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我国的森林覆盖面积远低于我们的北方邻居，在我有限的阅读量中，很少能够看到以森林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脍炙人口的小说《林海雪原》中，森林也只是作为背景性的存在。直到新时期文学肇始，情况才有所改观。前有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系列短篇，后有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为生息在大兴安岭中的鄂温克人立传，书写这一狩猎民族生活方式蜕变中的温暖与疼痛。反观俄罗斯苏联文学，以描写森林著名的大手笔就有多位，那个屠格涅夫，一部《猎人笔记》，将森林和草原写得如诗如画；那个普里什文，生态思想超前，被誉为“伟大的牧神”“世界生态文学和大自然文学的先驱”，据说具有倾听鸟兽之语、草虫之音的特异功能，一部《大自然的日历》，某些章节犹如一份“物候学笔记”；那个巴乌斯托夫斯基，“人与大自然”是他作品中永恒的主题，他的《梅晓拉》系列，通篇洋溢着抒情气氛和诗的意境，暴雨和闪电中的白樟树和火红狐狸的细节，成为生态文学中的经典片段；还有那个儿童文学作家比安基，人称是“森林哑语翻译者”，一份《森林报》系列，滋养了几代小读者……
　　正是这部《林中散记》 （王嘉龙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年11月），唤起了我久远的阅读记忆，让我试图将其放置到较为广大的文学格局中，来衡估它的价值及其实现程度。
　　世界缤纷万象，人生千姿百态，21世纪的地球村，现代化的进程却在顽固地同化着世界和人生，唯有文学家艺术家在做着艰难的抵抗，试图维系人类生活的多样性，这里面就有本书的作者王嘉龙先生。且看开卷自序，题为《森林、森警与我》，作者自言生长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幼时的双眼里除却家的世界便是山林的世界”，至于成人，参加森警，从新兵到将军，更与森林结下了不解之缘。倘再往上溯，“父辈早年就在大森林里闯荡”，则按时下称谓，该名之为“林二代”了。试想，还有谁能比作者更有资格去书写森林，书写森警呢？他无需乎去“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因为正如自序的批头首句，“森林和我的生命是不可分的”，这不啻是为全书定下的基调。从水管里流出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鲁迅先生论文之言，用于本书，极切。
　　题材的新鲜是显而易见的，建立在作者个体生活阅历之上的独特的写作资源是无法复制的，因为我们对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知之不多，“从官方到民间对‘森警’知之者甚少”，不知道这“世界上唯一的一支以防火灭火、保护森林为己任的专业武装部队”的存在。于是打开书页，陌生的风景，陌生的生活，就如森林河谷富含负氧离子的惠风，扑面而来。你看：
　　冬季饮用水全靠到河里“拉冰”。“铁钎子凿深了，一块冰凿下来竟露出了清澈的河水……一条接一条的细鳞鱼闪着银光从冰窟窿里弧线形地飞跃到冰面上……又噼哩噗噜地跳上来十多只林蛙”；
　　“山坡上林子里、河岸边、冰道上到处都能见到野兽们的踪影”，皑皑雪野上野兽的足迹，“像一幅幅素描或者抽象画”，以至于作者不仅能分辨出野兽的物种，甚至能猜测它们“是奔跑着还是徜徉着，是饱食而归还是饥饿而去”；
　　“过来八月十五以后山里头野兽的肉就好吃了，我们骑马挎枪到山里转悠半天就能打个狼啊、狍子啊、野鸡啊什么的回来，饭桌上就有肉香味了”；
　　“你别看外表上还是冰还是雪的，实际过了立春，地底下就开始慢慢有暖气在往上拱了。你没觉得这风比冬天里发干，阳坡的蒿草和榛柴棵子也发燥了吗？”
　　阅读这些文字，不能不使我心生感动，森林人对大自然的亲近，体现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上，体现在，对日月轮回、季节流转的敏锐的感受上，那些终年在水泥森林中蜗居，在钢铁洪流中沉浮的都市芸芸众生，即便是邀约驴友游走四方，也只不过是作片刻大自然的看客，能够与山水林泉、草木虫鱼相依为命吗？
　　当然，王嘉龙和他的战友们，不是采菊东篱的陶渊明，也不是瓦尔登湖沉思的梭罗；他们不是离群索居的隐士，他们是肩头承载着责任和使命的现役军人。这就是为什么，在王嘉龙笔下，森林并不是桃花源，它不仅有美丽的一面，也有狰狞的一面；森警生活不仅有温馨的一面，也有艰苦的一面，甚至是凶险的一面。普天之下，只要是侧身戎伍，生命的价值就体现在奉献牺牲中。“住地窨子、撮罗子、石拉子洞，吃窝窝头、啃咸菜、嚼冰吃雪喝草塘沟的水”；密林深处，不仅有“瞎蠓蚊子和小咬，一天里头三班倒”和“夜袭队”一样的老鼠的袭扰，野狼、野猪和熊瞎子的威胁（作者有一次外出挑水，差一点被狼吃了）；五花八门的职业病，困扰着森警，而“滚山”有险，山火无情，更是他们职业活动中必定遭遇的常态。但是战士毕竟是战士，森警毕竟是森警，“有些人就是专门为那个行当生的”，此一语看似寻常不过，却实在是饱含哲学意味的警策之言，涵盖了作者毕生的阅历，浸透了作者对生命和职业的体悟，乃至于隐含了某种不可知的宿命。演员为舞台而生，运动员为竞技而生，军事家为疆场而生。明乎此，“再苦再累再险，对他们来讲似乎都是乐趣”，“老森警们都是打火的行家，一见到烟，一看到火，眼睛就放光，精神头就亢奋了”，当然就毫不奇怪了。
　　为了展示森警生活的多侧面，作者并不避讳在外站闲散的日子，“无聊包裹着寂寞，寂寞消磨着意志。因为与外界的隔绝，因为家书的不畅，因为外站里就是那几张不变的脸，因为无书可读，落寞感时常抓挠着我的心，觉得精神无所寄托，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和未来……我的心灵整天价像一只无处栖身的小鸟，落魄了似的漫无目的地飘荡。”这种寂寞有多可怕，作者在虚写基础上，特别抓取了一个点，实写了几个新兵在外站过年的场景：大雪封山，与世隔绝，在堆雪人、做冰灯、饮酒、打扑克、以开枪代放鞭炮等一番别样的“除夕守岁”活动之后，几个大男人依然无法排遣乡愁情思，居然伏床而哭。王嘉龙没有往“高大全”方向提升自己和战友，书中也难觅英雄人物的豪言壮语，而唯其如此，才更见真实的自己，真实的森警。散文之为散文，说一千道一万，真情实感乃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不矫饰，不虚夸，不无病呻吟，不仅是文章优劣的绳墨，也是人品高下的度量。正是在表达这个层面上，《林中散记》不仅凭借题材的新鲜新人耳目，而且以语言的简洁朴素、清新本色，兼带几句方言行话，与特定内容相契相合，读来赏心悦目。 　　散文除写景状物之外，还常常会写到人物，虽往往一鳞半爪，不求小说的完整立体，但凡是优秀散文，却总能给读者留下印象，这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细节的到位。如果说情节可以编造，可以离奇，可以穿越，可以玄幻的话，那么细节就必须一五一十了，它检验的是作者的生活积累，是作者观察生活、捕捉瞬间的深入与敏锐。除了贯穿首尾的叙述者也即作者“我”之外，《林中散记》星星点点，还写到了不少人物；除了“东北人说话直，林区的人说话更不爱拐弯”的群像之外，那个“第一代中俄混血儿”徐家凤的豪爽义气，性格柔和却“在外人面前也喜欢摆个小架子”的队长“金春涅夫”等等，都可圈可点。不过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那个“文化不高的领导”孙队长。作者写他，其实并没有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的铺排，只是写了对上报材料盖章的例行公事：他每一次都会“握着中队的公章，蘸一下印泥，而后对着嘴边儿哈一口气，转着圈儿把公章上的五角星对正了重重地印上去。遇到他认为重要的上报材料，盖完公章，他还会在公章的下面端端正正地盖上自己的名章。有一次，公章盖得有些往下了，他盖名章的时候，我说，队长，你的名章盖在公章边儿上就行了，他翻了我一眼说，个人咋能和公家并列呢。”虽说“脾气急性格躁，但对自己的兵那还真是疼爱有加，甚至有些护犊子之嫌”，自己的兵和地方的小青年三天两头有些小摩擦，“谁要是在外边打赢了占上风了，孙队长听说了会抿着笑盈盈的嘴角拍拍他的脑袋说，嘿，这个浑小子净跟我惹事，你可千万别把人家打坏了！谁要是在外面被人家欺负了，孙队长听说了会狠瞪着眼睛说，没那个卤水就别点那个豆腐，以后少给我丢脸。”
　　如果说“盖章”显见其工作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公私分明的精神品质，使人可敬的话，则“护犊子”便携带了烟火气、家常味，使人可爱了。两个细节的捕捉，远胜过许多长篇大论。
　　当然，当一位作家在以题材之新取胜时，还必须认识到题材价值的相对性和有限性。任何题材的作品，都不应当被行业的狭隘圈子拘囿。借助题材的特殊性，传达出更广泛、更深刻、更富有普遍性与典型性的美学意蕴，才是文学更高层次的追求。在我看来，《林中散记》在环境和人物两个向度上，在努力超越森林和森警的局限，向更高的美学意蕴提升。古人有“望峰息心，窥谷忘返”的生命体验，如今王嘉龙又一次试图唤醒我们对大自然不变的初心，唤醒我们对大地的敬畏之情，对鸟兽虫鱼的护惜之念。而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我们身处滚滚红尘身不由己，常为人际间的竞争、防范，乃至于挤兑、欺诈所苦时，再看看那些“豪爽、大气、敞亮，没有隔肚皮的事”的如赤子般的山林里人，比比筑路队那“几个看点的人”，在自己吃喝不多的窘境中，听说森警留守人员补给困难，“喯儿都没打”，当即推食助人，怎能不为他们的古道热肠感慨良多呢？此无他，巍巍高山、莽莽大地、茫茫林海、滔滔江河，的确有净化人的灵魂，医治人类现代病的疗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