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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步步升级。在日伪的黑暗统治下，很多仁人志士不甘沉沦，不当亡国奴，奋起抗争，表现出中国人不屈的民族气节，清末状元刘春霖就是其中的一位。日伪汉奸曾多次以高官厚禄邀刘春霖为日伪政权效力，但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和怒斥。
拒绝担任伪满洲国“教育部长”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东三省，第二年便扶植清废帝溥仪做傀儡，建立了伪“满洲国”（1934年3月改为“帝国”），“首都”设在长春（称“新京”）。为了招兵买马，溥仪除了笼络一批清末的遗老遗少外，还想让一些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物为其效力。1935年3月，伪满政府总理郑孝胥派人去找刘春霖，所派一行二人带着溥仪亲自签署的“诏书”前往北平，并携带了许多东北特产作为见面礼，想以重金聘请当时已63岁的“末代状元”，出任伪满洲国“教育部长”。他们在正阳门东站（前门火车站）下了火车后，便坐上一辆汽车，直奔位于城西的西智义胡同刘春霖府邸。先是将带来的东北特产送上，随后说明来意，并取出溥仪签署的“诏书”，递到刘春霖面前。刘春霖看了两眼，言道：“而今我年事已高，体弱多病，难以胜任这‘教育部长’之职，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二人垂头丧气地回到长春，如实向郑孝胥说了刘春霖婉言谢绝任职之事。郑孝胥听后极为恼火，将这二人训斥了一顿。
过了一个月，郑孝胥要亲自登门拜访刘春霖。但他从长春赶到北平后并没有急于拜访刘春霖，而是先拜访了几位刘春霖的故友，了解刘春霖的为人、秉性与爱好。其中一位介绍说，刘状元嗜好品茶鉴水，尤其喜欢京城老字号“张一元”的茶叶，于是郑孝胥特意到前门外大栅栏“张一元茶庄”买了几斤极品好茶，随后到西智义胡同拜访刘春霖。
郑孝胥与刘春霖同为书法名家，但他比刘大12岁，故称其为“贤弟”。见面后，郑孝胥并不提及请他任职之事，而是谈论起书法艺术，从唐宋元时的四大名家（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赵孟頫），聊到前（清）朝四大名家（刘墉、成亲王、翁方纲、铁保），滔滔不绝。刘春霖只是附和着，对他的真正来意心知肚明。突然，郑孝胥话锋一转：“贤弟，您是老佛爷慈禧皇太后钦点的状元，而今满洲国仍是大清的天下，康德皇帝（溥仪）对您厚爱有加，特派我请您到满洲国任要职，您可不能辜负圣上的厚望！”闻听此言，刘春霖义正词严道：“如今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岂能随汝而毁我之誉！”说着打开房门，并把郑孝胥带来的茶叶扔到他的手里，郑孝胥见他态度如此坚决，颓丧地离开了刘府。
拒绝为日本商铺题写匾额
“七七”事变不久，日军占领了北京城。
随着军事侵略的不断深入，经济侵略也逐渐推进，京城街头出现了不少销售日本商品（俗称“东洋货”）的店铺，有的商铺大股东是日本人，而有的店铺就是日本人开的。
匾额是店铺的金字招牌，其题字大多出自名人或书法名家之手，于是有的日本商人也效仿京城老字号，请书法名家为自己的店铺题写匾额，以为店铺增光添彩。
刘春霖是近代著名书法家，以楷书享誉京城，曾有“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
他的楷体字清秀、挺拔、疏淡，方、圆、刚、柔浑然一体，笔致秀润稳健、流畅中寓古朴之风格，堪称一绝。其书碑、书扇、书联、书匾、书条幅等墨宝颇受文人雅士所青睐。
有个叫加藤的日本人在八面槽大街（今王府井大街中段）开了一家“富士车行”，专门出售日本产的自行车。
他听说“末代状元”刘春霖的书法技艺超群，便慕名到刘春霖府上拜访，请他题写匾额。可他刚说明了来意，就遭到刘春霖的拒绝，随后便“送客”出门。
但这家伙并不死心，以为刘春霖嫌自己出的钱少，不愿题写，所以三天之后再次登门，并带来四根金灿灿的金条。
他对刘春霖说：“只要你为鄙店题写匾额，我愿以每字一根金条付酬金，刘君意下如何？”刘春霖蔑视道：“别说是一个字一根金条，就是一个字一座金山我也不会题写，你还是另请高明吧！”加藤被刘春霖一副铁骨铮铮、大义凛然的气概所震慑，灰溜溜地走了。
没过几天，又有一位日本商人来到刘春霖府上。这人40岁上下，身材不高，胖胖的脸，嘴上一撮“仁丹胡”，一走进刘春霖的客厅就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自报家门。
原来他是西四牌楼附近“东亚楼”饭庄的日本老板松本一郎，也是慕名请刘春霖题写匾额的。
他是个“中国通”，对中国文化礼仪颇有了解，所以来之前特意到北京琉璃厂一家知名的“南纸店”购买了一套上乘的“文房四宝”，算是见面礼。刘春霖闻听他是日本人，也是前来求字的，二话不说，便把他“请”了出去。
拒绝出任伪北平“市长”
“七七”事变后，北平组建了日伪政权，想找些社会名流出来撑台，而“末代状元”刘春霖就名列其中。
他们曾几次派人威逼利诱，逼迫刘春霖出任伪教育署官员，但刘春霖卧床装病，巧妙地躲过了日伪的威逼。
1940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同年6月与刘春霖同科的进士王揖唐任委员长兼内务署督办。
王揖唐自认为与刘春霖有交情，既是同科进士，又一同去日本留学，平素关系不错。他觉得，如果请刘春霖“出山”担任伪北平“市长”，不但能助自己一臂之力，还能在日本人面前讨个好。
一天，王揖唐西装革履，头戴日本军帽，带着贵重礼品，神气活现地去拜访刘春霖。
一见王揖唐头戴日本军帽，满副奴才相，刘春霖很是不悦。因为王揖唐出任伪职，他已有耳闻。
宾主坐定后，王揖唐双手一拱，直奔主题：“仁兄之品德、才华，胜弟十倍，望兄能为我维持政务，弟感三生有幸！这北平市长之职，非仁兄莫属呀！”
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刘春霖便蓦地从藤椅中站起来，将一杯茶水泼在地上，痛斥道：“我是决不会依附外国侵略者的。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请免开尊口！”王揖唐见状，只得告退。
受到刘春霖谴责和训斥的王揖唐恼羞成怒，第二天就派兵到刘春霖家，抄走了其全部家具，还将他历年收藏的书画珍宝洗劫一空，并将其全家赶出家门。
刘春霖愤愤地说：“宁作华丐，不当汉奸！”后来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王揖唐方许其归家，允其以重金赎回书画，并发还了抄走的财物。
1942年1月18日，刘春霖因突发心脏病在北京病逝，终年70歲，归葬于河北保定西郊的鲁岗村，其“墓志铭”上有“退隐林下，忧国忧民。痛斥贼寇，豪气千钧”之褒扬。人们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哀悼者络绎不绝，许多知名人士送去挽联、挽词，其中有两块黑底金字的匾额，分别写着“义士状元”和“中华脊梁”。
拒绝担任伪满洲国“教育部长”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东三省，第二年便扶植清废帝溥仪做傀儡，建立了伪“满洲国”（1934年3月改为“帝国”），“首都”设在长春（称“新京”）。为了招兵买马，溥仪除了笼络一批清末的遗老遗少外，还想让一些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物为其效力。1935年3月，伪满政府总理郑孝胥派人去找刘春霖，所派一行二人带着溥仪亲自签署的“诏书”前往北平，并携带了许多东北特产作为见面礼，想以重金聘请当时已63岁的“末代状元”，出任伪满洲国“教育部长”。他们在正阳门东站（前门火车站）下了火车后，便坐上一辆汽车，直奔位于城西的西智义胡同刘春霖府邸。先是将带来的东北特产送上，随后说明来意，并取出溥仪签署的“诏书”，递到刘春霖面前。刘春霖看了两眼，言道：“而今我年事已高，体弱多病，难以胜任这‘教育部长’之职，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二人垂头丧气地回到长春，如实向郑孝胥说了刘春霖婉言谢绝任职之事。郑孝胥听后极为恼火，将这二人训斥了一顿。
过了一个月，郑孝胥要亲自登门拜访刘春霖。但他从长春赶到北平后并没有急于拜访刘春霖，而是先拜访了几位刘春霖的故友，了解刘春霖的为人、秉性与爱好。其中一位介绍说，刘状元嗜好品茶鉴水，尤其喜欢京城老字号“张一元”的茶叶，于是郑孝胥特意到前门外大栅栏“张一元茶庄”买了几斤极品好茶，随后到西智义胡同拜访刘春霖。
郑孝胥与刘春霖同为书法名家，但他比刘大12岁，故称其为“贤弟”。见面后，郑孝胥并不提及请他任职之事，而是谈论起书法艺术，从唐宋元时的四大名家（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赵孟頫），聊到前（清）朝四大名家（刘墉、成亲王、翁方纲、铁保），滔滔不绝。刘春霖只是附和着，对他的真正来意心知肚明。突然，郑孝胥话锋一转：“贤弟，您是老佛爷慈禧皇太后钦点的状元，而今满洲国仍是大清的天下，康德皇帝（溥仪）对您厚爱有加，特派我请您到满洲国任要职，您可不能辜负圣上的厚望！”闻听此言，刘春霖义正词严道：“如今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岂能随汝而毁我之誉！”说着打开房门，并把郑孝胥带来的茶叶扔到他的手里，郑孝胥见他态度如此坚决，颓丧地离开了刘府。
拒绝为日本商铺题写匾额
“七七”事变不久，日军占领了北京城。
随着军事侵略的不断深入，经济侵略也逐渐推进，京城街头出现了不少销售日本商品（俗称“东洋货”）的店铺，有的商铺大股东是日本人，而有的店铺就是日本人开的。
匾额是店铺的金字招牌，其题字大多出自名人或书法名家之手，于是有的日本商人也效仿京城老字号，请书法名家为自己的店铺题写匾额，以为店铺增光添彩。
刘春霖是近代著名书法家，以楷书享誉京城，曾有“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
他的楷体字清秀、挺拔、疏淡，方、圆、刚、柔浑然一体，笔致秀润稳健、流畅中寓古朴之风格，堪称一绝。其书碑、书扇、书联、书匾、书条幅等墨宝颇受文人雅士所青睐。
有个叫加藤的日本人在八面槽大街（今王府井大街中段）开了一家“富士车行”，专门出售日本产的自行车。
他听说“末代状元”刘春霖的书法技艺超群，便慕名到刘春霖府上拜访，请他题写匾额。可他刚说明了来意，就遭到刘春霖的拒绝，随后便“送客”出门。
但这家伙并不死心，以为刘春霖嫌自己出的钱少，不愿题写，所以三天之后再次登门，并带来四根金灿灿的金条。
他对刘春霖说：“只要你为鄙店题写匾额，我愿以每字一根金条付酬金，刘君意下如何？”刘春霖蔑视道：“别说是一个字一根金条，就是一个字一座金山我也不会题写，你还是另请高明吧！”加藤被刘春霖一副铁骨铮铮、大义凛然的气概所震慑，灰溜溜地走了。
没过几天，又有一位日本商人来到刘春霖府上。这人40岁上下，身材不高，胖胖的脸，嘴上一撮“仁丹胡”，一走进刘春霖的客厅就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自报家门。
原来他是西四牌楼附近“东亚楼”饭庄的日本老板松本一郎，也是慕名请刘春霖题写匾额的。
他是个“中国通”，对中国文化礼仪颇有了解，所以来之前特意到北京琉璃厂一家知名的“南纸店”购买了一套上乘的“文房四宝”，算是见面礼。刘春霖闻听他是日本人，也是前来求字的，二话不说，便把他“请”了出去。
拒绝出任伪北平“市长”
“七七”事变后，北平组建了日伪政权，想找些社会名流出来撑台，而“末代状元”刘春霖就名列其中。
他们曾几次派人威逼利诱，逼迫刘春霖出任伪教育署官员，但刘春霖卧床装病，巧妙地躲过了日伪的威逼。
1940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同年6月与刘春霖同科的进士王揖唐任委员长兼内务署督办。
王揖唐自认为与刘春霖有交情，既是同科进士，又一同去日本留学，平素关系不错。他觉得，如果请刘春霖“出山”担任伪北平“市长”，不但能助自己一臂之力，还能在日本人面前讨个好。
一天，王揖唐西装革履，头戴日本军帽，带着贵重礼品，神气活现地去拜访刘春霖。
一见王揖唐头戴日本军帽，满副奴才相，刘春霖很是不悦。因为王揖唐出任伪职，他已有耳闻。
宾主坐定后，王揖唐双手一拱，直奔主题：“仁兄之品德、才华，胜弟十倍，望兄能为我维持政务，弟感三生有幸！这北平市长之职，非仁兄莫属呀！”
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刘春霖便蓦地从藤椅中站起来，将一杯茶水泼在地上，痛斥道：“我是决不会依附外国侵略者的。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请免开尊口！”王揖唐见状，只得告退。
受到刘春霖谴责和训斥的王揖唐恼羞成怒，第二天就派兵到刘春霖家，抄走了其全部家具，还将他历年收藏的书画珍宝洗劫一空，并将其全家赶出家门。
刘春霖愤愤地说：“宁作华丐，不当汉奸！”后来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王揖唐方许其归家，允其以重金赎回书画，并发还了抄走的财物。
1942年1月18日，刘春霖因突发心脏病在北京病逝，终年70歲，归葬于河北保定西郊的鲁岗村，其“墓志铭”上有“退隐林下，忧国忧民。痛斥贼寇，豪气千钧”之褒扬。人们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哀悼者络绎不绝，许多知名人士送去挽联、挽词，其中有两块黑底金字的匾额，分别写着“义士状元”和“中华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