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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召，生于1929年5月15日，湖南长沙人，理论与物理学家，世界公认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58年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粒子的螺旋态振幅，并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方法。20世纪60年代初，他开始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工作，领导并参与了爆炸物理、辐射流体力学、高温高压物理、二维流体力学、中子物理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具有实际价值的重要成果，为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奠定了基础。
1 胸怀大志跨出国门
1929年，周光召出生在湖南宁乡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42年，周光召进入重庆南开中学。家庭的熏陶和老师的教育不断开拓着他的视野，养成了他独立思考而又踏实进取的精神。在数学老师唐秀颖先生的影响下，他特别喜爱数学课，独辟蹊径地解开一个又一个数学难题。
1946年初，周光召回到长沙，同年秋季考入清华大学先修班，1947年，便以优异的成绩转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51年毕业后，周光召转入北京大学研究院，从师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教授，进行基本粒子物理的研究。
1957年春，周光召被派往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能研究所学习。
在读大学时，周光召曾有三次机会去苏联留学，都因为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而未能成行，因此能够来到苏联从事物理研究，令胸怀大志的周光召激动不已。尽管杜布纳的设备和科研力量在当时算不上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但相比较国内被信息封锁的科研环境，杜布纳的确让跨出国门的周光召大开眼界。这里的图书馆提供了大量国内无法掌握的行业信息，时常有著名学者作报告，提供一手的学科前沿动态。周光召在杜布纳工作了4年，不到30岁的他在这里展现了杰出的才华，两次获得联合研究所的科研奖金，发表了33篇论文，其中有不少成果引起了国际物理学界的高度重视。
回忆起当年在杜布纳的经历，周光召表示，在杜布纳学到最多的是对思维方法的训练，使人在面对一个未知的问题时，能够找出最佳的方法入手去解决它。“从学校一直到毕业，每段时间都在训练，不过那个时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训练。”这些经验，为后来周光召与他的同事白手起家开展核武器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2 为原子弹引爆把好最后一道关
1959年，中苏之间裂痕已深，终至歧路。苏联单方面撤走所有援华专家，使包括原子核能在内的科研陷于停顿，中国的发展遭遇前所未有的孤立困境。毛泽东于1960年7月号召“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中央决定自力更生，派自己的优秀科学家进行原子弹研制。
在此背景下，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专程带队来到杜布纳，与周光召等中方科学家进行了一次长谈，向他们介绍了苏联专家撤走后国内的困难。言语之间，其意不言而喻——请他们回国进行核武器的研制。
对于周光召及许多在苏的中国科学家来说，他们在杜布纳的研究已入佳境，回国就意味着放弃手中的所有工作和科研成果。作为支部书记，周光召立即召集了支部会议。会议上，科学家们一致表示：国家需要我们，我们完全可以放弃现在的工作回去，一定要为国家的富强尽自己的力量。周光召与吕敏、何祚庥等联名给国内写了回信，表明了自己的坚定立场。
1961年，周光召登上南下的列车启程回国。抵京后，他随即搬入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作为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开始了长达19年的“秘密工作”。
研制原子弹的工作队伍很快组建了起来。其中既包括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这样的资深科学家，也包括朱光亚、邓稼先、程开甲等一批中青年骨干。周光召时年33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华。在他之下又有许多从各高校毕业生中挑选的优秀年轻力量。这样的老中青组合使队伍既具备专业高水准，又富有活力和创造力。
原子弹的研制关系到国家安全，这项工作一直处在严格的保密之中，周光召与他的战友们长期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甚至亲人们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工作。
1964年10月15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经过科研人员的反复试验，在罗布泊安装就绪，等待它最终的问世。周光召也在北京后方关注着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然而就在起爆的前一天，周光召突然接到一份来自罗布泊的紧急来电，电文中对设计提出了一些忧虑，希望周光召再核查一遍。周光召知道，周恩来总理正在对罗布泊实验基地进行视察，这个电报一定是总理的意思。周光召与同事们经过连夜紧张运算，在次日上午将结果回复给周恩来，报告中称，除了一些人力不可控制的因素外，原子弹的引爆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成功率在999‰以上。这份报告让起爆现场的人们如同吃下一颗定心丸。当天下午，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中国跨入有核国家行列。
3 “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原子弹研制成功后，周光召等科学家们又在中央的指示下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氢弹的研究计划。
然而正在此时，“文革”浩劫来临，1966年年底，周光召等人一邊遭受着造反派的批判，一边却仍在进行氢弹的研究和实验。聂荣臻元帅前往视察工作，看到周光召等人在如此严寒的气候下住在干打垒的房子里挨冻，立即提出将周光召搬到楼房里住，并关切周光召哮喘病的病情。这些关怀让周光召十分感动，表示一定要克服重重困难攻克氢弹的难关。
改革开放后，周光召陆续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他仍然以饱满的热情对科学事业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他主管中国科协工作时，中国科协向中央提出了制订和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的建议，被采纳推行，科学教育、传播与普及开始深入田间乡里，惠及亿万百姓。
对于中国科技界出现的种种问题，周光召也常以其直率的性格进行抨击。针对当下中国科学研究的环境，他说：“一是缺乏学术民主的氛围，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二是实行不必要的封锁，大家都生怕自己的想法被别人知道了。”而对于科研现状，他深感忧虑：“我现在特别忧虑的就是社会上急于求成的浮躁状态。有的弄虚作假，有的为追求论文数量而不管质量、效果，结果就是只跟着别人走。”他还在公开场合对院士制度提出批评，认为“学术界应该是没有权威意识的，只有在统一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才能真正造就人才，实现科技创新。”
由于周光召在“两弹一星”事业上作出的突出贡献，1996年3月，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观测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462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周光召星”。
“科学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制造原子弹，好比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十万人谱写出来的！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面对荣誉周光召如此谦逊地表示。
周光召心语
科学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制造原子弹，好比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十万人谱写出来的！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科技工作者是接受科学文化教育较多、又是直接从事科技工作的群体，有义务、有责任将科技知识回馈社会！
真理的获得只有通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达到！
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必然是一个具有创新文化的社会，而社会创新文化的形成与国民科学素质的提高又有着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
学术界应该是没有权威意识的，只有在统一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才能真正造就人才，实现科技创新。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高水平创新人才和领军人才，也需要素质良好、道德高尚、勇于创新的亿万劳动者大军。
学术民主和自由争鸣是繁荣科学的唯一途径。
知识多不见得科学素质就一定高。坚持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是包括科技工作者在内的全体公民都要终身学习和培养的。
1 胸怀大志跨出国门
1929年，周光召出生在湖南宁乡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42年，周光召进入重庆南开中学。家庭的熏陶和老师的教育不断开拓着他的视野，养成了他独立思考而又踏实进取的精神。在数学老师唐秀颖先生的影响下，他特别喜爱数学课，独辟蹊径地解开一个又一个数学难题。
1946年初，周光召回到长沙，同年秋季考入清华大学先修班，1947年，便以优异的成绩转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51年毕业后，周光召转入北京大学研究院，从师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教授，进行基本粒子物理的研究。
1957年春，周光召被派往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能研究所学习。
在读大学时，周光召曾有三次机会去苏联留学，都因为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而未能成行，因此能够来到苏联从事物理研究，令胸怀大志的周光召激动不已。尽管杜布纳的设备和科研力量在当时算不上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但相比较国内被信息封锁的科研环境，杜布纳的确让跨出国门的周光召大开眼界。这里的图书馆提供了大量国内无法掌握的行业信息，时常有著名学者作报告，提供一手的学科前沿动态。周光召在杜布纳工作了4年，不到30岁的他在这里展现了杰出的才华，两次获得联合研究所的科研奖金，发表了33篇论文，其中有不少成果引起了国际物理学界的高度重视。
回忆起当年在杜布纳的经历，周光召表示，在杜布纳学到最多的是对思维方法的训练，使人在面对一个未知的问题时，能够找出最佳的方法入手去解决它。“从学校一直到毕业，每段时间都在训练，不过那个时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训练。”这些经验，为后来周光召与他的同事白手起家开展核武器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2 为原子弹引爆把好最后一道关
1959年，中苏之间裂痕已深，终至歧路。苏联单方面撤走所有援华专家，使包括原子核能在内的科研陷于停顿，中国的发展遭遇前所未有的孤立困境。毛泽东于1960年7月号召“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中央决定自力更生，派自己的优秀科学家进行原子弹研制。
在此背景下，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专程带队来到杜布纳，与周光召等中方科学家进行了一次长谈，向他们介绍了苏联专家撤走后国内的困难。言语之间，其意不言而喻——请他们回国进行核武器的研制。
对于周光召及许多在苏的中国科学家来说，他们在杜布纳的研究已入佳境，回国就意味着放弃手中的所有工作和科研成果。作为支部书记，周光召立即召集了支部会议。会议上，科学家们一致表示：国家需要我们，我们完全可以放弃现在的工作回去，一定要为国家的富强尽自己的力量。周光召与吕敏、何祚庥等联名给国内写了回信，表明了自己的坚定立场。
1961年，周光召登上南下的列车启程回国。抵京后，他随即搬入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作为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开始了长达19年的“秘密工作”。
研制原子弹的工作队伍很快组建了起来。其中既包括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这样的资深科学家，也包括朱光亚、邓稼先、程开甲等一批中青年骨干。周光召时年33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华。在他之下又有许多从各高校毕业生中挑选的优秀年轻力量。这样的老中青组合使队伍既具备专业高水准，又富有活力和创造力。
原子弹的研制关系到国家安全，这项工作一直处在严格的保密之中，周光召与他的战友们长期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甚至亲人们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工作。
1964年10月15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经过科研人员的反复试验，在罗布泊安装就绪，等待它最终的问世。周光召也在北京后方关注着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然而就在起爆的前一天，周光召突然接到一份来自罗布泊的紧急来电，电文中对设计提出了一些忧虑，希望周光召再核查一遍。周光召知道，周恩来总理正在对罗布泊实验基地进行视察，这个电报一定是总理的意思。周光召与同事们经过连夜紧张运算，在次日上午将结果回复给周恩来，报告中称，除了一些人力不可控制的因素外，原子弹的引爆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成功率在999‰以上。这份报告让起爆现场的人们如同吃下一颗定心丸。当天下午，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中国跨入有核国家行列。
3 “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原子弹研制成功后，周光召等科学家们又在中央的指示下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氢弹的研究计划。
然而正在此时，“文革”浩劫来临，1966年年底，周光召等人一邊遭受着造反派的批判，一边却仍在进行氢弹的研究和实验。聂荣臻元帅前往视察工作，看到周光召等人在如此严寒的气候下住在干打垒的房子里挨冻，立即提出将周光召搬到楼房里住，并关切周光召哮喘病的病情。这些关怀让周光召十分感动，表示一定要克服重重困难攻克氢弹的难关。
改革开放后，周光召陆续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他仍然以饱满的热情对科学事业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他主管中国科协工作时，中国科协向中央提出了制订和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的建议，被采纳推行，科学教育、传播与普及开始深入田间乡里，惠及亿万百姓。
对于中国科技界出现的种种问题，周光召也常以其直率的性格进行抨击。针对当下中国科学研究的环境，他说：“一是缺乏学术民主的氛围，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二是实行不必要的封锁，大家都生怕自己的想法被别人知道了。”而对于科研现状，他深感忧虑：“我现在特别忧虑的就是社会上急于求成的浮躁状态。有的弄虚作假，有的为追求论文数量而不管质量、效果，结果就是只跟着别人走。”他还在公开场合对院士制度提出批评，认为“学术界应该是没有权威意识的，只有在统一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才能真正造就人才，实现科技创新。”
由于周光召在“两弹一星”事业上作出的突出贡献，1996年3月，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观测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462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周光召星”。
“科学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制造原子弹，好比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十万人谱写出来的！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面对荣誉周光召如此谦逊地表示。
周光召心语
科学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制造原子弹，好比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十万人谱写出来的！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科技工作者是接受科学文化教育较多、又是直接从事科技工作的群体，有义务、有责任将科技知识回馈社会！
真理的获得只有通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达到！
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必然是一个具有创新文化的社会，而社会创新文化的形成与国民科学素质的提高又有着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
学术界应该是没有权威意识的，只有在统一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才能真正造就人才，实现科技创新。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高水平创新人才和领军人才，也需要素质良好、道德高尚、勇于创新的亿万劳动者大军。
学术民主和自由争鸣是繁荣科学的唯一途径。
知识多不见得科学素质就一定高。坚持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是包括科技工作者在内的全体公民都要终身学习和培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