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历史学家羽田亨于1919年旅居欧洲时收集了大量的敦煌写本照片，自1935年起通过药商武田长兵卫购买了432件李盛铎旧藏写本后，又用了八年时间四处收购，使其敦煌写本收藏数量达735件，为日本国内敦煌写本收藏之最。同时，他还积极收集了日本各地古籍书店、博物馆以及中村不折等收藏家所藏敦煌写本的图片资料。
　　关键词：羽田亨；敦煌写本；收集；敦煌秘笈
　　中图分类号：G256.1；G264G25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3-0184-06
　　
　　Haneda Toru and Dunhuang Documents
　　
　　TAKATA Tokio1 Trans., NIU Yuan2
　　(1.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Tokyo, Japan;
　　2. Information Center, Dunhuang Academy, Dunhuang, Gansu 736200)
　　
　　Abstract: Historian Haneda Toru collected a lot of photos of Dunhuang documents when he sojourned in Europe in 1919. Beginning in 1935, he bought through druggist Takeda 432 manuscripts originally collected by Li Shengduo and he thereafter spent eight years purchasing manuscripts from every possible source, creating a collection of 735 Dunhuang documents, amounting to the largest Japanese collection of Dunhuang documents. Meanwhile, he also searched for photos of Dunhuang documents collected in bookstores of classics, museums, or by private collectors like Nakamura Fuestsu.
　　Keywords: Haneda Toru; Dunhuang documents; Collection; Secret Dunhuang documents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前言
　　羽田亨（1882—1955）是日本近代卓越的历史学家，广博的语言学功底奠定了他在日本塞外史学、西域史学方面的功绩，并被国内外广泛认可，1936年被推举为帝国学士院会员。羽田于1938—1945年战争困难时期任京都大学总长，在行政方面也发挥了他的才干。1945年他被授予勋一等瑞宝章，选任为贵族院议员，1953年又被授予文化勋章。其著
　　作有《西域文明史概论》①[1]、《西域文化史》②[2]，学术论文等收录于《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二卷[3-4]。
　　羽田对敦煌写本的兴趣和收集倾注了他一生的热情。起初是得到同好武田长兵卫从天津李家所得李盛铎旧藏全部写本的转让，此后又不断从各处收购，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其数量已达736件，这在日本个人收藏中算是最大规模了。
　　一与伯希和的交往
　　 及《敦煌遗书》的出版
　　对于伯希和的中亚探险以及所获品，羽田一开始就非常关心。早在1910年，他根据法国杂志刊登的报道写了《伯希和氏的中亚旅行》③[4]533-540一文，介绍了其成果，并对今后的研究寄予很大的期待。1906年创立的京都帝国大学的文科大学侧重于东方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在汉学领域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新发现的敦煌遗书研究成为其绝好的项目。适逢京都文科大学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等教授迎来因辛亥革命而客居京都的罗振玉、王国维，他们便一同着手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开拓。1907年7月，羽田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进入当年设置的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担任东洋史学讲座的内藤湖南。顺便说一下，东大史学科毕业时和京大东洋史研究生院入学时，仅羽田一人，没有其他学生。两年后的1909年9月，羽田就任文科大学史学科讲师，1913年转为言语学讲座助教授，1924年晋升为教授，担当东洋史学第三讲座。年轻意气的羽田亨回归故乡京都读研究生和当大学讲师的时候，正是京都文科大学兴起敦煌学的时期，因而羽田也受其影响。
　　羽田于1919年7月起受命出差欧洲两年，期间倾力调查了英法所藏的敦煌写本，并带回了很多照片。特别是在巴黎得到了老相识伯希和的鼎力相助，不仅是国家图书馆所藏写本，甚至连伯希和本人因研究而放在手头的写本也借给了他[5]。这些照片资料除了羽田用于自己的研究外，还将其副本备置于东洋文库，以供其他研究者利用。羽田通过旅居欧洲的经历,一定也曾希望：虽不能如英国、法国的收藏品那么多，但若条件允许，将尽可能地收集敦煌写本，在日本也形成一定规模的敦煌写本收集品。羽田在巴黎调查的基础上，选出伯希和藏品中的一些精品，与伯希和合著出版了《敦煌遗书》[6]。后来，羽田利用武田长兵卫的援助资金收集了包括李盛铎旧藏写本在内的相当数量的敦煌写本，原本计划编辑出版《敦煌遗书续编》，但最终未能实现。
　　二羽田亨的敦煌写本收集
　　羽田积极收集敦煌写本是从1935年开始的。这年夏天，白坚（1883—？）受李盛铎小儿子李滂（1907—？）的委托，来到东京寻找李滂的生母。期间，白坚顺便到京都还办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商定将李家所藏敦煌写本卖与羽田。之后，李盛铎旧藏写本共432件,从次年2月起分批运到京都羽田处[7]。提供资金的是大阪经营制药公司的（第五代）武田长兵卫④。羽田此后又通过市场或者收藏家的割爱不断购入敦煌遗书，增加其收藏。
　　羽田每有新获时便随之记录，现在被称为《新增目录》的一览表即是其记录。从目录右下部记有“敦煌秘笈”四个字的便笺来看，羽田曾用此名来称呼这些收藏品{5}。根据目录，可将其来源统计如下（译者按:此处统计内容已译为中文）。引号内者为羽田本人在目录中的注记。
　　●433、434“右二卷，武田锐太郎氏从佐佐木处购入”
　　●435、436“右二卷，同上”（昭和十一年十一月六日）
　　●437—446“右十卷，从北尾处购入”（昭和十一年十月）
　　●447“右，武田锐太郎氏于奉天购入”（昭和十一年十二月三日接受）
　　●448—450“右三种，佐佐木处购入”（昭和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15、100、55
　　●451—455“右五种，羽溪博士让与”（昭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
　　●456、457“右二种，佐佐木处购入”（昭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35、35
　　●458《道徳经》购入处不明
　　●459《序听迷诗所经》（购自高楠顺次郎）
　　●460《一神论》（购自富冈谦藏）
　　●461—463“佐佐木处购入”（昭和十二年十二月）
　　●464“佐佐木处购入”（昭和十二年十二月）30
　　●465—467“谷口氏让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
　　●468—473“以上六卷，西胁济三郎氏让与”（昭和十三年一月）
　　●474—480“以上七卷，中村敏雄氏让与”（昭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481—484“于东京安藤氏处让与”（昭和十五年一月十五日）
　　●485“松村氏处”（昭和十四年十一月）
　　●486—500（阙）
　　●501—550“富冈氏所藏”
　　●551—590“敦煌出土清野藏书目录(40件）”（昭和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591—629“江藤涛雄处购入”（昭和十四年十一月）
　　●630—655“江藤氏处购入”（昭和十五年）
　　●656—670“以上15种，江藤涛雄处购入”（昭和十六年五月）
　　●671—724“江藤涛雄氏处购入”（昭和十七年四月）
　　●725—736“江藤处购入”（昭和十七年十二月）
　　从其标注来看，有从佐佐木（京都佐佐木竹苞楼）、北尾（大阪北尾书店）等书店购入的，也有羽溪博士（羽溪了谛,京大教授）、高楠顺次郎、富冈谦藏、清野（谦次）、西胁济三郎等学者乃至收藏家割爱所授的{1}，1939年（昭和十四年）之后基本都是从古董商江藤涛雄{2}处购入的。谷口氏、中村敏雄、东京安藤氏和松村氏等人不明。从所记“让与”来看，应非商人，而是收藏家{3}。值得一提的是，武田锐太郎之名两度出现，他是第五代武田长兵卫的长子，1943年承袭第六代武田长兵卫，可能受父亲的影响，对羽田的收集也曾鼎力相助。
　　从时间上看，这些经卷得手于1936年（昭和十一年）秋至1942年（昭和十七年）12月期间。算上1935年购入李盛铎旧藏写本在内，大概用了八年时间。最后一笔购买是在1942年12月，正好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周年，形势迫使其无法再进行写本收集，况且此时古籍商的活动也开始受国家管控，敦煌写本已不可能得手。但仅这八年的集中收集，已形成日本国内最为丰富的敦煌写本收藏。武田长兵卫一贯慷慨解囊的侠义之心也足让人钦佩。不过，1938年夏，董康给羽田写信探寻有无日本文化机关对八十余件刘延琛旧藏写本感兴趣时，竟未能收购{4}。
　　这些敦煌秘笈虽说是羽田积极收集的，但所有权终究属于出资的武田家族。战争末期，为躲避美军空袭，置于京大总长室的经卷在武田家的要求下被疏散转移。在战争结束前的1945年7月13日和15日这两天，将装有敦煌秘笈的17个箱子暂且运入大阪13个武田药品工厂内的钢筋混凝土书库，之后，又于8月1日移到了兵库县多纪郡大山村的民家。直至羽田于1955年去世，他再也没有机会投入敦煌秘笈的研究。
　　另外，羽田本人也收藏有几件敦煌（吐鲁番）写本。例如有名的《回鹘文摩尼教徒祈愿文》{5}、《观音经》等回鹘文佛教文献，但具体情况不详{1}。总之，它们都是回鹘文写本，是羽田未依赖武田家的援助资金，仅作为自己的研究资料而购买的{2}。有报告称{3}[8]，现在静冈县矶部武男氏所藏三十多件敦煌吐鲁番写本断片中，有的信封上盖有“京都市寺町通姉小路上ル／竹苞書樓佐々木惣四郎”的住所印，有的便笺上印有“敦煌秘笈”（即与上述标记《新增目录》相同的便笺），还有写“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的方格纸等等，这些都应是羽田的旧藏。羽田在购买李盛铎的432件旧藏写本时，为方便起见，是经佐佐木竹苞楼之手交付的[9］，这些断片因某种原因从李盛铎旧藏写本中被分离出来{4}。战争末期疏散之际，它们又未计入敦煌秘笈中，而被置留在羽田家。
　　三中村不折与羽田亨
　　羽田利用武田长兵卫的资助，自1935年起开始陆续购买李盛铎旧藏的敦煌写本，同时也积极调查了其他收藏家所藏的写本，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还进行了拍照。现在，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附属欧亚文化研究中心（羽田纪念馆）所藏《西域出土文献写真》即是羽田因研究而置于手头的敦煌吐鲁番写本的照片。其中李盛铎旧藏写本约占半数{5}，其他的还包含中村不折的书道博物馆、京都的藤井有邻馆、奈良的宁乐美术馆、旧旅顺博物馆等地方的藏品{6}[10]，这也是羽田努力广泛搜集所留下的痕迹。其中，书道博物馆的藏品最多，在羽田开始收集之前，中村不折的藏品数量是日本国内最大的，因此，羽田当然对不折的藏品颇为关心。
　　1927年5月，羽田初次拜访中村不折（1866—1943）时，对其所藏写本进行了调查{7}。中村不折一开始是以西洋画家的身份走向社会的，后来埋头于书法史研究，并投入个人财产收集了很多金石、碑刻、拓本、法帖等作为其参考资料，常将其所获品登载在自己主办的《书菀》杂志上，因而，他的收藏也广为人知。1936年，他开设了自己的书道博物馆，所有的资料收藏于此。后来，其遗属将博物馆的建筑及全部所藏资料都赠与东京台东区，成为了现在的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另外，中村不折所藏敦煌吐鲁番写本的公开也是国内外强烈盼望的，现在已公开了三大册彩色图录，满足了研究人员渴望已久的心情[11]。
　　中村不折于1927年3月出版了《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8}[12]。此书将其所藏经卷按年代顺序进行了排列，并加以详细解说，可以说是一部试图以实物材料来编写中国书法史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可能羽田也是看了此书才提出要阅读不折所藏写本的。羽田在1927年写本调查中发现了 《律藏初分卷十四》题记{9}[13]，据此论述了瓜州刺史东阳王元荣营造千佛洞的事迹，并发表了题为《关于敦煌千佛洞的营造》的论文{10}[3]572-577。
　　此后，羽田一直与不折保持着联系，经常就不折所获写本的年代交换意见。前几年偶得不折写与羽田的一封书信，其中有与敦煌（吐鲁番）写本相关的记述，现将其介绍如下（见图1—2）。
　　信件译文如下：
　　拜启，值此梅雨时节，谨致一切安好、身体康健。久疏问候，望恕无礼。小生近日闲暇，致力于以前就期待的经卷整理，并欲出版。因而现需要之前放在贵处的《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订正草稿，烦请近日归还，务请同意。
　　二、前不久得到故李盛铎珍藏的西晋永嘉二年《般若波罗蜜经》及永嘉元年《十诵律》，希望先生空闲时过目。随信寄去永嘉二年写经的复制照片，敬请观看。以上，拜托。余事后述，草草顿首。
　　六月尽中村不折
　　羽田先生传曹
　　这封信只写了“六月尽”，没有写哪一年。但从文中提到的“永嘉二年写经的复制照片”推测，应该写于1942年6月，因为不折将永嘉二年（308）书写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1}的图版刊登在《书菀》第6卷第9号上。信中所言“复制照片”肯定是为了在《书菀》上登载。
　　从信中可了解到以下情况，中村不折在1927年出版了《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之后还不断进行了增补订正。羽田暂时借用了不折的亲笔订正草稿，而这封信正是不折要求羽田归还所借草稿的信件，同时，还告之他新获李盛铎旧藏永嘉二年《般若波罗蜜经》和永嘉十年《十诵律》的消息，并随信寄去了永嘉二年《般若波罗蜜经》的复制照片。羽田和不折之间应该经常有这样的交流。不折没有等到信中所言经卷出版的实现，便于写此信约一年后的1943年6月6日去世了。而羽田在归还不折的草稿时，用红笔将订正部分写入《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的自家所藏本中，并将此信一并夹入其书套中。
　　四小结
　　在敦煌学史中，虽然不能给予羽田亨很高的评价，但他在利用敦煌写本进行西域和回鹘史等学术研究方面的成绩，以及在较早时期将英法所藏敦煌写本带回日本，收集包括李盛铎旧藏写本的敦煌秘笈等方面，应该给予高度评价。羽田在较为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担任京大总长的重任，忙于大学行政，没能腾出充分的时间进行学术研究，没能有效利用收集的敦煌写本，实为可惜。
　　
　　
　　参考文献：
　　[1]羽田亨. 西域文明史概論[M]. 京都：弘文堂書店, 1931.
　　[2]羽田亨.西域文化史[M]. 東京：座右寶刊行會,1948.
　　[3]羽田亨.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上[M].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58.
　　[4]羽田亨.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下[M].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59.
　　[5]高田时雄.敦煌寫本を求めて:日本人學者のヨーロッパ訪書行[J].佛教藝術, 2003,271：21-32.
　　[6]伯希和,羽田亨.敦煌遗书[M].上海:东亚考究会,1926.
　　[7]高田时雄.李滂と白堅[J]. 敦煌寫本研究年報, 2007(創刊號):1-26.
　　[8]丸山裕美子.靜岡縣磯部武男氏所藏敦煌·吐魯番資料管見[J].唐代史研究, 1999，2:16-26.
　　[9]高田时雄.明治四十三年（1911）京都文科大学清国派遣员北京访书始末[J].敦煌吐鲁番研究,2004，7:13-27.
　　
　　[10]张娜丽.羽田亨博士收集《西域出土文献写真》について[J].お茶の水史学,2006,50:1-64.
　　[11]矶部彰.臺東區立書道博物館所藏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M].文部科學省科學研究費特定領域研究《東アジア出版文化の研究》総括班, 2005.
　　[12]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M]. 東京：西東書房,1927.
　　[13]中村不折.再び西域出土の寫經について[J].書菀, 1943,7(2):3.
　　① 汉译本有钱稻孙译（泉寿译丛之一，1931年11月）、郑元芳译（商务印书馆史地小丛书，1934年5月）、耿世民译（中华书局世界汉学丛书之一，2005年）三种。
　　② 耿世民汉译本收录于中华书局出版的世界汉学丛书之一《西域文明史概论》中，此外，还有现代维吾尔语译本由斯拉木江·西日甫译，1985年由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未见）。
　　③ 原载羽田亨《ペリオ（Pelliot）氏の中央亞細亞旅行》，《藝文》第一年第四号（明治四十三年七月）。
　　④ 长兵卫是大阪道修町经营药材的近江屋的商主，且代代承袭此称号。第五代（1870—1959）幼名重太郎，他将私营商店转为股份公司，构筑了今日武田制药的基础。因看到关东大地震时很多典籍遗失而奋起四处收集古今东西医药本草书，杏雨书屋是其个人文库，现已捐赠与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管理。众所周知，羽田收集的敦煌写本即是杏雨书屋所藏之物。
　　⑤ 从2009年杏雨书屋出版的图录即开始用此名称。
　　
　　{1} 高楠顺次郎所藏《序听迷诗所经》、富冈谦藏所藏《一神论》为景教文献，是当时很有名的写本，正是羽田期待转让之物，但现在被认为是赝品。另外，京大医学部教授清野谦次是著名的病理学者，对古写经收集很感兴趣，因盗窃寺院的古经卷被逮捕，并被逐出大学。友人羽田以救济他的名义接受了清野收集的40件敦煌遗书。参考拙文《清野謙次蒐集敦煌寫經の行方》,《漢字と文化》第9号（2006）。
　　{2} 江藤涛雄是在东京开设店铺长安庄的古董商。大正至昭和年间从中国引入文物书画，向日本各地的收藏家、大学、博物馆等出售。很多日本所藏敦煌吐鲁番写本和新疆出土文物都经他之手。
　　{3} 东京安藤氏可能是安藤德器（1902—？）。安藤曾旅居北京，也收藏有敦煌写本。
　　{4} 据1938年8月31日董康致羽田亨的信件。这封信是由史睿氏提供的，特此表示感谢。
　　{5}《大月氏及び貴霜に就いて》，《史學雜誌》第41编第9号（又载于《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上卷，第555页）。《回鶻文摩尼教徒祈願文の斷簡》，《桑原博士還暦記念東洋史論叢》（昭和五年十二月）（又载于《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卷，第238-239页）。后者论文中介绍，此回鹘文写本为王树楠旧藏，正背两面各有17行，当为现京都大学博物馆所藏写本。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學文學部紀要》第31卷（1990）、第32卷（1991）合并号，图版XVIII为彩色照片。关于此写本的详细内容请参照第186-199页。
　　{1} 小田寿典发表的研究论文中有与这两件相关的内容。小田寿典《トルコ語“觀音經”寫本の研究——附編：舊〈素文珍藏〉寫本斷片譯注》，《西南アジア研究》第34号（1991），第1-32页；Juten Oda， Indian Buddhist Missions to Uighuristan， based
　　on Chinese Sources, Ver■ffentlichungen der SocietasUralo-Altaica， Band 61(2003), pp.25-43；Juten Oda， “Reasons and motivesfor meritorious meeds” (Skt. Punyakriyāvastu), written in Turkic and Sanskrit,transcribed and translat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Professor Shinkan Murakami(梵语—回鹘语双语文献《功德的前提和动机》), 《突厥语文学研究——耿世民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58-376页。这些写本于1990年左右由京都临川书店卖出，现在收藏者不详。
　　{2} 大家都知道，羽田当时是日本国内首屈一指的回鹘文专家。内藤湖南在其七律《寄題羽田博士西加茂新居》的题目下注有“博士能读回鹘书，宇内无比”之言。（《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307页）
　　{3} 顺便说一下，这些断片也是经由临川书店归于矶部氏的。
　　{4} 通过佐佐木竹苞楼交付经卷时，佐佐木对经卷进行了点检，可能在这期间被分离的。这种解释似乎更为合理。
　　{5} 李盛铎旧藏写本的照片是由小林忠治郎拍摄的，拍得极为精致，与其他有明显的不同。
　　{6} 此外，还包含张氏没有提到的现藏于静嘉堂文库的梁素文旧藏吐鲁番写本，现归于国立国会图书馆的罗振玉旧藏《刘子》残卷，细川氏永青文库所藏《文选注》以及曾为香港张虹氏所藏、现归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的建衡二年索紞书写《道德经》等照片。不过，最后一件中“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之印为伪造。
　　{7} 中村不折《再び西域出土の寫經について》，《書菀》第7卷第2号（1943），第3页：“昭和二年五月，京都帝大的羽田博士路过小宅，曾阅览过敦煌出土的经卷，其后八月在《历史地理》杂志中，以《敦煌千佛洞の營造に就きて》为题，就小齋北魏的题为《律藏初分卷》（《書菀》第6卷第9号所载）进行过讨论。”
　　{8} 有李德范的汉译本《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世界汉学论丛之一），中华书局，2003年。
　　{9} 此经卷是中村不折从江藤涛雄处得到的。
　　{10} 原载羽田亨《敦煌千佛洞の營造に就きて》，《歴史と地理》第20卷第1号，1927年8月。
　　{1} 此写本现在被认为是伪造品。
　　
　　收稿日期：2014-03-24
　　作者简介：高田时雄（1949—)，男，日本人,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译者简介：牛源（1973—)男，甘肃省敦煌市人，敦煌研究院敦煌学信息中心馆员，主要从事信息资源库建设工作。
　　“敦煌讲座”书系出版
　　由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敦煌研究院等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中青年专家担纲写作，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敦煌讲座”书系，自2013年11月陆续付梓，至目前已全部成书。本书系全22册，总字数近900万，图片2000余幅，内容涉及历史、地理、宗教、考古、艺术、文学、文献、教育等敦煌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当今中国敦煌学研究成果的一次比较全面、完整、系统的总结与展示。每一本著作既有对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更有在占有新材料、使用新方法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观点、新结论；部分著作更是在一些以往不为学界所关注的领域独辟蹊径，开拓出了新的研究天地。这正体现了“敦煌讲座”书系编委荣新江先生的观点：“在21世纪，敦煌学的发展不仅仅要追求新材料，还要向其他学科学习，进一步更新方法，思考新问题。”“敦煌讲座”书系从选题到成书，历经了整整10年，可谓“十年磨一剑”。该书系的出版，将为敦煌学研究提供更多的新材料、新思路、新方法、新视野，推动敦煌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附：“敦煌讲座”书系各册作者及书名
　　1.荣新江、朱丽双《于阗与敦煌》；2.杨富学《回鹘与敦煌》；3.陆离《敦煌的吐蕃时代》；4.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5.郑炳林、李军《敦煌历史地理》；6.赵声良《敦煌石窟艺术总论》；7.王惠民《敦煌佛教与石窟营建》；8.郝春文、陈大为《敦煌的佛教与社会》；9.陈怀宇、姚崇新、王媛媛《敦煌三夷教与中古社会》；10.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与社会生活》；11.张德芳《河西汉简与敦煌社会》；12.刘屹《敦煌道经与中古道教》；13.吴丽娱《敦煌书仪与礼法》；14.李小荣《敦煌变文》；15.林世田、杨学勇、刘波《敦煌佛典的流通与改造》；16.窦怀永《敦煌文献避讳研究》；17.屈直敏《敦煌文献与中古教育》；18.郑阿财《敦煌佛教文学》；19.伏俊琏《敦煌文学总论》；20.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21.赵丰、王乐《敦煌丝绸》；22.余欣《敦煌的博物学世界》。
　　
　　（孙宝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