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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篇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对台工作纲领性文件，恰似一只报春的燕子，在改革开放的元年，代表大陆亿万同胞给海峡对岸的台湾同胞送去了新春第一声亲切的问候，融化了隔绝两岸长达30年不相往来的坚冰，开启了海峡两岸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发展的大门。这篇对台工作重要文献的发表，如“于无声处听惊雷”，立即在海内外产生强烈影响。当时的情景，正如叶剑英委员长所说：“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得到全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以及国外侨胞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台湾海峡出现了和缓气氛。”当时正在北京的外国记者在获悉《告台湾同胞书》发表的消息后便发表评论说，《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和平统一”的路线，使用了“台湾当局”的称呼，“具有可以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长征路上于1935年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相比的历史意义”，它向国内外表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争取国家和平统一的努力已正式开始。就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的同一天，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举办的元旦座谈会上指出，1979年元旦是个不平凡的日子，“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告台湾同胞书》，体现了我们对台湾的归回和祖国统一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基本态度”，它表明“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可以说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众所周知，自1949年台湾问题产生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即将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仅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而且也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进来。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日益明确起来。1956年6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他还表示：“祖国的大门对所有爱国分子都永远是敞开的。”这是周恩来在公开场合首次正式表达中国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真诚愿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开始进入具体寻求接触、协商的阶段。
1958年炮击金门后，中央在推动对台工作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出有关的重要原则和政策主张，进一步争取实现国共两党谈判。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对台工作，认为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可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人去办;现在要蒋过来也有困难，逐步地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5月24日，周恩来将毛泽东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思想的要点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1.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陈诚、蒋经国亦悉由蒋意重用;2.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4.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1961年6月13日，毛泽东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时谈道，如果台湾回归祖国，台湾社会制度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來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对外表示，台湾在与大陆统一的前提下，可以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1963年1月，周恩来请张治中致信陈诚，正式将“一纲四目”告知台湾当局。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966年正当国共两党私下接触日益热络，中央领导人进一步拓展和平统一之路时，“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被认作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被视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因此，它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对对台工作的严重冲击和干扰。对台工作战线一时成为重灾区。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呼吁海峡两岸尽早实现通航、通邮，发展贸易，互通有无。图为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登载的《告台湾同胞书》
1966年6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台湾省》的社论，重提“解放台湾”口号，此后，“国共和谈”“和平解决”的口号再也难以听到了。这篇社论可以被认为是党的对台政策发生重大逆转的开始。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中美两国结束长期敌对关系，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在这种背景下，对台工作出现了转机。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中央决定在大陆的台湾省籍党员自己选代表参加党代会。大陆的台湾省籍党员首次组成了代表团参加党的十大。1974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中央再次让台湾同胞自己选代表组织台湾人大代表团参加人大会议。
但是十年“文革”积重难返，“两个凡是”禁锢人心。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报告和1978年3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都还僵化地坚持“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方针。
1977年7月，邓小平重新恢复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在此前后，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果敢和胆识，针对“两个凡是”方针，利用各种场合，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导致了全党思想大解放。 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国家的内外形势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变化。
1978年12月，我们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同月，中国和美国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在建交公报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表示“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结束“外交关系”，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这表明美国已经接受中国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建交“三原则”。至此，世界上所有大国和大多数国家普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中美正式建交是一件历史性大事，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有助于两岸中国人排除外部障碍、自己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自己国家的统一问题，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
面对国际国内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综合考虑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任务、基本思路、发展战略时，也开始着手考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战略。
当时中国面临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在国际上也存在许多爆炸性的争端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是武力方式，一種是谈判方式即和平方式。邓小平后来说：“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一直在考虑”可以理解为他从重新恢复领导职务以后，即开始了对国家统一问题的思考。可以把邓小平思想发展的过程作如下追溯：
1977年8月24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就中美建交和共同关心的全球性战略问题阐述看法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他还说，“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当然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
同年9月，邓小平会见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什么方式、什么时候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外国人无权干涉”。邓小平再次强调，“中国政府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国自己解决台湾问题时会考虑台湾的特殊条件”。
1978年7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时指出：“如美国从台湾问题上脱身，我们可以自己解决。过去曾有两次国共合作，难道第三次不可以谈？”“中国人之间自己会找到一个实现祖国统一的途径，其中包括在解决方式上尊重台湾的现实。”
10月8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文艺评论家江藤淳时表示，“如果台湾回归中国，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比如说，美国在台湾有大量投资，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的投资，这就是现实，我们正视这个现实”。
11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
从上述邓小平思想发展的脉络可以看出，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日益清晰化、日益具体化了，其要点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在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时，会尊重台湾的现实，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台湾的某些制度、生活方式可以不动，美日等外国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但国家要实现统一。
有文献记载，从1978年10月起，邓小平在讲话中就开始使用“台湾归回祖国”的新提法，不再使用“解放台湾”的旧提法。同年10月，中央批准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研究了新时期统战工作的方针、任务等问题，中央指出：“现在台湾回归祖国已经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统一战线面临的新的重大任务。要放宽视野，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搞得宽些，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也要团结。”
12月13日，邓小平审阅外交部《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第六次会谈的请示报告》时作出重要批示：“要明确表示：美方可表示和平解决的愿望，同时我方也要用相同方式表示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根据邓小平批示精神，12月16日外交部就中美建交一事举行中外记者会，在阐述中国政府对台政策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一贯政策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希望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包括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一起，为祖国统一大业继续作出贡献。这是我国政府首次在正式场合公开使用“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新提法。
12月17日，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一天，胡乔木布置了邓小平下达的一项重要任务，即在1979年元旦，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发表一篇题为《告台湾同胞书》的对台政策文告。据这篇文告起草者谭文瑞回忆说，当时他任《人民日报》国际新闻部副主任。那天正在钓鱼台国宾馆为邓小平访美做准备。这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乔木把他找去，告诉他邓小平布置了一项任务，要在1979年元旦，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发布一份《告台湾同胞书》。胡乔木要他在三四天内起草出初稿。在布置任务时，胡乔木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在这份文告中，要表明我们和平统一祖国的意愿和政策;不再用“解放台湾”的口号，并要宣布停止炮击金门等沿海岛屿;提出两岸通航、通邮、通商;文告既要面向台湾人民，也要面向台湾当局;措辞语气委婉平易些，不要用报纸社论那种文体。总之，要让对方听得进去。谭文瑞回忆说，三天之后，他就将初稿送到胡乔木处，经过胡乔木精心修改润色，12月24日送邓小平处。邓小平当天审阅后迅即作出批示：“我看可用，请你再斟酌一下，最好提到今天下午政治局会议讨论。”同一天，邓小平还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请示报告和国防部长徐向前关于停止对大、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炮击的声明作出批示：“两件请即印发今天下午政治局会议讨论。” 当时正值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在这两次会议期间，邓小平向全党高级干部系统阐述了即将到来的新时期对台工作指导思想。他在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比较系统地谈到他的对台工作设想。他指出，取消“中华民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统一，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外国投资不变。军队变成地方武装。通邮、通商、通航、人员往来。台湾资本家可以来大陆投资。以蒋经国为谈判对手。口号是爱国一家，搞爱国主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又连续作了八次对台工作讲话，其主题是“不打仗就要坐下来谈”。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要成果之一的全会公报，是这样表达全会在对台工作上取得的重要成果的：“全会认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告台湾同胞书》这篇对台工作政策文告。
两天后，12月26日，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告台湾同胞书》。在通过这一文件之前，叶剑英委员长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为了适应当前形势，多做工作，以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央考虑，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的时候，由我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一个告台湾同胞书，是非常必要的。告台湾同胞书的稿子，曾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过，并且征求过一些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政协常务委员的意见，作了必要的修改。”会议以大家热烈鼓掌的形式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图为1981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关于叶剑英讲话的报道
在历史上，我们党以《告台湾同胞书》之名发表对台工作政策的文告不是第一次。除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2月台湾民主联盟发表过一份劝降书性质的《告台湾同胞书》外，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们党曾有过三篇《告台湾同胞书》。这三份文告全称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均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前两篇都是以彭德怀名义发布的。第一份文告发布于1958年10月6日。这篇对台政策文告指出了统一是大陆和台湾的根本方向;强调国共双方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存在共识;重申早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倡议并严格划清台湾问题的性质。这份文告对于进一步加深美蒋矛盾，促蒋共同维护一个中国局面，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二份文告发布于1958年10月25日。这份文告着重揭露美国政府搞“两个中国”的企图，指出：美国人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并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文告宣布对四种军事目标实行隔日炮击的做法，这对于联蒋抵美，共同击破美国搞“两个中国”的图谋，产生重要作用。第三份文告，毛泽东起草于1958年11月1日，因为当时台海形势的变化，后来没有公开发表。
1979年1月1日发表的这篇《告台湾同胞书》对台政策文告，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对台工作历史上、在两岸关系发展历史上，其地位之高、分量之重，其特殊性之突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它是由邓小平亲自授意起草，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审议，同时广泛征求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意见，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表决通过的。
这篇对台政策文告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其冠名寓意深刻，是很值得深思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意味着一个中国原则，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只能由两岸中国人自己独立采取合适的方式来解决，别国无权干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机关，也是代表最广泛人民意志的民意机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政策文告，无疑具有权威性、法律性且具有最坚实的民意基础。
“告台湾同胞书”，表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是一致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这篇文告篇幅不长，只有短短的1800余字，但语重心长，情理交融，很好地体现了邓小平关于文件起草的指导意见精神。
文告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台湾同胞”，仿佛是在与家里的兄弟姐妹商量问题一般。
文告道尽了无数台湾同胞的思乡之情：“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欢度新年的时刻，我们更加想念自己的亲骨肉——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我们知道，你们也无限怀念祖国和大陆上的亲人。这种绵延了多少岁月的相互思念之情与日俱增。读罢此言此语，让人不由地想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临终时写下的荡气回肠的遗诗：“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忆起台湾诗人余光中脍炙人口的诗作《乡愁》：“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這头，大陆在那头。”
文告饱含着浓浓的手足之情和深深的民族大义，联系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以及“分久必合”的主流历史，倾诉衷肠：“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享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尽管历史上有过多少次外族入侵和内部纷争，都不曾使我们的民族陷于长期分裂。近三十年台湾同祖国的分离，是人为的，是违反我们民族的利益和愿望的。”文告进而表明实现祖国统一是民族的意志和历史的潮流，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今天，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每一个中国人，不论是生活在台湾的还是生活在大陆上的，都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繁荣负有不容推诿的责任”，“任何人都不应当拂逆民族的意志，违背历史的潮流”。 文告明确而具体地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表示：“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決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害。”在这一原则下，通过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台湾海峡目前存在的军事对峙状态，为双方的任何一种范围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环境;尽快撤除长期隔绝大陆和台湾同胞的藩篱，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在两岸之间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以促进双方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文告还首次提出，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
这些耳目一新的对台工作大政方针，深得人心，广受欢迎。台湾同胞普遍肯定文告所展现的远见卓识、广阔胸襟和务实精神。所有中华儿女都殷切期待以此为契机大幅度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
四十载沧桑砥砺，不惑年春华秋实。40年来，文告所宣布的对台政策今天大多已经变成现实：两岸同胞长期隔绝的状态已经被彻底打破，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已经实现。两岸同胞往来之频繁、经济联系之密切、文化交流之活跃、共同利益之广泛是前所未有的。台湾当局顽固坚持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政策亦已打破，两岸达成“九二共识”，并在此基础上举行了一系列商谈，两岸制度化协商谈判、联系沟通累积了重要成果，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树立了两岸关系发展进程的重要里程碑。我国外交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一个中国原则得到国际社会和绝大多数国家认同，任何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的企图永远不可能得逞。我们旗帜鲜明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坚决反对形形色色分裂祖国的活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持台海地区局势稳定。我们还按照“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成功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中国和平统一进程不断迈出坚实步伐。
时光荏苒。1979年元旦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愈久弥新，注定留在对台工作的史册里、留在两岸关系的史册里。一代又一代对台工作领导人对这篇文献都给予高度评价。
2008年12月18日，两岸空中直航福州至台北首航。图为乘坐两岸直航包机赴台湾的乘客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登机 
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的六点意见，台湾当局予以正面回应，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呈现新前景
1988年12月30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对台工作的吴学谦，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十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文告发表十年来，海峡两岸的关系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这个历史性文件发表十周年之际，我们深感祖国统一的前途是光明的”。
1999年1月28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对台工作的钱其琛，在纪念江泽民主席八项主张发表四周年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2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文告的方式，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郑重宣告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使解决台湾问题的历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二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两岸关系风云变幻，波澜起伏，但总的来说，是大大向前发展了，祖国统一进程向前推进了。”
2008年12月31日，中央隆重举行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表示：“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两岸关系发展由此揭开新的历史篇章”，“《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标志着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40年过去了，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两岸关系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台工作进入新时代。《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体现了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核心利益，把握了时代潮流和历史趋势，反映了对两岸关系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引领着两岸关系发展方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对对台工作作出的战略部署，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编辑 叶松）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可以说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众所周知，自1949年台湾问题产生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即将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仅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而且也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进来。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日益明确起来。1956年6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他还表示：“祖国的大门对所有爱国分子都永远是敞开的。”这是周恩来在公开场合首次正式表达中国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真诚愿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开始进入具体寻求接触、协商的阶段。
1958年炮击金门后，中央在推动对台工作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出有关的重要原则和政策主张，进一步争取实现国共两党谈判。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对台工作，认为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可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人去办;现在要蒋过来也有困难，逐步地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5月24日，周恩来将毛泽东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思想的要点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1.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陈诚、蒋经国亦悉由蒋意重用;2.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4.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1961年6月13日，毛泽东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时谈道，如果台湾回归祖国，台湾社会制度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來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对外表示，台湾在与大陆统一的前提下，可以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1963年1月，周恩来请张治中致信陈诚，正式将“一纲四目”告知台湾当局。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966年正当国共两党私下接触日益热络，中央领导人进一步拓展和平统一之路时，“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被认作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被视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因此，它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对对台工作的严重冲击和干扰。对台工作战线一时成为重灾区。
1966年6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台湾省》的社论，重提“解放台湾”口号，此后，“国共和谈”“和平解决”的口号再也难以听到了。这篇社论可以被认为是党的对台政策发生重大逆转的开始。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中美两国结束长期敌对关系，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在这种背景下，对台工作出现了转机。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中央决定在大陆的台湾省籍党员自己选代表参加党代会。大陆的台湾省籍党员首次组成了代表团参加党的十大。1974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中央再次让台湾同胞自己选代表组织台湾人大代表团参加人大会议。
但是十年“文革”积重难返，“两个凡是”禁锢人心。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报告和1978年3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都还僵化地坚持“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方针。
1977年7月，邓小平重新恢复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在此前后，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果敢和胆识，针对“两个凡是”方针，利用各种场合，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导致了全党思想大解放。 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国家的内外形势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变化。
1978年12月，我们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同月，中国和美国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在建交公报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表示“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结束“外交关系”，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这表明美国已经接受中国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建交“三原则”。至此，世界上所有大国和大多数国家普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中美正式建交是一件历史性大事，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有助于两岸中国人排除外部障碍、自己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自己国家的统一问题，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
面对国际国内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综合考虑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任务、基本思路、发展战略时，也开始着手考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战略。
当时中国面临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在国际上也存在许多爆炸性的争端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是武力方式，一種是谈判方式即和平方式。邓小平后来说：“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一直在考虑”可以理解为他从重新恢复领导职务以后，即开始了对国家统一问题的思考。可以把邓小平思想发展的过程作如下追溯：
1977年8月24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就中美建交和共同关心的全球性战略问题阐述看法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他还说，“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当然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
同年9月，邓小平会见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什么方式、什么时候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外国人无权干涉”。邓小平再次强调，“中国政府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国自己解决台湾问题时会考虑台湾的特殊条件”。
1978年7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时指出：“如美国从台湾问题上脱身，我们可以自己解决。过去曾有两次国共合作，难道第三次不可以谈？”“中国人之间自己会找到一个实现祖国统一的途径，其中包括在解决方式上尊重台湾的现实。”
10月8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文艺评论家江藤淳时表示，“如果台湾回归中国，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比如说，美国在台湾有大量投资，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的投资，这就是现实，我们正视这个现实”。
11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
从上述邓小平思想发展的脉络可以看出，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日益清晰化、日益具体化了，其要点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在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时，会尊重台湾的现实，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台湾的某些制度、生活方式可以不动，美日等外国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但国家要实现统一。
有文献记载，从1978年10月起，邓小平在讲话中就开始使用“台湾归回祖国”的新提法，不再使用“解放台湾”的旧提法。同年10月，中央批准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研究了新时期统战工作的方针、任务等问题，中央指出：“现在台湾回归祖国已经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统一战线面临的新的重大任务。要放宽视野，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搞得宽些，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也要团结。”
12月13日，邓小平审阅外交部《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第六次会谈的请示报告》时作出重要批示：“要明确表示：美方可表示和平解决的愿望，同时我方也要用相同方式表示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根据邓小平批示精神，12月16日外交部就中美建交一事举行中外记者会，在阐述中国政府对台政策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一贯政策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希望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包括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一起，为祖国统一大业继续作出贡献。这是我国政府首次在正式场合公开使用“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新提法。
12月17日，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一天，胡乔木布置了邓小平下达的一项重要任务，即在1979年元旦，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发表一篇题为《告台湾同胞书》的对台政策文告。据这篇文告起草者谭文瑞回忆说，当时他任《人民日报》国际新闻部副主任。那天正在钓鱼台国宾馆为邓小平访美做准备。这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乔木把他找去，告诉他邓小平布置了一项任务，要在1979年元旦，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发布一份《告台湾同胞书》。胡乔木要他在三四天内起草出初稿。在布置任务时，胡乔木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在这份文告中，要表明我们和平统一祖国的意愿和政策;不再用“解放台湾”的口号，并要宣布停止炮击金门等沿海岛屿;提出两岸通航、通邮、通商;文告既要面向台湾人民，也要面向台湾当局;措辞语气委婉平易些，不要用报纸社论那种文体。总之，要让对方听得进去。谭文瑞回忆说，三天之后，他就将初稿送到胡乔木处，经过胡乔木精心修改润色，12月24日送邓小平处。邓小平当天审阅后迅即作出批示：“我看可用，请你再斟酌一下，最好提到今天下午政治局会议讨论。”同一天，邓小平还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请示报告和国防部长徐向前关于停止对大、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炮击的声明作出批示：“两件请即印发今天下午政治局会议讨论。” 当时正值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在这两次会议期间，邓小平向全党高级干部系统阐述了即将到来的新时期对台工作指导思想。他在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比较系统地谈到他的对台工作设想。他指出，取消“中华民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统一，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外国投资不变。军队变成地方武装。通邮、通商、通航、人员往来。台湾资本家可以来大陆投资。以蒋经国为谈判对手。口号是爱国一家，搞爱国主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又连续作了八次对台工作讲话，其主题是“不打仗就要坐下来谈”。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要成果之一的全会公报，是这样表达全会在对台工作上取得的重要成果的：“全会认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告台湾同胞书》这篇对台工作政策文告。
两天后，12月26日，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告台湾同胞书》。在通过这一文件之前，叶剑英委员长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为了适应当前形势，多做工作，以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央考虑，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的时候，由我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一个告台湾同胞书，是非常必要的。告台湾同胞书的稿子，曾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过，并且征求过一些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政协常务委员的意见，作了必要的修改。”会议以大家热烈鼓掌的形式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
在历史上，我们党以《告台湾同胞书》之名发表对台工作政策的文告不是第一次。除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2月台湾民主联盟发表过一份劝降书性质的《告台湾同胞书》外，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们党曾有过三篇《告台湾同胞书》。这三份文告全称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均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前两篇都是以彭德怀名义发布的。第一份文告发布于1958年10月6日。这篇对台政策文告指出了统一是大陆和台湾的根本方向;强调国共双方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存在共识;重申早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倡议并严格划清台湾问题的性质。这份文告对于进一步加深美蒋矛盾，促蒋共同维护一个中国局面，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二份文告发布于1958年10月25日。这份文告着重揭露美国政府搞“两个中国”的企图，指出：美国人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并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文告宣布对四种军事目标实行隔日炮击的做法，这对于联蒋抵美，共同击破美国搞“两个中国”的图谋，产生重要作用。第三份文告，毛泽东起草于1958年11月1日，因为当时台海形势的变化，后来没有公开发表。
1979年1月1日发表的这篇《告台湾同胞书》对台政策文告，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对台工作历史上、在两岸关系发展历史上，其地位之高、分量之重，其特殊性之突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它是由邓小平亲自授意起草，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审议，同时广泛征求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意见，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表决通过的。
这篇对台政策文告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其冠名寓意深刻，是很值得深思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意味着一个中国原则，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只能由两岸中国人自己独立采取合适的方式来解决，别国无权干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机关，也是代表最广泛人民意志的民意机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政策文告，无疑具有权威性、法律性且具有最坚实的民意基础。
“告台湾同胞书”，表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是一致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这篇文告篇幅不长，只有短短的1800余字，但语重心长，情理交融，很好地体现了邓小平关于文件起草的指导意见精神。
文告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台湾同胞”，仿佛是在与家里的兄弟姐妹商量问题一般。
文告道尽了无数台湾同胞的思乡之情：“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欢度新年的时刻，我们更加想念自己的亲骨肉——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我们知道，你们也无限怀念祖国和大陆上的亲人。这种绵延了多少岁月的相互思念之情与日俱增。读罢此言此语，让人不由地想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临终时写下的荡气回肠的遗诗：“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忆起台湾诗人余光中脍炙人口的诗作《乡愁》：“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這头，大陆在那头。”
文告饱含着浓浓的手足之情和深深的民族大义，联系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以及“分久必合”的主流历史，倾诉衷肠：“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享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尽管历史上有过多少次外族入侵和内部纷争，都不曾使我们的民族陷于长期分裂。近三十年台湾同祖国的分离，是人为的，是违反我们民族的利益和愿望的。”文告进而表明实现祖国统一是民族的意志和历史的潮流，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今天，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每一个中国人，不论是生活在台湾的还是生活在大陆上的，都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繁荣负有不容推诿的责任”，“任何人都不应当拂逆民族的意志，违背历史的潮流”。 文告明确而具体地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表示：“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決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害。”在这一原则下，通过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台湾海峡目前存在的军事对峙状态，为双方的任何一种范围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环境;尽快撤除长期隔绝大陆和台湾同胞的藩篱，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在两岸之间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以促进双方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文告还首次提出，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
这些耳目一新的对台工作大政方针，深得人心，广受欢迎。台湾同胞普遍肯定文告所展现的远见卓识、广阔胸襟和务实精神。所有中华儿女都殷切期待以此为契机大幅度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
四十载沧桑砥砺，不惑年春华秋实。40年来，文告所宣布的对台政策今天大多已经变成现实：两岸同胞长期隔绝的状态已经被彻底打破，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已经实现。两岸同胞往来之频繁、经济联系之密切、文化交流之活跃、共同利益之广泛是前所未有的。台湾当局顽固坚持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政策亦已打破，两岸达成“九二共识”，并在此基础上举行了一系列商谈，两岸制度化协商谈判、联系沟通累积了重要成果，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树立了两岸关系发展进程的重要里程碑。我国外交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一个中国原则得到国际社会和绝大多数国家认同，任何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的企图永远不可能得逞。我们旗帜鲜明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坚决反对形形色色分裂祖国的活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持台海地区局势稳定。我们还按照“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成功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中国和平统一进程不断迈出坚实步伐。
时光荏苒。1979年元旦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愈久弥新，注定留在对台工作的史册里、留在两岸关系的史册里。一代又一代对台工作领导人对这篇文献都给予高度评价。
1988年12月30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对台工作的吴学谦，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十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文告发表十年来，海峡两岸的关系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这个历史性文件发表十周年之际，我们深感祖国统一的前途是光明的”。
1999年1月28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对台工作的钱其琛，在纪念江泽民主席八项主张发表四周年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2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文告的方式，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郑重宣告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使解决台湾问题的历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二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两岸关系风云变幻，波澜起伏，但总的来说，是大大向前发展了，祖国统一进程向前推进了。”
2008年12月31日，中央隆重举行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表示：“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两岸关系发展由此揭开新的历史篇章”，“《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标志着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40年过去了，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两岸关系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台工作进入新时代。《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体现了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核心利益，把握了时代潮流和历史趋势，反映了对两岸关系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引领着两岸关系发展方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对对台工作作出的战略部署，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编辑 叶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