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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结束了近十年的贬谪，刘禹锡从朗州（今常德）奉诏回京，与他一起被召回的，还有知己柳宗元。一开始，他们没有意识到皇帝并不打算重用他们，所谓“召回”，不过是一个政治手段。没过多久，刘禹锡就因《戏赠看花诸君子》里的一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得罪了朝中新贵，再次被贬，还牵连上了柳宗元。实际上，从他们被召回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再次被贬的命运。自永贞革新失败后被打上“革新派”的标签，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暗地里盯着，时刻准备着揪他们的小辫子，像刘禹锡这样又狂又“轴”，“口无遮拦”的人，自然很容易成为“突破口”。
刘禹锡也明白，十年前那场昙花一现的改革才是自己接连被贬的根本原因。再给他一次重来的机会，他还是会毫不顾忌地讽刺那些他被贬后得势的人。所以十三年后他又一次回到长安，还是不肯“学乖”地喊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继续得罪人，继续被贬，在各个蛮荒之地流离半生。但他不曾后悔，也不曾因被贬而忘却自己的雄心壮志。
韩愈被贬去潮州时，在害怕死于瘴疠之地的情绪驱使下他上表陈情，被迫承认自己的《谏迎佛骨表》“言涉不敬，万死犹轻”；柳宗元在永州作《囚山賦》，写下“匪兕吾为柙兮，匪豕吾为牢”的诗句，将永州当作牢笼。与韩愈、柳宗元的心境有所不同，刘禹锡除了第一次被贬时偶尔表达出了失落外，其他时候都是一种积极、豪迈的态度。
功利存乎人民
在朗州，刘禹锡身为司马，却没有多少实权，他的抱负与为官理念多体现在与友人的诗文往来间。在《答饶州元使君书》中刘禹锡提出地方官员施政时要因地制宜，根据民情灵活变换政策；官员还应修身，以诚信服民，以政治清明取信于民。刘禹锡建议设缿筩，接受百姓的监督检举，并鼓励百姓对贪污腐败的举报……这些理念放到现在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长庆四年（824）夏，刘禹锡从夔州前往和州任刺史，甫一上任，就遭遇了多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他马不停蹄地召集当地百姓了解旱情，走遍了和州各地视察灾情。了解情况后，忧心如焚的刘禹锡顾不上自己不得圣心，冒着继续被贬谪的风险，言辞恳切地给朝廷上书，请求赈灾，减免赋税，安抚百姓。
又一次被外放，刘禹锡来到了苏州。别看苏州现在是鱼米之乡，可在中唐，还是远离政治文化中心。这次刘禹锡遇上的是水灾，朝廷认为苏州相对富有，足以自救。刘禹锡再次上书直陈百姓疾苦，力争使得朝廷减免了苏州的赋役。此外，他还开官仓，为灾民拨粮，不仅使灾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当地的人口也有所增加。刘禹锡的努力被朝廷看到，赐紫金鱼袋以示嘉赏，好友白居易闻说此事，还特意作诗一首遥寄祝贺。
除了在物资上满足百姓的生存、生活需要，刘禹锡认为还应使百姓知礼守法、明通文化，以保证长远的发展。
在连州，刘禹锡想改变当地文化落后的现状，重视教育，兴办学校。由于他在文坛上有巨大的影响力，当时一些年轻的文人学子不远万里前去连州求教，带动了连州地区的文化发展。自刘禹锡到连州任刺史后，连州风气为之大变，科举进士人数逐年增加，后来被称为“科第甲通省”，足以得见刘禹锡的开拓性贡献，称他有开连州千年文脉之功也不为过。
实为循吏，世独知其诗
在一次次的外放中，刘禹锡“轴”的性格丝毫没有改变。民间传说中，刘禹锡被贬至和州任刺史时，和州知县见风使舵，认为他不过是个多次被贬的官吏，不仅不按照礼制给他安排衙门的官邸，还让他住在县南的江边。刘禹锡倒是想得很开，没有一丝半毫的妥协与讨好，乐悠悠地写了一幅对联“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贴在门上。知县气得够呛，又让刘禹锡搬到城北，还把他的住所从三间缩小到一间半。刘禹锡看到屋外临河的杨柳，大笔一挥，又是一幅对联：“垂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知县知道后，得寸进尺地让他继续搬家，并给了他一间只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房子。这次刘禹锡没写对联了，洋洋洒洒一篇《陋室铭》，彻底让知县无招可施，而这篇骈文则千古传诵。
尽管刘禹锡大气洒脱的性格容易得罪人，不太会“审时度势”，几经贬谪也与此有关，这在如今人们的眼里看来似乎有些情商不足。但不得不承认，“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他公正廉洁的作风令当时许多人钦佩不已，连一些品阶比他高的官员，见了他都会主动让路，以示尊敬。
一生为官，一开始曾被视为有宰相之才的刘禹锡几起几落，直到去世才被追赠户部尚书。从朝廷手握监察重权的监察御史跌落到空有虚名的边州司马，不曾改变的是他洁净如水的清廉品质和“功利存乎人民”的爱民情怀。“莫道迁客似沙沉”，可不就是他一生的写照吗？
与许多文人官吏一样，刘禹锡也多以诗文闻名于后世，一篇《陋室铭》、一首《乌衣巷》，足以让其“诗豪”的名声掩住他为官时造福一方的耀眼功绩。正如北宋文人朱长文感叹的：“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亦可谓循吏，而世独知其能诗耳。”
但历史不会忘记那些真正为民之人的铮铮铁骨与浩然正气。刘禹锡离开苏州后，苏州百姓自发修建“三贤祠”，以纪念苏州历史上韦、白、刘这三任最好的刺史。而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周敦颐在连州游历时，亦想到了刘禹锡在此为官的政绩，有感于他的清正廉洁，在连州巾峰山的一处泉水旁题下了“廉泉之源”四个大字，至今仍存。
（摘自《廉政瞭望》）
刘禹锡也明白，十年前那场昙花一现的改革才是自己接连被贬的根本原因。再给他一次重来的机会，他还是会毫不顾忌地讽刺那些他被贬后得势的人。所以十三年后他又一次回到长安，还是不肯“学乖”地喊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继续得罪人，继续被贬，在各个蛮荒之地流离半生。但他不曾后悔，也不曾因被贬而忘却自己的雄心壮志。
韩愈被贬去潮州时，在害怕死于瘴疠之地的情绪驱使下他上表陈情，被迫承认自己的《谏迎佛骨表》“言涉不敬，万死犹轻”；柳宗元在永州作《囚山賦》，写下“匪兕吾为柙兮，匪豕吾为牢”的诗句，将永州当作牢笼。与韩愈、柳宗元的心境有所不同，刘禹锡除了第一次被贬时偶尔表达出了失落外，其他时候都是一种积极、豪迈的态度。
功利存乎人民
在朗州，刘禹锡身为司马，却没有多少实权，他的抱负与为官理念多体现在与友人的诗文往来间。在《答饶州元使君书》中刘禹锡提出地方官员施政时要因地制宜，根据民情灵活变换政策；官员还应修身，以诚信服民，以政治清明取信于民。刘禹锡建议设缿筩，接受百姓的监督检举，并鼓励百姓对贪污腐败的举报……这些理念放到现在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长庆四年（824）夏，刘禹锡从夔州前往和州任刺史，甫一上任，就遭遇了多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他马不停蹄地召集当地百姓了解旱情，走遍了和州各地视察灾情。了解情况后，忧心如焚的刘禹锡顾不上自己不得圣心，冒着继续被贬谪的风险，言辞恳切地给朝廷上书，请求赈灾，减免赋税，安抚百姓。
又一次被外放，刘禹锡来到了苏州。别看苏州现在是鱼米之乡，可在中唐，还是远离政治文化中心。这次刘禹锡遇上的是水灾，朝廷认为苏州相对富有，足以自救。刘禹锡再次上书直陈百姓疾苦，力争使得朝廷减免了苏州的赋役。此外，他还开官仓，为灾民拨粮，不仅使灾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当地的人口也有所增加。刘禹锡的努力被朝廷看到，赐紫金鱼袋以示嘉赏，好友白居易闻说此事，还特意作诗一首遥寄祝贺。
除了在物资上满足百姓的生存、生活需要，刘禹锡认为还应使百姓知礼守法、明通文化，以保证长远的发展。
在连州，刘禹锡想改变当地文化落后的现状，重视教育，兴办学校。由于他在文坛上有巨大的影响力，当时一些年轻的文人学子不远万里前去连州求教，带动了连州地区的文化发展。自刘禹锡到连州任刺史后，连州风气为之大变，科举进士人数逐年增加，后来被称为“科第甲通省”，足以得见刘禹锡的开拓性贡献，称他有开连州千年文脉之功也不为过。
实为循吏，世独知其诗
在一次次的外放中，刘禹锡“轴”的性格丝毫没有改变。民间传说中，刘禹锡被贬至和州任刺史时，和州知县见风使舵，认为他不过是个多次被贬的官吏，不仅不按照礼制给他安排衙门的官邸，还让他住在县南的江边。刘禹锡倒是想得很开，没有一丝半毫的妥协与讨好，乐悠悠地写了一幅对联“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贴在门上。知县气得够呛，又让刘禹锡搬到城北，还把他的住所从三间缩小到一间半。刘禹锡看到屋外临河的杨柳，大笔一挥，又是一幅对联：“垂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知县知道后，得寸进尺地让他继续搬家，并给了他一间只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房子。这次刘禹锡没写对联了，洋洋洒洒一篇《陋室铭》，彻底让知县无招可施，而这篇骈文则千古传诵。
尽管刘禹锡大气洒脱的性格容易得罪人，不太会“审时度势”，几经贬谪也与此有关，这在如今人们的眼里看来似乎有些情商不足。但不得不承认，“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他公正廉洁的作风令当时许多人钦佩不已，连一些品阶比他高的官员，见了他都会主动让路，以示尊敬。
一生为官，一开始曾被视为有宰相之才的刘禹锡几起几落，直到去世才被追赠户部尚书。从朝廷手握监察重权的监察御史跌落到空有虚名的边州司马，不曾改变的是他洁净如水的清廉品质和“功利存乎人民”的爱民情怀。“莫道迁客似沙沉”，可不就是他一生的写照吗？
与许多文人官吏一样，刘禹锡也多以诗文闻名于后世，一篇《陋室铭》、一首《乌衣巷》，足以让其“诗豪”的名声掩住他为官时造福一方的耀眼功绩。正如北宋文人朱长文感叹的：“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亦可谓循吏，而世独知其能诗耳。”
但历史不会忘记那些真正为民之人的铮铮铁骨与浩然正气。刘禹锡离开苏州后，苏州百姓自发修建“三贤祠”，以纪念苏州历史上韦、白、刘这三任最好的刺史。而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周敦颐在连州游历时，亦想到了刘禹锡在此为官的政绩，有感于他的清正廉洁，在连州巾峰山的一处泉水旁题下了“廉泉之源”四个大字，至今仍存。
（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