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雪枫是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著名将领，是我党我军德才兼备、智勇双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1944年9月，彭雪枫在抗日前线作战中壮烈牺牲，年仅37岁。他在短暂的一生中，直接指挥和参加了许多重大的战役战斗，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年9月9日是彭雪枫诞辰100周年，谨设此专栏以示缅怀。
　　彭雪枫在新四军任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担负一个独立战略区的领导工作期间，创办和建立了骑兵团、《拂晓报》和拂晓剧团，人们称之为彭雪枫师长的“三件宝”。
　　
　　第一件宝：拂晓剧团
　　
　　拂晓剧团是新四军游击支队返回鹿邑途经太康砖角楼时重建的。它作为彭雪枫的“三宝”之一，是与他的治军和领导特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38年初，当彭雪枫由山西临汾到河南竹沟时，对爱好文艺、喜欢戏剧的学兵队队员路丁说：“跟我到敌后去，建立一个剧团，你担任导演。”
　　4月底，竹沟教导大队第一期将要结业，而五一节也快要来了。为了在五一节纪念大会上能给竹沟群众和教导大队演出节目，增加节日气氛，彭雪枫要求由延安来此工作的著名木刻家刘岘和教导大队俱乐部主任路丁，从教导大队第一期学员中挑选几个擅长文艺的学员，组织一个剧团，演出几个节目。刘砚和路丁受命后，就从教导队中选拔了黄明善、王石青、李文阁等15人，经过几昼夜的排练，终于在五一节纪念大会上演出了《烽火》、《黄浦月》、《九一八以来》几个节目。尽管当时的道具是临时凑合的，幕布是用他们15个人的被单缝染的，表演技巧也并不高，然而却博得了许多观众的好评。尤其是彭雪枫，他坐在战士们当中，从头到尾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还到后台来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两天后，经彭雪枫批准，并由他命名的“拂晓剧团”就在“五四”那天诞生了。首任团长刘岘，导演路丁。
　　拂晓剧团正式成立后，剧团成员以火一般的热情，进行了演出活动。彭雪枫及时指示他们:“要编一些配合当前抗日斗争的小话剧和活报剧，向群众宣传抗日必胜的道理，同时揭露汉奸和伪军的罪行，打击日寇的气焰。这样，既活跃了部队的文化生活，也教育了广大群众。”
　　根据彭雪枫的指示，拂晓剧团随军到达鹿邑双楼，由宣传科长王子光亲自编导，第一次演出了活报剧《打鬼子》。该剧演出的是两个狂妄的日本兵，残酷杀害某村镇居民，群众恨之入骨，报信给我游击队，结果游击队将其抓获，并消灭了一个日军小队的故事。
　　演出结束后，彭雪枫对扮演日军小队长的王挺说:“演得不错嘛!就是你们唱的那支日文歌，我和战士们都听不懂。”
　　当他听说那支日文歌是王子光科长亲自教唱的，又说:“扮演日本军人，唱日文歌也是可以的。不过观众是中国人，要让中国的观众听得懂才好……以后你们演戏一定要让群众看得懂，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接着，他又问:“你们剧团有什么困难吗?”
　　他这么一问，剧团其他团员便七嘴八舌地说起来。什么化妆品缺乏，只能用锅灰画眉毛，用红药水抹脸蛋呀，什么服装向侦察班借几件也能凑合，就是没有一块幕布呀，提了一大堆。另外一个团员又插上去说:“还有件大困难，就是没有女演员，老让张国安扮小媳妇，李允瑞扮小姑娘，张克让演老太婆。古代的花木兰是女扮男装，咱们是男扮女装，怪别扭的。”
　　听到这里，彭雪枫微微一笑，说:“那有什么关系?唱京戏最有名的梅兰芳等四大名旦，还不都是男扮女装?京戏能做到，我们也可以，这也是革命的需要嘛！不过，以后会给你们解决女演员的。”
　　不久，游击支队转战豫皖，进军淮上，驻防书案店和新兴集，支队司令部果然给拂晓剧团调来了王雨琴、马秉书、李运芳、张鄂援4个女演员，幕布问题也用在淮上缴获敌人的两匹绿绸子解决了。前幕正中间缝上“拂晓剧团”4个大字，女团员们还用黄布剪了个雄鸡报晓的图案，缝在前幕的左下角。雄鸡报晓的图案是由豫东知名画家、原支队政治部宣传干的事郭景尧设计的。在司令部所在的新兴集的第一次演出时，缝制在这幅绿绸幕布上的那只“站在高岗上，面对鱼肚白的晨光引颈长鸣”的“雄鸡报晓图”，便作为拂晓剧团的团徽和标志正式与观众见面了。
　　拂晓剧团在“精忠堂”的亮相，虽然标志着拂晓剧团已经走上专业化的轨道，但剧团的职业演员毕竟太少。为了能在各大节日和重要会议召开期间进行必要的演出，拂晓剧团在支队机关中吸收了一批爱好文艺而又具有一定表演能力的“业余演员”，如拂晓报社的单裴、陈阵和宣传部的画家李克弱等人就曾经常参加拂晓剧团的演出活动。1939年底，戏剧家苏理由山东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返回延安途经新兴集，在彭雪枫的大力挽留下留在支队工作，并任拂晓剧团导演。他不仅执导了《农村曲》、《凤阳花鼓》等许多歌舞和活报剧，而且还执导了《打渔杀家》、《空城计》、《法门寺》等传统京剧和《傻小子打游击》、《小放牛》等现代京剧。通过这些方法，使部队各机关具有演出能力的人才脱颖而出，拂晓剧团的演出阵容日益壮大。
　　1939年7月，彭雪枫曾在拂晓剧团主办的名为《萌芽》的墙报上投稿，同时他还在王雨琴、王挺等团员的日记本上写了这样四句赠言:“人民是你们的父母，部队是你们的家，革命是你们的教科书，拂晓剧团是培育你们的理想摇篮。”他不仅广罗人才，使许多著名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如刘岘、李克弱、贺绿汀、莫朴、路丁、苏理、苏望等人到边区工作，担任拂晓剧团团长、编导等职务，而且还通过与各旅和地方剧团合作、合并等方式，为拂晓剧团充实和增添了不少艺术人才，提高了演出水平。
　　1939年11月初，徐海东随刘少奇由竹沟到华中路过新兴集，彭雪枫指示拂晓剧团组织一台晚会，以示热烈欢迎。拂晓剧团接受任务后，大家争分夺秒，只用了一天时间，就集体创作排练出京剧《徐海东粉碎日寇“扫荡”》，第二天就在欢迎晚会上演出。
　　帷幕拉开，扮演徐海东的演员在一阵“急急风”的锣鼓声中上场，只见他战袍一撩，战刀一舞，亮相自报家门道:“我乃徐海东是也，湖北人士，窑工出身……”此时，正坐在台下观众席上陪同徐海东看戏的彭雪枫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附耳对徐海东说:“昨天我才交代他们搞一个晚会欢迎你，不想今天他们就现编现演了这出京戏，而且是就地取材，连你是湖北人、窑工出身都调查得一清二楚，写进了戏里。”
　　徐海东连连点头称赞，同时又十分惊奇地问:“在敌后的艰苦环境里，你们是从哪里弄来这套京剧行头的?”
　　坐在旁边的政治部主任萧望东介绍说:“拂晓剧团是我们游击支队东征敌后时扩建起来的，因为他们善于演现代内容的京剧，深受这一带老乡们的欢迎，群众叫他们是‘彭家班’……这些行头嘛，也是就地取材，你看那些战衣，都是画在布上，糊上硬纸壳子缝制成的，汽灯光下真是金光闪闪哩!”
　　徐海东听后不禁哈哈大笑，连声叫好，说道：“好好好，雪枫同志这‘彭家班’真是名不虚传哩!”
　　1939年10月初，拂晓剧团女团员王雨琴由于带病排练《出发之前》一剧，致使病情突然恶化，不治而亡。彭雪枫闻讯十分痛心，在她的追悼会上沉痛地说:“小小孩子，离开了父母和温暖的家庭参加革命，来到部队这个大家庭，领导同志就该像父母一样关心照顾他们，小团员王雨琴得了病竟然不能治好，这说明我们没有照顾好这孩子，没有尽到责任。”
　　为了表示他对王雨琴过于早逝的痛惜，他还特意为她送上了一副挽联:“童年多敏感，几经谆诱，居然顿悟，不愧我党优秀分子；壮志犹未酬，出发之前，竟成永诀，又弱吾军健儿一员。”
　　1940年3月，中共河南省委领导的开封“孩子剧团”的部分团员，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由河南叶县胜利转移到豫皖苏根据地。他们到达新兴集后，彭雪枫亲切地接见了他们，还在4月4日儿童节庆祝大会上抱起小团员王幼萍对大家说:“你们看开封孩子剧团的小女孩王幼萍，她只11岁，会唱歌，会演戏，会宣传，每天要走几十里路，有没有用啊?!”
　　4月10日，在支队司令部、政治部于新兴集“精忠堂”举行的欢迎外来干部的晚会上，彭雪枫又特地介绍开封“孩子剧团”如何拒绝国民党顽固派的利诱，跑到豫皖苏边，并热情称赞他们“不要钱，不要阶级(军衔)，只要革命”的精神。之后不久，彭雪枫不仅把开封“孩子剧团”合并到拂晓剧团，而且时刻关心王幼萍的健康成长。后来，当他听说王幼萍由于首长对她的宠爱而有点骄傲的时候，他又把王幼萍叫到身边进行劝导，并给她亲笔题词，以“小小女孩子，欣欣向荣心”，“少小不努力，长大不成器”来激励她奋发向上，不断进步。
　　彭雪枫对拂晓剧团排演节目的内容十分关注。在部队整风运动前后，拂晓剧团曾经自编了一个名叫《杨大疤》的剧本，旨在表现一个落后战士的转变。但是，编剧时却过于夸大了杨大疤的落后面，在台词中写了一些像“吃饭打冲锋，出操装肚疼”，“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好了当书记，再不当丘八王八蛋了”这样的落后话。彭雪枫看后，对这个剧本提出了严肃批评，指出:“这是对革命战士的感情和态度问题，不做根本的修改，不能上演。”
　　经过整风学习，特别是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广大拂晓剧团团员在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上提高了认识，对彭雪枫批评《杨大疤》剧本的意见心悦诚服。自此以后，他们就摒弃了许多所谓大戏、洋戏的演出，挖掘了流行于民间的传统艺术形式，把群众喜闻乐见的花挑子、打花棍、跑旱船等都搬上了舞台。当女演员韩兰芝、李锋、李欣挑起花挑子，唱着以发展生产为内容的淮北小调时，歌声悠扬，行走如飞，观众赞不绝口，因而赢得了“盖淮北”的美名。
　　彭雪枫对拂晓剧团钟爱有加，不仅每逢重大节日和召开重要会议时让他们配合演出，而且还经常带着剧团深入连队。后来，彭雪枫在一次师直干部座谈会上说:“如果让我凭兴趣挑选工作的话，我愿意做拂晓剧团团长、骑兵团团长、拂晓报社的编辑和记者。”可以看出，拂晓剧团作为开放在豫皖苏和淮北敌后的一朵文艺之花在彭雪枫心目中的位置。
　　
　　第二件宝：《拂晓报》
　　
　　彭雪枫以儒将而著称。在其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和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彭雪枫曾风趣地说：“将来革命胜利了，我要当个新闻记者。”所以，在新四军游击支队誓师东征出发之前，创办一份支队机关报的想法，便在他的运筹下日渐成熟起来。
　　1938年9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彭雪枫在支队东征干部动员大会上宣布了支队随军报社成立的消息，并调阿乐、易河和单斐3人到报社工作，阿乐任总编辑。第二天上午，第一次社务会议正式召开，彭雪枫以党报委员会主任的身份主持了会议，并宣布党报委员会由张震、萧望东等组成，王子光任社长。在讨论报纸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战斗”，有人主张叫“曙光”。彭雪枫说：5月间我们办了个“拂晓剧团”，“拂晓”代表了光明就要来临的意思，就叫“拂晓”吧！于是，报纸的名称就被定为《拂晓报》。之后，彭雪枫欣然挥毫为《拂晓报》题写了报头，并撰写了题为《拂晓报——我们的良友》的创刊词。
　　彭雪枫写的《拂晓报》创刊词简短明快，热情洋溢。在说明报纸为什么定名为“拂晓”时，他满怀激情地写道：
　　“‘拂晓’代表着朝气、希望、革命、勇敢、进取、迈进、有为，胜利就来的意思。军人们在拂晓要出发，要进攻敌人了。志士们在拂晓要奋起，要闻鸡起舞了。拂晓催我们斗争，拂晓引来了光明。”
　　“我们的报纸，定名为‘拂晓’，是包含着这些个严重而又伟大的意义的。”
　　最后，他号召说：“同志们，《拂晓报》的读者们!我们要为着拂晓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些伟大任务而斗争!”
　　《拂晓报》9月29日正式创刊，第二天即随军出征。30日清晨，当一份草纸三版、油渍斑斑的《拂晓报》创刊号出现在整装待发的指战员们面前时，大家都感受到一种无限的慰藉、鼓舞和巨大的力量。此后，《拂晓报》就沿着支队东去的征途，横越平汉，东渡黄水，征战在“涡河岸上”和“淮水两旁”。由于支队党组织的“扶植”、“栽培”、“武装”和彭雪枫的“擘画扶掖”，以及几个年轻新闻战士的日夜“简练揣摩”，这份本不显眼的战地油印小报，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竟然成为豫皖苏边这片荒芜的“沙漠中的甘泉，饿乡里的食粮，指引方向的罗盘，照耀通街的灯塔”，“鼓舞着和团结着英勇的战士”，“激励着和吸收着成千成万的广大群众”，“她的威力赛得过千军万马”。在全支队中，它已成为另一支坚强有力的“铁军”，实现了彭雪枫“不管多么困难，《拂晓报》是非健全不可的”许诺和誓言。
　　新四军游击支队的胜利进军，拓宽了《拂晓报》的发展道路。在彭雪枫“精神食粮比吃菜还要紧”的指示下，“拂晓”报人克服种种困难，度过了“黑油墨，麻油调，粗麻纸”的艰苦阶段，以进步超前的新闻理念、激浊扬清的新闻报道、旗帜鲜明的专论社论，忠实地记录了豫皖苏边抗日游击健儿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
　　1939年9月，支队由淮上胜利回师涡北，进驻新兴集。这时，《拂晓报》已从宣传科分出来，单独成立了报社，并由王少庸担任社长。尔后，又从延安来了画家李克弱。他很快便掌握了钢版画的技术，为《拂晓报》画了许多格调新颖的特写和漫画。这样，《拂晓报》一改过去单纯文字的版面，图文并茂，焕然一新。不久，支队出征一周年纪念日就要到来。《拂晓报》出版了四开五张20版的特大纪念号。因为支队和《拂晓报》“同岁“，支队周年纪念也就是《拂晓报》周年纪念，所以，彭雪枫在写了《斗争一年》的纪念文章后，又写了《〈拂晓报〉的产生和壮大及其今后的方针》一文，明确指出了《拂晓报》今后的发展方向。
　　周年纪念后，报社的同志们更加努力工作，使《拂晓报》冲出边区，发行到延安、重庆、西安、阜阳以及华中、华北等地，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交口称赞。
　　那时，拂晓报社就设在新兴集临街面南一家歇了业的粮行里。靠东边的山墙上，列宁给《火星报》的名言——“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的一条横幅标语，正好反映了当时《拂晓报》的兴旺景象。
　　然而，这些却为当时的国民党安徽省当局所不容。11月下旬，他们竟以《拂晓报》“内容荒谬，破坏抗战，态度明显”为由，密令各县对《拂晓报》加以“严密检查扣留”。得到《拂晓报》被“禁”消息的当天晚上，彭雪枫来到报社，翻着以前出的《拂晓报》，微笑着说:“我们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报纸果真被查禁了，那就首先应该自己检讨，分门别类，按期审阅……我们登的是中央社、新华社的消息，以及自己友军的捷报，蒋委员长的言论，中央的指示，政府的文告，与抗战有利的广为宣传，与抗战有害的痛加斥责……我们的报纸广大群众欢迎，而敌人确实是害怕的……我们要继续出下去，要做抗战的模范、团结的模范、进步的模范，更有力地向投降妥协倒退势力斗争。”
　　第二天，即11月28日，《拂晓报》根据彭雪枫的上述指示，以社论形式发表了《关于本报被禁的声明》，痛斥了所谓《拂晓报》“内容荒谬”、“破坏抗战”的谎言，指出:《拂晓报》“凡与抗战建国有利无不广为宣传，凡与抗战建国有害无不痛为诛伐”。“这样的报纸的‘内容’毫无‘荒谬’之处，亦更无‘破坏抗战’之丝毫嫌疑!至于‘态度明显’那是我们的政治面目，那是我们的抗战到底反对投降的政治态度!‘明显’，必须‘普天光照’的明显，难道不应该吗？”
　　声明又指出:“本报的命运绝不会被一纸‘密令’所能禁止，充其量‘扣留’之后，‘焚’而‘坑’之而已。本报的命运是寄托于一贯的光明正大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路线之上的，是寄托于广大抗日将士与抗日民众的同情与援助之上的!我们是要抗战下去，团结下去，进步下去，出版下去的!”“有群众在，即有本报在!”
　　这场反“查禁”的斗争，得到了边区内外广大读者的热烈支持，他们纷纷写信给拂晓报社，揭露顽固派媚敌反共的阴谋，声援《拂晓报》的正义斗争，指出“黑暗不可能掩盖光明”，“《拂晓报》……像星月般照耀着黑暗的天空……是‘查禁’不了的。希望你们继续出版，永远出版！”就在反“查禁”斗争的高潮中，《拂晓报》迎来了它的百期纪念。在此之前，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以及谭政、滕代远、徐海东等人的题词都已先后转来。毛泽东的题词是:坚持游击战争。刘少奇的题词是:为抗战的正确路线而斗争。彭雪枫、张震、萧望东、吴芝圃等人在支队司令部里展示着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的题词，激动不已，决定出版《拂晓报》百期纪念专号，以便回首既往，启迪未来，更加有力地回击反共顽固派。为此，彭雪枫还特地为《拂晓报》百期纪念撰写了《立志做办报专家》的专论，既道出了他对《拂晓报》的无限关爱，也回击了反共顽固派对豫皖苏边所实施的“文化围剿”。
　　毛泽东的题词，指出了支队工作的前进方向。题词被红色通栏套印在12月5日《拂晓报》百期纪念专号的第一版正中间，给“拂晓”报人和支队全体指战员以莫大激励和鼓舞。正是在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指引下，新四军游击支队在战斗中迅速发展壮大，番号几经变更，而《拂晓报》亦先后以新四军第六支队机关报、八路军第四纵队机关报、新四军第四师机关报的姿态，开创了“传播最远，读者最众的黄金时代”，并形成了豫皖苏边以《拂晓报》为主体的新文化运动。
　　起初，《拂晓报》只是以新四军游击支队指战员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纸。然而，随着部队的壮大，根据地的发展，社会索阅者的日众，《拂晓报》虽印量剧增，但仍供不应求。于是，自1939年10日起，便有《拂晓增刊》的发行，以及以后《拂晓汇刊》、《拂晓画报》、《拂晓电讯》、《拂晓丛刊》、《拂晓专刊》、《拂晓文化》、《拂晓木刻》等以“拂晓”命名的刊物的不断问世。与此同时，由于报人训练班的开办和《拂晓报》的示范作用，又使《永光报》、《夏声报》、《宿风报》、《光明报》、《实报》、《抗大生活》报、联中《学习》报、《群众导报》、《淮上导报》以及《军事杂志》、《文化战线》、《读与写》、《诗歌突击》等报刊在部队和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以《拂晓报》为主体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垦荒”高潮在豫皖苏根据地的兴起，引起了范长江领导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的关注，于是，“国新社”著名记者李洪、任重于1939年冬和1940年春先后前来豫皖苏边采访，并通过“国新社”和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把《拂晓报》寄往新加坡、印尼、越南和缅甸，以及新德里、巴黎、伦敦。同时，《拂晓报》还通过苏联领事馆驻上海的办事机构，发行到苏联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海参崴和蒙古的库伦（即今乌兰巴托），美国的华盛顿、纽约、旧金山以及加拿大等国，曾参加过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万国新闻报刊博览会”。
　　1940年年底，国内形势逐渐恶化，邮路不通，《拂晓报》因而停止了对外发行。次年5月，新四军第四师亦因豫皖苏边形势恶化，实施战略转移，抵达皖东北。但是，由于《拂晓副刊》（1941年9月2日由《拂晓报》第四版“我们的生活”改称）、《拂晓文娱》、《拂晓画刊》、《拂晓杂志》和《拂晓报》部队版的出版，以《拂晓报》为主体的淮北“拂晓”文化事业，仍在继续发展。直到1942年冬，因敌人长期残酷“扫荡”，报纸被迫中途停版。其间，虽以不定期的《反扫荡快报》代之，或以“小型两日刊”勉强维持着，但毕竟很难令人满意。1943年1月，《拂晓报》改为中共淮北区党委机关报。同年5月，它重整旗鼓，由油印改为铅印，11月1日又改为老五号字两日刊，日臻完美，并迎来它的500期纪念。
　　经过两年多的磨炼和发展，《拂晓报》已“从形式内容的统一的改进中”完成着“其组织华中抗日军民的斗争任务”。
　　1943年12月2日，《拂晓报》出版500期。当天，中共淮北区党委、新四军第四师各首长及淮北苏皖边区文化工作者30余人在师政治部举行《拂晓报》出版500期座谈会。彭雪枫参加座谈会，并在会上做了《贺〈拂晓报〉五百号——五年来之〈拂晓报〉的检讨》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彭雪枫以其“万感交集，欣慰莫名”的激动心情，回顾了《拂晓报》自随军进入敌后，“经过无数的艰难困苦，终于坚持了五年零两个月的长期过程而不懈”所取得的奇迹，发出了其中“包含着无限心血”的感慨!据四师老报人回忆，在彭雪枫所珍藏的那套《拂晓报》合订本的封面上，曾有彭雪枫亲题的“心血的结晶”五个大字。这是彭雪枫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拂晓”报人所做贡献的精确概括。
　　
　　第三件宝：骑兵团
　　
　　新四军第四师在过路东整训期间，于1941年8月1日在淮宝县（今洪泽县）岔河镇组建了师骑兵团，这是新四军唯一的骑兵团。该团的创建，是在仁和集会议上根据彭雪枫的建议和路西三个月反顽斗争的经验教训而做出的决定。
　　彭雪枫要建立骑兵部队的想法由来已久。他于1926年在绥远特别区（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大青山练过骑术，深知骑兵之驰骋快捷。而使他产生要建自己的骑兵部队的念头，则是1940年6月1日。当时，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师的前身）在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集检阅部队，突然遭到亳（县）永（城）宿（县）各据点日伪军乘汽车的奔袭。身为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雪枫深深感到：在广阔的平原上必须有较为快速的骑兵作侦察、警戒和通讯联络之用。于是，他与参谋长张震等商量后，决定先成立师部骑兵连，各旅、团也相继成立了骑兵排、班。
　　在1941年路西三个月反顽斗争中，顽军以骑兵为先导，进行搜索、迂回、包抄和围攻，先后使我第十一旅第三十二团一部，第十二旅第三十四团一营，抗大一、三连等部遭受了重大损失。鉴于这些惨痛的教训，彭雪枫在7月的仁和集会议上说:“在路西我们所以失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有效地对付敌人的骑兵。论勇敢，顽不如我；论快速，我不如顽，所以陷入被动。”他引用岳飞“步利险阻，骑利平地”的名言，提出现在组建骑兵团，就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是，会议一致赞同组建师骑兵团，以利于对日伪顽进行新的斗争。
　　建立骑兵团的第一步，是把师部骑兵连，特务团骑兵连和第十旅、第十一旅骑兵连、排集合起来，接着是抽调各部队中机灵、勇敢的战士、通讯员甚至班、排干部充实到骑兵团，并挤出经费买马，把架子先搭起来。当时，全团仅有骑兵指战员250余名，所辖也只有3个连队。
　　8月1日，骑兵团召开成立大会，彭雪枫因有事不能亲自参加，他委托参谋长张震代他宣布骑兵团正式成立的命令，并任命原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黎同新为团长兼政治委员。
　　骑兵团的成立，是继《拂晓报》、“拂晓剧团”之后，彭雪枫建军、治军的“第三件宝”。
　　骑兵团的建成，不仅使彭雪枫高兴，也让第四师的广大指战员们高兴，因为他们有了一支机动性强的快速部队。彭雪枫指示新组建的骑兵团立即进行训练，学骑马、喂马和练习马上的技术。初建时的骑兵团，因条件简陋，马匹素质相差很大，有的马匹根本不能驰战，装备也很差，马枪很少，马刀更无。彭雪枫与四师的其他领导们下定决心，就是勒紧裤带，也要挤钱买马，并从营级干部配备的马匹中抽调出好的乘马，优先充实骑兵团。骑兵团投入了紧张的军事训练，准备驰骋战场，杀敌立功。
　　8月25日和9月29日，骑兵团于淮泗老陈圩子两次与土顽进行战斗，虽歼其一部，但亦暴露出训练不够、作战动作与协同不力的弱点，装具也不适应作战的需要。由此，彭雪枫感到骑兵团还要下更大本钱来加快建设。于是，他与师领导研究决定:首先，调熟悉骑兵的周纯麟任副团长（后接任团长）。周纯麟曾于1936年在红军第四方面军西路军受挫后到达新疆，在喀什当过骑兵连长，学习过骑兵的战术、技术及管理教育等；其次，拨淮北币3万元，解决马匹缺乏、马具不全、武器不足的问题；再次，要周纯麟尽快拟订一个训练计划，开展骑兵团的各项基本建设。
　　彭雪枫还派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率干部到骑兵团，进行战场纪律与群众纪律的调查。然后，命令该团到泗洪县界头集进行整训。
　　军事训练，由周纯麟亲自领导，亲自上课。他根据记忆中的《骑兵操典》和《骑兵教范》，首先进行骑兵制式教练和调养马匹训练。技术训练有:超越障碍、劈刀、马上救护等。接着训练马术，如马上独立、镫里藏身、跳上跳下、马上拾物、马上投弹射击、倒骑马、偏骑马等。以后又发展到在马上做各种惊险特技动作，如马上独立射击、马上拿顶、马上跳平台、钻火圈及翻杆子等。经过训练，骑兵团指战员们的骑术与技术有了很大提高。骑兵团精湛的马术动作，不仅轰动了淮北地区，而且受到陈毅军长、张云逸副军长及罗炳辉、谭震林等人的赞扬。新四军二师、三师和四师各旅的骑兵连，都曾到骑兵团接受过训练，连迫降在苏北的美军飞行员对骑兵团娴熟的技术也惊叹不已。
　　骑兵团经过整训，军政素质大大提高，以崭新的姿态投入了新的战斗。1942年5月下旬，骑兵团第一、第三大队在泗县和泗阳县以北，痛歼从屏山、黑塔等据点出来抢粮的日伪军300余人，保卫了群众的夏收。此时正在师部开政工会的彭雪枫闻讯极为兴奋，他下令将俘虏押送到管镇师部，向政工会议献礼。参加政工会的全体干部看到骑兵团的胜利战果，纷纷表示热烈祝贺。为加强骑兵团的实力，彭雪枫当即将自己心爱的坐骑——“火车头”送给了骑兵团，并号召各单位献马，支持骑兵团的建设。
　　此后，彭雪枫还经常到骑兵团视察、指导、讲话，或是把骑兵团调到师部驻地参加会操；并要骑兵团开办干部训练班，要团长周纯麟亲自上课。彭雪枫还要求骑兵团总结作战经验。据该团第五大队政治教导员李宣化回忆：“凡是骑兵团打了仗，彭师长都要我们总结经验，详细报告，只要能抽出时间，打过仗后都亲自来看我们。我记得很清楚，1943年秋，得到泗县日军换防的情报，为了弄清真实情况，令我们五大队去完成活捉日军的任务。在这次泗县枯河头的战斗中把日军追击包围，堵住其逃跑的退路，日军被迫依托有利地形，固守待援。由于泗县等据点日军迅速增援，只是击毙击伤了敌人，未能捉到活的日军，我们便撤出了战斗。第二天，彭师长带领周纯麟团长到我们大队驻地听取了大队长吴先党和我汇报战斗的经过。彭师长指出:‘你们打得很勇敢，有敢打硬拼的战斗作风，但是光有这点还不够，要讲战术，你们在追击敌人时不应把敌人包围住，要懂得困兽犹斗嘛！迫使敌人拼命抵抗；我们应放个口子，让敌人逃跑，在追击中起码可以捉几个负伤的日军。指挥战斗要动脑子……’接着，彭师长给骑兵团的干部专门讲了一次话，他首先表扬了‘骑兵团打仗勇猛，有我们老红军那股猛打猛冲的作风’。同时，又提出‘光猛打猛冲还不行，要有勇有谋，既要学马术，还要学战术，特别要学会指挥’。”
　　彭雪枫为加强骑兵团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骑兵团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到1942年夏，由原来的3个连发展为4个大队，约五六百人。同时，作战技能也有很大进步。团政治委员姚运良曾指挥第三大队，在灵璧北面的尤集附近设伏，半天打了3仗，全歼出犯的伪军，缴获马车、骡马及棉衣数百套，自己则无一伤亡。彭雪枫随即命参战部队在师部驻地作战斗模拟表演，号召多打胜仗。
　　1942年11月，驻徐州的日军十七师团和驻蚌埠的日军独立十三旅团，在伪军配合下，向淮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师部对骑兵团下达命令:敌进我进，插到敌人的后方和心脏地带去打击敌人。
　　敌“扫荡”的第3天，骑兵团打响了反“扫荡”的第一仗。在日伪军驻守的泗县和青阳（今泗洪）之间的簸箕窑，骑兵团三大队从敌侧后猛袭日军，击毙日军小队长和翻译官等多人，俘获一部。青年骑兵丁翠红，一人就活捉了5个伪军。彭雪枫师长获悉骑兵袭敌的战报后，立即亲自挥毫通报各部，命令再接再厉主动袭击敌人。
　　由于骑兵团不断获得作战的胜利，威名远扬，因此，人们把骑兵团与《拂晓报》、拂晓剧团一起称赞为彭师长的三件宝。他们唱道:“彭师长有三件宝，拂晓剧团、骑兵团，还有一张拂晓报!”师政治部宣传部长陈其五更以诗颂之:
　　逐鹿中原飞骏马，
　　鸡鸣拂晓响黄钟。
　　文工歌舞壮军旅，
　　浩月晨光照雪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