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历史，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整顿吏治，如北魏的孝文帝时期、唐太宗时期、北宋初期、明朝初期及清朝前期。本文论述了影响较大的明初“重典治吏”思想，并阐述了从中得到的启示。
　　一、明初“重典治吏”的结果
　　明初，朱元璋一反传统的“刑新国，用轻典”思路，采用“重典治吏”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其自身原因的。虽然不能说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也起到了出奇制胜的作用，使得明朝吏治在一定时期内十分清明，“一时间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旨，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巡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如此的吏治，有效地防止了贪官污吏盘剥人民，利于民生，发展生产，繁荣社会，同时也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使社会秩序稳定，百业振兴。
　　朱元璋本想“以刑去刑，刑去事成”，但事与愿违，正如他哀叹的那样：“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明朝后期更是宦官专权，置太祖“宦官不得干政”的祖训不顾，终致朝政颓败，这也是明朝灭亡的原因。明中后期，朱元璋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几乎废止，土地大量兼并，“贫者无立锥之地”就是当时的写照。另外，“重典治吏”还造成统治阶级内部混乱，一方面，官吏惧怕重刑，继而对朝廷失去信任，离心离德，从而影响了官员行政的积极性和效率；另一方面，很多知识分子惧怕于重刑，不愿入朝为官，从而影响了官员的质量。可以想象，这样的官员会有怎样的办事效率？只会是“累年稽缓者，致使案牍山积，庶务不清”。
　　二、明初“重典治吏”的启示
　　1.完善的立法和严格的执法，有利于清明吏治安定民生
　　明朝的法律主要有《大明律》和四篇《大诰》，这两部法典对惩治官吏的条款名目繁多，叙述详尽，罪名从贪污一贯钱到结党大罪，事无巨细。在法律的执行方面，朱元璋更是严厉无比，在“胡蓝之狱”中，上至皇亲国戚、患难战友，无一幸免。他的亲侄儿朱文正因抱怨立功后赏赐太轻，而被免官安置在桐城，最后抑郁死去；他的亲外甥李文忠，虽然屡立战功，但最后也被处死。从这些可以看出，明朝的法律几近于残酷，正如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所说：“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正是在这般严格执法、法不容情的情况下，严厉制裁官员受财渎职的行为，整顿了官纪，使明朝社会得以安定，发展了社会生产，为后来的“仁宣之治”积蓄了国力，打好了基础。
　　2.法律的执行要靠有效的宣传
　　明太祖为了能够有效执行法令，十分注重法制宣传和教育。《明史·刑法志》载：“十八年采辑官员过犯，条为《大诰》……次年复为《续编》《三编》，皆颁学宫以课士，里置塾师教之。”他更下谕：“朕于机务之隙，特将臣民所犯条成二诰，颁示中外，使家传人诵，得以惩戒而遵守之。”为了让百姓知法，在洪武年间，朱元璋更是下令把律令中与民间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造册成《律令直解》，下发到各地。为了让百姓引以为戒，他又在各地设立申明亭，把重犯的姓名写在亭内。
　　3.仅靠“重典治吏”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腐败
　　由于封建专制的局限性，“重典治吏”不能真正奏效，有的只是在短期内有效。正如朱元璋所说的：“用法虽严，犯者自若。”“恶人不以为然，仍蹈前非。”“凶顽之人，不善之心仍未善化。 ”“重刑思想的实施必然忽视对人犯的教育改造，由此引发恶性循环。”因此，在严刑的高压下，德治是必需的补充，这样才不会使犯人进入恶性循环，最终滑入犯罪的深渊。
　　4.明初“重典治吏”缺乏公正性
　　朱元璋出身贫贱，经历了曾经底层的生活，受过很多官吏的欺压，他认为“元政驰极，豪杰蜂起，皆不修法度以明军政”，所以他说：“朕收中国，非猛不可。”因此，建国以后，他先下令修《大明律》，这算是一部较为公正的地主阶级法律。后来，他又通过自编的《大诰》大用法外之刑和以言废刑，使明初的法律体系成了明皇帝的“一言堂”，“治狱之吏，务趋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凡者得罪”，这样的法律几乎无公正可言。
　　（作者单位：江西省兴国县社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