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科学发展观提出一个问题，发展为什么?为了人。这就是以人为本
7月23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
这其中，关于科学发展观的一段表述引人瞩目：“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仍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面临着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矛盾和困难。我们必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完善的制度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
“注意，其中用到‘极具’，过去很少用这样极端的词汇。”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贺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前，统一党的高级干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思想认识，从而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切实的贯彻落实，已经成为20年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次讲话中不断重申，说明未来还要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继续前进。”张贺福说。
一脉相承：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绝非头脑一热。”张贺福说。
时间回到1978年，这一年的故事中国人耳熟能详。十年“文革”，中国经济走到崩溃边缘。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道路，并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到1992年之前，这一段时间是思想解放初期和理论创新的准备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十四大鲜明地提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这就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王怀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1997年，在邓小平逝世后几个月，中共十五大召开，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实际上十四大已经对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科学概括，只不过没有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一说法。”王怀超说。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来源。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说：“邓小平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包含着丰富内容的发展理论。特别是他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一方面强调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另一方面强调要两个文明一起抓。”
2002年，中共十六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同样是在十六大，中央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此之前，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中国的物质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到20世纪末已经基本实现“小康”。
“江泽民在坚持邓小平的发展理论的同时，又不断从新的实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点的新观点、新思想，如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科教兴国战略，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战略等。”李君如说。
“加上科学发展观，纵观改革开放的30年，这三个理论正好对应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而结合各个阶段的实际情况看，党的理论在与时俱进。”王怀超说。
他认为，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精华所在。“邓小平告诉我们，要发展生产力。而经过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科学发展观提出一个问题，发展为了什么?为了人。这就是以人为本。”
“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全面可持续的发展，这是新时期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所说的新时期，极具现实针对性。除了非典，在十六大之后，我国还遇到一些发展中的新问题。
其中的一个代表性事件是，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造成大量苯类污染物进入松花江水体，引发重大水环境污染事件。这一事件给松花江沿岸特别是大中城市人民群众生活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此辞职。
在对经济发展速度追求多年之后，人们对粗放式经济发展的弊端有了切肤之痛和更深刻的认识。
2004年的宏观调控也加深了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这一年初，国内经济出现了投资偏大、经济过热，中央及时作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决策。至年底，调控初见成效。
当年12月3日，胡锦涛在作总结时提到：“宏观调控的实践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多年来我国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消耗资源和增加污染的较大代价，这在某些方面已经超出我们的承受能力。必须改变粗放型增长的路子，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但在意识到科学发展观的现实针对性的同时，“不能认为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为了纠正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工作指导上出现的传统发展观或者庸俗发展论的错误。”李君如说，“要理解科学发展观，就要把‘以人为本’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结合，而且其中人是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解放生产力，最根本的就是解放‘人的因素’。”
完善：从十六届五中全会到十七大
“2005年‘十一五’规划制定时，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已经正式作为一个方针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张贺福说。
早在2004年5月，胡锦涛要求“把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成果转化为促进发展的科学思路，转化为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转化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能力”。
而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是实现这种“转化’的重大步骤。
之前在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已经提出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抓住城乡发展差距，实际上就抓住了发展协调性不够的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际上就抓住了增强发展协调性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张贺福说，“另一个突出矛盾是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这主要表现为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抓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个关键环节，实际上就找到了破解发展与资源环境难题的正确途径。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正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 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央针对现实问题提出的另一重大战略思想。
竹立家说：“2005年以后，中国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平不公正问题、权力腐败现象有所突出，所以中央在指导思想上提出和谐社会。”
王怀超说：“过去我们过于注重经济增长，相对忽视了民生建设，积累了一些社会矛盾。构建社会和谐就是要注意化解社会矛盾，这一理论提出一个目标，发展经济、政治，目的是构建和谐、团结、友爱的社会。而落实科学发展，就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方法。”
此届全会，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张贺福评价说：“通过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更加完备了，其理念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此后就是5年一次的全国党代会。2007年，在十七大上，科学发展观得到了系统闸发。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产生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基本要求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十七大报告还就我国发展的新阶段特征从八个方面予以概括，这些可以视为科学发展观产生的重要实践背景。从十七大对于我国新的发展阶段特征的论述来看，科学发展观的的确确是由于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么一个实践要求应运而生的。”张贺福说。
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高度的概括：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汲取经验：增长与发展之辨
值得注意的是，十七大报告特别提到科学发展观“借鉴国外发展经验”。
2011年底，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公布最新世界经济排行榜。巴西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这个上世纪一度被称为“经济彗星”的国家重新赢来了发展的黄金期。
上世纪60年代，世界上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一股强大的发展潮流造就了一个个“经济神话”。不过，这些国家大多并未走得太远。作为其中的代表，到上世纪80年代，巴西的发展大幅下滑，两极分化严重，腐败丛生。
近年来，随着媒体的讨论增多，中等收入陷阱开始进入更多中国人的视野。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如果延续过去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难以为继。
历史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不多，仅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党中央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全局高度，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它的着眼点就是要回答：在新的阶段，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张贺福说。
李君如说，在学界的研究中，以上世纪的巴西为代表的这些相继破灭的经济神话，被称作“有增长无发展”或者“没有发展的增长”。
“增长，主要是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这是发展的基础，但是单纯追求经济和财富量的增长和扩张，而不考虑经济的质与量的统一，不考虑财富的分配，是不可能持续增长的。”
“这种认识，促使人们在为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从‘增长’走向‘发展’，并进一步形成科学的发展观。”李君如说。
十七大报告中一个看似微小的变化反映了认识上的巨大跨越：“十一52”规划之中所说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此已经变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且，在全篇报告中，转变发展方式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成为一个更丰富的要求。实践：转型与民生
158年历史、6000多亿美元的债务。2008年9月15日，当美国四大投行之一的雷曼兄弟申请破产时，美国股市创下9·11以来最低点，拖累全球股市应声下跌，金融股更成为重灾区。
这场自上世纪大萧条时期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很快席卷全球，应对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冲击，也成为十七大以后推动科学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
2009年，成为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12月5日，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综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李君如说，为此，中央既提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方针，又明确提出“调结构”的要求，提出要把金融危机转化为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机制。
中央将此次危机视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次重要尝试，不仅如此，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自十七大开始便是中央工作的重点，2010年更是被确立为“十二五”的主线。
“科学发展观是解决发展问题的指导，在发展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不科学。这些年来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一些弊端，使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问题。”张贺福说。
为解决新问题，十七大已提出了“三个转变”的新要求：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这三个转变是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建设领域的一个体现。”张贺福说。
“要实现这‘三个转变’，不仅要转变增长方式，而且要转变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方式，除了涵盖前者的含义之外，还对发展的理念、促进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提出了要求。”李君如说。
2010年2月，在省部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胡锦涛就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8点意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十七大之后的5年，是中央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的首个完整任期。除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民生工程的空前重视，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同样是在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
“十七大之后，中央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五年来民生改善的力度之大，老百姓在社会保障的各项领域得到的实惠之多，在我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密集的政策说明，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如果改善民生这个工作跟不上，会影响到发展方式转变。”张贺福说。
竹立家说：“对各个阶层、不同人群，实现个人发展方面要有公平的机会和权利。只有社会各个阶层共享发展成果，社会和谐才能实现。”
(特约撰稿叶雨岑对本文亦有贡献)
7月23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
这其中，关于科学发展观的一段表述引人瞩目：“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仍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面临着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矛盾和困难。我们必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完善的制度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
“注意，其中用到‘极具’，过去很少用这样极端的词汇。”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贺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前，统一党的高级干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思想认识，从而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切实的贯彻落实，已经成为20年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次讲话中不断重申，说明未来还要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继续前进。”张贺福说。
一脉相承：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绝非头脑一热。”张贺福说。
时间回到1978年，这一年的故事中国人耳熟能详。十年“文革”，中国经济走到崩溃边缘。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道路，并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到1992年之前，这一段时间是思想解放初期和理论创新的准备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十四大鲜明地提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这就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王怀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1997年，在邓小平逝世后几个月，中共十五大召开，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实际上十四大已经对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科学概括，只不过没有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一说法。”王怀超说。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来源。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说：“邓小平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包含着丰富内容的发展理论。特别是他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一方面强调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另一方面强调要两个文明一起抓。”
2002年，中共十六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同样是在十六大，中央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此之前，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中国的物质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到20世纪末已经基本实现“小康”。
“江泽民在坚持邓小平的发展理论的同时，又不断从新的实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点的新观点、新思想，如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科教兴国战略，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战略等。”李君如说。
“加上科学发展观，纵观改革开放的30年，这三个理论正好对应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而结合各个阶段的实际情况看，党的理论在与时俱进。”王怀超说。
他认为，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精华所在。“邓小平告诉我们，要发展生产力。而经过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科学发展观提出一个问题，发展为了什么?为了人。这就是以人为本。”
“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全面可持续的发展，这是新时期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所说的新时期，极具现实针对性。除了非典，在十六大之后，我国还遇到一些发展中的新问题。
其中的一个代表性事件是，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造成大量苯类污染物进入松花江水体，引发重大水环境污染事件。这一事件给松花江沿岸特别是大中城市人民群众生活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此辞职。
在对经济发展速度追求多年之后，人们对粗放式经济发展的弊端有了切肤之痛和更深刻的认识。
2004年的宏观调控也加深了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这一年初，国内经济出现了投资偏大、经济过热，中央及时作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决策。至年底，调控初见成效。
当年12月3日，胡锦涛在作总结时提到：“宏观调控的实践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多年来我国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消耗资源和增加污染的较大代价，这在某些方面已经超出我们的承受能力。必须改变粗放型增长的路子，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但在意识到科学发展观的现实针对性的同时，“不能认为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为了纠正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工作指导上出现的传统发展观或者庸俗发展论的错误。”李君如说，“要理解科学发展观，就要把‘以人为本’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结合，而且其中人是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解放生产力，最根本的就是解放‘人的因素’。”
完善：从十六届五中全会到十七大
“2005年‘十一五’规划制定时，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已经正式作为一个方针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张贺福说。
早在2004年5月，胡锦涛要求“把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成果转化为促进发展的科学思路，转化为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转化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能力”。
而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是实现这种“转化’的重大步骤。
之前在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已经提出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抓住城乡发展差距，实际上就抓住了发展协调性不够的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际上就抓住了增强发展协调性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张贺福说，“另一个突出矛盾是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这主要表现为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抓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个关键环节，实际上就找到了破解发展与资源环境难题的正确途径。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正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 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央针对现实问题提出的另一重大战略思想。
竹立家说：“2005年以后，中国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平不公正问题、权力腐败现象有所突出，所以中央在指导思想上提出和谐社会。”
王怀超说：“过去我们过于注重经济增长，相对忽视了民生建设，积累了一些社会矛盾。构建社会和谐就是要注意化解社会矛盾，这一理论提出一个目标，发展经济、政治，目的是构建和谐、团结、友爱的社会。而落实科学发展，就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方法。”
此届全会，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张贺福评价说：“通过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更加完备了，其理念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此后就是5年一次的全国党代会。2007年，在十七大上，科学发展观得到了系统闸发。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产生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基本要求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十七大报告还就我国发展的新阶段特征从八个方面予以概括，这些可以视为科学发展观产生的重要实践背景。从十七大对于我国新的发展阶段特征的论述来看，科学发展观的的确确是由于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么一个实践要求应运而生的。”张贺福说。
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高度的概括：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汲取经验：增长与发展之辨
值得注意的是，十七大报告特别提到科学发展观“借鉴国外发展经验”。
2011年底，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公布最新世界经济排行榜。巴西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这个上世纪一度被称为“经济彗星”的国家重新赢来了发展的黄金期。
上世纪60年代，世界上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一股强大的发展潮流造就了一个个“经济神话”。不过，这些国家大多并未走得太远。作为其中的代表，到上世纪80年代，巴西的发展大幅下滑，两极分化严重，腐败丛生。
近年来，随着媒体的讨论增多，中等收入陷阱开始进入更多中国人的视野。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如果延续过去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难以为继。
历史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不多，仅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党中央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全局高度，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它的着眼点就是要回答：在新的阶段，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张贺福说。
李君如说，在学界的研究中，以上世纪的巴西为代表的这些相继破灭的经济神话，被称作“有增长无发展”或者“没有发展的增长”。
“增长，主要是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这是发展的基础，但是单纯追求经济和财富量的增长和扩张，而不考虑经济的质与量的统一，不考虑财富的分配，是不可能持续增长的。”
“这种认识，促使人们在为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从‘增长’走向‘发展’，并进一步形成科学的发展观。”李君如说。
十七大报告中一个看似微小的变化反映了认识上的巨大跨越：“十一52”规划之中所说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此已经变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且，在全篇报告中，转变发展方式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成为一个更丰富的要求。实践：转型与民生
158年历史、6000多亿美元的债务。2008年9月15日，当美国四大投行之一的雷曼兄弟申请破产时，美国股市创下9·11以来最低点，拖累全球股市应声下跌，金融股更成为重灾区。
这场自上世纪大萧条时期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很快席卷全球，应对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冲击，也成为十七大以后推动科学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
2009年，成为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12月5日，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综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李君如说，为此，中央既提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方针，又明确提出“调结构”的要求，提出要把金融危机转化为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机制。
中央将此次危机视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次重要尝试，不仅如此，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自十七大开始便是中央工作的重点，2010年更是被确立为“十二五”的主线。
“科学发展观是解决发展问题的指导，在发展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不科学。这些年来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一些弊端，使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问题。”张贺福说。
为解决新问题，十七大已提出了“三个转变”的新要求：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这三个转变是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建设领域的一个体现。”张贺福说。
“要实现这‘三个转变’，不仅要转变增长方式，而且要转变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方式，除了涵盖前者的含义之外，还对发展的理念、促进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提出了要求。”李君如说。
2010年2月，在省部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胡锦涛就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8点意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十七大之后的5年，是中央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的首个完整任期。除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民生工程的空前重视，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同样是在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
“十七大之后，中央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五年来民生改善的力度之大，老百姓在社会保障的各项领域得到的实惠之多，在我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密集的政策说明，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如果改善民生这个工作跟不上，会影响到发展方式转变。”张贺福说。
竹立家说：“对各个阶层、不同人群，实现个人发展方面要有公平的机会和权利。只有社会各个阶层共享发展成果，社会和谐才能实现。”
(特约撰稿叶雨岑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