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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名教授，28年来，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讲台。
他是一名运动员，20年来，他在运动场上挥汗如雨、自由奔放。
他是一名歌手，18年来，他一直在用生命歌唱。
教授、运动员、歌手，多么令人羡慕的职业！可是他们为了梦想的实现、为了人生的精彩，付出了常人难以了解的艰辛和汗水。
因为他们看不见，看不见这个世界色彩斑斓，看不见这个世界的纷繁多姿……
教授杨佳、运动员李端、歌手杨光，一样的知名度，一样的成功，虽然眼睛看不见，可在他们心里，这个世界比任何人都敞亮。
有一种感觉，叫做妙不可言
六十年代，在长沙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因为一个天使般小女孩的“降临”，让个家庭充满了欢乐，漂亮的女孩叫杨佳。
“我在长沙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运动，尤其是排球，我打的是四号位，就是跳起来扣球的那个位置，我喜欢那种高高跳起，滞留在空中的那一瞬间，会有一种飞翔的感觉。”杨佳笑着回忆着，“我那时候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当飞行员。”
看着杨佳会心的笑脸，坐在一旁的杨佳的父亲也乐了，女儿对他来说除了是快乐的源泉，更是最大的骄傲，她聪明、善良、爱学习……不管是老师、邻居，还是周围的朋友，都喜欢她。
1978年，是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第一年，正在读高一的杨佳在老师的“鼓动”下，梳着两个小辫的她就蹦蹦跳跳地跑进了高考的考场，那一年，杨佳刚满15岁。
谁也不曾想到，这个抱着试试看去考试的小女孩居然一考即中，高分被郑州大学录取，成为该校年纪最小的学生。但是这个最小的却是最不服输的，在当时都很优秀的同学中间，她比别人付出的更多，拼命的看书增加词汇量，练习口语。第一次考试，她就拿下了全系第一名，同学都以为她是撞上的，谁知道第二次她又考了第一，大家才觉得这小姑娘有点“可怕”。一些年纪比她大又不认输的同学想超过她，拼命地追，但总也追不上，与杨佳同宿舍的同学给出了答案，夜里熄灯后，杨佳的床头总有烛光在亮着，每晚都亮到后半夜。正是因为这样的努力，四年后，杨佳又创造了个奇迹，毕业论文被美国教授破例打了满分100分，成为郑州大学最年轻的英语教师。给一班同龄人上课的滋味，杨佳一直乐在其中，那种似老师、似朋友的感觉一直停留在她的内心深处，所以直至今日，这份雷同的情谊还在复制。
又过了三年，杨佳考上了中国科学院应用语言学研究生，师从李佩先生。
“导师的人格魅力能影响人的一生，这就是师德的力量。我从导师那学到了太多的东西，尤其是怎么做人！李先生的国际眼光是相当独到的。那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托福考试，李先生的一封推荐信就可以，足见老师的权威性。”说起自己的导师，杨佳露出了由衷的敬意之情。
所谓名师出高徒，凭着老师的教导，和自身的努力，杨佳毕业后又留校任教了，成了院里重点培养的对象。要知道，中科院研究生院在当时是国内唯一的、独立的研究生院。对于杨佳来说，未来无限美好。
就在杨佳参加高考的那一年，李端出生了，可能父母都是体育人的缘故，他自小就喜欢运动。1983年，刚满五岁的李端被母亲“扔”进了体校，学习篮球，优良的篮球基因加上后天的努力，李端在同龄人面前显得出类拔萃，八年后，就成为沈阳军区青年男篮的一名专业篮球运动员。
这个只有13岁的小伙，有着1米83的骄人身高，经过一段专业的训练之后，凭着出色的弹跳力，难以言喻的球感和扣篮技术，李端成了队中必不可缺少的一员。1993年，国家男篮少年队将其招至旗下，让其坐上了主力后卫的位置，而他的队友就包括现在家喻户晓的王治郅、遇俊锴……
同年，李端在江西进行的全国青年篮球联赛的扣篮比赛中登上了冠军宝座，他最拿手的一个动作就是运球到篮下三步起跳时，将球抛向空中，然后飞身在空中接球双手灌篮。颇有迈克尔?乔丹的气势，那时候，他的偶像就是乔丹。
“乔丹伸着舌头，右手单手扣着篮球，飞翔在空中的身体缩得很小。但一瞬间，乔丹就会将身体在空中展开，完成他那漂亮的扣篮，我当时的目标，就是把扣篮动作做得比他还完美”。李端笑着说。这个天真、可爱、潜力无限的篮球少年在17岁那年就成为国家青年队主力后卫，前途一片光明。
有一种状态，叫做天崩地裂
杨光和李端年龄相仿，但是他在黑暗中的生活比李端早的多，久的多。8个月大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怪病让杨光跌进了黑暗的世界，在他的脑海里，根本就没有关于这个世界的任何影像记忆，直到现在，他的头脑里都没有任何颜色的概念。
但是，杨光的爸爸妈妈一直把他当成健康的孩子来培养，两岁多时，杨光听到外面有一种很奇怪的声音，就像有人在连续不断地倒水。好奇的他就问妈妈那是什么？杨光的妈妈付红笑着说：“外面下雨了，如果你想知道雨是什么样子，就自己去感受，去触摸。”小杨光就冲了出去走进雨中，顿时感觉丝丝凉意一点点地浇灌着自己的身体，头发、衣服全湿了，他却高兴得跳了起来，抱着妈妈说：“妈妈，我知道什么是下雨了，就是从天上倒下来的水滴。”看着快乐的儿子，付红感动了：“是的！就是这样的。水滴多了，就聚成了江河，江河最后流到一起，就成了大海。”
渐渐地，爸爸妈妈发现儿子在音乐上很有天赋，乐感极好，一些曲子，他只要听过一遍就记住了，歌也唱得很棒。于是，在杨光7岁的时候，爸爸给他买了一架电子琴，杨光摸着琴欢呼雀跃，爱不释手，非要学弹琴。拗不过儿子的妈妈只好请杨光的姑父试着教儿子弹琴。姑父先每个键弹了一下，告诉他哪个键是什么音，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听了几遍的杨光就记住了每个键的位置，并能准确地弹出来。很快他就能把自己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歌弹出来，且音符和节奏都很准。看着聪明的儿子，付红抱着杨光哭了，仿佛所有的付出都有了回报，对儿子的未来也有了更大的信心。1992年，为了发展儿子的音乐才能，在杨光上中学的时候，付红夫妇咬着牙，花了整整一年的工资，给杨光买了一架钢琴，并请来了专业的钢琴老师，让杨光比较正规地学习声乐。
也就是在这一年，杨佳眼前的世界变得朦胧起来。先是讲课时读课文读错行，这种情形在过去是从未发生过的。她一直以为是看书多，近视加重，或者自己太疲劳了，用眼过度。有意识的增加了休息时间之后，情况并没有发生好转，书上的字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后来，我去了医院，医生的诊断是：视神经病变，失明将不可逆转！我和父母都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全国各地到处求医问药，西医、中医、针灸甚至最痛苦的球后注射，我都尝试过了，都没有什么效果，我更大的恐惧是自己的视野也变得越来越窄，就像舞台的大幕徐徐向中间靠拢……”说这段话的时候，杨佳显得很平静，但是她父亲的眼圈有些微红，用他的话说,“我们真的尽力了，该想的办法都想了。”
最终，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当杨佳睁开双眼的时候，太阳没有升起，不是一天，而是永远。那一年，她29岁。坚强的杨佳悲痛欲绝，她感觉自己的天在瞬间崩塌。曾经的一幕幕在脑海中像流星一般划过，转瞬即逝。
杨佳说：“我苦苦的思索，我该怎么办？在孤寂中沉沦，还是在困境中重生？我打排球的时候就知道，只要球没有落地，无论是一个鱼跃，还是一个滚翻，都可以起死回生，我的人生也是这样，不能放弃。于是，我在父母的帮助下，像孩子一样，学穿衣、学吃饭、学走路。用吸管喝饮料，吸管却戳到了眼睛；用盲杖探路，走着走着，竟把自己绊倒了……不能看书，我就听书，录音机用坏了一台又一台。不能像常人那样写字，我就学盲文。30岁的我，盲校都不收了，只有通过电话向老师请教。从ABC摸起”。 在杨佳摸着“ABC ”最痛苦的时刻，正是李端在篮球场上最洒脱、最幸福的时刻，但是这样的幸福真的太过短暂，1996年9月11日，处在备战状态的李端打扫场地卫生，一个灭火器的底部突然爆炸，灭火器的上端部分在强大的压力下，飞了起来，直接击中了李端的脑门……
对于那个可怕的一幕，李端只感觉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当他再醒来的时候，周围都是消毒水的味道，趁护士换纱布的机会，他悄悄地摸了一下眼睛，发现右眼处成了窟窿，左眼球虽然还在，但没有任何光感。右手食指也短了一截。
眼睛看不见了，手指不停使唤了，篮球梦彻底灭了，这样的打击对于一个只有18岁的少年来说来的有些残酷，李端的天空有些灰暗，他甚至想过结束生命。但是李端的爸爸却从来没有放弃，为了治疗儿子的病，患有重病的父亲东奔西跑，求名医，找偏方，最终，这个为了儿子的爸爸倒下了。
“事故使我从天空跌进了谷底，父亲去世又让我从谷底跌进了地狱。”李端说。“开追悼会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责任大了，我是长子啊，家里的顶梁柱，我不能放弃！”
不能打篮球的李端想到了去学按摩，这是许多盲人赖以养家糊口的职业。还有一点就是，他觉得自己学好了按摩，就可以给队友服务，不用离开部队。
有一种幸福，叫做有梦相伴
在杨佳、李端、杨光最难受，最备受煎熬的时候，是亲人站在他们的背后托起了那一片天，这就是一起吃苦的幸福，除了亲情，他们还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就是梦想。
1993年，在杨佳失明半年之后，中科院研究生院的新学期即将开课，恰在此时，三个教英语的外教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翘课”，就在所有人一筹莫展的时刻，李佩先生坚定地说，“这个讲台，杨佳完全有能力站上去。”要是在杨佳失明前，这个看法毋庸置疑，但是现在的她还可以做到吗？
当杨佳再次站上讲台的那一瞬间，所有的质疑灰飞烟灭，要知道，在失明后的半年里，为了不和英语有距离，她开始一箱一箱地购买录音带，用原声带听各种有声读物，用空白带收录电台的英语广播，她一点也没有落下，甚至跑在了更前面。
当杨佳重回讲台之后，因为教室不一样，电教仪器的规格型号也不同。为了不麻烦别人，她经常提前一天到教室熟悉环境，摸摸电钮，摸摸黑板，顺便确认一下放粉笔的位置。所以杨佳的板书相当漂亮，听杨老师课的人永远是教室里满满的，走廊上挤挤的。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失明之后，重回讲台，她的心里似乎更亮堂了，她知道，要想更好的传道授业解惑，自己也必须不断的学习。
周围的人都知道杨佳在学习，但是谁也不曾想到，2000年，她居然“学”进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世界排名第一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所有人都很震惊，指其中也有人怀疑杨佳是否能够适应哈佛的高强度。
“哈佛的老师上课很活,从不照本宣科。每节课都要预习，否则你肯定跟不上老师的进度，那时候老师规定每天阅读书目至少500页，同学们即使扫读，都感觉时间不够用，对我来说就更难了。但是我很感激哈佛，他们为我专门准备了一间工作室，里面有电脑、扫描仪，我先通过扫描仪把书一页一页扫进电脑，之后通过为我量身定做的语音软件读出来。我由原来每分钟听200多个词,最后提速到每分钟听400个词,几乎就是录音机快进时，变调的语速，几乎很少睡觉。”杨佳说。
正是凭着这样的毅力，她以哈佛罕见的A+成绩走上了毕业典礼，当主持人、MPA学位项目主任威廉逊念到“Jia Yang”时，几秒钟的停顿，只见杨佳笑盈盈挽着风度翩翩的巴西外交官、钢琴家菲力浦扬同学的胳膊一路走来，在全场赞叹的目光中走上主席台，从院长、“软实力”一书作者——JOSEPH NYE教授的手中接过了毕业证书，院长同她紧紧握手，说“祝贺你,杨佳.你是中国的软实力！” 那一瞬间，坐在主席台上下的学校的领导、知名教授们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他们微笑着为杨佳鼓起了掌。紧接着，台下前排就坐的同学们站了起来，周围观看的家长们也都站了起来……掌声长时间地回响。
这位来自中国的女性杨佳，创造了哈佛的历史，成为了哈佛有史以来惟一一位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MPA）的外国盲人学生。并成为美国前总统卡特创立的卡特中心第一个盲人实习生。
杨佳站起来了，李端也站起来了，当他在专心学习按摩的时候，又一次燃起了体育梦，原来辽宁残疾人运动队的教练在盲校里一眼相中了李端，根据他的身体条件，让他练习跳远和标枪。
“第一次接触跳远的时候，挺害怕的，总感觉前面是万丈深渊，不敢往前跑就认为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背后拽我。”李端说，“但害怕是不行的，练篮球的时候我就知道，没有突破就没有未来，于是我就告诉自己，前面有一条把我从地狱引出来的小路，就这么跑着跳着，说不定哪一天，我就跳出这片黑暗了。”
凭着良好的身体素质和艰苦的训练，在当年全国选拔赛中，李端就获得了冠军。这个冠军为李端打开了一扇通往希望的门，尤其是在2004年雅典残疾人奥运会上，他跑出了完美的12步起跳，他飞起来了，在空中滑出的6.40米，让他成为那一年世界上重度盲人跳得最远、最有魅力的男人。对于这一跳，李端的感觉是： “那就是10年前我在空中滑向篮筐的感觉,像是在天堂。”
相比较杨佳和李端的成功，杨光的幸福来得无疑晚了些。这个爱好音乐的孩子在盲校毕业之后，放弃了残联宣教处的工作，他一个人“飘”到了北京。呼吸着北京的空气，感受着城市里车来车往，杨光知道要想在艺术的大路上走得更远，他必须留下。给家里打电话诉说想法的时候，杨光的爸爸在电话里急了：“你能闯个什么呀，你能看见什么啊！”杨光平静地说：“我虽然看不见这个世界，可是，我要让这个世界都看见我！”
就这样，杨光成了几百万“北漂”大军中的一员。“北漂”的生活对很多健全人来说都很艰难，更何况是对杨光。他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有时甚至困窘到一天只吃一顿饭。为了生计，他推销过手机，在文化公司做过策划，所有的艰苦他都不敢告诉爸爸妈妈。因为一旦让家里知道了实情，肯定会让杨光回家，为了事业，为了音乐梦想他必须一个人坚持。他坚持了六年，是《星光大道》的总冠军为这个执着的孩子创造了唱歌的路。
“虽然我眼睛看不见，但我会把歌声带给那些眼睛能看得见的人，让他们快乐，这就是我的心愿。虽然看不见，但我有颗阳光的心，我所以叫杨光，也是希望给大家带来阳光，照亮你的世界。我会挺直脊梁，会努力下去，相信我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杨光说的尤为真诚
那一年，春晚导演组向杨光发出了邀请。在2008年春节晚会上，杨光演唱了一曲《期待》。他快乐的神态、逼真的表演，仿佛一片阳光，带给观众强烈的震撼。
有一种责任，叫做意义非凡
李端成功了，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他相继夺得F11级三级跳远和男子T11级跳远两块金牌，在体育赛场上证实了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男人。赛后，李端表示，想将金牌捐献出来拍卖，用善款为四川灾区残疾人建立一所康复中心。“大家能看见我，但是我却看不见大家，但是我知道人多力量大。我有一个梦想，希望拿出这届北京残奥会的一块‘金镶玉’、一块雅典残奥会的金牌，以及我获得金牌时所穿着的运动鞋，让爱心人士将它们升华，能够在四川地震灾区建立康复健身学习的场所，帮助受灾最厉害、最穷地方的残疾人得到康复。让这些四川灾区的残疾人，通过这种场所克服残疾重新站起来。” 杨光成功了，残奥会开幕现场闪亮登场，当晚一袭正装的杨光与肢残姑娘李莉共同为全世界献上男女声二重唱《欢聚北京》。他用耳朵感受着全世界的爱，用歌声传递着残疾人的梦想。2009年10月14日，杨光选择了在国际盲人节的前一天推出自己的原创专辑——《我是杨光》。这张专辑除圆了杨光自己的音乐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专辑获取的全部利润都会捐给“光明行动——白内障复明工程”。 “对那些有希望重获光明的人，我想帮他们将希望变为现实。我心中最亮丽的那道风景，就是这些重获光明的人聚在一起向我投来的目光。尽管我没有巨大的号召力，但我有体力，歌我一首一首地去唱，义演我一场一场地参加，这就是我能做到的。”
同李端和杨光不同的是，作为中国盲协副主席杨佳的责任显得更为艰辛，也更为不易。她除了在实现自己的梦想，也在帮助众多残疾人去实现梦想。
早在1996年香港举办的“视障人士信息技术国际研讨会”上，杨佳提出的“让信息技术与盲文和谐相处”，如今已成为现实。1997开始, 她直接参与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的修订工作。多次出席有关《公约》的研讨会，提高社会各界对《公约》的认识和尊重。积极建言献策，促进政府加强和改善无障碍环境建设、残疾人就业和生存状况，维护合法权益。 2000年，杨佳参加了世界盲联官员会议和世界残疾人五大组织高层研讨会，讨论面向新世纪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战略，全程参与了《新世纪残疾人权利北京宣言》的起草、讨论和通过工作。同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联合国新千年论坛”，并在大会上发言。
2008年，杨佳参加第一次缔约国会议，竞选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知情人称这是有史以来外交方面最艰难的一次联合国官员的竞选。只有41个投票国，却有23位候选人，而最终当选的只有12人。要想得到三分之二的支持率，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我当时心里特别没底，我是在政协视察的途中接到通知赶往纽约参加大会的，什么准备都没有。到达之后才发现形势非常严峻，澳大利亚的候选人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公关了！我能做的就是在最后时刻多和各缔约国代表交流，让别人了解我的思想，了解中国残疾人的现状。”杨佳坚定地说。
或许杨佳的人格魅力触动了别人，或许是杨佳的思想感染了别人，或许是那份哈佛的证书惊到了别人，2008年11月3日，杨佳在第一轮中高票通过，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次年当选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
杨佳说：“这证明了我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但在人权外交这方面，西方国家不希望中国能够顺利去做，而是希望能够把中国彻底压下去，既希望我们多负起责任，又不愿意给我们权益，我们必须斗争，且任务非常艰巨，残疾人事业这方面是能为中国挣分的，它能够体现国家的崛起，和谐社会的构建。残疾人自强自立，弘扬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全国政协副主席邓朴方曾经说过：‘只有国家好了，残疾人才会好，残疾人好了，国家才会更好。’所以我们责任重大，要做的还有很多。”
的确，杨佳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制定出台了“缔约国履约报告指南”、、委员会“工作方法”和“议事规则”等核心文件，在第一时间敦促联合国发表“关于中国青海玉树地震的声明”， 对我国切实有效保障震区残疾人的各项权力给予高度关注和支持；今年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履约年，她和委员会的同事开始审议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递交的“首份国家履约报告”，她每天大量的时间都投在了工作上，或许你不会想到，即使处于这样的位置，她也没有配备一名助手，总是一个人消耗着，做着大量繁杂的工作，每天在77岁父亲的搀扶下，爬上六楼，再爬下六楼，因为父亲的一个不稳，她摔青了半边脸……要知道，除了学校的工作，杨佳所有的付出都是义务的，但是她依旧奋斗着，前行着……
2010年国际盲人节即将到来之际，杨佳准备去联合国开会，杨光准备着自己的新歌，李端准备着广州的亚残会，他们都很幸福，因为他们都有梦，在这个梦想的世界中，他们的生活比任何人都亮堂堂。
他是一名运动员，20年来，他在运动场上挥汗如雨、自由奔放。
他是一名歌手，18年来，他一直在用生命歌唱。
教授、运动员、歌手，多么令人羡慕的职业！可是他们为了梦想的实现、为了人生的精彩，付出了常人难以了解的艰辛和汗水。
因为他们看不见，看不见这个世界色彩斑斓，看不见这个世界的纷繁多姿……
教授杨佳、运动员李端、歌手杨光，一样的知名度，一样的成功，虽然眼睛看不见，可在他们心里，这个世界比任何人都敞亮。
有一种感觉，叫做妙不可言
六十年代，在长沙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因为一个天使般小女孩的“降临”，让个家庭充满了欢乐，漂亮的女孩叫杨佳。
“我在长沙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运动，尤其是排球，我打的是四号位，就是跳起来扣球的那个位置，我喜欢那种高高跳起，滞留在空中的那一瞬间，会有一种飞翔的感觉。”杨佳笑着回忆着，“我那时候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当飞行员。”
看着杨佳会心的笑脸，坐在一旁的杨佳的父亲也乐了，女儿对他来说除了是快乐的源泉，更是最大的骄傲，她聪明、善良、爱学习……不管是老师、邻居，还是周围的朋友，都喜欢她。
1978年，是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第一年，正在读高一的杨佳在老师的“鼓动”下，梳着两个小辫的她就蹦蹦跳跳地跑进了高考的考场，那一年，杨佳刚满15岁。
谁也不曾想到，这个抱着试试看去考试的小女孩居然一考即中，高分被郑州大学录取，成为该校年纪最小的学生。但是这个最小的却是最不服输的，在当时都很优秀的同学中间，她比别人付出的更多，拼命的看书增加词汇量，练习口语。第一次考试，她就拿下了全系第一名，同学都以为她是撞上的，谁知道第二次她又考了第一，大家才觉得这小姑娘有点“可怕”。一些年纪比她大又不认输的同学想超过她，拼命地追，但总也追不上，与杨佳同宿舍的同学给出了答案，夜里熄灯后，杨佳的床头总有烛光在亮着，每晚都亮到后半夜。正是因为这样的努力，四年后，杨佳又创造了个奇迹，毕业论文被美国教授破例打了满分100分，成为郑州大学最年轻的英语教师。给一班同龄人上课的滋味，杨佳一直乐在其中，那种似老师、似朋友的感觉一直停留在她的内心深处，所以直至今日，这份雷同的情谊还在复制。
又过了三年，杨佳考上了中国科学院应用语言学研究生，师从李佩先生。
“导师的人格魅力能影响人的一生，这就是师德的力量。我从导师那学到了太多的东西，尤其是怎么做人！李先生的国际眼光是相当独到的。那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托福考试，李先生的一封推荐信就可以，足见老师的权威性。”说起自己的导师，杨佳露出了由衷的敬意之情。
所谓名师出高徒，凭着老师的教导，和自身的努力，杨佳毕业后又留校任教了，成了院里重点培养的对象。要知道，中科院研究生院在当时是国内唯一的、独立的研究生院。对于杨佳来说，未来无限美好。
就在杨佳参加高考的那一年，李端出生了，可能父母都是体育人的缘故，他自小就喜欢运动。1983年，刚满五岁的李端被母亲“扔”进了体校，学习篮球，优良的篮球基因加上后天的努力，李端在同龄人面前显得出类拔萃，八年后，就成为沈阳军区青年男篮的一名专业篮球运动员。
这个只有13岁的小伙，有着1米83的骄人身高，经过一段专业的训练之后，凭着出色的弹跳力，难以言喻的球感和扣篮技术，李端成了队中必不可缺少的一员。1993年，国家男篮少年队将其招至旗下，让其坐上了主力后卫的位置，而他的队友就包括现在家喻户晓的王治郅、遇俊锴……
同年，李端在江西进行的全国青年篮球联赛的扣篮比赛中登上了冠军宝座，他最拿手的一个动作就是运球到篮下三步起跳时，将球抛向空中，然后飞身在空中接球双手灌篮。颇有迈克尔?乔丹的气势，那时候，他的偶像就是乔丹。
“乔丹伸着舌头，右手单手扣着篮球，飞翔在空中的身体缩得很小。但一瞬间，乔丹就会将身体在空中展开，完成他那漂亮的扣篮，我当时的目标，就是把扣篮动作做得比他还完美”。李端笑着说。这个天真、可爱、潜力无限的篮球少年在17岁那年就成为国家青年队主力后卫，前途一片光明。
有一种状态，叫做天崩地裂
杨光和李端年龄相仿，但是他在黑暗中的生活比李端早的多，久的多。8个月大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怪病让杨光跌进了黑暗的世界，在他的脑海里，根本就没有关于这个世界的任何影像记忆，直到现在，他的头脑里都没有任何颜色的概念。
但是，杨光的爸爸妈妈一直把他当成健康的孩子来培养，两岁多时，杨光听到外面有一种很奇怪的声音，就像有人在连续不断地倒水。好奇的他就问妈妈那是什么？杨光的妈妈付红笑着说：“外面下雨了，如果你想知道雨是什么样子，就自己去感受，去触摸。”小杨光就冲了出去走进雨中，顿时感觉丝丝凉意一点点地浇灌着自己的身体，头发、衣服全湿了，他却高兴得跳了起来，抱着妈妈说：“妈妈，我知道什么是下雨了，就是从天上倒下来的水滴。”看着快乐的儿子，付红感动了：“是的！就是这样的。水滴多了，就聚成了江河，江河最后流到一起，就成了大海。”
渐渐地，爸爸妈妈发现儿子在音乐上很有天赋，乐感极好，一些曲子，他只要听过一遍就记住了，歌也唱得很棒。于是，在杨光7岁的时候，爸爸给他买了一架电子琴，杨光摸着琴欢呼雀跃，爱不释手，非要学弹琴。拗不过儿子的妈妈只好请杨光的姑父试着教儿子弹琴。姑父先每个键弹了一下，告诉他哪个键是什么音，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听了几遍的杨光就记住了每个键的位置，并能准确地弹出来。很快他就能把自己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歌弹出来，且音符和节奏都很准。看着聪明的儿子，付红抱着杨光哭了，仿佛所有的付出都有了回报，对儿子的未来也有了更大的信心。1992年，为了发展儿子的音乐才能，在杨光上中学的时候，付红夫妇咬着牙，花了整整一年的工资，给杨光买了一架钢琴，并请来了专业的钢琴老师，让杨光比较正规地学习声乐。
也就是在这一年，杨佳眼前的世界变得朦胧起来。先是讲课时读课文读错行，这种情形在过去是从未发生过的。她一直以为是看书多，近视加重，或者自己太疲劳了，用眼过度。有意识的增加了休息时间之后，情况并没有发生好转，书上的字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后来，我去了医院，医生的诊断是：视神经病变，失明将不可逆转！我和父母都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全国各地到处求医问药，西医、中医、针灸甚至最痛苦的球后注射，我都尝试过了，都没有什么效果，我更大的恐惧是自己的视野也变得越来越窄，就像舞台的大幕徐徐向中间靠拢……”说这段话的时候，杨佳显得很平静，但是她父亲的眼圈有些微红，用他的话说,“我们真的尽力了，该想的办法都想了。”
最终，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当杨佳睁开双眼的时候，太阳没有升起，不是一天，而是永远。那一年，她29岁。坚强的杨佳悲痛欲绝，她感觉自己的天在瞬间崩塌。曾经的一幕幕在脑海中像流星一般划过，转瞬即逝。
杨佳说：“我苦苦的思索，我该怎么办？在孤寂中沉沦，还是在困境中重生？我打排球的时候就知道，只要球没有落地，无论是一个鱼跃，还是一个滚翻，都可以起死回生，我的人生也是这样，不能放弃。于是，我在父母的帮助下，像孩子一样，学穿衣、学吃饭、学走路。用吸管喝饮料，吸管却戳到了眼睛；用盲杖探路，走着走着，竟把自己绊倒了……不能看书，我就听书，录音机用坏了一台又一台。不能像常人那样写字，我就学盲文。30岁的我，盲校都不收了，只有通过电话向老师请教。从ABC摸起”。 在杨佳摸着“ABC ”最痛苦的时刻，正是李端在篮球场上最洒脱、最幸福的时刻，但是这样的幸福真的太过短暂，1996年9月11日，处在备战状态的李端打扫场地卫生，一个灭火器的底部突然爆炸，灭火器的上端部分在强大的压力下，飞了起来，直接击中了李端的脑门……
对于那个可怕的一幕，李端只感觉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当他再醒来的时候，周围都是消毒水的味道，趁护士换纱布的机会，他悄悄地摸了一下眼睛，发现右眼处成了窟窿，左眼球虽然还在，但没有任何光感。右手食指也短了一截。
眼睛看不见了，手指不停使唤了，篮球梦彻底灭了，这样的打击对于一个只有18岁的少年来说来的有些残酷，李端的天空有些灰暗，他甚至想过结束生命。但是李端的爸爸却从来没有放弃，为了治疗儿子的病，患有重病的父亲东奔西跑，求名医，找偏方，最终，这个为了儿子的爸爸倒下了。
“事故使我从天空跌进了谷底，父亲去世又让我从谷底跌进了地狱。”李端说。“开追悼会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责任大了，我是长子啊，家里的顶梁柱，我不能放弃！”
不能打篮球的李端想到了去学按摩，这是许多盲人赖以养家糊口的职业。还有一点就是，他觉得自己学好了按摩，就可以给队友服务，不用离开部队。
有一种幸福，叫做有梦相伴
在杨佳、李端、杨光最难受，最备受煎熬的时候，是亲人站在他们的背后托起了那一片天，这就是一起吃苦的幸福，除了亲情，他们还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就是梦想。
1993年，在杨佳失明半年之后，中科院研究生院的新学期即将开课，恰在此时，三个教英语的外教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翘课”，就在所有人一筹莫展的时刻，李佩先生坚定地说，“这个讲台，杨佳完全有能力站上去。”要是在杨佳失明前，这个看法毋庸置疑，但是现在的她还可以做到吗？
当杨佳再次站上讲台的那一瞬间，所有的质疑灰飞烟灭，要知道，在失明后的半年里，为了不和英语有距离，她开始一箱一箱地购买录音带，用原声带听各种有声读物，用空白带收录电台的英语广播，她一点也没有落下，甚至跑在了更前面。
当杨佳重回讲台之后，因为教室不一样，电教仪器的规格型号也不同。为了不麻烦别人，她经常提前一天到教室熟悉环境，摸摸电钮，摸摸黑板，顺便确认一下放粉笔的位置。所以杨佳的板书相当漂亮，听杨老师课的人永远是教室里满满的，走廊上挤挤的。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失明之后，重回讲台，她的心里似乎更亮堂了，她知道，要想更好的传道授业解惑，自己也必须不断的学习。
周围的人都知道杨佳在学习，但是谁也不曾想到，2000年，她居然“学”进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世界排名第一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所有人都很震惊，指其中也有人怀疑杨佳是否能够适应哈佛的高强度。
“哈佛的老师上课很活,从不照本宣科。每节课都要预习，否则你肯定跟不上老师的进度，那时候老师规定每天阅读书目至少500页，同学们即使扫读，都感觉时间不够用，对我来说就更难了。但是我很感激哈佛，他们为我专门准备了一间工作室，里面有电脑、扫描仪，我先通过扫描仪把书一页一页扫进电脑，之后通过为我量身定做的语音软件读出来。我由原来每分钟听200多个词,最后提速到每分钟听400个词,几乎就是录音机快进时，变调的语速，几乎很少睡觉。”杨佳说。
正是凭着这样的毅力，她以哈佛罕见的A+成绩走上了毕业典礼，当主持人、MPA学位项目主任威廉逊念到“Jia Yang”时，几秒钟的停顿，只见杨佳笑盈盈挽着风度翩翩的巴西外交官、钢琴家菲力浦扬同学的胳膊一路走来，在全场赞叹的目光中走上主席台，从院长、“软实力”一书作者——JOSEPH NYE教授的手中接过了毕业证书，院长同她紧紧握手，说“祝贺你,杨佳.你是中国的软实力！” 那一瞬间，坐在主席台上下的学校的领导、知名教授们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他们微笑着为杨佳鼓起了掌。紧接着，台下前排就坐的同学们站了起来，周围观看的家长们也都站了起来……掌声长时间地回响。
这位来自中国的女性杨佳，创造了哈佛的历史，成为了哈佛有史以来惟一一位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MPA）的外国盲人学生。并成为美国前总统卡特创立的卡特中心第一个盲人实习生。
杨佳站起来了，李端也站起来了，当他在专心学习按摩的时候，又一次燃起了体育梦，原来辽宁残疾人运动队的教练在盲校里一眼相中了李端，根据他的身体条件，让他练习跳远和标枪。
“第一次接触跳远的时候，挺害怕的，总感觉前面是万丈深渊，不敢往前跑就认为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背后拽我。”李端说，“但害怕是不行的，练篮球的时候我就知道，没有突破就没有未来，于是我就告诉自己，前面有一条把我从地狱引出来的小路，就这么跑着跳着，说不定哪一天，我就跳出这片黑暗了。”
凭着良好的身体素质和艰苦的训练，在当年全国选拔赛中，李端就获得了冠军。这个冠军为李端打开了一扇通往希望的门，尤其是在2004年雅典残疾人奥运会上，他跑出了完美的12步起跳，他飞起来了，在空中滑出的6.40米，让他成为那一年世界上重度盲人跳得最远、最有魅力的男人。对于这一跳，李端的感觉是： “那就是10年前我在空中滑向篮筐的感觉,像是在天堂。”
相比较杨佳和李端的成功，杨光的幸福来得无疑晚了些。这个爱好音乐的孩子在盲校毕业之后，放弃了残联宣教处的工作，他一个人“飘”到了北京。呼吸着北京的空气，感受着城市里车来车往，杨光知道要想在艺术的大路上走得更远，他必须留下。给家里打电话诉说想法的时候，杨光的爸爸在电话里急了：“你能闯个什么呀，你能看见什么啊！”杨光平静地说：“我虽然看不见这个世界，可是，我要让这个世界都看见我！”
就这样，杨光成了几百万“北漂”大军中的一员。“北漂”的生活对很多健全人来说都很艰难，更何况是对杨光。他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有时甚至困窘到一天只吃一顿饭。为了生计，他推销过手机，在文化公司做过策划，所有的艰苦他都不敢告诉爸爸妈妈。因为一旦让家里知道了实情，肯定会让杨光回家，为了事业，为了音乐梦想他必须一个人坚持。他坚持了六年，是《星光大道》的总冠军为这个执着的孩子创造了唱歌的路。
“虽然我眼睛看不见，但我会把歌声带给那些眼睛能看得见的人，让他们快乐，这就是我的心愿。虽然看不见，但我有颗阳光的心，我所以叫杨光，也是希望给大家带来阳光，照亮你的世界。我会挺直脊梁，会努力下去，相信我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杨光说的尤为真诚
那一年，春晚导演组向杨光发出了邀请。在2008年春节晚会上，杨光演唱了一曲《期待》。他快乐的神态、逼真的表演，仿佛一片阳光，带给观众强烈的震撼。
有一种责任，叫做意义非凡
李端成功了，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他相继夺得F11级三级跳远和男子T11级跳远两块金牌，在体育赛场上证实了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男人。赛后，李端表示，想将金牌捐献出来拍卖，用善款为四川灾区残疾人建立一所康复中心。“大家能看见我，但是我却看不见大家，但是我知道人多力量大。我有一个梦想，希望拿出这届北京残奥会的一块‘金镶玉’、一块雅典残奥会的金牌，以及我获得金牌时所穿着的运动鞋，让爱心人士将它们升华，能够在四川地震灾区建立康复健身学习的场所，帮助受灾最厉害、最穷地方的残疾人得到康复。让这些四川灾区的残疾人，通过这种场所克服残疾重新站起来。” 杨光成功了，残奥会开幕现场闪亮登场，当晚一袭正装的杨光与肢残姑娘李莉共同为全世界献上男女声二重唱《欢聚北京》。他用耳朵感受着全世界的爱，用歌声传递着残疾人的梦想。2009年10月14日，杨光选择了在国际盲人节的前一天推出自己的原创专辑——《我是杨光》。这张专辑除圆了杨光自己的音乐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专辑获取的全部利润都会捐给“光明行动——白内障复明工程”。 “对那些有希望重获光明的人，我想帮他们将希望变为现实。我心中最亮丽的那道风景，就是这些重获光明的人聚在一起向我投来的目光。尽管我没有巨大的号召力，但我有体力，歌我一首一首地去唱，义演我一场一场地参加，这就是我能做到的。”
同李端和杨光不同的是，作为中国盲协副主席杨佳的责任显得更为艰辛，也更为不易。她除了在实现自己的梦想，也在帮助众多残疾人去实现梦想。
早在1996年香港举办的“视障人士信息技术国际研讨会”上，杨佳提出的“让信息技术与盲文和谐相处”，如今已成为现实。1997开始, 她直接参与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的修订工作。多次出席有关《公约》的研讨会，提高社会各界对《公约》的认识和尊重。积极建言献策，促进政府加强和改善无障碍环境建设、残疾人就业和生存状况，维护合法权益。 2000年，杨佳参加了世界盲联官员会议和世界残疾人五大组织高层研讨会，讨论面向新世纪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战略，全程参与了《新世纪残疾人权利北京宣言》的起草、讨论和通过工作。同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联合国新千年论坛”，并在大会上发言。
2008年，杨佳参加第一次缔约国会议，竞选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知情人称这是有史以来外交方面最艰难的一次联合国官员的竞选。只有41个投票国，却有23位候选人，而最终当选的只有12人。要想得到三分之二的支持率，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我当时心里特别没底，我是在政协视察的途中接到通知赶往纽约参加大会的，什么准备都没有。到达之后才发现形势非常严峻，澳大利亚的候选人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公关了！我能做的就是在最后时刻多和各缔约国代表交流，让别人了解我的思想，了解中国残疾人的现状。”杨佳坚定地说。
或许杨佳的人格魅力触动了别人，或许是杨佳的思想感染了别人，或许是那份哈佛的证书惊到了别人，2008年11月3日，杨佳在第一轮中高票通过，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次年当选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
杨佳说：“这证明了我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但在人权外交这方面，西方国家不希望中国能够顺利去做，而是希望能够把中国彻底压下去，既希望我们多负起责任，又不愿意给我们权益，我们必须斗争，且任务非常艰巨，残疾人事业这方面是能为中国挣分的，它能够体现国家的崛起，和谐社会的构建。残疾人自强自立，弘扬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全国政协副主席邓朴方曾经说过：‘只有国家好了，残疾人才会好，残疾人好了，国家才会更好。’所以我们责任重大，要做的还有很多。”
的确，杨佳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制定出台了“缔约国履约报告指南”、、委员会“工作方法”和“议事规则”等核心文件，在第一时间敦促联合国发表“关于中国青海玉树地震的声明”， 对我国切实有效保障震区残疾人的各项权力给予高度关注和支持；今年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履约年，她和委员会的同事开始审议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递交的“首份国家履约报告”，她每天大量的时间都投在了工作上，或许你不会想到，即使处于这样的位置，她也没有配备一名助手，总是一个人消耗着，做着大量繁杂的工作，每天在77岁父亲的搀扶下，爬上六楼，再爬下六楼，因为父亲的一个不稳，她摔青了半边脸……要知道，除了学校的工作，杨佳所有的付出都是义务的，但是她依旧奋斗着，前行着……
2010年国际盲人节即将到来之际，杨佳准备去联合国开会，杨光准备着自己的新歌，李端准备着广州的亚残会，他们都很幸福，因为他们都有梦，在这个梦想的世界中，他们的生活比任何人都亮堂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