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情志为病 《内经》 朱丹溪 张景岳
　　
　　祖国医学所谓的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惊，是人类持有的七种情志变化。
　　一般说来，轻微的情志变化，不会影响人的健康，如果情志变化太大，精神刺激过久，扰乱了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就会发生各种病变。
　　关于情志为病的记载，最早见于《内经》。如《素问·阴阳印象大论》说“人有五脏配五气，以生喜怒悲优恐”；“肝志在怒，心志在喜，肺志在悲，脾志在思，肾志在恐”；“怒伤肝、思伤脾、喜伤心、悲伤肺、恐伤肾”；“肝悲衰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妄不精，不精则不正，当人阴缩而挛筋，两肋骨不举，毛悴色夭死于秋”。详细地论述了七情太过，损伤人的脏腑、精神、形体的病理变化，严重的可以导致死亡。
　　情志为病的病机，总离不开气机的失调。《素问·举痛论》说：“余知百病之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心无所依，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祖国医学认为，气是人体一切生命活动的动力。人体的各种功能活动，都是依靠气作用的结果。气充满全身，鼓动血液，进行营养物质的输布，废料的排泄，以及饮食消化等生理活动。所以，气机的失调，必然会导致气血和营卫的不畅及脾脏阴阳的失调，引起各种疾病。
　　祖国医学理论中，还有“五志皆可化火”、“气有余便是火”的说法，因此，情志为病日久不愈，由气及血，化火生风，则变化多端，百病丛生。例如，临床中常见的脏躁、呕逆、虚劳、消渴、胃痛、眩晕、癫狂、猝厥等等疾病，大都与情志所伤有关。
　　元代医家朱丹溪从丰富的临床实践中总结出六郁之说，即气、血、痰、火、湿、食六郁，并把气郁看成最主要的病因。由于气郁不舒，可影响血、火、痰、湿、食的病理变化。他认为：“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百病生焉。”他以此创立了“越鞠丸”，专治各种郁证。目前，“越鞠丸”在中医临床中应用非常广泛，对推动中医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明代医家张景岳在他所著的《类经》中，将情志变化归统为情治病。并在此基础上将临床上常见的情志病，总结为怒、思、忧三郁，认为思郁是由于思则气结，伤肝及脾，而引起脾虚的一系列见证。治疗对根据病理变化阶段不同而辨证施治。患病初病程短，中气未伤，治宜开结顺气，用木香枳术丸治疗。久病中气已损伤，治宜赔补中气，用香砂六君子汤治疗。忧郁认为是由于衣食之累，利害之牵，戚戚悠悠，精神失常，神志不振，即所谓的阳消证。治疗时强调改变环境和性情，调气开郁用逍遥散和四君子汤治疗。怒郁是由于大怒伤肝引起的一系列病变，宜用舒肝理气、平肝等药物治疗。以上所谈及的郁病各种症状，只不过是情志为病的一部分。古代医家在治疗情志为病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综合病人的全身情况，具体分析。若病人患常乐不能自主，则责之于心；郁郁寡欢不语者，责之于脾；暴躁狂怒者，责之于肝。又如对癫狂的治疗，有理气解郁，化痰开窍法；健脾益气，养心安神法；平肝泻火法等等。这样从生理推及病理，进行辨证施治，颇有独特风格，是现代医学所不及的。
　　除了药物治疗之外，祖国医学也非常重视精神疗法。如《内经》云：“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让人们注意七情的调节，不要为物欲所诱惑，经常平心静气的将息，避免急躁情绪，永远保持乐观态度。这样才能精神饱满，身强体健，才能有利于疾病的恢复。正如明代医家李中梓所说：“境缘不遇，营求不遂，深情牵挂，良药难医。”这是对情志为病的最深刻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