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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上海电影博物馆就将正式对外开放。博物馆的所在地位于原上海电影制片厂，这座4层小楼如今承载着这座城市昔日的电影记忆。万籁鸣的手稿档案、谢晋《芙蓉镇》的拍摄档案、赵丹的字画、费穆《孔夫子》和阮玲玉《再会吧，上海》的剧照底片，以及王丹凤、张瑞芳、白杨、刘琼等一代明星捐赠的与电影史有关的珍贵物品，都将陆续与观众见面。
6 月 3 日下午，某电影发布会在漕溪北路 595 号内的一个巨幕影厅举行。5年以来，这场电影发布会是在这里举行的第一场公共活动。对于上海电影人来说，漕溪北路 595 号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门牌号——它就是原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所在地；而如今，人们可能会被它陌生又现代的新容所震慑，现在它的名字叫做“上影广场”，大面积的建筑留白、几何形玻璃幕墙、黑白灰的搭配使它更像是一座时尚地标。上海电影博物馆就位于上影广场正中的一幢楼内。
历史与功能
还未进博物馆大门，首先冲击观者眼球的，便是大门口一座两米多高的塑像。喜爱中国老电影的影迷能一眼就辨认出这个塑像：三个人物——工农兵，呈屹立不倒的三角造型，伸向天空的手臂似乎要引领这个三角形往更高的地方飞跃——它就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厂标。
厂标雕塑与整体建筑的混搭，已经预示了这个新开张的电影博物馆的总体基调。一头是上海电影百年来纸醉金迷的有产阶级底蕴；另一头是起源于 30 年代、高潮于六七十年代的左翼传统—矗立门前的工农兵顽强地抵抗着岁月的剥蚀。
博物馆一楼主要为两个影厅，进门左手边是一个 4D 影厅，座位虽少（80 多座），但设备先进，新一代杜比全景声（Dolby Atmos）支持的 128 路无损音轨，64 路独立输出，更有真实效果模仿电影情境。只是这个影厅以后的主要用途是艺术影片的观摩放映，所谓的4D效果有时反而会增加观影的负担：5 月 22 日下午 4D 影厅联机试片，放映 3D 版《大闹天宫》，有观众在孙猴子跳海去龙宫时被喷了一脸水，而二郎神变蛇时则会让人觉得屁股下面有东西在拱……
进门右手边是一个“东方巨幕”放映厅，它是原上海电影制片厂的 5 号摄影棚。6 月 3 日的电影发布会播放了一段预告片，第一次使观众体验到 240 平方米的巨幕效果。由于它采用的是激光照射技术，银幕亮度似乎要超过市面上的 Imax。
一楼大厅里，还有一件展品令人印象深刻。1996 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照明工程师晏仲芳因发明电影特效闪电灯系统，获得第68届美国奥斯卡技术成就奖。他是第一个获得奥斯卡技术奖的中国影人。在计算机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特效闪电灯用于在电影实景中制造雷电特效，曾被运用于《侏罗纪公园》、《真实的谎言》等多部好莱坞大片。其实，特效闪电灯最初的灵感源于一个偶然：在一次棚内实拍中，晏仲芳错将 220 伏的灯，接到 380 伏的线路上，灯光亮了一下就暗了，灯泡却没有碎。晏仲芳觉得这种效果非常像闪电，如果能持续保持这种效果，就可以解决令灯光师头痛的闪电效果难题。经过反复试验，晏仲芳终于成功发明了闪电灯。
岁月与荣耀
从一楼到四楼，都是电影博物馆的展区，再往上，便是上影集团的办公区域。二楼被称为“电影工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厂和东方电影频道都在这层楼里办公，观者可以透过透明的玻璃，看到正在画画的画师和正在配音的声优。
三楼展区展示了电影技术的方方面面。从摄影机、洗印机，到录音机、放映机等等设备，对于数码时代的人们来说，这些胶片时代的电影机器就像是精密却笨拙的玩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台 30 年代联华公司用过的 Newall 型号摄影机，策展人石川在上影库房里的一次偶然发现，让它焕发了往日的光彩。当然也有遗憾，首台国产维纳牌 35mm 摄影机并没有现身。维纳牌摄影机 1947 年由郑崇兰研发成功，首批出产 12 台，一台售予昆仑公司，第一部拍摄的，就是名片《一江春水向东流》。1949 年后昆仑公私合营，资产归了上影。70 年代时还有人见过这台机器，但 1974 年郑先生辞世后，该机再无音信。
博物馆的四楼是整个展区的重头戏。这里讲述了百年来上海电影的历史、影人以及重要影片背后的故事。上影库房里有多达数十万件藏品，大多属于这一类别。可惜的是，并没有相应的大空间将这种地位上的重要性完全呈现出来。这个区域的展览特点主要还集中于向大众普及中国电影史的知识，它把中国电影的复杂性浓缩为代表性的影人、影片，普通观众能从中得到乐趣，但若需要进一步发挥好博物馆的功能，这个区域的展览工作还需时日来深化。当然，有趣的东西依然不少，比如《芙蓉镇》的拍摄档案和《大闹天宫》的手稿。
万籁鸣的《大闹天宫》手稿此次被列为上海电影博物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同样位列十大的还有前文提到的联华摄影机。但是其他八件宝贝到底是什么，现在还处于保密状态，要等到 6 月 16 日开馆的时候才能正式揭开谜底。
从四楼下来，一楼大厅的一面墙上，陈列着许多上影出品的影片所获得的奖杯。这面奖杯墙的存在，把观者从影史的遨游中拉回到现实。看完整个博物馆，你会蓦然醒悟，原来所有的一切，都为了要发展成这样。官方的电影史逻辑有力得就像工农兵塑像里那只伸向天空的手。
专访策展人、上海大学教授石川
资金是上海电影博物馆面临的大问题
记者：这次布展的团队有多少人？
石川：人很多，大概包括下面几个团队：博物馆的营运方、我们这些外聘的策展人、设计团队，还有负责施工的上海美术公司。我们策展的团队前后大约有十几个人。设计的团队也有五六个设计师。
记者：你们和设计团队以及具体的布展团队是怎样合作的？
石川：我们先写展览大纲，大纲去年就开始做了，做好之后拿去送审，前后做了 5 个版本的大纲，而且中间不知道改了多少次。修改主要是根据博物馆的空间布局和库房里现有文物的情况。大纲通过之后，就送给设计师，设计师根据展品的内容去设计整个展览，然后他再返回修改意见，就是这样反反复复。 记者：你们挑选展品的标准是什么？
石川：要展现电影工业的方方面面。现在上影库房里文献类的藏品比较多，但是你展览的时候不能全展文献，那就变成档案馆了，所以实物的展品也需要很多，实物展品也要有均衡性，比如电影生产工具类的、个人物品类的，等等，都要有。个人物品类的藏品主要来自捐赠。还有一部分藏品来自拍卖。
记者：库房里的藏品有几十万件，目前的整理情况怎么样？
石川：归类的工作已经完成。大体上也知道各类物品的来历，比如说电影的道具，以前拍的时候是有登记的，现在就是查找的证明。但一些老的东西的来龙去脉还不是很清楚。工作量太大了，一时难以完成，还需要开馆之后慢慢整理。
记者：捐赠的藏品有哪些比较珍贵的？
石川：有些是本人捐赠的。王丹凤现在还健在，我们之前找过她，她就把以前的衣服都捐了出来。另外张瑞芳去世以后，她儿子就把很珍贵的日记本捐了出来，还有白杨的女儿捐了母亲所有的遗物，刘琼的女儿也捐了很多。他们几位的家属现在都在海外，一知道上海要建博物馆，立刻就和我们联系了。我觉得我们这个事情早就应该做的，现在做都有点晚了，上海的文化名人实在是太多了。
记者：万籁鸣的手稿档案是怎么拿到的？
石川：以前的上影厂以及它下面的美术片场、译制片场，有非常严格的创作档案制度。从作品的构思、初稿，一直到完成，都要进入档案的。此次展览还有一套谢晋的《芙蓉镇》的完整档案，其实每部片子都是这样子的。这些档案都在这几个厂的档案室里，数量以十万计，根本没办法一一翻。我们就选了比较重要的万籁鸣来做展览。将来还会发现很多好东西。
记者：整理库房时还有哪些惊喜？
石川：其实是不断地有惊喜发生，比如《孔夫子》的剧照，去年找到的，是剧照的底片。后来还找到了比《孔夫子》更早的一部片子的剧照，就是阮玲玉的《再会吧，上海》，这部片子的拷贝早就遗失了，谁都没看过这个电影，这个剧照的底片可能比《孔夫子》更珍贵。还有《武训传》的剧照和工作照的底片。
记者：三楼有一整排历史遗留的摄影机，有些很珍贵，如联华公司用过的摄影机，它是怎么被保存到现在的？
石川：这个摄影机我们倒真的没有搞清楚，它是怎么从联华到了上影厂，具体的曲折经历，都不太清楚。但根据公司的变迁，大体上还能猜到八九分。当时联华公司有两台进口摄影机，其中一部就是这部 Newall 型号的。联华公司抗战爆发之后就歇业了，它的片场后来被日据时代的“华影”收入囊中。战后，“华影”的资产属于“逆产”，就被国民政府接收了，后来进入了昆仑公司。解放后公私合营，可能这样就流入上影库房了吧。50 年代可能还拍过一些片子，60 年代后就退役了。是我在库房里发现它的，放在一个不起眼的箱子里，堆在角落，箱子一转过来，就出现了联华两个字，我就心想，不得了了……
记者：进入正轨之后，会有特展吗？
石川：肯定有的。比如上海影人字画，这些东西多得不得了，足够单独拿出来展，这次只拿出少数珍贵的，比如赵丹的四幅字画。
记者：一楼的影厅，会有开幕的影展吗？
石川：7 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个开幕展，叫作“子归海上”，放映费穆的《孔夫子》。拷贝从香港运来。在一楼的 4D 影厅放，这个影厅不会做商业放映。
记者：上海电影博物馆由于没有自己的电影拷贝收藏，举办这样的影展会碰到资金方面的问题吗？
石川：肯定会有的。由于我们的体制原因，建国后，上海的老电影拷贝都归了北京，现在都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现在从那边借拷贝，都是要钱的，而且我们的影厅不是很大，才 80 多个座位，放一场，总是要亏的。像《孔夫子》这个项目，就是到文化发展基金会去申请资金的。我希望以后会有企业的赞助或者设立固定的基金。
记者：上影集团有拨款吗？
石川：它是一家企业，不可能来给我们补贴的。筹备过程中的经费包含在上影广场的项目费中，当然是它出的。市委宣传部也补贴了一部分。但是进入日常运营之后，就没有钱了，只能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钱的问题。博物馆的票价还没有通过物价局的审核，有说 60 元的，也有说 30 元的，还要等物价局最后决定。
记者：政府也没有补贴吗？
石川：我个人的观点，目前电影博物馆的定位是有问题的。它现在被定位为“行业博物馆”，我觉得这个定位太低了，上海电影和上海自来水、上海消防不一样！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上海电影就是中国电影，如果把它定位成行业博物馆，那就是自我矮化！当然，这还需要我们和政府再协商，争取到“市立博物馆”的定位，那就有政府全额拨款了，不过和上海博物馆平起平坐似乎也不太可能。现在上海电影博物馆的起点这么高，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好的电影资料馆之一，但在目前的运营模式下，完全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这怎么可能呢？
6 月 3 日下午，某电影发布会在漕溪北路 595 号内的一个巨幕影厅举行。5年以来，这场电影发布会是在这里举行的第一场公共活动。对于上海电影人来说，漕溪北路 595 号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门牌号——它就是原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所在地；而如今，人们可能会被它陌生又现代的新容所震慑，现在它的名字叫做“上影广场”，大面积的建筑留白、几何形玻璃幕墙、黑白灰的搭配使它更像是一座时尚地标。上海电影博物馆就位于上影广场正中的一幢楼内。
历史与功能
还未进博物馆大门，首先冲击观者眼球的，便是大门口一座两米多高的塑像。喜爱中国老电影的影迷能一眼就辨认出这个塑像：三个人物——工农兵，呈屹立不倒的三角造型，伸向天空的手臂似乎要引领这个三角形往更高的地方飞跃——它就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厂标。
厂标雕塑与整体建筑的混搭，已经预示了这个新开张的电影博物馆的总体基调。一头是上海电影百年来纸醉金迷的有产阶级底蕴；另一头是起源于 30 年代、高潮于六七十年代的左翼传统—矗立门前的工农兵顽强地抵抗着岁月的剥蚀。
博物馆一楼主要为两个影厅，进门左手边是一个 4D 影厅，座位虽少（80 多座），但设备先进，新一代杜比全景声（Dolby Atmos）支持的 128 路无损音轨，64 路独立输出，更有真实效果模仿电影情境。只是这个影厅以后的主要用途是艺术影片的观摩放映，所谓的4D效果有时反而会增加观影的负担：5 月 22 日下午 4D 影厅联机试片，放映 3D 版《大闹天宫》，有观众在孙猴子跳海去龙宫时被喷了一脸水，而二郎神变蛇时则会让人觉得屁股下面有东西在拱……
进门右手边是一个“东方巨幕”放映厅，它是原上海电影制片厂的 5 号摄影棚。6 月 3 日的电影发布会播放了一段预告片，第一次使观众体验到 240 平方米的巨幕效果。由于它采用的是激光照射技术，银幕亮度似乎要超过市面上的 Imax。
一楼大厅里，还有一件展品令人印象深刻。1996 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照明工程师晏仲芳因发明电影特效闪电灯系统，获得第68届美国奥斯卡技术成就奖。他是第一个获得奥斯卡技术奖的中国影人。在计算机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特效闪电灯用于在电影实景中制造雷电特效，曾被运用于《侏罗纪公园》、《真实的谎言》等多部好莱坞大片。其实，特效闪电灯最初的灵感源于一个偶然：在一次棚内实拍中，晏仲芳错将 220 伏的灯，接到 380 伏的线路上，灯光亮了一下就暗了，灯泡却没有碎。晏仲芳觉得这种效果非常像闪电，如果能持续保持这种效果，就可以解决令灯光师头痛的闪电效果难题。经过反复试验，晏仲芳终于成功发明了闪电灯。
岁月与荣耀
从一楼到四楼，都是电影博物馆的展区，再往上，便是上影集团的办公区域。二楼被称为“电影工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厂和东方电影频道都在这层楼里办公，观者可以透过透明的玻璃，看到正在画画的画师和正在配音的声优。
三楼展区展示了电影技术的方方面面。从摄影机、洗印机，到录音机、放映机等等设备，对于数码时代的人们来说，这些胶片时代的电影机器就像是精密却笨拙的玩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台 30 年代联华公司用过的 Newall 型号摄影机，策展人石川在上影库房里的一次偶然发现，让它焕发了往日的光彩。当然也有遗憾，首台国产维纳牌 35mm 摄影机并没有现身。维纳牌摄影机 1947 年由郑崇兰研发成功，首批出产 12 台，一台售予昆仑公司，第一部拍摄的，就是名片《一江春水向东流》。1949 年后昆仑公私合营，资产归了上影。70 年代时还有人见过这台机器，但 1974 年郑先生辞世后，该机再无音信。
博物馆的四楼是整个展区的重头戏。这里讲述了百年来上海电影的历史、影人以及重要影片背后的故事。上影库房里有多达数十万件藏品，大多属于这一类别。可惜的是，并没有相应的大空间将这种地位上的重要性完全呈现出来。这个区域的展览特点主要还集中于向大众普及中国电影史的知识，它把中国电影的复杂性浓缩为代表性的影人、影片，普通观众能从中得到乐趣，但若需要进一步发挥好博物馆的功能，这个区域的展览工作还需时日来深化。当然，有趣的东西依然不少，比如《芙蓉镇》的拍摄档案和《大闹天宫》的手稿。
万籁鸣的《大闹天宫》手稿此次被列为上海电影博物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同样位列十大的还有前文提到的联华摄影机。但是其他八件宝贝到底是什么，现在还处于保密状态，要等到 6 月 16 日开馆的时候才能正式揭开谜底。
从四楼下来，一楼大厅的一面墙上，陈列着许多上影出品的影片所获得的奖杯。这面奖杯墙的存在，把观者从影史的遨游中拉回到现实。看完整个博物馆，你会蓦然醒悟，原来所有的一切，都为了要发展成这样。官方的电影史逻辑有力得就像工农兵塑像里那只伸向天空的手。
专访策展人、上海大学教授石川
资金是上海电影博物馆面临的大问题
记者：这次布展的团队有多少人？
石川：人很多，大概包括下面几个团队：博物馆的营运方、我们这些外聘的策展人、设计团队，还有负责施工的上海美术公司。我们策展的团队前后大约有十几个人。设计的团队也有五六个设计师。
记者：你们和设计团队以及具体的布展团队是怎样合作的？
石川：我们先写展览大纲，大纲去年就开始做了，做好之后拿去送审，前后做了 5 个版本的大纲，而且中间不知道改了多少次。修改主要是根据博物馆的空间布局和库房里现有文物的情况。大纲通过之后，就送给设计师，设计师根据展品的内容去设计整个展览，然后他再返回修改意见，就是这样反反复复。 记者：你们挑选展品的标准是什么？
石川：要展现电影工业的方方面面。现在上影库房里文献类的藏品比较多，但是你展览的时候不能全展文献，那就变成档案馆了，所以实物的展品也需要很多，实物展品也要有均衡性，比如电影生产工具类的、个人物品类的，等等，都要有。个人物品类的藏品主要来自捐赠。还有一部分藏品来自拍卖。
记者：库房里的藏品有几十万件，目前的整理情况怎么样？
石川：归类的工作已经完成。大体上也知道各类物品的来历，比如说电影的道具，以前拍的时候是有登记的，现在就是查找的证明。但一些老的东西的来龙去脉还不是很清楚。工作量太大了，一时难以完成，还需要开馆之后慢慢整理。
记者：捐赠的藏品有哪些比较珍贵的？
石川：有些是本人捐赠的。王丹凤现在还健在，我们之前找过她，她就把以前的衣服都捐了出来。另外张瑞芳去世以后，她儿子就把很珍贵的日记本捐了出来，还有白杨的女儿捐了母亲所有的遗物，刘琼的女儿也捐了很多。他们几位的家属现在都在海外，一知道上海要建博物馆，立刻就和我们联系了。我觉得我们这个事情早就应该做的，现在做都有点晚了，上海的文化名人实在是太多了。
记者：万籁鸣的手稿档案是怎么拿到的？
石川：以前的上影厂以及它下面的美术片场、译制片场，有非常严格的创作档案制度。从作品的构思、初稿，一直到完成，都要进入档案的。此次展览还有一套谢晋的《芙蓉镇》的完整档案，其实每部片子都是这样子的。这些档案都在这几个厂的档案室里，数量以十万计，根本没办法一一翻。我们就选了比较重要的万籁鸣来做展览。将来还会发现很多好东西。
记者：整理库房时还有哪些惊喜？
石川：其实是不断地有惊喜发生，比如《孔夫子》的剧照，去年找到的，是剧照的底片。后来还找到了比《孔夫子》更早的一部片子的剧照，就是阮玲玉的《再会吧，上海》，这部片子的拷贝早就遗失了，谁都没看过这个电影，这个剧照的底片可能比《孔夫子》更珍贵。还有《武训传》的剧照和工作照的底片。
记者：三楼有一整排历史遗留的摄影机，有些很珍贵，如联华公司用过的摄影机，它是怎么被保存到现在的？
石川：这个摄影机我们倒真的没有搞清楚，它是怎么从联华到了上影厂，具体的曲折经历，都不太清楚。但根据公司的变迁，大体上还能猜到八九分。当时联华公司有两台进口摄影机，其中一部就是这部 Newall 型号的。联华公司抗战爆发之后就歇业了，它的片场后来被日据时代的“华影”收入囊中。战后，“华影”的资产属于“逆产”，就被国民政府接收了，后来进入了昆仑公司。解放后公私合营，可能这样就流入上影库房了吧。50 年代可能还拍过一些片子，60 年代后就退役了。是我在库房里发现它的，放在一个不起眼的箱子里，堆在角落，箱子一转过来，就出现了联华两个字，我就心想，不得了了……
记者：进入正轨之后，会有特展吗？
石川：肯定有的。比如上海影人字画，这些东西多得不得了，足够单独拿出来展，这次只拿出少数珍贵的，比如赵丹的四幅字画。
记者：一楼的影厅，会有开幕的影展吗？
石川：7 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个开幕展，叫作“子归海上”，放映费穆的《孔夫子》。拷贝从香港运来。在一楼的 4D 影厅放，这个影厅不会做商业放映。
记者：上海电影博物馆由于没有自己的电影拷贝收藏，举办这样的影展会碰到资金方面的问题吗？
石川：肯定会有的。由于我们的体制原因，建国后，上海的老电影拷贝都归了北京，现在都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现在从那边借拷贝，都是要钱的，而且我们的影厅不是很大，才 80 多个座位，放一场，总是要亏的。像《孔夫子》这个项目，就是到文化发展基金会去申请资金的。我希望以后会有企业的赞助或者设立固定的基金。
记者：上影集团有拨款吗？
石川：它是一家企业，不可能来给我们补贴的。筹备过程中的经费包含在上影广场的项目费中，当然是它出的。市委宣传部也补贴了一部分。但是进入日常运营之后，就没有钱了，只能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钱的问题。博物馆的票价还没有通过物价局的审核，有说 60 元的，也有说 30 元的，还要等物价局最后决定。
记者：政府也没有补贴吗？
石川：我个人的观点，目前电影博物馆的定位是有问题的。它现在被定位为“行业博物馆”，我觉得这个定位太低了，上海电影和上海自来水、上海消防不一样！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上海电影就是中国电影，如果把它定位成行业博物馆，那就是自我矮化！当然，这还需要我们和政府再协商，争取到“市立博物馆”的定位，那就有政府全额拨款了，不过和上海博物馆平起平坐似乎也不太可能。现在上海电影博物馆的起点这么高，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好的电影资料馆之一，但在目前的运营模式下，完全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这怎么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