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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粉彩瓷器在康熙时初创，雍正、乾隆两朝技法纯熟，嘉庆早期的粉彩与乾隆时期几乎没有分别，称“乾嘉瓷”。颐和园藏有一件嘉庆款祭蓝釉开光粉彩御制诗抱月瓶，它是清代官窑粉彩瓷的代表，将其与存世的乾隆时粉彩、祭蓝釉瓷器相比较，可知粉彩开光御制诗的烧造手法为乾嘉时期常见的技艺。在器形、构图等方面体现了嘉庆瓷器对乾隆瓷器明显的继承性，甚至书写同样的御制诗也不乏个案。从中可窥见乾隆时御窑厂瓷器烧制上程式化的典范，也能反映出嘉庆时期对这一典范的延续。
关键词：颐和园;抱月瓶;御制诗;粉彩
抱月瓶亦称“宝月瓶”，因瓶腹似圆月，故得名。器形来源一说可上溯至阿拉伯地区的金属或玻璃器。宋元时期，西夏颇流行马挂瓶，多为陶制双系，可系于马鞍方便游牧生活。后发展为瓷器，是明代永乐、宣德时期常见的陈设用瓷，亦多用于海外贸易，当时的青花抱月瓶艺术水平较高，为典范之作。清代雍正早期亦有烧制，之后雍正皇帝下旨“嗣后宝月瓶不必烧造”。乾隆时期恢复烧制且应颇受属意，直至民国，烧制不绝。存世抱月瓶多为青花瓷，除瓷器外，亦有珐琅器、漆器等。
1 文物现状
清代宫廷中藏有多件抱月瓶，颐和园就藏有一件嘉庆霁蓝釉开光粉彩御制诗抱月瓶（图1、图2）。该瓶盘口，直颈，颈侧有双兽耳，一耳缺失，后经修复补配。器物通高30.6厘米，宽约25厘米，口径6.3厘米，足径10.3厘米。此瓶双面圆形开光，开光内一面绘有牡丹、玉兰，意在“玉堂富贵”。另一面为隶书乾隆御制诗并有“乾隆”二字联珠印章，“乾”为白文，“隆”为朱文。
器身其他部位为霁蓝釉描金花卉，盘口处绘卷草纹，器身描金绘磬、蝙蝠、寿纹及缠枝花卉，寓意“福庆有余”，椭圆足外绘回纹，器里和器底用松石绿釉。底款为“大清嘉庆年制”六字篆书款。霁蓝釉因多用于祭祀，又称祭蓝，颜色浓艳，经描金后更显富丽堂皇，开光处粉彩花卉与御制诗文显得清丽典雅，两者相互映衬。康熙中晚期陶工在“珐琅彩”的启发和影响下创烧了粉彩瓷器①，在雍正、乾隆时期进入繁荣期，成为清代鼎盛时期最高制瓷水平的代表。②嘉庆粉彩瓷器多与乾隆朝造型、装饰相似，制瓷数量与乾隆时相比有所减少，笔法较为拘谨。③松石绿釉釉色简单亮丽，此件嘉庆抱月瓶继承了乾隆粉彩瓷在器里和足底加施淡绿色松石绿釉的特点，以红彩书款及颈部加兽耳装饰也是乾隆朝常见的做法。此抱月瓶的松石绿釉比较匀净，比嘉庆后期的瓷器釉色正，不易剥落，且无明显开片，应是嘉庆早期的一件作品。
2 抱月瓶纹饰及技法分析
此件嘉庆款抱月瓶最大的亮点是开光内绘有乾隆御制诗一首。嘉庆早期，瓷器制作基本上处于守旧状态，因循前朝，不敢僭越，写有乾隆御制诗的作品不乏，有“乾嘉窑”的说法。乾隆皇帝是一位极其高产的诗人，一生酷爱写诗，曾言：“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①可见政务之余写诗是他毕生的一大爱好。不过烧造在瓷器上的御制诗数量相对较少，据统计，故宫藏有乾隆御制诗瓷器300余件。一类是乾隆咏叹的前代名窑名品，比如人们熟悉的汝窑上刻词;一类则是乾隆本朝烧造的带有御制诗的瓷器。后一类瓷器中，较多见的是三清诗盖碗及壁瓶等。②据清代内务府造辦处《活计档》，早至乾隆七年（1743），乾隆皇帝旨令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别样瓶亦照有诗句、山水、花卉烧造”，并对御制诗山水青花大罐赞叹不已，深觉“甚好”。③
此件嘉庆款抱月瓶上的乾隆御制诗诗文如下：
锦绣堂中开画屏，牡丹红间老松青。
目烘始识三春丽，岁暮犹看百尺亭。
夭矫拏空欣得地，辉煌散彩正当庭。
一般都是生生意，坐对从知笔有灵。
这首御制诗是比较典型的乾隆诗风，查《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24卷④，此诗为《题蒋南沙相国画屏五景》组诗的第二首，本诗小标题为《苍松牡丹》，但开光所绘花卉为牡丹、玉兰，未见苍松。乾隆皇帝提到的这个“蒋南沙相国”，即“以诗画名动公卿”的画家蒋廷锡。
蒋廷锡不仅是名重于时的画家，同时也官居高位。康熙四十二年（1703），蒋廷锡时年36岁，他在顺天府乡试中考取举人，中举之后就到南书房任职，为南书房行走，是康熙皇帝的近臣。此后官运颇为顺遂，雍正年间任礼部侍郎、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职，又曾任《明史》总裁及《佩文韵府》《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典籍总纂官。他在朝为官，并不同于如意馆中供职的职业宫廷画家，却又常常将作品献给皇帝，《清史稿》说他：“工诗善画，事圣祖内直二十余年。世宗朝累迁擢，明练恪谨，被恩礼始终。”⑤可见他受康熙、雍正两代皇帝赏识。蒋廷锡的画作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人画，更偏向宫廷风格，绘画内容上也多寓意吉祥，并不单纯是抒发个人感情，传世作品中也多见“臣”字款，说明是应时、应召之作。一般认为蒋氏继承了恽寿平的没骨工笔画，并有所创新，又兼有西洋绘画的方法，形成了“蒋派”风格。⑥他并重写生写意，《石渠宝笈》先后收有蒋廷锡作品71件（套），蒋氏画作直到道光朝仍被当朝皇帝所喜。
雍正七年（1729），蒋廷锡为太子太傅，应与皇子弘历的关系较为亲近。《乐善堂全集》是乾隆未登基时的诗文作品结集，并且《题蒋南沙相国画屏五景》这组诗不仅收入集中，《乐善堂全集》的作序人正是蒋廷锡，可见他与乾隆皇帝的关系以及乾隆皇帝对他的肯定与赏识。《题蒋南沙相国画屏五景》这组诗还有《桃柳》《荷》《黄蜀葵》《梅》四首。尽管蒋廷锡在雍正十年（1732）就已去世，但并不妨碍乾隆皇帝本人对这组诗作的钟爱，或许也有对昔日皇子时光及对蒋廷锡的怀念。
至于霁蓝釉与粉彩结合的做法乾隆时期较多见。故宫博物院藏有霁蓝地描金粉彩诗句花卉纹大瓶（图3），是祭蓝描金与粉彩花卉的组合，瓶腹部呈莲瓣形开光，腹部三组折枝花卉与乾隆御制诗句相间排列，圈足内施白釉、无款识。观复博物馆一件藏品与故宫博物院的这件藏品相似，不同之处在于观复博物馆藏品只有粉彩花卉图案，并无乾隆御制诗。但两者在工艺上均采用霁蓝描金与粉彩相结合的手法，器形均较大，烧制难度高。 再者，《题蒋南沙相国画屏五景》这组诗烧制于瓷器之上亦多见。故宫博物院有一对绿地粉彩花卉纹诗句大瓶（图4），一件有残，另一件完整器。残件经粘接修复，文物形状及信息基本完整，通高74.5厘米，底部有红彩六字“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它是一对由粉彩花卉同御制诗间隔组成腹部纹饰的瓷器，绘有牡丹、荷花、芙蓉、梅花，御制诗为楷、行、隶、篆四体墨彩。其中楷书诗句正是《苍松牡丹》，该诗对应的花样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苍松，下部为牡丹，较颐和园所藏的嘉庆抱月瓶纹饰更切题。相邻的红白双色梅花图对应的篆书御制诗，为这组诗中的《梅》，具体诗句为：“天上春阳回未回，早传消息到庭梅。暗香和雪寻常放，嫩萼侵寒三两开。每傍阶前照清浅，更于月下重徘徊。一枝风物资清供，调鼎还看济世才。”
类似的故宫藏品还有乾隆款斗彩开光粉彩诗句花卉纹瓶，除有《苍松牡丹》外，还有《荷》一诗，即：“玉镜平铺一带长，红衣翠葢俨明妆。不争艳丽当春日，独濯清涟傍夕阳。云髻峩峩疑洛浦，秋风袅袅忆潇湘。鹭鸶可是知人意，双落明波领晩香。”
另外，2017年香港苏富比春拍成交了一件粉彩开光题御制诗花卉纹撇口瓶（图5），其为日本山中商会旧藏，“大清乾隆年制”款，器身腹部为三组粉彩折枝花卉图案，间以墨彩书写三组乾隆御制诗，其中的《苍松牡丹》《梅》《黄蜀葵》均出自这组诗。再有2017年北京保利第37期古董精品拍卖会所拍的清乾隆青花矾红开光粉彩御题诗文瓶（图6），其腹部也以粉彩绘花卉，另用楷、行、篆、隶四体书法书御制诗四首，其中楷、行、篆分别为《苍松牡丹》《荷》《梅》三首。
前述几件瓷器印证了粉彩花卉与乾隆此组诗的组合是常见的瓷器烧造设计，另有数件抱月瓶可直观参考。2018年，伦敦佳士得春季曾上拍一件清乾隆粉红地粉彩开光玉堂富贵抱月瓶（图7），与此件扁瓶颇为类似，但尺寸较矮，通高只有15.5厘米，由此抱月瓶可知乾隆时期类似的瓷器应该大小均有烧造。此瓶使用了轧道工艺，用一种如绣针的工具在瓷胎上划出凤尾状的纹饰，是乾隆时期创制的新技法，颇为费工。
与颐和园藏抱月瓶很是相似的是故宫藏乾隆粉彩开光牡丹纹双耳扁壶（图8）。器物为胭脂红地，中心开光，一面绘牡丹纹，一面绘隶书御制诗《苍松牡丹》。对比两件器物，从整体器形构造上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件扁壶更显稳重，颐和园收藏的抱月瓶则更显修长清瘦。此件扁壶兽耳的形象与颐和园藏品虽不一致，但是结构及线条类似，且装饰的纹样均为卧蚕纹。两件器物在设计上大同小异，瓶口均施松石绿釉。颐和园收藏的抱月瓶口为盘口，将瓶颈部拉长，兽耳随之显得更加立体，瓶底部内敛，圈足处再略外撇。御制诗的书写上稍有不同，“红”“有”二字较为明显，但整体的书法格式是沿袭乾隆时期扁壶的设计。通过对照此两件文物，可以清晰看到两者在设计上的传承性。
日本东京松冈博物馆也有一件抱月瓶，可参考松冈美术馆1984年出版的《馆藏东洋陶瓷名品图录》（图9），其为珊瑚红釉粉彩，釉色类似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粉彩开光牡丹纹双耳扁壶，但器形绝类颐和园收藏的抱月瓶，开光处绘画的构图与伦敦佳士得2018上拍的小型抱月瓶仿佛相像。通过梳理比较，可以清晰看到颐和园收藏的这件嘉庆抱月瓶在技法、器形、画风等方面与乾隆瓷器的继承性。在画面构图上，乾隆时期几件抱月瓶的画风要疏朗开阔一些，留白也较多，玉兰在圆形开光的上部，牡丹在下部，玉兰枝叶呈弧形，牡丹则有一支同玉兰顾盼呼应，画面暗含一个灵动的“O”形，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构图。嘉庆时期画面更为丰富，留白较少。
综合来看，颐和园收藏的这件嘉庆粉彩抱月瓶艺术价值跟历史价值都很高，是典型的嘉庆官窑瓷器，整体保存也较好。颐和园所藏的文物中瓷器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但这样工艺的抱月瓶仅有一件，殊为珍贵。
3 典范的确立与继承
清代御用瓷器，大抵从雍正时期起，便极力追求诗、书、画、印齐全的雅好，以契合帝王本人的文人情怀。乾隆皇帝在位时间很长，实际掌握清廷最高权力60余年。在这期间他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对清宫的文物收藏进行了一系列的整理。乾隆五十年（1785）左右，乾隆皇帝亲自挑选了历代名品瓷器，并让如意馆画师依样绘制图册，以工笔设色，制作了《珍陶萃美》《精陶韫古》《燔功彰色》和《埏埴流光》四本画册。里面收录了乾隆皇帝选定的北宋、南宋官窑瓷器，以及明代宣德和萬历年间的瓷器，记录了器物的尺寸，且每件器物均有评语，有的考证了作品的窑口与年代，有的表达了乾隆本人对釉色和烧制痕迹的看法，以往事为鉴，是为了塑造乾隆本朝的瓷器风格与典范。
颐和园所藏的嘉庆款抱月瓶通体彩绘精细，图文并茂，融诗、书、印、画为一体，为嘉庆粉彩器中的精品之作。传世瓷器中四时花卉与乾隆皇帝的诗句结合出现已成为惯例，且常用的诗句也有迹可循，《题蒋南沙相国画屏五景》应是乾隆皇帝颇为自得的创作，否则也不会频频出现于传世瓷器上。嘉庆时期烧造此件抱月瓶时，之所以选中这首御制诗烧造，料想这样的设计应是乾隆皇帝本人多年来颇为中意的。总体来看，乾隆御制诗与四季花卉的结合多见于粉彩、青花粉彩、斗彩瓷器，这一选择应是看中这些技艺所能呈现的色彩更为丰富，也是乾隆皇帝对色彩审美情趣的体现。
瓷器不仅仅是实用与陈设之物，更是皇帝本人宣扬个人艺术品位的媒介，御制诗的创作、御制诗与瓷器的频频结合，恰恰体现了皇帝本人在瓷器制作中的指导地位。乾隆皇帝这五首御制诗同花卉结合应为当时景德镇御窑厂的官样。当时承做皇家器皿，需经“呈核再做”的程序，在乾隆皇帝的授意下，以蒋廷锡的画本为瓷器的稿本，经画匠描摹制样，再与特定的几首御制诗搭配，经乾隆审批核准后，最后进行烧造。用哪些图样，用哪几首御制诗，在反复斟酌后已成为一时程式化的范本。
可以说御制诗与四季花卉结合的做法就是乾隆时期树立的本朝瓷器典范之一，嘉庆时期对此进行了沿袭。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中总结认为嘉庆时期瓷器的造型与前朝无太大的变化，仍写乾隆御制诗句，乾隆时期颈部加耳的装饰手法也得到了沿用①，此件抱月瓶就是很好的实物体现。至于沿袭的原因：一方面是嘉庆早期，乾隆皇帝尚是清廷实际的掌权者，宫廷器物的审美并没有因新皇登基而有过多改变;另一方面官窑瓷器艺术风格的变化虽与皇帝本人密不可分，但更多的是一种伴随着继承的演变，是一种艺术规律的体现。
关键词：颐和园;抱月瓶;御制诗;粉彩
抱月瓶亦称“宝月瓶”，因瓶腹似圆月，故得名。器形来源一说可上溯至阿拉伯地区的金属或玻璃器。宋元时期，西夏颇流行马挂瓶，多为陶制双系，可系于马鞍方便游牧生活。后发展为瓷器，是明代永乐、宣德时期常见的陈设用瓷，亦多用于海外贸易，当时的青花抱月瓶艺术水平较高，为典范之作。清代雍正早期亦有烧制，之后雍正皇帝下旨“嗣后宝月瓶不必烧造”。乾隆时期恢复烧制且应颇受属意，直至民国，烧制不绝。存世抱月瓶多为青花瓷，除瓷器外，亦有珐琅器、漆器等。
1 文物现状
清代宫廷中藏有多件抱月瓶，颐和园就藏有一件嘉庆霁蓝釉开光粉彩御制诗抱月瓶（图1、图2）。该瓶盘口，直颈，颈侧有双兽耳，一耳缺失，后经修复补配。器物通高30.6厘米，宽约25厘米，口径6.3厘米，足径10.3厘米。此瓶双面圆形开光，开光内一面绘有牡丹、玉兰，意在“玉堂富贵”。另一面为隶书乾隆御制诗并有“乾隆”二字联珠印章，“乾”为白文，“隆”为朱文。
器身其他部位为霁蓝釉描金花卉，盘口处绘卷草纹，器身描金绘磬、蝙蝠、寿纹及缠枝花卉，寓意“福庆有余”，椭圆足外绘回纹，器里和器底用松石绿釉。底款为“大清嘉庆年制”六字篆书款。霁蓝釉因多用于祭祀，又称祭蓝，颜色浓艳，经描金后更显富丽堂皇，开光处粉彩花卉与御制诗文显得清丽典雅，两者相互映衬。康熙中晚期陶工在“珐琅彩”的启发和影响下创烧了粉彩瓷器①，在雍正、乾隆时期进入繁荣期，成为清代鼎盛时期最高制瓷水平的代表。②嘉庆粉彩瓷器多与乾隆朝造型、装饰相似，制瓷数量与乾隆时相比有所减少，笔法较为拘谨。③松石绿釉釉色简单亮丽，此件嘉庆抱月瓶继承了乾隆粉彩瓷在器里和足底加施淡绿色松石绿釉的特点，以红彩书款及颈部加兽耳装饰也是乾隆朝常见的做法。此抱月瓶的松石绿釉比较匀净，比嘉庆后期的瓷器釉色正，不易剥落，且无明显开片，应是嘉庆早期的一件作品。
2 抱月瓶纹饰及技法分析
此件嘉庆款抱月瓶最大的亮点是开光内绘有乾隆御制诗一首。嘉庆早期，瓷器制作基本上处于守旧状态，因循前朝，不敢僭越，写有乾隆御制诗的作品不乏，有“乾嘉窑”的说法。乾隆皇帝是一位极其高产的诗人，一生酷爱写诗，曾言：“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①可见政务之余写诗是他毕生的一大爱好。不过烧造在瓷器上的御制诗数量相对较少，据统计，故宫藏有乾隆御制诗瓷器300余件。一类是乾隆咏叹的前代名窑名品，比如人们熟悉的汝窑上刻词;一类则是乾隆本朝烧造的带有御制诗的瓷器。后一类瓷器中，较多见的是三清诗盖碗及壁瓶等。②据清代内务府造辦处《活计档》，早至乾隆七年（1743），乾隆皇帝旨令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别样瓶亦照有诗句、山水、花卉烧造”，并对御制诗山水青花大罐赞叹不已，深觉“甚好”。③
此件嘉庆款抱月瓶上的乾隆御制诗诗文如下：
锦绣堂中开画屏，牡丹红间老松青。
目烘始识三春丽，岁暮犹看百尺亭。
夭矫拏空欣得地，辉煌散彩正当庭。
一般都是生生意，坐对从知笔有灵。
这首御制诗是比较典型的乾隆诗风，查《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24卷④，此诗为《题蒋南沙相国画屏五景》组诗的第二首，本诗小标题为《苍松牡丹》，但开光所绘花卉为牡丹、玉兰，未见苍松。乾隆皇帝提到的这个“蒋南沙相国”，即“以诗画名动公卿”的画家蒋廷锡。
蒋廷锡不仅是名重于时的画家，同时也官居高位。康熙四十二年（1703），蒋廷锡时年36岁，他在顺天府乡试中考取举人，中举之后就到南书房任职，为南书房行走，是康熙皇帝的近臣。此后官运颇为顺遂，雍正年间任礼部侍郎、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职，又曾任《明史》总裁及《佩文韵府》《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典籍总纂官。他在朝为官，并不同于如意馆中供职的职业宫廷画家，却又常常将作品献给皇帝，《清史稿》说他：“工诗善画，事圣祖内直二十余年。世宗朝累迁擢，明练恪谨，被恩礼始终。”⑤可见他受康熙、雍正两代皇帝赏识。蒋廷锡的画作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人画，更偏向宫廷风格，绘画内容上也多寓意吉祥，并不单纯是抒发个人感情，传世作品中也多见“臣”字款，说明是应时、应召之作。一般认为蒋氏继承了恽寿平的没骨工笔画，并有所创新，又兼有西洋绘画的方法，形成了“蒋派”风格。⑥他并重写生写意，《石渠宝笈》先后收有蒋廷锡作品71件（套），蒋氏画作直到道光朝仍被当朝皇帝所喜。
雍正七年（1729），蒋廷锡为太子太傅，应与皇子弘历的关系较为亲近。《乐善堂全集》是乾隆未登基时的诗文作品结集，并且《题蒋南沙相国画屏五景》这组诗不仅收入集中，《乐善堂全集》的作序人正是蒋廷锡，可见他与乾隆皇帝的关系以及乾隆皇帝对他的肯定与赏识。《题蒋南沙相国画屏五景》这组诗还有《桃柳》《荷》《黄蜀葵》《梅》四首。尽管蒋廷锡在雍正十年（1732）就已去世，但并不妨碍乾隆皇帝本人对这组诗作的钟爱，或许也有对昔日皇子时光及对蒋廷锡的怀念。
至于霁蓝釉与粉彩结合的做法乾隆时期较多见。故宫博物院藏有霁蓝地描金粉彩诗句花卉纹大瓶（图3），是祭蓝描金与粉彩花卉的组合，瓶腹部呈莲瓣形开光，腹部三组折枝花卉与乾隆御制诗句相间排列，圈足内施白釉、无款识。观复博物馆一件藏品与故宫博物院的这件藏品相似，不同之处在于观复博物馆藏品只有粉彩花卉图案，并无乾隆御制诗。但两者在工艺上均采用霁蓝描金与粉彩相结合的手法，器形均较大，烧制难度高。 再者，《题蒋南沙相国画屏五景》这组诗烧制于瓷器之上亦多见。故宫博物院有一对绿地粉彩花卉纹诗句大瓶（图4），一件有残，另一件完整器。残件经粘接修复，文物形状及信息基本完整，通高74.5厘米，底部有红彩六字“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它是一对由粉彩花卉同御制诗间隔组成腹部纹饰的瓷器，绘有牡丹、荷花、芙蓉、梅花，御制诗为楷、行、隶、篆四体墨彩。其中楷书诗句正是《苍松牡丹》，该诗对应的花样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苍松，下部为牡丹，较颐和园所藏的嘉庆抱月瓶纹饰更切题。相邻的红白双色梅花图对应的篆书御制诗，为这组诗中的《梅》，具体诗句为：“天上春阳回未回，早传消息到庭梅。暗香和雪寻常放，嫩萼侵寒三两开。每傍阶前照清浅，更于月下重徘徊。一枝风物资清供，调鼎还看济世才。”
类似的故宫藏品还有乾隆款斗彩开光粉彩诗句花卉纹瓶，除有《苍松牡丹》外，还有《荷》一诗，即：“玉镜平铺一带长，红衣翠葢俨明妆。不争艳丽当春日，独濯清涟傍夕阳。云髻峩峩疑洛浦，秋风袅袅忆潇湘。鹭鸶可是知人意，双落明波领晩香。”
另外，2017年香港苏富比春拍成交了一件粉彩开光题御制诗花卉纹撇口瓶（图5），其为日本山中商会旧藏，“大清乾隆年制”款，器身腹部为三组粉彩折枝花卉图案，间以墨彩书写三组乾隆御制诗，其中的《苍松牡丹》《梅》《黄蜀葵》均出自这组诗。再有2017年北京保利第37期古董精品拍卖会所拍的清乾隆青花矾红开光粉彩御题诗文瓶（图6），其腹部也以粉彩绘花卉，另用楷、行、篆、隶四体书法书御制诗四首，其中楷、行、篆分别为《苍松牡丹》《荷》《梅》三首。
前述几件瓷器印证了粉彩花卉与乾隆此组诗的组合是常见的瓷器烧造设计，另有数件抱月瓶可直观参考。2018年，伦敦佳士得春季曾上拍一件清乾隆粉红地粉彩开光玉堂富贵抱月瓶（图7），与此件扁瓶颇为类似，但尺寸较矮，通高只有15.5厘米，由此抱月瓶可知乾隆时期类似的瓷器应该大小均有烧造。此瓶使用了轧道工艺，用一种如绣针的工具在瓷胎上划出凤尾状的纹饰，是乾隆时期创制的新技法，颇为费工。
与颐和园藏抱月瓶很是相似的是故宫藏乾隆粉彩开光牡丹纹双耳扁壶（图8）。器物为胭脂红地，中心开光，一面绘牡丹纹，一面绘隶书御制诗《苍松牡丹》。对比两件器物，从整体器形构造上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件扁壶更显稳重，颐和园收藏的抱月瓶则更显修长清瘦。此件扁壶兽耳的形象与颐和园藏品虽不一致，但是结构及线条类似，且装饰的纹样均为卧蚕纹。两件器物在设计上大同小异，瓶口均施松石绿釉。颐和园收藏的抱月瓶口为盘口，将瓶颈部拉长，兽耳随之显得更加立体，瓶底部内敛，圈足处再略外撇。御制诗的书写上稍有不同，“红”“有”二字较为明显，但整体的书法格式是沿袭乾隆时期扁壶的设计。通过对照此两件文物，可以清晰看到两者在设计上的传承性。
日本东京松冈博物馆也有一件抱月瓶，可参考松冈美术馆1984年出版的《馆藏东洋陶瓷名品图录》（图9），其为珊瑚红釉粉彩，釉色类似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粉彩开光牡丹纹双耳扁壶，但器形绝类颐和园收藏的抱月瓶，开光处绘画的构图与伦敦佳士得2018上拍的小型抱月瓶仿佛相像。通过梳理比较，可以清晰看到颐和园收藏的这件嘉庆抱月瓶在技法、器形、画风等方面与乾隆瓷器的继承性。在画面构图上，乾隆时期几件抱月瓶的画风要疏朗开阔一些，留白也较多，玉兰在圆形开光的上部，牡丹在下部，玉兰枝叶呈弧形，牡丹则有一支同玉兰顾盼呼应，画面暗含一个灵动的“O”形，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构图。嘉庆时期画面更为丰富，留白较少。
综合来看，颐和园收藏的这件嘉庆粉彩抱月瓶艺术价值跟历史价值都很高，是典型的嘉庆官窑瓷器，整体保存也较好。颐和园所藏的文物中瓷器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但这样工艺的抱月瓶仅有一件，殊为珍贵。
3 典范的确立与继承
清代御用瓷器，大抵从雍正时期起，便极力追求诗、书、画、印齐全的雅好，以契合帝王本人的文人情怀。乾隆皇帝在位时间很长，实际掌握清廷最高权力60余年。在这期间他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对清宫的文物收藏进行了一系列的整理。乾隆五十年（1785）左右，乾隆皇帝亲自挑选了历代名品瓷器，并让如意馆画师依样绘制图册，以工笔设色，制作了《珍陶萃美》《精陶韫古》《燔功彰色》和《埏埴流光》四本画册。里面收录了乾隆皇帝选定的北宋、南宋官窑瓷器，以及明代宣德和萬历年间的瓷器，记录了器物的尺寸，且每件器物均有评语，有的考证了作品的窑口与年代，有的表达了乾隆本人对釉色和烧制痕迹的看法，以往事为鉴，是为了塑造乾隆本朝的瓷器风格与典范。
颐和园所藏的嘉庆款抱月瓶通体彩绘精细，图文并茂，融诗、书、印、画为一体，为嘉庆粉彩器中的精品之作。传世瓷器中四时花卉与乾隆皇帝的诗句结合出现已成为惯例，且常用的诗句也有迹可循，《题蒋南沙相国画屏五景》应是乾隆皇帝颇为自得的创作，否则也不会频频出现于传世瓷器上。嘉庆时期烧造此件抱月瓶时，之所以选中这首御制诗烧造，料想这样的设计应是乾隆皇帝本人多年来颇为中意的。总体来看，乾隆御制诗与四季花卉的结合多见于粉彩、青花粉彩、斗彩瓷器，这一选择应是看中这些技艺所能呈现的色彩更为丰富，也是乾隆皇帝对色彩审美情趣的体现。
瓷器不仅仅是实用与陈设之物，更是皇帝本人宣扬个人艺术品位的媒介，御制诗的创作、御制诗与瓷器的频频结合，恰恰体现了皇帝本人在瓷器制作中的指导地位。乾隆皇帝这五首御制诗同花卉结合应为当时景德镇御窑厂的官样。当时承做皇家器皿，需经“呈核再做”的程序，在乾隆皇帝的授意下，以蒋廷锡的画本为瓷器的稿本，经画匠描摹制样，再与特定的几首御制诗搭配，经乾隆审批核准后，最后进行烧造。用哪些图样，用哪几首御制诗，在反复斟酌后已成为一时程式化的范本。
可以说御制诗与四季花卉结合的做法就是乾隆时期树立的本朝瓷器典范之一，嘉庆时期对此进行了沿袭。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中总结认为嘉庆时期瓷器的造型与前朝无太大的变化，仍写乾隆御制诗句，乾隆时期颈部加耳的装饰手法也得到了沿用①，此件抱月瓶就是很好的实物体现。至于沿袭的原因：一方面是嘉庆早期，乾隆皇帝尚是清廷实际的掌权者，宫廷器物的审美并没有因新皇登基而有过多改变;另一方面官窑瓷器艺术风格的变化虽与皇帝本人密不可分，但更多的是一种伴随着继承的演变，是一种艺术规律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