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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年的全国人大会议筹备期间，发言人都要请上全国人大的同事、部委相关负责人、国内主流媒体记者等，分别召开座谈会，从中了解一年工作情况，倾听民生民意。
不过，这些“发布会”的主角不再是发言人，而是人大机关和部委工作人员，以及各类媒体记者。他们在会上的积极踊跃，各具特色的关注点颇有参考价值，也促进了人大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党政机关与媒体和社会公众的沟通，强化了监督。
人大内部座谈讲暗访：
就像电影预告片
在为两会服务的一系列座谈会中，通常最先进行的是与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和机关各部门的座谈。这样安排的合理性在于，全国人大会议，应该首先关注一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和监督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座谈会除了邀请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参与，常委会办公厅下的秘书局、研究室等16个单位也参加，覆盖政治、社会、经济、法律等各领域。
内部座谈会所涉及的问题，通常构成其后一系列部委座谈会的“浓缩版”。例如，在2017年的座谈中，财经委提到的热点问题包括人民币汇率、我国外汇储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房地产调控、实体经济，法工委谈到的热点涉及民法总则制定、《网络安全法》修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等，不难看出讨论的广度和深度，而且都与后期与部委座谈时谈到的问题有相当大的重合。
当然，人大内部座谈会凸显的是“人大视角”，关注的是立法和对执法的监督。例如，在雾霾问题上，人大环资委与环保部的角度不同。再如对社会关心的如何切实履行监督的问题，2017年内司委的介绍让我印象深刻。在执法检查和地方调研的时候，为了确保能看到真问题、真情况，采取了各种“暗访”措施，包括不带照相机和摄像机避免“暴露身份”，为了避免“被安排”，到最后一刻再通知行程等。
参加这类座谈会的很多同事，都是经验丰富的“老人大”，与他们交流，对准备两会的新闻工作帮助很大，既能探讨，又能向我支招，涉及哪个问题该向哪个部委了解。总之，这场人大内部座谈就像是一场电影的预告片，让我们对大会的新闻准备心里更有底。
與部委过招：
政策拼图哪家强，答问技巧来共享
在两会前的新闻准备工作中，分量比较重的是与各部委的座谈会。2017年，我们分别组织了八场部委座谈会，一共邀请了61家单位参加，其中两场与金融、经济有关，各部委都安排相关负责人出席。
在元旦过后的一段时间，我和政协发言人王国庆基本上整天泡在人大机关办公楼的会议室里，走马灯似的迎接各个部委的同事。每天从会议室出来的时候，总觉得身体极度疲惫，头脑却异常兴奋。
座谈议题同样聚焦于一年来各领域工作的重点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参会者会带来本部门按工作优先顺序排列的单子，大家围绕这些重点焦点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建议。随后几周内，各部委会调动力量，整理出相关问题的背景分析和答问参考，在限定的时间内对问题给出专业意见。
与部委的座谈，就好像共同完成一张国家发展和政策执行情况的拼图。每个部门都带来拼图的一个角。座谈中，我们也会观察和思考，一些社会问题的要害是什么，哪些问题最好由谁来回答，哪家给的答案最有说服力。
座谈中，我们也会通报从媒体座谈会上了解到的信息，也需要大致商定邀请哪些部委的负责人在两会期间召开记者会，建议哪些部委负责人在部长通道上接受采访，并探讨采访安排。事实上，设立部长通道，就是与部委和媒体充分沟通后创设的一大举措。
开会期间，各部委负责人也有记者会。我会把自己开记者会的经验和教训，乃至一些临场处置的技巧拿出来分享。比如，建议各部委给负责人开记者会准备的答问参考要尽量简洁，表功的话、套话、口号、大道理能省则省，针对提问直接回应：存在什么问题，政策措施是怎样的，打算如何处理。当然，政府各部门对两会期间的新闻和发布工作都要做认真准备，都有很强的团队。
我们还会向部委转达媒体的要求和意见。例如，有记者提到，如果开记者会的时候，有关领导长时间低头念稿子，大家都看不到讲话人的眼睛，这样容易沉闷。我认为，民众对官员的期待既“对事”，也“对人”，前者要求官员的回应尽可能专业客观，后者则希望看到官员是自信、真诚和平易近人的。
向媒体取经：
从“谁来监督监委”到“大型强子对撞机”
我们还要连续举行三场与新闻单位和媒体的座谈，了解公众过去一年间关注的焦点。
通常，第一场邀请的是中央主要媒体，第二场邀请都市综合类媒体，比如新京报、财新、南方周末等。最后一场邀请网络媒体，除了人民网、新华网等，还有澎湃新闻和观察者网。参会者多是常跑两会的记者或者媒体负责人，都是有备而来。
在我看来，媒体座谈会主要是帮助大会找问题。这有两层意思，首先是指找话题。有的话题是几年接续下来的，比如雾霾和反腐败，有些则是每年新出现的热点，比如2016年的南海问题、“十三五”规划和2017年的民法总则，尤其是社会突发事件。与媒体座谈后，如同制作出一张热点图。不同媒体谈到的很多问题是重复的，而这种“重复”恰恰是座谈会的价值。一个话题被媒体重复提到的次数越多，就越说明社会关注度高，也越有必要给予关注、做出回应。
第二层意思是说，确定话题后，能更精确地锁定问题。只有热点图还不够，还必须清楚这些话题会衍生出哪些问题。比如反腐败，大家更关注某些“大案要案”的进展，还是海外追逃追赃？是反腐败国家立法，还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即使大家都在注意同一个话题，但各媒体提出的问题和视角却不一样。央媒参会者比较有高度和宏观视野，常有犀利和让人“头疼”的问题。我对围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思考，比如“监察体制改革是否需要修宪”“谁来监督监委”等问题的思考，很多都是参考了他们的提问和发言。
都市类媒体更平视和“接地气”，他们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往往可以“以小见大”，例如雾霾、限行政策的合法性、网约车规范、校园欺凌预防，乃至房价、电信诈骗和个人信息泄露、医疗纠纷等。
网络媒体的关注则更新、更快。每次和他们座谈总是很新鲜、有意思，我不仅能获得新角度、听到新问题，还能学到新词汇、新说法。记得在2016年的座谈会上，一家网媒在列举社会热点时，提到了网上围绕大型强子对撞机的争论。说实话，此前我对此知之甚少，记者讲了来龙去脉后发现，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超越了具体事件，大家更关心的是国家对大型项目的审批和监督。对于发言人，这样“冷门”和“小众”的问题也需要了解。网络时代，这些问题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转化成社会热点。
除了“找问题”，每年的媒体座谈会也是听建议的好机会。如何更好管理发布会和记者会的现场、如何更加合理地安排采访证件的申请与发放、如何让两会各代表团更加开放、如何增加新媒体和新技术在两会报道中的分量……各种建议层出不穷，技术性的建议往往很快能落实和改进，一些涉及更深层的问题也会受到重视。
在“输入”——找问题、听建议之外，我们也利用媒体座谈会见缝插针地搞“输出”，做主动宣传和澄清误解的工作，我觉得，记者对情况了解得越充分，就越容易客观报道，进而通达到社会公众。
我承认，不可能让每件事、每个问题都能在记者会上画上句号，但我们可以一起提出一个问号，或者点上一个逗号。在我的发布会上没找到答案，还可以在两会期间各部委记者会上继续寻找;有些即使一时没有答案，但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可能引发讨论，推动更多信息释放。有些棘手的问题哪怕短时间难解决，但是通过两会这个高度聚光的平台，可让相关部委更好地了解公众的关切，有助于将来更好地解决。 （作者现为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任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新闻发言人）
不过，这些“发布会”的主角不再是发言人，而是人大机关和部委工作人员，以及各类媒体记者。他们在会上的积极踊跃，各具特色的关注点颇有参考价值，也促进了人大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党政机关与媒体和社会公众的沟通，强化了监督。
人大内部座谈讲暗访：
就像电影预告片
在为两会服务的一系列座谈会中，通常最先进行的是与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和机关各部门的座谈。这样安排的合理性在于，全国人大会议，应该首先关注一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和监督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座谈会除了邀请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参与，常委会办公厅下的秘书局、研究室等16个单位也参加，覆盖政治、社会、经济、法律等各领域。
内部座谈会所涉及的问题，通常构成其后一系列部委座谈会的“浓缩版”。例如，在2017年的座谈中，财经委提到的热点问题包括人民币汇率、我国外汇储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房地产调控、实体经济，法工委谈到的热点涉及民法总则制定、《网络安全法》修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等，不难看出讨论的广度和深度，而且都与后期与部委座谈时谈到的问题有相当大的重合。
当然，人大内部座谈会凸显的是“人大视角”，关注的是立法和对执法的监督。例如，在雾霾问题上，人大环资委与环保部的角度不同。再如对社会关心的如何切实履行监督的问题，2017年内司委的介绍让我印象深刻。在执法检查和地方调研的时候，为了确保能看到真问题、真情况，采取了各种“暗访”措施，包括不带照相机和摄像机避免“暴露身份”，为了避免“被安排”，到最后一刻再通知行程等。
参加这类座谈会的很多同事，都是经验丰富的“老人大”，与他们交流，对准备两会的新闻工作帮助很大，既能探讨，又能向我支招，涉及哪个问题该向哪个部委了解。总之，这场人大内部座谈就像是一场电影的预告片，让我们对大会的新闻准备心里更有底。
與部委过招：
政策拼图哪家强，答问技巧来共享
在两会前的新闻准备工作中，分量比较重的是与各部委的座谈会。2017年，我们分别组织了八场部委座谈会，一共邀请了61家单位参加，其中两场与金融、经济有关，各部委都安排相关负责人出席。
在元旦过后的一段时间，我和政协发言人王国庆基本上整天泡在人大机关办公楼的会议室里，走马灯似的迎接各个部委的同事。每天从会议室出来的时候，总觉得身体极度疲惫，头脑却异常兴奋。
座谈议题同样聚焦于一年来各领域工作的重点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参会者会带来本部门按工作优先顺序排列的单子，大家围绕这些重点焦点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建议。随后几周内，各部委会调动力量，整理出相关问题的背景分析和答问参考，在限定的时间内对问题给出专业意见。
与部委的座谈，就好像共同完成一张国家发展和政策执行情况的拼图。每个部门都带来拼图的一个角。座谈中，我们也会观察和思考，一些社会问题的要害是什么，哪些问题最好由谁来回答，哪家给的答案最有说服力。
座谈中，我们也会通报从媒体座谈会上了解到的信息，也需要大致商定邀请哪些部委的负责人在两会期间召开记者会，建议哪些部委负责人在部长通道上接受采访，并探讨采访安排。事实上，设立部长通道，就是与部委和媒体充分沟通后创设的一大举措。
开会期间，各部委负责人也有记者会。我会把自己开记者会的经验和教训，乃至一些临场处置的技巧拿出来分享。比如，建议各部委给负责人开记者会准备的答问参考要尽量简洁，表功的话、套话、口号、大道理能省则省，针对提问直接回应：存在什么问题，政策措施是怎样的，打算如何处理。当然，政府各部门对两会期间的新闻和发布工作都要做认真准备，都有很强的团队。
我们还会向部委转达媒体的要求和意见。例如，有记者提到，如果开记者会的时候，有关领导长时间低头念稿子，大家都看不到讲话人的眼睛，这样容易沉闷。我认为，民众对官员的期待既“对事”，也“对人”，前者要求官员的回应尽可能专业客观，后者则希望看到官员是自信、真诚和平易近人的。
向媒体取经：
从“谁来监督监委”到“大型强子对撞机”
我们还要连续举行三场与新闻单位和媒体的座谈，了解公众过去一年间关注的焦点。
通常，第一场邀请的是中央主要媒体，第二场邀请都市综合类媒体，比如新京报、财新、南方周末等。最后一场邀请网络媒体，除了人民网、新华网等，还有澎湃新闻和观察者网。参会者多是常跑两会的记者或者媒体负责人，都是有备而来。
在我看来，媒体座谈会主要是帮助大会找问题。这有两层意思，首先是指找话题。有的话题是几年接续下来的，比如雾霾和反腐败，有些则是每年新出现的热点，比如2016年的南海问题、“十三五”规划和2017年的民法总则，尤其是社会突发事件。与媒体座谈后，如同制作出一张热点图。不同媒体谈到的很多问题是重复的，而这种“重复”恰恰是座谈会的价值。一个话题被媒体重复提到的次数越多，就越说明社会关注度高，也越有必要给予关注、做出回应。
第二层意思是说，确定话题后，能更精确地锁定问题。只有热点图还不够，还必须清楚这些话题会衍生出哪些问题。比如反腐败，大家更关注某些“大案要案”的进展，还是海外追逃追赃？是反腐败国家立法，还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即使大家都在注意同一个话题，但各媒体提出的问题和视角却不一样。央媒参会者比较有高度和宏观视野，常有犀利和让人“头疼”的问题。我对围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思考，比如“监察体制改革是否需要修宪”“谁来监督监委”等问题的思考，很多都是参考了他们的提问和发言。
都市类媒体更平视和“接地气”，他们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往往可以“以小见大”，例如雾霾、限行政策的合法性、网约车规范、校园欺凌预防，乃至房价、电信诈骗和个人信息泄露、医疗纠纷等。
网络媒体的关注则更新、更快。每次和他们座谈总是很新鲜、有意思，我不仅能获得新角度、听到新问题，还能学到新词汇、新说法。记得在2016年的座谈会上，一家网媒在列举社会热点时，提到了网上围绕大型强子对撞机的争论。说实话，此前我对此知之甚少，记者讲了来龙去脉后发现，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超越了具体事件，大家更关心的是国家对大型项目的审批和监督。对于发言人，这样“冷门”和“小众”的问题也需要了解。网络时代，这些问题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转化成社会热点。
除了“找问题”，每年的媒体座谈会也是听建议的好机会。如何更好管理发布会和记者会的现场、如何更加合理地安排采访证件的申请与发放、如何让两会各代表团更加开放、如何增加新媒体和新技术在两会报道中的分量……各种建议层出不穷，技术性的建议往往很快能落实和改进，一些涉及更深层的问题也会受到重视。
在“输入”——找问题、听建议之外，我们也利用媒体座谈会见缝插针地搞“输出”，做主动宣传和澄清误解的工作，我觉得，记者对情况了解得越充分，就越容易客观报道，进而通达到社会公众。
我承认，不可能让每件事、每个问题都能在记者会上画上句号，但我们可以一起提出一个问号，或者点上一个逗号。在我的发布会上没找到答案，还可以在两会期间各部委记者会上继续寻找;有些即使一时没有答案，但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可能引发讨论，推动更多信息释放。有些棘手的问题哪怕短时间难解决，但是通过两会这个高度聚光的平台，可让相关部委更好地了解公众的关切，有助于将来更好地解决。 （作者现为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任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新闻发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