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办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首次明确干部“下”的6种渠道，详细列明领导干部或被“调岗”的10种具体情形，阐明问题官员“复出”的前提条件。中组部方面称，“出台《规定》，明确下的标准，规范下的方式，疏通下的渠道，有利于促进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形成完善的工作机制和良好的用人导向”。
　　“上”有上的路径，“下”也该有下的制度，唯有将其理顺，官员“能上能下”才能落到实处，风清气正的吏治生态也才可期。实际上，此前也不乏类似的制度性管道。如2009年起实施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明确了决策严重失误，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等领导干部会被问责的7大情形。《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亦对违纪公务员有降级等相关处分规定。十八大以来，江西省委原秘书长赵智勇、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等受到“断崖式”降級处分，被舆论视为干部制度改革在“能下”方面的积极探索。
　　但无论具体规定，还是现实操作，官员“能下”仍是停留在尝试、摸索的阶段，并没有形成常态化制度。像以往，在“上去下不来”的规则壁障下，有些干部虽然因过失被免职，但行政级别岿然不动，其震慑力也有限。《规定》出台，则能规避其弊端，也促使从政环境的纯洁化。实质上，“能下”对那些问题官员也是种保护，能起到扫除歪风积弊的作用，令其不至于在错误甚至违法犯罪泥淖中越陷越深。
　　而有了“能下”的针对性规章制度后，还应解决实践操作的问题。即诸多考核、评价、认定、处置等事务性环节，必须让规定长出牙齿、落到实处，让“降级”和“退格”形成机制、化作常态。这里面，有些关联性细则也该尽早明确，比如如何认定“庸”“劣”，“断崖式”降级的标准如何确定，都该有细则设计。
　　其次，在操作过程中，还应考虑扩大公众参与，接上民意评价的“端口”。要畅通社情民意渠道，也形成开放的考核评价系统，使官员履职绩效和“上下”能被看得见，公众也能发挥有效的监督补缺作用。此外，吏治问题关系到社会发展、民众权益实现，故触角要更敏感，尽早发现问题及时处置，不能等出了大问题、造成大损失后才进行事后调整。尽管易得罪人的“能下”实施起来阻力不小，但越是如此，越要拿出“壮士断腕”的雷霆手段，严肃吏治。（文|新京论）