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文章梳理了我国生育政策演变历程中呈现的两轮“否定之否定”的运动轨迹，明显带着“波浪式上升”的特点。第一轮“否定之否定”的表象为：人口增殖—节制生育—人口增殖复辟：第二轮“否定之否定”的表象为：人口增殖复辟—计划生育—人口增殖再复辟。在此基础上，阐述我国生育政策调整所给出的启示，并结合当下学者对全面二胎政策的影响效应研究，文章根植于历史规律与中国实践对未来生育政策的调整进行展望：推出从人口增减的对立走向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融合的适度发展。
　　【关键词】生育政策；演变轨迹；全面二胎政策；否定之否定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加速、性别比失衡和养老负担加重，是制约着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全面二胎政策的落地直接影响着生育行为的转变、人口的健康发展及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在追溯我国生育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时，依据生育意愿的取向、实施环境的变迁和国家领导人对人口问题所持态度等来劃分不同历史阶段，以便更清晰展现其调整脉络。通过对生育政策演变轨迹进行梳理，不难发现其剖有“以史为鉴”的思考价值。将这一思考纳入以历史时期为横轴和生育意愿高低为纵轴的坐标系，绘制生育政策曲折发展曲线，必然发现其波浪式上升的特点（见图1）。沿着历史发展脉络，生育政策的轨迹演变主要历经五大阶段，呈现出清晰的规律——即两轮“否定之否定”。文章试图对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进行评价、反思展望，以便更好地把握生育政策符合规律的未来走向。
　　二、生育政策的演变轨迹：两轮“否定之否定”
　　文章试图将发端、五大阶段、起始时间、产生原因以及两轮“否定之否定”纳入一个逻辑框图中，即形成生育观念的发展源流图（见图2），以便更清晰地认识生育政策的演变进程。
　　（一）第一阶段：人口增殖
　　封建社会的人口再生产规律，通常表现为周期性的增长和锐减。大凡建朝初期至中期（人口发展的低谷期），采取休生养息政策，人口发展到或接近发展到高峰。随之社会根本矛盾的加剧，农民战争的爆发，人口骤减，直到下个王朝经济的恢复，人口又开始新的增长。主张限制人口的思想往往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发展的高峰期和停滞期）提出。夏商时期，初步形成鼓励人口增长的思想。墨子是世界上最早阐述人口问题的，认为社会财富增长远远快于人口增长，支持人口增长这一观点。不同于前人推崇繁庶的人口观，韩非是我国古代史上第一个反对人口增殖，认为人口的成倍增长是负担。从汉至唐，绝大多数思想家也以地广人多而呼吁人口增殖，如汉代的贡禹、唐代的刘晏与陆蛰等。宋代以后，人口负担日益加重，不少敏感的学者提出缩减人口的观点，开始努力摆脱传统主流人口观点的束缚，如宋代的苏轼、清朝的洪吉亮。由于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自发增殖人口，再加上封建统治者的宣扬，人口增殖思想一直占主流地位。
　　（二）第二阶段：节制生育
　　晚清至五四期间，人口成功突破三亿大关，限制过分膨胀的人口，已成为这一时期主流人口思想。一批深受西方文明熏陶的有志之士意识到我国人口过剩所导致的社会问题，提出一系列减缓生育增长的学说，最具代表性的是严复提出的“奢民说”和“教育妨生说”，他的思想是近代我国“生育节制”思想的萌芽。随着桑格夫人的两次访华，促使节育西风东渐，推动节育思想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派节制主义兴起，吴景超、陈达、许仕廉和陈长蘅等社会学家纷纷积极主张控制人口，节制生育。1945年，国民党六大承认节制生育合法，这标志着节育观念外化于行动。
　　（三）第三阶段：人口增殖复辟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无暇顾及人口问题，又照搬苏联的鼓励人口增长政策，导致人口激增。此次人口的快速增长引起了社会有识之士及领导层的高度关注，如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周恩来多次在全国会议上提及控制人口。在“大跃进”中，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充裕一度成为国人的骄傲，有关控制人口增长也为党和人民所忘却。
　　（四）第四阶段：计划生育
　　“文化大革命”是我国人口政策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向现代生育文明转变的分水岭。文革初期，提倡计划生育几乎未能推行。1973年至1976年，国家出台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并付出实施，效果显著，为我国现代人口生育观念奠定基础。邓小平从人均观念出发，反复强调经济建设中人口增长因素的制约，将计划生育落到实处。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促使我国人口增长呈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态势，巨大的人口红利推动经济迅猛发展，以前闭关锁国的中国逐步走向世界。随之，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经过一段繁盛之后逐渐显露出来。
　　（五）第五阶段：人口增殖再复辟
　　进入21世纪以后，老龄化严重、性别失衡、人口红利消退，我国经济已然走向新常态。这其中，人口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党和政府逐渐认识到转变人口政策的迫切性。2013年，全面推行“单独二孩”的政策。由于政策的遇冷和经济下行的压力，2015年又宣告全面放开二孩政策，长达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得到重大调整，将释放巨大的人口潜能。
　　三、两轮“否定之否定”的生育政策发展脉络的启示
　　对生育政策的演变作出梳理，结合其发展中经历的两轮“否定之否定”的表现，我们可从得到以下重要启示：其一，人口政策在历经古代的鼓励人口增殖、近代节制生育的兴盛、现代执行的计划生育的发展过程，基本颠覆我国传统生育观念，成功实现人口增长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是中国人口史上的伟大创举。其二，政府在制定国家人口政策时，结合人口发展形势，充分给予政策调整的弹性。生育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依据历史规律、特定的经济社会条件适时调整，充分发挥其导向作用，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三，从经济学角度看，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人口政策的制定要能适应人口再生产理论：人口不单单是控制的对象，更是投资和发展的对象。随着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将从社会负担转变为社会财富，未来人口政策的转变要把握好这个方向，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把人力与生产、社会发展统一起来。
　　四、全面二孩政策的评价及未来展望
　　人口老龄化、性别失衡、养老负担加重和经济常态化等诸多问题的不断凸显表明我国一直依靠廉价劳动力带动经济腾飞的潮流已然退却，因此不得不思考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调整的需要。继2013年的“单独二孩”政策发布后，许多学者纷纷就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可行性进行多角度的分析研究。基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多数学者认为全面放开二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年社会危机问题，甚至认为由于社会养老、医疗保障体系得不到相应发展，全面放开二胎政策长期来讲只会加剧老龄化危机。在解决性别失衡的问题上，吕红平认为改变男女性别比持续走高的现状，生育政策的调整是重要的突破口，这也得到曾毅的认可。在破解养老支付危机的对策中，曾益等人认为二孩政策可以有效缓解养老压力。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刘永平，陆铭提出计划生育政策的松动会引起经济增长回落，也有许多学者认为会促进经济增长。总之，在国家生育政策逐步放宽的条件下，人们是否增加生育意愿并付诸实际生育行为，全面二孩政策能否有效攻克当前发展难题，其影响效应究竟有多大，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是，根据现行社会经济条件，可以肯定，短期内人口将会迎来一次较大的增长。
　　当前计划生育政策的松动，实际上仍处于刚揭开序幕，结合其演变轨迹给予的启示，特别是结合中国学者对全面二胎政策的已有研究探索，对生育政策未来的展望是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具有兼容并包的适度人口发展政策。适度人口，即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人均收入达到最大值的人口规模，强调与自然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等相协调发展，单纯地从人口增减的对立走向人口的和谐式发展。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应当是朝着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口均衡型社会努力，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结构的优化，最大化的发挥人力资源效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