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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离休后,成了一名门球爱好者。我除积极参加活动外,还撰写了有关门球技术、战术方面的文章。1998年,我写的《门球时间战术的运用》一文,受到广大门球爱好者的关注,右玉县老年体协来信咨询,从此,沟通了我与右玉县同龄人的联系,勾起了我对刘虎狮村亲人们日思暮想的怀念,特别是对救命恩人李翠兰刻骨铭心的思恋。
50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忘记救命恩人的救命之情。用什么办法寄托我对恩人的思念,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
苦命人投身八路军
我于1928年出生在山西兴县的姚家会村,一家7口人,土地无一垄,只有小窑洞一孔。
父亲行医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在我出生仅两个月的时候,父亲在陕西省神木县给人治病时身染重病,逝于异地。此后,母亲一人拉扯我们大小5个子女,生活十分艰苦。亲朋好友看见我们无法生活下去,劝母亲带我们改嫁谋生。
母亲考虑再三,怕我们受气又受罪,拒绝了别人的好意。母亲毅然决定大姐出嫁,15岁的大哥和12岁的二哥外出给地主家干活,9岁的二姐当了童养媳。母亲给本村有钱人家做饭、洗锅、缝新补旧,挣碗稀饭、窝窝头度日。
8岁那年,母亲送我上小学,因交不起学费,仅仅学了8个月。辍学后,仍继续帮助母亲拾柴禾,拾粪,开块小荒地过活,实在无粮下锅,就到富家门上讨饭吃。
1936年春季,陕北红军东渡时,我看到队列中有些小红军,他们精神抖擞,士气昂扬,路经我村时,边喊“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全人类”的口号边行军。听口号合我心意,看形象越看越亲切,自觉不自觉地尾随红军走了5里路。
红军走得快,我就小跑步,红军走得慢,我就紧紧跟在队尾一并走。一位领导发现我的行动有些异常,便问我:“你一直跟着部队想干什么?”我随口答道:“跟红军求解放。”又问:“你今年多大岁数?”我回答的干脆:“已经8岁了。”那位领导满脸笑容用手拍了拍我的肩头,说:“唉!8岁,年龄太小。快回去吧,你妈会想你的。”回家后,我还一直思谋求解放的含义。
在10岁这一年,我开始给地主家干活,除管吃管住外,每年还能挣两元钱补贴母亲生活。就在打长工这个阶段,孙高柱、郭建邦悄悄介绍我参加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在他们的教育帮助下,懂得了解放全人类,也包含能解放自己的道理。
1942年,日本鬼子进攻革命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在这生死关头,我向母亲提出参军抗日的要求。取得母亲同意后,她将我亲自交到八路军陈济舟副连长手中,并嘱咐我:“咱人穷志不穷,要跟着八路军好好干!”
参加八路军以后,我一直在一二○师独立二旅旅团尖刀五连二排四班,先后当战士、班长。
当时,因我们班打仗勇敢,训练有方,所以,装备也比其他班特殊。有1挺日本歪把子轻机枪,1门六○小炮,4支“三八”式步枪,经过战场考验,被称为五连的尖刀班。
负伤住进翠兰家
1945年11月2日,在保卫胜利果实的绥远战役中,我的左胳膊、头部、腰部先后3次负伤,最后一次最重。
8号这一天,打得非常激烈。大约有4公尺宽的封锁口,实在难以冲过去。当时我任二排排长,便指挥四班长槐生和六班长李谭带领全班,随我突破封锁线。
就在我冲过封锁线的那一瞬间,被敌人击中腹部不能动了。四班长看见我负伤,挺身救我,也被敌人击中背部。我命他原地不动,等待救护,接着我就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当我慢慢苏醒过来时,发现我躺在一辆破烂的牛车上,并听见有人说话。
说话人的声音很熟悉,不是别人,正是接我参军时的副连长陈济舟同志,当时,担任团部副官。我叫了一声:“副连长。”他见我伤势很重,当机立断,找来门扇当担架,又四处找来人将我抬走。
我当时一阵昏迷、一阵清醒,所以,抬了多远?抬到什么地方?我一概不了解。醒来后,大约是凌晨时间,才知道被抬到一个叫刘虎狮村的小村庄。
刘虎狮村,是山西省右玉县的一个偏僻小村,分东西(也称前后)两个村庄,我住在有30余户人家的东村。部队的野战医院把伤员安排在各农户家中,我被安排在翠兰家一个小窑洞里养伤。
翠兰待我胜亲人
负伤的那年,我是17岁,李翠兰也正好17岁,仅比我大一个月。她家里有4口人,有父母亲、她和弟弟,居住在一个小窑洞里,只有一盘小土坑。我和她们全家住在一起。为了方便我,翠兰家给我让出有一半的土坑。这就是最好的病房,也是我的再生之地。
我当时仍是一阵昏迷、一阵清醒,话不会说,饭不能吃,大小便完全失禁,成了她家的沉重负担。
人常说,“一个伤病人,十个遭罪人。”特别是翠兰,护理我这样一个奄奄一息的活死人,那就更受罪了。凭良心说,我能活到今天,不是我铁打的汉子命大死不了,完全是翠兰一家一片真心、爱心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的。
翠兰从不嫌我脏和臭,更不怕累,给我洗脸、擦身,每日耐心、细心地给我一勺一勺地喂水,一口一口地喂饭。有时看见身体轻微蠕动,知道被窝又有虱子,总要又小心又细心地给我捉虱子。见我又汗珠满脸时,知道是伤口疼痛不愿吭声,她就轻轻用手按摩我伤口周围的皮肤。
当我伤口逐渐好转,精神一天天振作起来的时候,出现了一种不讲“道理”的怪情绪,经常向翠兰发脾气。特别是在她给我接大小便时,我总是摔摔打打大发雷霆,甚至不让她靠近我。我想一个大姑娘怎能给一个陌生男人接屎接尿,如此下去,让她以后怎么见人?可是,她却忍着内心的痛苦和委曲,仍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我知道,善良而纯洁的她,只有一个心眼,就是尽量细心地护理我,来减轻我的痛苦。
我常常发脾气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右胳膊曾负伤未愈,双脚受冻脱皮疼痛钻心,右胯部位大面积腐烂,再加上右肋骨被子弹打中形成贯通性骨折,全身几乎没有哪个地方不疼痛。一旦清醒过来,便觉得烦躁不安,时不时地无故发火,让一直守候在我身旁的翠兰不知受了多少委屈。
伤愈一别憾终生
在翠兰的精心照顾下,我总算由一个“植物人”闯过了鬼门关,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
就在我伤愈将要离开刘虎狮村,离开翠兰全家人的时候,翠兰的妈妈悄悄告诉了我一个令人痛心的秘密。老人说:“知道你要走了,翠兰背着你不知偷偷哭过多少遍。”听了老人的话,我内心一直不能平静。总想对翠兰说几句道谢的话,知心的话,实在的话,可是又怕她更加伤心。因为我是个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又是一名革命军人,不知道哪一天就牺牲在战场上,只好将想说的话默默地装在心里。
1946年春季,我终于被批准重返前线。
离开刘虎狮村的那天,翠兰扶着我边走边和我说话:“你真命大,从门板上把你背到我家时,实在不像个人样。眼也不睁,话也不说,满嘴唇裂缝,饭也不能吃。现在可好啦,要离开我们重上前线了,打仗你可小心点。”
翠兰一直陪我走到沟底又翻上高山处很远的路旁,才扶我骑到毛驴的背上,然后又说了一句:“有机会回来看看,我们想你、等你……”还想往下说什么,但是没有说下去。只见她的双眼已充满泪水,嗓门哽咽。
我骑着毛驴走出好长一段路,回头来恋恋不舍地向刘虎狮村和亲人观望时,见她又往高山顶上走了一段,站到那里一动不动看着我。此时,我心里忐忑不安,一时不知该怎么处置?但又想自己是一名革命军人,革命重任在肩,虽然不由自主掉眼泪,但为革命仍然只能继续往前走。
由于种种原因,别后50多年来,一直没有机会回到刘虎狮村看望亲人。2000年7月,我终于踏上赶回刘虎狮村的山路。
到刘虎狮村才得知,嫁到本村的救命恩人李翠兰刚刚去世两个多月。
我呼天唤地悔恨自己为什么不早回来一点呢?战争年代的村外一别,竟成今生今世的永诀。别时的情景至今深深地印在脑海中,而我最刻骨思念的人却已长埋黄土地下,临终前再未见过一面。瞬间,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2001年4月12日,是翠兰逝世一周年,我又回到刘虎狮村。在一周年的纪念仪式上,我跪在翠兰坟墓前,边哭边念我写的哭墓诗:
进村昏迷样,
浑身不舒畅;
身体已健壮,
受命赴前方;
今返刘虎狮,
恩人已埋葬;
见墓我生悲,
哭墓倾心泪;
情拜翠兰墓,
忆往肝肠碎;
悲伤化友情,
真情历代重。
面对面地表达了我的心窝话。我在刘虎狮留住期间,她的儿媳玉梅说:“我妈临终前还一直念叨,他可能不在了。如果在绝不会几十年人不来,连信都没有。”而我呢?真的忘记一切了吗?不!我做梦都梦见翠兰穿一身黑衣服,又黑又亮齐刷刷的剪头发,仍是那么善良,温和。(责编 丁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