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新闻热点事件，常常发生“舆论反转”现象。事件公布的最后真相，往往与此前引发热议的说法大相径庭。
　　真相还在穿鞋，谣言已行千里。的确，在舆情的流变过程中，有关部门应急措施不当、舆情反馈不力，是导致舆论不断激化的关键原因。若能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有针对性地开展舆情引导，一些传言、谣言就很难有市场。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各种舆论热点事件形成、发酵和传播过程中，“标签化思维”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种标签化思维，是人们习惯以“贴标签”的方式，用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某个群体、某类事物的刻板印象，评判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在一系列舆论热点中，许多人在对事实不甚了了的情况下，就草草作出评判，原因在于受非白即黑、以偏概全的标签化思维所累。
　　标签不是舆论的原罪，它是舆论自带的基因。在日常交往中，人们习惯借助各种标签，了解和评估某个对象或某种事态。这些标签包含特定价值和行为判断，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人际交往成本。人们不用为了某个对方不太熟悉的事物多费口舌，只需要用一个彼此熟知的标签，就能让对方茅塞顿开。周恩来总理当年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时，把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比作欧洲的古典歌剧——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下子就让外国友人心领神会。这就是巧用标签的典型事例。
　　标签能够辅助认知，但这并不意味着，凡事都应该进行标签化认知、标签化思考，甚至养成一种标签化思维习惯。同时还应当看到，由于舆论的推波助澜，标签化思维正愈益展现出非理性、情绪化的特征，反过来又恶化了舆论生态。
　　标签化思维的形成，分为编码和解码两个过程。不难看出，标签化基本遵循以下编码路径：把个案泛化为普遍现象，把偶发总结为必然结果，把特殊描述为一般情况，把细节论定为事物全貌。比如，官员都是腐败的，城管都是暴力的，路人都是冷漠的，老人都是讹人的，等等。
　　标签化思维发挥作用，则是人们对标签化进行解码的过程。当一个标签形成甚至根深蒂固之后，人们就会用这个代表总体印象的标签，对群体中某个具体个体进行评判。比如，一起普通医患纠纷，如果当事者是官员身份，舆论关于官员的所有负面印象，就会立刻被调动起来，压向当事人。事情的本來面貌，反倒鲜有追问。
　　事实是第一性的，舆论是第二性的。客观地说，标签化思维的形成，确有现实基础。比如舆论场上存在的仇官仇富情结，的确是这个群体中的少数人行为不端、引起公愤形成的。问题在于，个别官员、个别富人的为非作歹，最终却要所有官员和富人一起买单。无论从认识论角度，还是从社会效果看，都是有害的。
　　回顾若干起舆论热点的舆情演变，舆论诉诸惯性思维，在事实尚未调查清楚之前，就匆忙评判的现象并不鲜见。各种谣言之所以能够满天飞，恰恰也是因为它们“印证”了标签化思维形成的刻板印象。在舆论效力越来越大的今天，作为舆论参与者，我们每个人恐怕都得冷静思考一下，该如何克服标签化思维，该如何保持冷静、客观、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