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话题】近乡情怯 感动 思念
　　高秉涵：1948年因战乱辗转到台湾地区，七十年间他心系故乡，从1991年起带上百坛老兵骨灰回家。高秉涵的外祖父宋绍唐是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留学生之一，母亲宋书玉毕业于济南第一女子高等师范学堂。清朝覆灭后，宋书玉和丈夫高金锡拒绝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在山东菏泽农村创办新式小学，发展乡村教育。高金锡在战争中早逝。1978年，宋书玉没有盼回儿子也故去了，但她对儿子说的一句话，如风筝线一般，一直牵着儿子的思乡情，最终带他回家。
　　少小离家，獨在异乡
　　1935年我出生于山东菏泽，1947年父亲在战争中走了。我娘怕我有生命危险，决定让我跟着山东的“流亡学校”到南方去。临出来的时候，母亲把我父亲遗留下来的一支笔交给我，说无论在什么状况下不要忘记读书。1948年农历八月初六夜晚，娘牵着我到父亲的坟墓前，让我磕了三个头，跟父亲说声再见。我们又到了奶奶的院里，那时已是凌晨，我娘没有叫醒奶奶，因为我是长孙，怕奶奶受不了。娘让我对着奶奶的房门磕了三个头，然后带着我回到城里去上车。城里是我外婆家，外婆给了我一个石榴，让我带在车上吃。我右手拿一个石榴，左手被娘牵着，去往东关外。上车以后，看着熟透裂开的石榴，我就慌着吃。娘跟我打招呼，我没有看到。马车已经走了差不多三十米，同一辆车子的同学拍拍我说：“你娘在跟你打招呼。”这个时候我低着头多啃了一口石榴，再转眼看时，车子刚好拐弯，没有看到母亲。我痛哭起来，把石榴丢掉。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这一辈子不再吃石榴了，因为看到石榴我就想到娘。
　　我上车前，娘拧着我的耳朵说：“儿子，你要活下去，娘等着你回来。”这是我娘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离开家，到了“流亡学校”，我跟着人流走了六个省，两千多公里，这一路就记得娘的那句话，想着她在等我回去。那时候我十三岁，还一无所知，就跟着人走，走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到了厦门，上了去台湾的最后一条船。船遇到了台风，在海上漂了五天，很多人饿晕了。到了台湾后，到处都是难民。我流落到台北火车站，睡在地上。火车站西南方有一个大垃圾厂，我早晨拿着棍子跟狗抢东西吃，这样的生活差不多过了三个月。我苦过来了，没有饿死。最后在火车站碰到我的小学校长，他认出了我，跟我说：“孩子，你要读书，光想娘没有用。”我在台湾又考了初中一年级，半工半读。三年初中，三年高中，没有人管我，饿一顿饱一顿，我的胃吃坏了，还出血。从初中三年级开始我就瘦下来，直到现在我的体重没有超过九十斤，一直都是这样子。
　　想家很苦，尤其是过节的时候。除夕的晚上，大年初一的早晨，有家的人都团圆了。我每个大年初一的黎明就一个人跑到观音山上，面对着大陆高声哭喊：“娘！我想你，我要回家！”想娘的时候，我就晚上写信，把我要对她说的话都写到信里边。明知道信寄不出去，但写完以后，心里就舒服一些。信写完要撕掉，因为那时候想家是有罪的。我托人从香港买了山东和菏泽的地图，想家的时候就看一看。同乡聚会时也把地图带过去。刚到台湾时，在同乡聚会的前十分钟，大家什么都不说，先哭一场。乡音一直都没有忘，听到家乡话心里很舒服。后来我做了同乡会的会长，有一个要求，大家见面讲家乡话，讲得最多的有奖，要鼓励大家讲家乡话。
　　悲喜家书，乡土滋味
　　1979年我已经是律师了，一次到西班牙开会，听说大陆有一个团体要来，我就写了一封信，想问大陆来参加的人能不能把信寄给我家乡的母亲。但去之前台湾当局警告，到西班牙要严格遵守不接触、不交谈等“六个不准”。我的信迟迟不敢递，只好寄到了美国，由美国的朋友寄到家乡。第二年，我接到大姐的回信。信是从美国转到香港，香港的朋友再交给我的。拿到信，我当天不敢拆，因为我走的时候母亲身体就不好，几十年过去了，如果拆开这封信，也就等于正式告诉我，母亲不在了，我反而没有希望了。没拆信之前，母亲还永远健康地活在我的心目中。所以那天，我把信放在心口上，没有拆。第二天，我太太拆开给我读，读到第一段，母亲于1978年去世……我就叫她不要读了。这是我第一次给家里去信。我很后悔，不应该写信的，我希望母亲永远活在我的心目中。
　　有娘的地方就是故乡，娘不在了，故乡就是我娘。那片土地是我生命的源头，是我呱呱坠地的地方，我爱母亲，一样也爱我们的家乡，我们家乡的土地。1980年移民到阿根廷的一个同乡要到菏泽探亲，她特意经过台湾，问我们需要她带什么。我说：“你就带一把泥土吧。”她回来的时候，带来了家乡的土产和差不多三公斤菏泽的泥土。全台湾的菏泽人在台北集合，先听她讲故乡的见闻，再分土产，一个人两个烧饼。最后分这三公斤的土，这土比土产还重要。大家觉得律师很公平，就请我来分土。我用汤匙盛了土，再用一根筷子弄平，不能凸出来。将近两百个人排队，有几十户，我们一户分一汤匙。来领土的人，有的一边笑着，一边掉着泪喊“妈妈”，有的人跪下叫爹叫娘。我的一个老师八十五岁了，也来拿土，我给他一汤匙，他一转身，手发抖，土掉了，他就蹲下来抱头大哭。我说：“老师你不要哭，我这一汤匙分给你一半。”那天还有救护车把两位老人送去医院，他们情绪太激动了，心脏也不好。
　　因分土有功劳，大家特别多给了我一汤匙土。我把一汤匙土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另外一汤匙分七次放到我的茶杯里，用筷子搅一搅就喝了。我喝了七杯。七杯水从我嘴巴喝进去，又从我眼里流出来，眼里流出来的水不止七杯。世界上的泥土何其多，唯有故乡泥土贵，尤其是对游子。我喝了有家乡泥土的水，心里很舒适，思乡之苦好像一下子泄了很多。家乡的泥土是游子解思乡之苦的药。我在山东十三年，台湾七十年，但是提到家我就想到菏泽。这个家，这个生命的源头，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替代。
　　情系桑梓，尽孝社会
　　我第一次回家是在1991年5月1日，这个日期我记得很清楚。天空中下着小雨，我们那个村庄离城里有三十里路，都是泥巴路，很滑。一开始我告诉那个师傅开快一点，我希望一步迈到我家院子里。快到村庄的时候，我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好像要跳出来了。我叫师傅慢一点、慢一点，那个师傅瞪我一眼说：“高先生，你怎么刚才叫我快一点，现在让我慢一点？”我没办法给他解释。车子开得很慢，到了村庄的东头，我就下了车，蹲在那里抱头大哭。老祖宗有一句话叫“近乡情更怯”，我那时才真正感觉到这句话形容得很到位。我转到村西头，有几位老人在那里抽烟，其中一个老头问我：“先生，你找谁啊？”我说我找高春生。春生是我的小名。那位老人就讲：“高春生死在外地了，死了几十年了。”我一看这个老头的面孔很像我的堂爷爷，我不知道他的大名，只知道他小名叫三乱。我就说：“三乱在不在？”他问：“你是谁啊？”“我就是高春生啊。”我们两个就抱起来一边笑，一边掉泪。他告诉我：“我们都以为你死在外地很多年了，没想到你还活着。”
　　《孝经》里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最起码的孝我做到了，虽然危险重重，但我活着回来了，可惜娘没有等到我。《孝经》里还有一句话：“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是孝的最高点。我没有孝顺母亲，所以我想把孝移给社会，为国家尽孝。我要用我的生命发一点光，照亮那些没有来得及回家的老兵，让他们有一条回家的路。这些老哥儿们有一个愿望，就是活着时做游子，死了以后不能再做游魂。树高千尺，落叶归根，身体不能回去，灵魂也要回去。他们牵着我的手到台湾，我要抱着他们回家乡。
　　送老兵回家从1991年开始，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可以说我在后半生完成了一个愿望。我拿到他们的骨灰后，感觉心安理得，睡得特别好。领取这些老兵的骨灰要办手续，很麻烦；把骨灰坛拿来放到我家里，最多放八个。住楼上的邻居都有意见，还说这个高律师改行做法师了。但是我知道，当我抱着老兵们的骨灰，把他们的灵魂安放在老家的时候，我的心就安了。如果他们家里没有人，就按生前的说明，把骨灰撒到村庄的四周。有家属的老兵，我就把骨灰坛交给家属。当我把这些老大哥们的骨灰交给家属时，我会用脸亲亲骨灰坛，说一声“再见”，因为他们地下有知。
　　去年我带孙女回家乡扫墓。我年龄大了，也带不了几次了。我想对她们说：叶落要归根，爷爷的根，爷爷的生命源头，在山东，在菏泽，那里才是我们的老家，是我们的根。你们要切记，人不能忘本。我的骨灰将来也会送回山东菏泽。要随时随地回到家乡看看，看看你们的祖宗，看看你们的根。
　　（林冬冬摘自《谢谢了，我的家》人民文学出版社）
　　【素材分析】“我”年纪很小时，为避战乱，听母亲的话，随“流亡学校”到南方去，从此天各一方，乱世离别，但“我”从未放弃寻找回家的路。离别之初，钢笔的携带、母亲的叮咛、遥遥的磕头等饱含深情，离别之后，此生再不敢吃石榴的伤感，新春佳节跑山上对母亲大声地呼唤，书信中字里行间的倾诉……尤其对故乡泥土的分发，无不透出所有在宝岛的同乡对母亲、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尤为令人感动的是，乱世母子，离散之际，依旧不忘学习诗书礼乐，以读书自励，让这香火传承里多了一丝书香气，这是无数个“小我”里传承中华诗书礼仪之邦的“大我”。这是一个民族的魂。
　　（特约教师 张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