后方的文化艺术氛围，深受观者赞赏。父亲怀着对一代哲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的崇敬之情，跟随他堂叔潘赞化先生一起去探望过当时蜗居江津的陈独秀先生。
后来，由父亲的结拜兄弟、时任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社会部次长的黄伯度先生的引荐，父亲受行政院资源委员会采金局之委任，出任经济部松潘采金处处长，创办了官商合办的中华金矿公司，任总经理。他通过对四川松潘的实地考察，并对大量矿苗的研究分析，拟定了一个详细的开发计划，颇受主管部门的注意。但因当时松潘一带土匪袍哥骚乱，作业无法进展，继而日寇投降，父亲便弃之东下了。
抗战胜利后，我们举家迁居南京，一度迁回故乡安庆。1949年初举家迁到上海定居。解放后，父亲将安徽怀宁煤矿及工程设备全部无偿捐给国家，义无反顾地投向书法篆刻艺术事业中。筹建新中国第一个书法篆刻的社会团体
旧社会颠沛流离的生活使父亲没有更多的暇余顾及书法，解放后，特别是在1960年他受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时，激动万分，喜不自禁地说：“我现在真有些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的心情一‘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我平生之宿愿，终能实现，来日方长，当急迫之……。”
他在担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书画篆刻和诗歌组组长之后，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弘扬中华民族国粹的事业中，为书法艺术之发展做了许多令人称颂之事。他自镌大方闲章一枚明志，印文为：“出生于君主主义时代，进步于新民主主义时代，将享受于社会主义时代，希望步入共产主义时代。”这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老知识分子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
1961年4月，父亲和沈尹默、潘伯鹰、王个籍、郭绍虞等先生，以当时文史馆书画组28位馆员为基本会员，筹建了上海市书法金石篆刻研究会。父亲时任文史馆书画组组长，建会的许多具体事务都是由父亲一手操办(此研究会即是现书法协会前身)。
1961年，上海市青年宫与书法金石篆刻研究会联合举办书法班，父亲满怀热诚地参加了这一书法大普及的活动：书法班一共办了九届，父亲是开班伊始的教师之一，至第五、六届后，仅父亲一人执教。
在青年宫执教期间，父亲在书艺教学上一丝不苟，常引用李北海的话：“学我者死，师我者俗”来告诫学生，一定要“取法乎上”。父亲强调基本功训练，口授言传、悬腕示范，谆谆教导学者在执笔、运笔、永字八画上的书法要点。他自编“写字歌”，将书法的各种基本技巧以诗歌的形式一一道出，他以生动活泼的比喻描绘了各种笔划及各种病笔的基本特征，并将每种笔划的书写布局及病笔起因以图例方式一一说明，这种深入浅出的讲授把书法基本知识渲染得生趣盎然、引人入胜，这种平易近人和诲人不倦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还特别注重书法教育的普及活动，除在青年宫书法班执教外，还常去市少年宫讲书法，对各区、县文化馆、少年宫、学校的邀请，他也十分重视。这些活动只在“文革”期间中断了一些时日，直至他病逝前，基本上只要有邀请，他均出席，有时甚至是带病坚持出席。
如痴如癫研究“飞白体”
父亲在反复遍阅史游、张芝、怀素等名家法帖后，潜心于钻研孙过庭之书法及书论，十分折服于《书谱》在书论上的精辟见解，在对《书谱》所提出的“执”“使”“用”“转”长期实践后，深得其奥秘，更加深了他的艺术造诣，作书心手合一、刚柔相济、体态万千，是为海内外称道的“神仙书”，达到“人书俱老”之境界，更有评论家评价父亲的书法篆刻艺术为：“安徽自邓石如后，此人为一绝。”
因感宋人薛绍彭为《书谱》遗散失落部分的“补遗”与孙氏原作不甚融契，父亲便开始了续《书谱》的工作。得益于多年的潜心钻研，他对《书谱》谙熟于心、几可背临，他的“补遗”墨迹酣畅、行文淋漓，直与孙过庭《书谱》上篇形交神合，惟妙惟肖。老友朱屺瞻、方去疾、孙仲威、翁闿运等多位行家曾赞日：“潘老‘补遗’，得其形而传其神，若以此再版《书谱》，那便与孙氏原作天衣无缝了!”
父亲晚年的另一成就，在于他逝世前两年对“飞白体”的研究。“飞白体”又名“飞帛”，相传是东汉大书家蔡邕从工匠用大笤帚蘸石灰水粉刷墙壁得到启发而创造的一种书体，这种书体，唐代最兴，宋、元、明、清亦有人传习，近现代研究的人很少，基本濒临佚亡。1980年春夏之交，日本书法家川上景年来沪开书法展，作品中有一些“飞白书”，激励了父亲研究“飞白体”的决心。他认为“飞白体”本我汉代蔡邕所创，现日人研究，作为中国人，怎可坐视这种艺术在本土湮没呢?
自此父亲不顾年老体弱，夜以继日遍寻古籍、冥思苦想。
首先要解决书写工具，按史书记载，历代之“飞白体”皆用竹笔，他自制了 多种材料的笔，通过反复实践，选择了蓄墨多、柔韧性较强的藤笔。然后就在用笔上下功夫：如何表现出如布帛临风飞舞之姿?如何在侧锋圆转之处妙生奇趣?他精磨细琢，睡则用指头在铺盖上比划，就餐时用筷子在桌上运腕，或面壁沉思，或哑然自笑，作习书用的毛边纸堆起成一大叠，在几乎是忘我的境界中，终于写成了他理想中的飞白书：“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这句后人对王羲之书法的评语，在父亲的“飞白书”中云烟起伏，犹如春风轻拂白炼、空灵秀丽、透纸离纸，活泼多姿。
按原计划，他还要将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整理分析撰写成文，他认为那是挽救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件大事。在他病重期间，首先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件事，常常执意起床“做一些事情”，而我们做子女的，当不忍心他起床再添劳累，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止。现在想来，这或许是使父亲抱恨终身的憾事。现家中仅存留飞白作品十余帧，这真是书法界的一大憾事。
晚年自号“老学”，勤学不懈
晚年他自号“老学”，取“活到老，学到老”之意。他镌刻“学到老”、“老而学”、“秉烛之光”闲章明志，告诫我们要乘年轻精力旺盛时多学些东西。他说：“学海无涯，年轻人要学，老年人也要学，越老越要学，古人云‘老而好学，如秉烛之光’，切莫小看了这烛光，许多支烛光在一起也能璀璨辉煌哩!”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家迁居茂林路，父亲请他的学生在小天井中手植箭杆竹数丛，又本《兰亭序》中“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句作对联，日：“家居茂林修竹胸怀崇山峻岭”，并书以楹联挂于南墙，用以告诫自己不可疏怠、不可倨傲，书林森森，各臻妙境，只有孜孜砣砣，勤学不懈，才能开辟出新的境界。
平时我家的客人总是络绎不绝，对那些来求书的人，父亲都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客人临走，他必亲自送到大门口站着直至客人走远。
父亲对这些有志于书法篆刻艺术的年轻人，总是分外热情接待，倾心倾力地将毕生之潜心研究和盘拖出，这应是时下商业氛围十分浓厚的书法界所无法理解的事吧。
父亲的书法篆刻作品，除多次参加全国性、全市性大型展览并印有专册外，还多次参加涉外展览、广交会，以书法作品增进了与港澳同胞、东南亚、日本及美籍华人的友谊，有许多作品作为礼品赠送给国际友人。
1980年秋，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欲云游天下，父亲应邀写了百幅作品，分赠给全国各地之名山古刹。后来，嵩山少林寺、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山西五台山等几十处名胜古迹均有函至家中表示谢意。
父亲的书法作品，在为修复名胜古迹，颂扬祖国古老文化方面也作了很大贡献。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龙华庙大修，修葺后的龙华塔顶及各殿宇屋脊，都换上了父亲的墨翰。
父亲在促进海内外艺术交流活动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1979年上海市友好代表团出访日本，父亲与刘海粟等书画名家共同创作了大量书画精品，馈赠日本朋友，同年再度参加上海一大阪书法联合展览。1980年日本政府代表团访华，他书写《中日友好万古常青》条幅专赠。同年，鉴真和尚塑像回国探亲，他又作《恭逢鉴真大师归宁祖国颂》：
心光圆照五蕴空，眼明常被浮尘障，华夏扶桑皆佛土，无去无来自在观。
诗以洒金罗纹宣纸写后装裱，赠日本奈良招提寺。
1987年3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和上海书协联合举办了《潘学固先生遗墨展》，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先生为展会题词。来自全国各地观者如云，盛况空前。应观众要求，展期延长了两天。这在书法展史上实属罕见。电视、电台及报章等各新闻媒体都争相介绍了父亲的书品和人品。
1992年7月，父亲部分书法作品由上海书店编汇成集，由赵朴初先生题写书名的《潘学固先生遗墨》出版了，受到了国内外书法爱好者之欢迎，方去疾先生为遗墨集题了序，盛赞父亲为书法艺术奉献一生。
1992年金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和安庆市博物馆联合举办了《潘学固先生遗墨展》，实现了父亲回故乡举办书法展览的夙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共有九位书法家远涉皖地参加展会。展览会由安庆市人大主任剪彩，安庆电视台连日报道展会盛况，四面八方的乡亲络绎不绝地前去参观，盛赞父亲的书法艺术。
(作者为原广东省中山市港华燃气公司副总经理)
责任编辑 张 鑫
出身于翰墨世家
我家乃翰墨世家，先十二世祖木崖公为明末宿儒，博学多才，乃桐城派戴名世的老师；伯祖父潘陛，有江南才子之称，当时以诗、书、画驰名文坛：先祖潘淇，精草书，于右任先生对其书法推崇备至，曾跋先祖草书《饮酒诗》册日：“闻先生已归道山，予于研讨草书之时，失一导师，感慨无已”。祖母王仲淹亦长于诗书，父亲自小就耳濡目染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
父亲六岁始临池习书，他先习欧、颜楷法，打好基础，后广涉历代碑帖，尤对二王法帖爱不释手，勤习苦练，由于他的勤奋和聪颖，他八岁时便能为别人写春联，作楹联条幅了，尤擅双钩，夏日里同学手中所持之折扇，大半都书有他的双钩作品。
少年时代，他曾伏在安徽巡警学堂的墙头上，目睹了徐锡麟烈士刺杀满清安徽巡抚恩铭的全过程，留下了极深刻的记忆，并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写下了这段回忆，并作《题剖心图》诗一首：
国破家亡太可伤，几人奋臂挽狂澜。
丹心一片昭千古，剖向光天万人看。
动荡不定的青壮年时代
遵循祖父的意愿，父亲先后就读于安徽政法专门学校和北京政法大学，毕业后供职于安徽省政府，在省财政厅、民政厅、保安处等多机构任职。
十几年的仕海生涯，父亲目睹军阀、官僚横行，民不聊生，内心萌发了“实业救国”的愿望。他先后在安徽怀宁地区办了几个小煤矿，设计过不少采矿机械设备。
抗日战争初，父亲携全家到了重庆大后方，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赈济委员会主席许世英是我家世交，赈济委员会主要负责抗日战争中的难民收容安置工作，父亲受命任赈济委员会委员兼第四赈济工厂厂长，收容各地难民做工人，产品为国民党军队军服、被服等专用品。父亲还受命在四川江津德感坝创设瓷器厂一座。
初到四川之时，父亲得暇常与潘伯鹰、曾克湍、周弃子等文艺作家诗酒往返，观摩书画，并和他们一起举办了书法、篆刻展览会，活跃了当时大后方的文化艺术氛围，深受观者赞赏。父亲怀着对一代哲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的崇敬之情，跟随他堂叔潘赞化先生一起去探望过当时蜗居江津的陈独秀先生。
后来，由父亲的结拜兄弟、时任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社会部次长的黄伯度先生的引荐，父亲受行政院资源委员会采金局之委任，出任经济部松潘采金处处长，创办了官商合办的中华金矿公司，任总经理。他通过对四川松潘的实地考察，并对大量矿苗的研究分析，拟定了一个详细的开发计划，颇受主管部门的注意。但因当时松潘一带土匪袍哥骚乱，作业无法进展，继而日寇投降，父亲便弃之东下了。
抗战胜利后，我们举家迁居南京，一度迁回故乡安庆。1949年初举家迁到上海定居。解放后，父亲将安徽怀宁煤矿及工程设备全部无偿捐给国家，义无反顾地投向书法篆刻艺术事业中。筹建新中国第一个书法篆刻的社会团体
旧社会颠沛流离的生活使父亲没有更多的暇余顾及书法，解放后，特别是在1960年他受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时，激动万分，喜不自禁地说：“我现在真有些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的心情一‘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我平生之宿愿，终能实现，来日方长，当急迫之……。”
他在担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书画篆刻和诗歌组组长之后，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弘扬中华民族国粹的事业中，为书法艺术之发展做了许多令人称颂之事。他自镌大方闲章一枚明志，印文为：“出生于君主主义时代，进步于新民主主义时代，将享受于社会主义时代，希望步入共产主义时代。”这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老知识分子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
1961年4月，父亲和沈尹默、潘伯鹰、王个籍、郭绍虞等先生，以当时文史馆书画组28位馆员为基本会员，筹建了上海市书法金石篆刻研究会。父亲时任文史馆书画组组长，建会的许多具体事务都是由父亲一手操办(此研究会即是现书法协会前身)。
1961年，上海市青年宫与书法金石篆刻研究会联合举办书法班，父亲满怀热诚地参加了这一书法大普及的活动：书法班一共办了九届，父亲是开班伊始的教师之一，至第五、六届后，仅父亲一人执教。
在青年宫执教期间，父亲在书艺教学上一丝不苟，常引用李北海的话：“学我者死，师我者俗”来告诫学生，一定要“取法乎上”。父亲强调基本功训练，口授言传、悬腕示范，谆谆教导学者在执笔、运笔、永字八画上的书法要点。他自编“写字歌”，将书法的各种基本技巧以诗歌的形式一一道出，他以生动活泼的比喻描绘了各种笔划及各种病笔的基本特征，并将每种笔划的书写布局及病笔起因以图例方式一一说明，这种深入浅出的讲授把书法基本知识渲染得生趣盎然、引人入胜，这种平易近人和诲人不倦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还特别注重书法教育的普及活动，除在青年宫书法班执教外，还常去市少年宫讲书法，对各区、县文化馆、少年宫、学校的邀请，他也十分重视。这些活动只在“文革”期间中断了一些时日，直至他病逝前，基本上只要有邀请，他均出席，有时甚至是带病坚持出席。
如痴如癫研究“飞白体”
父亲在反复遍阅史游、张芝、怀素等名家法帖后，潜心于钻研孙过庭之书法及书论，十分折服于《书谱》在书论上的精辟见解，在对《书谱》所提出的“执”“使”“用”“转”长期实践后，深得其奥秘，更加深了他的艺术造诣，作书心手合一、刚柔相济、体态万千，是为海内外称道的“神仙书”，达到“人书俱老”之境界，更有评论家评价父亲的书法篆刻艺术为：“安徽自邓石如后，此人为一绝。”
因感宋人薛绍彭为《书谱》遗散失落部分的“补遗”与孙氏原作不甚融契，父亲便开始了续《书谱》的工作。得益于多年的潜心钻研，他对《书谱》谙熟于心、几可背临，他的“补遗”墨迹酣畅、行文淋漓，直与孙过庭《书谱》上篇形交神合，惟妙惟肖。老友朱屺瞻、方去疾、孙仲威、翁闿运等多位行家曾赞日：“潘老‘补遗’，得其形而传其神，若以此再版《书谱》，那便与孙氏原作天衣无缝了!”
父亲晚年的另一成就，在于他逝世前两年对“飞白体”的研究。“飞白体”又名“飞帛”，相传是东汉大书家蔡邕从工匠用大笤帚蘸石灰水粉刷墙壁得到启发而创造的一种书体，这种书体，唐代最兴，宋、元、明、清亦有人传习，近现代研究的人很少，基本濒临佚亡。1980年春夏之交，日本书法家川上景年来沪开书法展，作品中有一些“飞白书”，激励了父亲研究“飞白体”的决心。他认为“飞白体”本我汉代蔡邕所创，现日人研究，作为中国人，怎可坐视这种艺术在本土湮没呢?
自此父亲不顾年老体弱，夜以继日遍寻古籍、冥思苦想。
首先要解决书写工具，按史书记载，历代之“飞白体”皆用竹笔，他自制了 多种材料的笔，通过反复实践，选择了蓄墨多、柔韧性较强的藤笔。然后就在用笔上下功夫：如何表现出如布帛临风飞舞之姿?如何在侧锋圆转之处妙生奇趣?他精磨细琢，睡则用指头在铺盖上比划，就餐时用筷子在桌上运腕，或面壁沉思，或哑然自笑，作习书用的毛边纸堆起成一大叠，在几乎是忘我的境界中，终于写成了他理想中的飞白书：“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这句后人对王羲之书法的评语，在父亲的“飞白书”中云烟起伏，犹如春风轻拂白炼、空灵秀丽、透纸离纸，活泼多姿。
按原计划，他还要将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整理分析撰写成文，他认为那是挽救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件大事。在他病重期间，首先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件事，常常执意起床“做一些事情”，而我们做子女的，当不忍心他起床再添劳累，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止。现在想来，这或许是使父亲抱恨终身的憾事。现家中仅存留飞白作品十余帧，这真是书法界的一大憾事。
晚年自号“老学”，勤学不懈
晚年他自号“老学”，取“活到老，学到老”之意。他镌刻“学到老”、“老而学”、“秉烛之光”闲章明志，告诫我们要乘年轻精力旺盛时多学些东西。他说：“学海无涯，年轻人要学，老年人也要学，越老越要学，古人云‘老而好学，如秉烛之光’，切莫小看了这烛光，许多支烛光在一起也能璀璨辉煌哩!”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家迁居茂林路，父亲请他的学生在小天井中手植箭杆竹数丛，又本《兰亭序》中“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句作对联，日：“家居茂林修竹胸怀崇山峻岭”，并书以楹联挂于南墙，用以告诫自己不可疏怠、不可倨傲，书林森森，各臻妙境，只有孜孜砣砣，勤学不懈，才能开辟出新的境界。
平时我家的客人总是络绎不绝，对那些来求书的人，父亲都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客人临走，他必亲自送到大门口站着直至客人走远。
父亲对这些有志于书法篆刻艺术的年轻人，总是分外热情接待，倾心倾力地将毕生之潜心研究和盘拖出，这应是时下商业氛围十分浓厚的书法界所无法理解的事吧。
父亲的书法篆刻作品，除多次参加全国性、全市性大型展览并印有专册外，还多次参加涉外展览、广交会，以书法作品增进了与港澳同胞、东南亚、日本及美籍华人的友谊，有许多作品作为礼品赠送给国际友人。
1980年秋，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欲云游天下，父亲应邀写了百幅作品，分赠给全国各地之名山古刹。后来，嵩山少林寺、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山西五台山等几十处名胜古迹均有函至家中表示谢意。
父亲的书法作品，在为修复名胜古迹，颂扬祖国古老文化方面也作了很大贡献。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龙华庙大修，修葺后的龙华塔顶及各殿宇屋脊，都换上了父亲的墨翰。
父亲在促进海内外艺术交流活动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1979年上海市友好代表团出访日本，父亲与刘海粟等书画名家共同创作了大量书画精品，馈赠日本朋友，同年再度参加上海一大阪书法联合展览。1980年日本政府代表团访华，他书写《中日友好万古常青》条幅专赠。同年，鉴真和尚塑像回国探亲，他又作《恭逢鉴真大师归宁祖国颂》：
心光圆照五蕴空，眼明常被浮尘障，华夏扶桑皆佛土，无去无来自在观。
诗以洒金罗纹宣纸写后装裱，赠日本奈良招提寺。
1987年3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和上海书协联合举办了《潘学固先生遗墨展》，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先生为展会题词。来自全国各地观者如云，盛况空前。应观众要求，展期延长了两天。这在书法展史上实属罕见。电视、电台及报章等各新闻媒体都争相介绍了父亲的书品和人品。
1992年7月，父亲部分书法作品由上海书店编汇成集，由赵朴初先生题写书名的《潘学固先生遗墨》出版了，受到了国内外书法爱好者之欢迎，方去疾先生为遗墨集题了序，盛赞父亲为书法艺术奉献一生。
1992年金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和安庆市博物馆联合举办了《潘学固先生遗墨展》，实现了父亲回故乡举办书法展览的夙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共有九位书法家远涉皖地参加展会。展览会由安庆市人大主任剪彩，安庆电视台连日报道展会盛况，四面八方的乡亲络绎不绝地前去参观，盛赞父亲的书法艺术。
(作者为原广东省中山市港华燃气公司副总经理)
责任编辑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