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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提出要在旅顺建日俄战争纪念碑
1945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为了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打击日本侵略者，提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苏联雅尔塔和斯大林一起签署了一份秘密协定：打败日本后，将原来由日本人占领控制的中国旅顺交给苏联，苏联享有使用旅顺港30年的特权。这一协议是背着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签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到苏联访问时，与斯大林商谈了旅顺港归还问题。
在旅顺归还中国和苏联短期使用的问题上。双方没有分歧。斯大林认为，《雅尔塔协定》是怕日本再度侵略中国，而中国在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后，旅顺港再由苏联占据就没有必要了。短时间使用的考虑是：美国等一大批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在中国暂时无力保卫海疆的情况下，旅顺驻有苏联军队是对新中国人民政权的保卫并对侵略者起着威慑作用。所以中苏谈判时，双方达成了1952年底苏方向中方归还旅顺和大连(当时称旅大市)的共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一些军政要员叫嚣“鸭绿江不是中朝分界线”、“要把共产党中国扼杀在摇篮里”。这时。由于新中国海空力量都比较落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致电斯大林，请求苏军在1952年底以后继续驻旅顺，何时撤走待局势发展再定。
《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苏方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完全有能力守卫自己国家的边防。1955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同意把旅顺港归还中国。
在归还旅顺的谈判中，赫鲁晓夫开始表现得很慷慨，提出大部分军事设施无偿留给中国，只是想把刚安装好的海岸炮群撤走。此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周恩来提出海岸炮群也留下，赫鲁晓夫不同意，提出如果留下海岸炮群，中国必须付款。最终，双方达成留下海岸炮群，中国照价付款的协议。
苏军原本是无条件撤走的，到了真正撤走时，却提出了要在旅顺建几处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一、在城里建造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二、在军人墓地建立苏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三、在城里修建马卡洛夫海军中将纪念碑；四、在旅顺的2号炮台处建立两座方尖碑。
经过慎重考虑。周恩来认为苏方建1945年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和阵亡将士纪念碑是可以的，中国人民也是欢迎的。对于建后两处沙俄时期日俄战争的纪念碑，周恩来则表示不理解，不能同意。这是为何呢?
少年时参观过日俄战争旧址对周恩来的影响
日俄战争发生在1904年至1905年。这是日本和沙俄为了抢夺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在中国领土上打的一场野蛮战争。那场战争从旅顺口打起，一直打到奉天(今沈阳)。战争毁坏了成千上万个无辜中国人的家庭以及造成了无法估量的财产损失。最终，沙俄战败，连沙皇的驸马、俄军总司令也被日本人打死。
战争结束后，沙俄的公主为了祭奠亡夫，特意从圣彼得堡来到奉天，主持对丈夫的祭祀，还在俄军司令部所在地魏家楼子(今沈阳市苏家屯区陈相乡魏家楼村)为亡夫建了一座纪念碑。碑上镶上驸马头像。碑身造成一把宝剑形状，倒插在沙河岸边的山上。意思很明确：败不亡耻，以图再起。日本人一见，战败的沙俄竟然竖碑纪念，我们战胜国岂能容忍?于是，他们也很快在沙俄纪念碑的对面山上建造了一座纪念塔，塔身建成一把佩刀形状，也倒插在山顶，塔上镶上“奉天会战第九军战绩”九个大字。
奉天东关模范学校放暑假时。“南望乡关归不得”的周恩来十分思念家乡，可那时交通不便，无法返回老家。于是。同学何履祯、何天章两人就邀周恩来到他们家度暑假。何家刚好就住在奉天南郊的魏家楼子。何履祯的父亲早已病故，何履祯随祖父何殿甲一起生活。何殿甲是位秀才，当时在家里开了一个私塾，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一腔爱国情怀。周恩来年龄虽小，但仪表出众，谈吐不俗。这使饱经沧桑的何殿甲老人打心眼里喜欢。
何殿甲为了培养年青一代的爱国热情，决定带周恩来和侄儿何天章和孙子何履祯一起去参观日俄战争旧址，讲述当年战败的俄军竟把一腔怨气撒到中国人头上，大肆残杀无辜的中国人，仅何家就被俄军杀死四人、伤了六人。
当周恩来看到矗立在沙河岸上使中国人蒙羞受辱的纪念碑、纪念塔时，十分愤慨地说：“张家和王家打架，打到我们李家，杀了我们李家无辜的人不算，还要在我们李家竖碑、立塔纪念，真是欺人太甚了!”于是，热血奔涌的周恩来当场唱起了当时在东北特别流行的爱国歌曲《何日醒》：“……俄败何喜?日胜何欣?吾党何日醒?吾党何日醒?”
新中国成立时，虽然离日俄战争已快半个世纪了，但周恩来对当时立在魏家楼子的纪念建筑和那留在山头房前的弹坑仍历历在目，他当然不可能同意苏联在旅顺建纪念日俄战争的俄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了。
周恩来认为小说《旅顺口》是一本坏书
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乘专列前往苏联，参加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谈判。那时，专列从北京到莫斯科要走10天。临出发前，周恩来特意让随行的秘书何谦带上一本当时名噪一时的长篇历史小说《旅顺口》，以便在专列上翻看。《旅顺口》被当时一些人推崇为军事历史题材小说范本，曾在1946年获得过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发的“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可是，周恩来刚看了一半就对何谦说：“《旅顺口》是一本坏书。作者斯捷潘诺夫完全站在反动的沙皇统治阶级立场上，竭力美化、宣扬沙俄的侵华战争。”说完之后，周恩来还自言自语地说：“这样的书居然获得‘斯大林文学奖’?”
当时因为访苏事关重大，周恩来没有进一步详谈。1950年12月，周恩来在同军事秘书雷英夫交谈对《旅顺口》的看法时，又系统地谈到了他出访苏联途中在火车上看《旅顺口》的感想。他以敏锐的目光，犀利的言词，对《旅顺口》一书进行了剖析：
我对这本书的印象很坏，很多地方实在看不下去。
第一，这本书宣传的是沙俄战争、掠夺战争那一套。
第二，这本书的主导思想完全违背了列宁的教导。旅顺口陷落时(指沙俄第一次攻占旅顺港)，列宁有篇文章讲得很清楚，说这是掠夺性的反动的战争。
第三，书中竭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里面的中国人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把中国人写成这个样子。实在令人气愤。
第四，书中宣扬的英雄马卡洛夫，不过是在沙俄腐败的军队中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改革。这个小军官比那些腐败透项的将军们稍微好一点。可他对沙皇的反动制度和侵略政策是完全拥护的。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宴扬的?
1956年5月的一天晚上，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首都剧场公演曹禺的话剧《日出》。戏演完后，周恩来上台接见演员后同大家座谈。当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洛汀汇报到他们曾演出苏联话剧《在那一边》，戏里反映的是日军侵略我国东北，发生在哈尔滨一带的事时，周恩来立即警觉地问：“这出戏怎么写中国人的?”导演答道：“这出戏没有着重表现中国人，中国人在戏里是群众。”周恩来露出不悦的表情：“写在中国的事儿，不写中国人，算什么?你们谁看过一本叫《旅顺口》的小说?”“我看这本小说写得不好，光写中国人的愚昧，什么留长辫子，吸大烟，怎么能这样表现中国人!”
可以说，周恩来对沙俄当年侵占旅顺口和小说《旅顺口》丑化中国人，宣扬侵略的做法已经刻骨铭心，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他就不可能同意在旅顺建日俄战争纪念碑。
1945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为了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打击日本侵略者，提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苏联雅尔塔和斯大林一起签署了一份秘密协定：打败日本后，将原来由日本人占领控制的中国旅顺交给苏联，苏联享有使用旅顺港30年的特权。这一协议是背着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签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到苏联访问时，与斯大林商谈了旅顺港归还问题。
在旅顺归还中国和苏联短期使用的问题上。双方没有分歧。斯大林认为，《雅尔塔协定》是怕日本再度侵略中国，而中国在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后，旅顺港再由苏联占据就没有必要了。短时间使用的考虑是：美国等一大批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在中国暂时无力保卫海疆的情况下，旅顺驻有苏联军队是对新中国人民政权的保卫并对侵略者起着威慑作用。所以中苏谈判时，双方达成了1952年底苏方向中方归还旅顺和大连(当时称旅大市)的共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一些军政要员叫嚣“鸭绿江不是中朝分界线”、“要把共产党中国扼杀在摇篮里”。这时。由于新中国海空力量都比较落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致电斯大林，请求苏军在1952年底以后继续驻旅顺，何时撤走待局势发展再定。
《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苏方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完全有能力守卫自己国家的边防。1955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同意把旅顺港归还中国。
在归还旅顺的谈判中，赫鲁晓夫开始表现得很慷慨，提出大部分军事设施无偿留给中国，只是想把刚安装好的海岸炮群撤走。此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周恩来提出海岸炮群也留下，赫鲁晓夫不同意，提出如果留下海岸炮群，中国必须付款。最终，双方达成留下海岸炮群，中国照价付款的协议。
苏军原本是无条件撤走的，到了真正撤走时，却提出了要在旅顺建几处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一、在城里建造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二、在军人墓地建立苏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三、在城里修建马卡洛夫海军中将纪念碑；四、在旅顺的2号炮台处建立两座方尖碑。
经过慎重考虑。周恩来认为苏方建1945年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和阵亡将士纪念碑是可以的，中国人民也是欢迎的。对于建后两处沙俄时期日俄战争的纪念碑，周恩来则表示不理解，不能同意。这是为何呢?
少年时参观过日俄战争旧址对周恩来的影响
日俄战争发生在1904年至1905年。这是日本和沙俄为了抢夺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在中国领土上打的一场野蛮战争。那场战争从旅顺口打起，一直打到奉天(今沈阳)。战争毁坏了成千上万个无辜中国人的家庭以及造成了无法估量的财产损失。最终，沙俄战败，连沙皇的驸马、俄军总司令也被日本人打死。
战争结束后，沙俄的公主为了祭奠亡夫，特意从圣彼得堡来到奉天，主持对丈夫的祭祀，还在俄军司令部所在地魏家楼子(今沈阳市苏家屯区陈相乡魏家楼村)为亡夫建了一座纪念碑。碑上镶上驸马头像。碑身造成一把宝剑形状，倒插在沙河岸边的山上。意思很明确：败不亡耻，以图再起。日本人一见，战败的沙俄竟然竖碑纪念，我们战胜国岂能容忍?于是，他们也很快在沙俄纪念碑的对面山上建造了一座纪念塔，塔身建成一把佩刀形状，也倒插在山顶，塔上镶上“奉天会战第九军战绩”九个大字。
奉天东关模范学校放暑假时。“南望乡关归不得”的周恩来十分思念家乡，可那时交通不便，无法返回老家。于是。同学何履祯、何天章两人就邀周恩来到他们家度暑假。何家刚好就住在奉天南郊的魏家楼子。何履祯的父亲早已病故，何履祯随祖父何殿甲一起生活。何殿甲是位秀才，当时在家里开了一个私塾，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一腔爱国情怀。周恩来年龄虽小，但仪表出众，谈吐不俗。这使饱经沧桑的何殿甲老人打心眼里喜欢。
何殿甲为了培养年青一代的爱国热情，决定带周恩来和侄儿何天章和孙子何履祯一起去参观日俄战争旧址，讲述当年战败的俄军竟把一腔怨气撒到中国人头上，大肆残杀无辜的中国人，仅何家就被俄军杀死四人、伤了六人。
当周恩来看到矗立在沙河岸上使中国人蒙羞受辱的纪念碑、纪念塔时，十分愤慨地说：“张家和王家打架，打到我们李家，杀了我们李家无辜的人不算，还要在我们李家竖碑、立塔纪念，真是欺人太甚了!”于是，热血奔涌的周恩来当场唱起了当时在东北特别流行的爱国歌曲《何日醒》：“……俄败何喜?日胜何欣?吾党何日醒?吾党何日醒?”
新中国成立时，虽然离日俄战争已快半个世纪了，但周恩来对当时立在魏家楼子的纪念建筑和那留在山头房前的弹坑仍历历在目，他当然不可能同意苏联在旅顺建纪念日俄战争的俄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了。
周恩来认为小说《旅顺口》是一本坏书
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乘专列前往苏联，参加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谈判。那时，专列从北京到莫斯科要走10天。临出发前，周恩来特意让随行的秘书何谦带上一本当时名噪一时的长篇历史小说《旅顺口》，以便在专列上翻看。《旅顺口》被当时一些人推崇为军事历史题材小说范本，曾在1946年获得过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发的“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可是，周恩来刚看了一半就对何谦说：“《旅顺口》是一本坏书。作者斯捷潘诺夫完全站在反动的沙皇统治阶级立场上，竭力美化、宣扬沙俄的侵华战争。”说完之后，周恩来还自言自语地说：“这样的书居然获得‘斯大林文学奖’?”
当时因为访苏事关重大，周恩来没有进一步详谈。1950年12月，周恩来在同军事秘书雷英夫交谈对《旅顺口》的看法时，又系统地谈到了他出访苏联途中在火车上看《旅顺口》的感想。他以敏锐的目光，犀利的言词，对《旅顺口》一书进行了剖析：
我对这本书的印象很坏，很多地方实在看不下去。
第一，这本书宣传的是沙俄战争、掠夺战争那一套。
第二，这本书的主导思想完全违背了列宁的教导。旅顺口陷落时(指沙俄第一次攻占旅顺港)，列宁有篇文章讲得很清楚，说这是掠夺性的反动的战争。
第三，书中竭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里面的中国人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把中国人写成这个样子。实在令人气愤。
第四，书中宣扬的英雄马卡洛夫，不过是在沙俄腐败的军队中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改革。这个小军官比那些腐败透项的将军们稍微好一点。可他对沙皇的反动制度和侵略政策是完全拥护的。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宴扬的?
1956年5月的一天晚上，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首都剧场公演曹禺的话剧《日出》。戏演完后，周恩来上台接见演员后同大家座谈。当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洛汀汇报到他们曾演出苏联话剧《在那一边》，戏里反映的是日军侵略我国东北，发生在哈尔滨一带的事时，周恩来立即警觉地问：“这出戏怎么写中国人的?”导演答道：“这出戏没有着重表现中国人，中国人在戏里是群众。”周恩来露出不悦的表情：“写在中国的事儿，不写中国人，算什么?你们谁看过一本叫《旅顺口》的小说?”“我看这本小说写得不好，光写中国人的愚昧，什么留长辫子，吸大烟，怎么能这样表现中国人!”
可以说，周恩来对沙俄当年侵占旅顺口和小说《旅顺口》丑化中国人，宣扬侵略的做法已经刻骨铭心，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他就不可能同意在旅顺建日俄战争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