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离休后，成了一名门球爱好者。我除积极参加活动外，还撰写了有关门球技术、战术方面的文章。1998年，我写的《门球时间战术的运用》一文，受到广大门球爱好者的关注，右玉县老年体协来信咨询，从此，沟通了我与右玉县同龄人的联系，勾起了我对刘虎狮村亲人们日思暮想的怀念，特别是对救命恩人李翠兰刻骨铭心的思恋。
　　50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忘记救命恩人的救命之情。用什么办法寄托我对恩人的思念，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
　　
　　苦命人投身八路军
　　
　　我于1928年出生在山西兴县的姚家会村，一家7口人，土地无一垄，只有小窑洞一孔。
　　父亲行医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在我出生仅两个月的时候，父亲在陕西省神木县给人治病时身染重病，逝于异地。此后，母亲一人拉扯我们大小5个子女，生活十分艰苦。亲朋好友看见我们无法生活下去，劝母亲带我们改嫁谋生。
　　母亲考虑再三，怕我们受气又受罪，拒绝了别人的好意。母亲毅然决定大姐出嫁，15岁的大哥和12岁的二哥外出给地主家干活，9岁的二姐当了童养媳。母亲给本村有钱人家做饭、洗锅、缝新补旧，挣碗稀饭、窝窝头度日。
　　8岁那年，母亲送我上小学，因交不起学费，仅仅学了8个月。辍学后，仍继续帮助母亲拾柴禾，拾粪，开块小荒地过活，实在无粮下锅，就到富家门上讨饭吃。
　　1936年春季，陕北红军东渡时，我看到队列中有些小红军，他们精神抖擞，士气昂扬，路经我村时，边喊“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全人类”的口号边行军。听口号合我心意，看形象越看越亲切，自觉不自觉地尾随红军走了5里路。
　　红军走得快，我就小跑步，红军走得慢，我就紧紧跟在队尾一并走。一位领导发现我的行动有些异常，便问我：“你一直跟着部队想干什么？”我随口答道：“跟红军求解放。”又问：“你今年多大岁数？”我回答的干脆：“已经8岁了。”那位领导满脸笑容用手拍了拍我的肩头，说：“唉！8岁，年龄太小。快回去吧，你妈会想你的。”回家后，我还一直思谋求解放的含义。
　　在10岁这一年，我开始给地主家干活，除管吃管住外，每年还能挣两元钱补贴母亲生活。就在打长工这个阶段，孙高柱、郭建邦悄悄介绍我参加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在他们的教育帮助下，懂得了解放全人类，也包含能解放自己的道理。
　　1942年，日本鬼子进攻革命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在这生死关头，我向母亲提出参军抗日的要求。取得母亲同意后，她将我亲自交到八路军陈济舟副连长手中，并嘱咐我：“咱人穷志不穷，要跟着八路军好好干！”
　　参加八路军以后，我一直在一二○师独立二旅旅团尖刀五连二排四班，先后当战士、班长。
　　当时，因我们班打仗勇敢，训练有方，所以，装备也比其他班特殊。有1挺日本歪把子轻机枪，1门六○小炮，4支“三八”式步枪，经过战场考验，被称为五连的尖刀班。
　　
　　负伤住进翠兰家
　　
　　1945年11月2日，在保卫胜利果实的绥远战役中，我的左胳膊、头部、腰部先后3次负伤，最后一次最重。
　　8号这一天，打得非常激烈。大约有4公尺宽的封锁口，实在难以冲过去。当时我任二排排长，便指挥四班长槐生和六班长李谭带领全班，随我突破封锁线。
　　就在我冲过封锁线的那一瞬间，被敌人击中腹部不能动了。四班长看见我负伤，挺身救我，也被敌人击中背部。我命他原地不动，等待救护，接着我就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当我慢慢苏醒过来时，发现我躺在一辆破烂的牛车上，并听见有人说话。
　　说话人的声音很熟悉，不是别人，正是接我参军时的副连长陈济舟同志，当时，担任团部副官。我叫了一声：“副连长。”他见我伤势很重，当机立断，找来门扇当担架，又四处找来人将我抬走。
　　我当时一阵昏迷、一阵清醒，所以，抬了多远？抬到什么地方？我一概不了解。醒来后，大约是凌晨时间，才知道被抬到一个叫刘虎狮村的小村庄。
　　刘虎狮村，是山西省右玉县的一个偏僻小村，分东西（也称前后）两个村庄，我住在有30余户人家的东村。部队的野战医院把伤员安排在各农户家中，我被安排在翠兰家一个小窑洞里养伤。
　　
　　翠兰待我胜亲人
　　
　　负伤的那年，我是17岁，李翠兰也正好17岁，仅比我大一个月。她家里有4口人，有父母亲、她和弟弟，居住在一个小窑洞里，只有一盘小土坑。我和她们全家住在一起。为了方便我，翠兰家给我让出有一半的土坑。这就是最好的病房，也是我的再生之地。
　　我当时仍是一阵昏迷、一阵清醒，话不会说，饭不能吃，大小便完全失禁，成了她家的沉重负担。
　　人常说，“一个伤病人，十个遭罪人。”特别是翠兰，护理我这样一个奄奄一息的活死人，那就更受罪了。凭良心说，我能活到今天，不是我铁打的汉子命大死不了，完全是翠兰一家一片真心、爱心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的。
　　翠兰从不嫌我脏和臭，更不怕累，给我洗脸、擦身，每日耐心、细心地给我一勺一勺地喂水，一口一口地喂饭。有时看见身体轻微蠕动，知道被窝又有虱子，总要又小心又细心地给我捉虱子。见我又汗珠满脸时，知道是伤口疼痛不愿吭声，她就轻轻用手按摩我伤口周围的皮肤。
　　当我伤口逐渐好转，精神一天天振作起来的时候，出现了一种不讲“道理”的怪情绪，经常向翠兰发脾气。特别是在她给我接大小便时，我总是摔摔打打大发雷霆，甚至不让她靠近我。我想一个大姑娘怎能给一个陌生男人接屎接尿，如此下去，让她以后怎么见人？可是，她却忍着内心的痛苦和委曲，仍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我知道，善良而纯洁的她，只有一个心眼，就是尽量细心地护理我，来减轻我的痛苦。
　　我常常发脾气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右胳膊曾负伤未愈，双脚受冻脱皮疼痛钻心，右胯部位大面积腐烂，再加上右肋骨被子弹打中形成贯通性骨折，全身几乎没有哪个地方不疼痛。一旦清醒过来，便觉得烦躁不安，时不时地无故发火，让一直守候在我身旁的翠兰不知受了多少委屈。
　　
　　伤愈一别憾终生
　　
　　在翠兰的精心照顾下，我总算由一个“植物人”闯过了鬼门关，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
　　就在我伤愈将要离开刘虎狮村，离开翠兰全家人的时候，翠兰的妈妈悄悄告诉了我一个令人痛心的秘密。老人说：“知道你要走了，翠兰背着你不知偷偷哭过多少遍。”听了老人的话，我内心一直不能平静。总想对翠兰说几句道谢的话，知心的话，实在的话，可是又怕她更加伤心。因为我是个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又是一名革命军人，不知道哪一天就牺牲在战场上，只好将想说的话默默地装在心里。
　　1946年春季，我终于被批准重返前线。
　　离开刘虎狮村的那天，翠兰扶着我边走边和我说话：“你真命大，从门板上把你背到我家时，实在不像个人样。眼也不睁，话也不说，满嘴唇裂缝，饭也不能吃。现在可好啦，要离开我们重上前线了，打仗你可小心点。”
　　翠兰一直陪我走到沟底又翻上高山处很远的路旁，才扶我骑到毛驴的背上，然后又说了一句：“有机会回来看看，我们想你、等你……”还想往下说什么，但是没有说下去。只见她的双眼已充满泪水，嗓门哽咽。
　　我骑着毛驴走出好长一段路，回头来恋恋不舍地向刘虎狮村和亲人观望时，见她又往高山顶上走了一段，站到那里一动不动看着我。此时，我心里忐忑不安，一时不知该怎么处置？但又想自己是一名革命军人，革命重任在肩，虽然不由自主掉眼泪，但为革命仍然只能继续往前走。
　　由于种种原因，别后50多年来，一直没有机会回到刘虎狮村看望亲人。2000年7月，我终于踏上赶回刘虎狮村的山路。
　　到刘虎狮村才得知，嫁到本村的救命恩人李翠兰刚刚去世两个多月。
　　我呼天唤地悔恨自己为什么不早回来一点呢？战争年代的村外一别，竟成今生今世的永诀。别时的情景至今深深地印在脑海中，而我最刻骨思念的人却已长埋黄土地下，临终前再未见过一面。瞬间，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2001年4月12日，是翠兰逝世一周年，我又回到刘虎狮村。在一周年的纪念仪式上，我跪在翠兰坟墓前，边哭边念我写的哭墓诗：
　　进村昏迷样，
　　浑身不舒畅；
　　身体已健壮，
　　受命赴前方；
　　今返刘虎狮，
　　恩人已埋葬；
　　见墓我生悲，
　　哭墓倾心泪；
　　情拜翠兰墓，
　　忆往肝肠碎；
　　悲伤化友情，
　　真情历代重。
　　面对面地表达了我的心窝话。我在刘虎狮留住期间，她的儿媳玉梅说：“我妈临终前还一直念叨，他可能不在了。如果在绝不会几十年人不来，连信都没有。”而我呢？真的忘记一切了吗？不！我做梦都梦见翠兰穿一身黑衣服，又黑又亮齐刷刷的剪头发，仍是那么善良，温和。（责编 丁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