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些天，杨澜开始高调亮相慈善事业，先是在上海为特奥会举办筹款晚宴筹得186万元，紧接着又联手哈佛大学在北大开办慈善研修班。杨澜日前接受记者专访时说：“我算不上慈善家，但我佩服那些有牺牲精神的人，我只是利用自己在传媒方面的资源来帮助他们，愿意做他们的一根拐杖。”
慈善是一种生活方式
与多数人一样，1997年杨澜第一次接触慈善是个偶然。“那时候我刚刚生完小孩三四个月，整个人还胖乎乎的呢，‘希望工程’的人找我做一部片子的义务主持人。”1996年底刚刚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国，杨澜留给中国观众的印象更多的还是“正大综艺”中模样清纯的大女孩。“希望工程”看中的是杨澜作为公众人物的号召力，而对杨澜来说，“我离开中国两年了，回来后急切地想重新融入这个社会，很想做些事情”。在美国时，杨澜也听说了国内的“希望工程”，“那个大眼睛的小女孩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看到大家做的工作，觉得挺感动的。”
这次合作，让杨澜感慨做慈善事业的艰辛。杨澜自己稍有经济能力，就开始主动捐助慈善。1997年她写的书《凭海临风》出版，她把第一笔稿费30万元捐给了“希望工程”。
说到自己个性，杨澜觉得她与先生吴征都是同情心比较重的人。“上海有一家人，男主人出车祸死了，女人下岗了，带着一个读书的孩子，没钱交学费。吴征看到报道后，打电话给报社记者问地址，到这家人家里给了一些钱。过了一段时间，吴征突然又想起这母子俩，说，我俩一起去看看吧。”感激的女主人已经给杨澜的孩子织了一件毛衣和一条毛裤，“就是市面上买来的蓝色毛线，我当时挺感动的，觉得这个母亲不是一个单纯需要帮助的人，而是一个非常有尊严的人。我让两个孩子都穿过这身衣裳，心里觉得很温暖。”之后，江苏盐城的—个女孩患重病瘫痪了，付不起几万元的医药费，杨澜知道后帮助了这个女孩。“朱军邀请我去做《艺术人生》节目的时候，没想到他们请来了这个女孩，已经完全站起来了。”杨澜觉得，自己稍微出点力，就能够给其他人很大的帮助，“我觉得很幸福”。
开始参加公益活动后，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找到杨澜夫妇。“我对慈善活动的邀请基本上都接受了，因为这是一种让人愉快的事情。”现在杨澜作为环保大使、中华慈善总会慈善大使、全国义务献血形象大使、绿色大使、宋庆龄基金会理事等，“身兼数职”。
1998年长江发大水时，杨澜在凤凰卫视工作。吴征作为亚洲电视台的营运总裁，第—个在香港电视媒体发起募捐活动。“成龙、梁朝伟等明星从家里拿来古董、物件拍卖，我俩也捐款20万元。”这些善款都交给香港红十字会，然后通过它向内地分发。杨澜也一直有机会接触海外基金会，使她逐渐意识到，“必须有良好的制度才能使得慈善事业持之以恒”。
等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由于杨澜偏重于做文化工作，一些高层次的文化交流活动也来找她。3年前，法国领事馆主办的“中法芭蕾舞交流”活动，因为赞助商临时取消了赞助，领事馆找到杨澜。“我知道这种高端的国际文化交流比较小众，没有特别大的商业价值，但是我一直相信跨文化交流的发展非常重要，于是出资几十万元赞助。接下来3年的中法芭蕾舞交流活动都由我们赞助了。”后来杨澜也赞助了“母亲水窖”等工程。
慈善应是涓涓细流
杨澜创立的阳光文化基金会今年一直高调亮相慈善事业，而杨澜本人也在去年放弃了51％的阳光媒体控股权，全部捐给阳光文化基金会以支持慈善事业。外界争议，51％的股权对于身价8.3亿元的杨澜来说，到底真正捐了多少真金白银?杨澜此前一直保持沉默。
这一“技术性争议”事件使得杨澜在去年不同的慈善榜上起起落落。而对于这个排名，杨澜在近日对记者道出“技术性争议”很正常：“其实我们所知道的慈善形式很单一，而在世界主流慈善基金会，捐赠的方式包括现金和权益，无论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是盖茨和美琳达基金会，都是如此。”谈到杨澜的阳光文化基金会，她说这是—个非公募性公益慈善机构，“所谓非公募性慈善机构，就是我们不会到大街上向个人进行募集，而是采取机构对机构的定向培训方式，来帮助提高国家以及民间慈善机构的管理运营能力。”
杨澜举例说，王菲挂靠在红十字会下成立的“嫣然基金”是一对一的专项性慈善基金，但阳光文化基金会不是。“我们的方向是利用我们的媒体资源，推进中国的慈善文化和教育，也就是做别人的拐杖，而不是一对一的扶贫帮助。”
从杨澜口中，记者了解到，民间草根团体一对一帮困十分艰难。致力于环境保护的“地球村”负责人廖晓义原是留美博士，回国后在城市里教人怎么拾垃圾。“有时候，他们连一顿饭钱都没有。”杨澜说，“收留服刑人员子女以及流浪儿童的大连‘儿童村’负责人潘芏，原是高级白领，一次偶然的机会帮朋友代管‘儿童村’，后来干脆辞去自己的高薪工作，一心扑到村里服刑人员的子女身上，天天操心他们的吃和穿，反倒对自己的儿子照顾不周。一次她还在上小学的儿子委屈得写了一篇作文《请允许我哭泣》，因为妈妈长时间不在身边，他有了困难没有人也没有地方倾诉。”
“长久以来，国内的慈善募捐大都是冲动型的。要等到长江发大水了才全国动员起来捐钱。”杨澜说，“我在美国读书时就经常收到慈善机构寄来的邀请信，问我们愿不愿意参与慈善活动；等我们毕业工作了，他们会继续寄信问我们愿不愿意捐出5美元呀?一旦你捐了5美元，他们就会不断地跟你保持联系。”对于等到有钱了有灾了才搞慈善这一说法，杨澜并不赞同。“每个人都有慈善之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你的时间和劳动，也可以去做慈善，现在的大学生志愿者不就是如此吗?慈善，应是涓涓细流，在生活中不间断地流淌。”
慈善不需要眼泪指数
虽然同是为社会义务做慈善，国外的慈善机构间竞争颇为激烈，募款的方式零零总总有30种之多。寄邮册认购小物品是最常见的，其次还有卖DIY的小物件、出售低价演出票等等。相对比而言，国内慈善机构募款方式就显得单一被动。“要么是坐等捐资人上门，要么就是募款晚会，也就两三种吧。”杨澜说，“做慈善也要有创意。这是件快乐的事儿，过去有人说搞慈善要煽情，要有眼泪指数激发人们的同情心，这个我不同意。”
公众的每一分捐资都在考验着慈善机构的诚信度。法制管理的漏洞、资金运作的不透明、项目评估能力的不足……目前国内慈善机构存在的一些问题让不少富有爱心的人在募款箱前止步。此外，—些真正想有所作为的草根民间慈善组织也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因而无法开具正规发票，收集善款时阻力重重。据说，目前全国有300万个民间慈善组织，而真正得到注册的才20多万个。
“我更愿意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份工作。”杨澜表示，打破这个僵局，只有从完善慈善机构自身开始。
杨澜档案
1990年，杨澜在千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女主持人。
2001年，杨澜应邀出任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形象大使。还获得2001年度海内外十位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妇女》时代人物”，2002年“中国企业女性风云人物”等称号
2003年3月，杨澜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2005年，开始主持大型女性谈话节目《天下女人》。同年，她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她还积极投身慈善公益事业，现任中华慈善总会慈善大使和义务献血形象大使，在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环境文化理事会等多家公益机构中担任理事。
慈善是一种生活方式
与多数人一样，1997年杨澜第一次接触慈善是个偶然。“那时候我刚刚生完小孩三四个月，整个人还胖乎乎的呢，‘希望工程’的人找我做一部片子的义务主持人。”1996年底刚刚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国，杨澜留给中国观众的印象更多的还是“正大综艺”中模样清纯的大女孩。“希望工程”看中的是杨澜作为公众人物的号召力，而对杨澜来说，“我离开中国两年了，回来后急切地想重新融入这个社会，很想做些事情”。在美国时，杨澜也听说了国内的“希望工程”，“那个大眼睛的小女孩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看到大家做的工作，觉得挺感动的。”
这次合作，让杨澜感慨做慈善事业的艰辛。杨澜自己稍有经济能力，就开始主动捐助慈善。1997年她写的书《凭海临风》出版，她把第一笔稿费30万元捐给了“希望工程”。
说到自己个性，杨澜觉得她与先生吴征都是同情心比较重的人。“上海有一家人，男主人出车祸死了，女人下岗了，带着一个读书的孩子，没钱交学费。吴征看到报道后，打电话给报社记者问地址，到这家人家里给了一些钱。过了一段时间，吴征突然又想起这母子俩，说，我俩一起去看看吧。”感激的女主人已经给杨澜的孩子织了一件毛衣和一条毛裤，“就是市面上买来的蓝色毛线，我当时挺感动的，觉得这个母亲不是一个单纯需要帮助的人，而是一个非常有尊严的人。我让两个孩子都穿过这身衣裳，心里觉得很温暖。”之后，江苏盐城的—个女孩患重病瘫痪了，付不起几万元的医药费，杨澜知道后帮助了这个女孩。“朱军邀请我去做《艺术人生》节目的时候，没想到他们请来了这个女孩，已经完全站起来了。”杨澜觉得，自己稍微出点力，就能够给其他人很大的帮助，“我觉得很幸福”。
开始参加公益活动后，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找到杨澜夫妇。“我对慈善活动的邀请基本上都接受了，因为这是一种让人愉快的事情。”现在杨澜作为环保大使、中华慈善总会慈善大使、全国义务献血形象大使、绿色大使、宋庆龄基金会理事等，“身兼数职”。
1998年长江发大水时，杨澜在凤凰卫视工作。吴征作为亚洲电视台的营运总裁，第—个在香港电视媒体发起募捐活动。“成龙、梁朝伟等明星从家里拿来古董、物件拍卖，我俩也捐款20万元。”这些善款都交给香港红十字会，然后通过它向内地分发。杨澜也一直有机会接触海外基金会，使她逐渐意识到，“必须有良好的制度才能使得慈善事业持之以恒”。
等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由于杨澜偏重于做文化工作，一些高层次的文化交流活动也来找她。3年前，法国领事馆主办的“中法芭蕾舞交流”活动，因为赞助商临时取消了赞助，领事馆找到杨澜。“我知道这种高端的国际文化交流比较小众，没有特别大的商业价值，但是我一直相信跨文化交流的发展非常重要，于是出资几十万元赞助。接下来3年的中法芭蕾舞交流活动都由我们赞助了。”后来杨澜也赞助了“母亲水窖”等工程。
慈善应是涓涓细流
杨澜创立的阳光文化基金会今年一直高调亮相慈善事业，而杨澜本人也在去年放弃了51％的阳光媒体控股权，全部捐给阳光文化基金会以支持慈善事业。外界争议，51％的股权对于身价8.3亿元的杨澜来说，到底真正捐了多少真金白银?杨澜此前一直保持沉默。
这一“技术性争议”事件使得杨澜在去年不同的慈善榜上起起落落。而对于这个排名，杨澜在近日对记者道出“技术性争议”很正常：“其实我们所知道的慈善形式很单一，而在世界主流慈善基金会，捐赠的方式包括现金和权益，无论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是盖茨和美琳达基金会，都是如此。”谈到杨澜的阳光文化基金会，她说这是—个非公募性公益慈善机构，“所谓非公募性慈善机构，就是我们不会到大街上向个人进行募集，而是采取机构对机构的定向培训方式，来帮助提高国家以及民间慈善机构的管理运营能力。”
杨澜举例说，王菲挂靠在红十字会下成立的“嫣然基金”是一对一的专项性慈善基金，但阳光文化基金会不是。“我们的方向是利用我们的媒体资源，推进中国的慈善文化和教育，也就是做别人的拐杖，而不是一对一的扶贫帮助。”
从杨澜口中，记者了解到，民间草根团体一对一帮困十分艰难。致力于环境保护的“地球村”负责人廖晓义原是留美博士，回国后在城市里教人怎么拾垃圾。“有时候，他们连一顿饭钱都没有。”杨澜说，“收留服刑人员子女以及流浪儿童的大连‘儿童村’负责人潘芏，原是高级白领，一次偶然的机会帮朋友代管‘儿童村’，后来干脆辞去自己的高薪工作，一心扑到村里服刑人员的子女身上，天天操心他们的吃和穿，反倒对自己的儿子照顾不周。一次她还在上小学的儿子委屈得写了一篇作文《请允许我哭泣》，因为妈妈长时间不在身边，他有了困难没有人也没有地方倾诉。”
“长久以来，国内的慈善募捐大都是冲动型的。要等到长江发大水了才全国动员起来捐钱。”杨澜说，“我在美国读书时就经常收到慈善机构寄来的邀请信，问我们愿不愿意参与慈善活动；等我们毕业工作了，他们会继续寄信问我们愿不愿意捐出5美元呀?一旦你捐了5美元，他们就会不断地跟你保持联系。”对于等到有钱了有灾了才搞慈善这一说法，杨澜并不赞同。“每个人都有慈善之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你的时间和劳动，也可以去做慈善，现在的大学生志愿者不就是如此吗?慈善，应是涓涓细流，在生活中不间断地流淌。”
慈善不需要眼泪指数
虽然同是为社会义务做慈善，国外的慈善机构间竞争颇为激烈，募款的方式零零总总有30种之多。寄邮册认购小物品是最常见的，其次还有卖DIY的小物件、出售低价演出票等等。相对比而言，国内慈善机构募款方式就显得单一被动。“要么是坐等捐资人上门，要么就是募款晚会，也就两三种吧。”杨澜说，“做慈善也要有创意。这是件快乐的事儿，过去有人说搞慈善要煽情，要有眼泪指数激发人们的同情心，这个我不同意。”
公众的每一分捐资都在考验着慈善机构的诚信度。法制管理的漏洞、资金运作的不透明、项目评估能力的不足……目前国内慈善机构存在的一些问题让不少富有爱心的人在募款箱前止步。此外，—些真正想有所作为的草根民间慈善组织也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因而无法开具正规发票，收集善款时阻力重重。据说，目前全国有300万个民间慈善组织，而真正得到注册的才20多万个。
“我更愿意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份工作。”杨澜表示，打破这个僵局，只有从完善慈善机构自身开始。
杨澜档案
1990年，杨澜在千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女主持人。
2001年，杨澜应邀出任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形象大使。还获得2001年度海内外十位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妇女》时代人物”，2002年“中国企业女性风云人物”等称号
2003年3月，杨澜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2005年，开始主持大型女性谈话节目《天下女人》。同年，她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她还积极投身慈善公益事业，现任中华慈善总会慈善大使和义务献血形象大使，在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环境文化理事会等多家公益机构中担任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